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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2年从英国回到国内的，当时被叫做归侨。在英国，校园的运动氛围是比较浓厚的，我也经常参加田径、橄榄球等运动，还曾做过学校17岁年龄段的橄榄球队队长，算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
回到祖国后，我惊讶地发现，虽然新中国刚刚成立，很多运动设施不如英国的完善，但校园内的运动氛围丝毫不比英国差。各所学校不仅有校运会，还有校际之间的比赛，学生们也以运动为荣。令我印象深刻有现今的中国工程院的院士钟南山，他上学时也是优秀的运动健将，代表北京医学院和我同场竞技。我们在1958年备战第一届全运会时一起集训，他的夫人是著名的篮球国手李少芬。在当时的环境下，运动是件非常健康上进的事情，涌现出众多的全面型人才并不罕见。
1954年5月，我就读于北京8中，并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中打破了200米低栏的全国纪录。不过，当时的运动水平较低，虽然打破全国纪录，但成绩仍达不到运动健将的标准。
1954年9月，我进入北京钢铁学院学习，感受到了更加浓郁的运动气氛。
当时的北京北郊有八大学院，除了我所在的钢铁学院外，还有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医学院等几所理工科学院，8所学校运动水平旗鼓相当，在校际间的运动会上打破全国纪录是家常便饭。地质学院有个女生掷手榴弹打破了全国纪录，矿业学院的董耀禄也是马拉松好手，在全国比赛拿得到名次。
那个时代，毛主席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大家是积极响应的。各所学校都开展劳卫制，争取通过一、二、三级运动员和运动健将标准。1958年，八大学院的优秀运动员在矿业学院集训，备战1959年的第一届全运会。
当时的体育报刊很少，几乎只能看到《体育报》和《新体育》，“新体育”三个字是毛主席题写的，大家都很爱护这本杂志，在阅览室传阅时都会小心翼翼。记得当年的《新体育》上经常教授些训练方法，我们也会照着训练，获益匪浅。
当时新中国还没有国家队的概念，只有竞技指导科，负责集体项目的集中训练。各个单项运动，尤其是田径项目，主要在各地高校开展。这很像目前美国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很早就有了这样的模式，这么多年却走了弯路。
第一届全运会开幕前期，刚好赶上大跃进，提出的口号是“一天等于20年”，每个人的干劲都很高，却不懂得科学训练。跨栏项目有时容易伤到跟腱，我的跟腱就伤了。由于大家都处在亢奋之中，我也不例外，没等伤好就继续练，结果伤情反反复复，最终遗憾地错失了参加全运会的机会。
第一届全运会之后，各省市更加重视体育运动，各级体校孕育而生，到了第二届全运会，运动水平明显提高了一大截。
回到祖国后，我惊讶地发现，虽然新中国刚刚成立，很多运动设施不如英国的完善，但校园内的运动氛围丝毫不比英国差。各所学校不仅有校运会，还有校际之间的比赛，学生们也以运动为荣。令我印象深刻有现今的中国工程院的院士钟南山，他上学时也是优秀的运动健将，代表北京医学院和我同场竞技。我们在1958年备战第一届全运会时一起集训，他的夫人是著名的篮球国手李少芬。在当时的环境下，运动是件非常健康上进的事情，涌现出众多的全面型人才并不罕见。
1954年5月，我就读于北京8中，并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中打破了200米低栏的全国纪录。不过，当时的运动水平较低，虽然打破全国纪录，但成绩仍达不到运动健将的标准。
1954年9月，我进入北京钢铁学院学习，感受到了更加浓郁的运动气氛。
当时的北京北郊有八大学院，除了我所在的钢铁学院外，还有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医学院等几所理工科学院，8所学校运动水平旗鼓相当，在校际间的运动会上打破全国纪录是家常便饭。地质学院有个女生掷手榴弹打破了全国纪录，矿业学院的董耀禄也是马拉松好手，在全国比赛拿得到名次。
那个时代，毛主席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大家是积极响应的。各所学校都开展劳卫制，争取通过一、二、三级运动员和运动健将标准。1958年，八大学院的优秀运动员在矿业学院集训，备战1959年的第一届全运会。
当时的体育报刊很少，几乎只能看到《体育报》和《新体育》，“新体育”三个字是毛主席题写的，大家都很爱护这本杂志，在阅览室传阅时都会小心翼翼。记得当年的《新体育》上经常教授些训练方法，我们也会照着训练，获益匪浅。
当时新中国还没有国家队的概念，只有竞技指导科，负责集体项目的集中训练。各个单项运动，尤其是田径项目，主要在各地高校开展。这很像目前美国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很早就有了这样的模式，这么多年却走了弯路。
第一届全运会开幕前期，刚好赶上大跃进，提出的口号是“一天等于20年”，每个人的干劲都很高，却不懂得科学训练。跨栏项目有时容易伤到跟腱，我的跟腱就伤了。由于大家都处在亢奋之中，我也不例外，没等伤好就继续练，结果伤情反反复复，最终遗憾地错失了参加全运会的机会。
第一届全运会之后，各省市更加重视体育运动，各级体校孕育而生，到了第二届全运会，运动水平明显提高了一大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