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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夏日，张如德略显富态的身躯没有了当年的俊朗。
这让人更加回味起21年前的他：照片里，英俊潇洒的“银河轮”船长张如德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接见。即便以当今的审美来看，他的形象足以令人着迷。
特别是当他成为国家英雄之后——坐在上海家中的张如德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1993年震惊中外的“银河轮”事件结束后，他回到祖国，受到了英雄般的热烈欢迎。
当年的海上英雄已然退隐，张如德甚至与一些老伙计失去了联系。谈起那段惊心动魄的过往，他会遽然亮起眼神。
张如德当年的搭档、“银河轮”政委黎国则用“犯太岁”向本刊形容自己的1993年。让他难以释怀的事情是，就在那一次出航启程不久，八旬老母匆匆离世。
这是一代以国家、荣誉为生命的中国海员。作为一种特殊职业，他们的气质和传统久久在中国海员群体中延续和传递。
如今，谁来继续书写这些难以磨灭的篇章。
“银河轮”风云
很多年以后，黎国还记得自己当年写过的那篇报告文学，标题叫做《碧海丹心扬国威》——在浩瀚的大海上，一群中国船员，成为一场国际事件的主角。
1993年7月，载重2.5万吨的“银河轮”开始执行自己的第81次航次——由天津、上海至海湾的定期班轮运输任务。“由于美国无端指责我轮载有运往伊朗的化学武器，我轮于8月2日被迫停航，在公海上漂泊20多天。”当时的新闻报道说。这就是著名的“银河轮”事件。
最后美国人登船打开了所有集装箱，没有发现化学武器。
这一事件被很多人放在历史坐标上定位，而对于黎国来说，重要的还有他没有在母亲去世时守在身边——他1976年选择从部队转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在母亲身边尽孝。
当美国人的飞机和军舰把“银河轮”围住时，考验到来了。
一船人很快遭遇恶劣环境——在黎国的回忆中，有人曾做过试验，手持一片湿润的新鲜白菜叶，在阴影下任由热风吹拂，不一会儿即成菜干。
为了保持尊严，他们拒绝了美国人提供的食物、淡水。
在黎国后来向中央的汇报资料中，“银河轮”上的人们众志成城，在20天时间里，面对“美国军舰和飞机始终围绕我轮监视和低空拍照”的境况，“在大是大非面前，以国家主权、声誉为重，坚守岗位、坚持斗争。”
其实，对于张德如和黎国这样的老海员来说，“银河轮”的此次经历，并非他们遭遇过的最严峻挑战。
比如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后，他们曾从炮弹呼啸而过的西哈努克港接回中国专家。
还有“两伊”战争，4艘途经中东的中国商船被炮弹击中，黎国的一个老乡被炸断双腿。
1984年美军在苏伊士运河放置了300多颗水雷。黎国所在的船通过运河时“全靠瞭望”，但只有驶近水雷时，才能看见。走在他们前面的一条船就触发了水雷，“炸坏了”。
根据广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为《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信息，直到1984年，这家公司的任务全部由国家安排分配：接运难侨，运送援外物资和接运我工程技术人员，从国外运回大量国内建设所需的大型设备，运沉箱前往南沙支持国防建设，运送我国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物资……
1984年11月3日，广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成立货运服务部，逐步由国家分配转向自主组织货源。
责任和使命
无论遭遇何种危险，张如德都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或者说“任务”。
1965年，从大连海运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大连海事大学毕业的张如德，被分配到广州远洋运输公司，他用了10年时间成为一名船长，并在15年后的1990年成为高级船长。
那时能够进入远洋公司是非常光荣的事情。船员工作对于黎国的概念是：有固定工作，待遇不错，吃饭不愁，还可以寄钱给家人读书。
一个很重要的理由被张如德和黎国不约而同地提到：当年很多从部队转业的人，看中了船上工作的环境“团队、团结”。
远洋公司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张如德们领到了公司配发的工作服——很像海军制服。
在光华轮上，他由一名实习生在半年内成为驾驶助理，这已经是很快的晋升之路了。
在对《瞭望东方周刊》的回忆中，这位当年从“光华”轮上的实习生一步步走过来的老船长，也知晓当下的变化——现在从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就可以直接升二副。
而当年，张如德想要进入远洋公司，需要经过严格的体检与政审——坐在一旁的夫人当年还是女朋友，其远在甘肃的工作单位也收到了发自广州的政审调查函。
妻子最终离开甘肃的原因是：1975年，中国与波兰合资的“中波公司”需要船长。由于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对华禁运案，中国与东欧国家先后成立了中波公司、中捷公司。对方想要“挖走”张如德。
为了留住这名骨干，张如德的妻子被调了过来。
多年过去，很多事情都有了变化。当年船员的来源主要是复转军人和专业院校，对专业技术的操作侧重较多，很多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广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的技术学校培训两三年，就可以上船。现在则要经过专业院校培训，高级船员基本都来自院校。
想想那时的待遇，黎国觉得也还不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七十几块钱”的收入令人羡慕。
从1976年至1990年，黎国的工资始终是半级半级地上涨——半级相当于几元钱，收入变化基本不大。但中国船员与外国船员的收入差距巨大，“他们上千美金”。
变化从1993年开始，那一年黎国通过了高级政工师的考察，可以拿到1000多元工资，但也只是上船时才有。
涨工资的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历了一轮通货膨胀，普遍工资上涨。航运公司也进行了改革，每隔一段时间会涨一次工资。
过去船员可以拿着外汇券到免税店买回进口手表、电视机、洗衣机——他们可能是国内第一批用上进口家电的人。黎国对本刊记者说：“那时候船员很自豪。” 变与不变
黎国发现，后来，“工作机会多了”，船员的职业优越性渐渐消失了。
职业挑战仍在。比如很多船员上船时还是“二人世界”的家庭，数月航程回来后，孩子已经出生几个月了。
让黎国觉得五味杂陈的是，在船上工作了数十年，“去了多次埃及，也没去金字塔看看。”
人变了，船也变了。
2000年黎国退休前，公司已经有了可以装3800个集装箱、当时最先进的第四代集装箱船。而“银河轮”只能装不到3000箱。
中远集团也在建造1.4万箱的船舶。随着船舶的自动化程度提升，现在一般远洋货轮只需要20多人即可适应工作需求——机舱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动报警系统的无人值班机制。
黎国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一艘船上曾经有50多人。
那时候，一艘船为了装货，经常要在码头上耗费一个月时间。如今，一件几百吨的货物，可以轻松通过机械控制直接吊装上船。在这样的效率下，如果一艘万吨船装货时间超过5天，就可以判定为工作进度滞后。
2002年退休前，张如德已经带了十几名新船长，这些人都需要张如德的亲笔鉴定，才能拿到船长证书上岗。他的一个签字，决定了新人的工作前途，也保证了船长的有效更新换代。
“银河轮”事件后，休了两个月假的张如德到北京向总公司汇报。
后来，张如德去日本接回了“郑和轮”，这是中国第一艘第四代集装箱船。公司说，你是标杆，要盯在船上——于是张如德带领“郑和轮”从上海出发，经天津，至香港，继而南下南海，经新加坡赴欧洲。
从欧洲的英国利物浦转到荷兰鹿特丹港后，“郑和轮”又行至德国汉堡，并从法国转回中国。
这条航线，张如德跑了3年。
“银河轮”仍在跑波斯湾航线，张如德此后没再回这条船。1996年，中国远洋公司重组，张如德在广州开起了大吊船，为美、欧客户吊装重件设备。
近些年航运市场不景气，但公司还是购置了一些大船，“为什么还买大船？就是为了在市场上站住脚！”张如德记得，过去装一个集装箱去欧洲可以赚2000美元，现在只能赚600美元。
这位昔日的海上英雄觉得，要积极拓展外国港口，“要有自己的码头。”
上吊船的时候，张如德已经快62岁。在这个行业里，通常普通船员会在50岁的时候退休，船长可以工作到65岁。
其实，55岁的时候，张如德就觉得累了，每天爬上爬下，“关节、血压都有了问题，每次回来一身黑”。5年后他提出退休，但被公司挽留。
快退休的时候，公司工会主席说，老张，你做了一辈子船员，没出事，很好了——这并不容易，张如德当年的一个同学，在即将退休的时候跑了一次新加坡航线，结果撞船了。
回头看看过往，与许多船长的感受相似，张如德也觉得对家庭颇有亏欠。尽管自己曾经拥有那个年代很高水平的收入，可这并不能弥补他的遗憾——老婆当年一个人带孩子，因为爸爸总不在家，孩子难免会受其他小孩欺负，后来孩子对他说“爸爸不要跑船了”。
对于一位老船长来说，不跑船，怎么可能？海上岁月已深入骨髓，不可磨灭。
这让人更加回味起21年前的他：照片里，英俊潇洒的“银河轮”船长张如德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接见。即便以当今的审美来看，他的形象足以令人着迷。
特别是当他成为国家英雄之后——坐在上海家中的张如德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1993年震惊中外的“银河轮”事件结束后，他回到祖国，受到了英雄般的热烈欢迎。
当年的海上英雄已然退隐，张如德甚至与一些老伙计失去了联系。谈起那段惊心动魄的过往，他会遽然亮起眼神。
张如德当年的搭档、“银河轮”政委黎国则用“犯太岁”向本刊形容自己的1993年。让他难以释怀的事情是，就在那一次出航启程不久，八旬老母匆匆离世。
这是一代以国家、荣誉为生命的中国海员。作为一种特殊职业，他们的气质和传统久久在中国海员群体中延续和传递。
如今，谁来继续书写这些难以磨灭的篇章。
“银河轮”风云
很多年以后，黎国还记得自己当年写过的那篇报告文学，标题叫做《碧海丹心扬国威》——在浩瀚的大海上，一群中国船员，成为一场国际事件的主角。
1993年7月，载重2.5万吨的“银河轮”开始执行自己的第81次航次——由天津、上海至海湾的定期班轮运输任务。“由于美国无端指责我轮载有运往伊朗的化学武器，我轮于8月2日被迫停航，在公海上漂泊20多天。”当时的新闻报道说。这就是著名的“银河轮”事件。
最后美国人登船打开了所有集装箱，没有发现化学武器。
这一事件被很多人放在历史坐标上定位，而对于黎国来说，重要的还有他没有在母亲去世时守在身边——他1976年选择从部队转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在母亲身边尽孝。
当美国人的飞机和军舰把“银河轮”围住时，考验到来了。
一船人很快遭遇恶劣环境——在黎国的回忆中，有人曾做过试验，手持一片湿润的新鲜白菜叶，在阴影下任由热风吹拂，不一会儿即成菜干。
为了保持尊严，他们拒绝了美国人提供的食物、淡水。
在黎国后来向中央的汇报资料中，“银河轮”上的人们众志成城，在20天时间里，面对“美国军舰和飞机始终围绕我轮监视和低空拍照”的境况，“在大是大非面前，以国家主权、声誉为重，坚守岗位、坚持斗争。”
其实，对于张德如和黎国这样的老海员来说，“银河轮”的此次经历，并非他们遭遇过的最严峻挑战。
比如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后，他们曾从炮弹呼啸而过的西哈努克港接回中国专家。
还有“两伊”战争，4艘途经中东的中国商船被炮弹击中，黎国的一个老乡被炸断双腿。
1984年美军在苏伊士运河放置了300多颗水雷。黎国所在的船通过运河时“全靠瞭望”，但只有驶近水雷时，才能看见。走在他们前面的一条船就触发了水雷，“炸坏了”。
根据广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为《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信息，直到1984年，这家公司的任务全部由国家安排分配：接运难侨，运送援外物资和接运我工程技术人员，从国外运回大量国内建设所需的大型设备，运沉箱前往南沙支持国防建设，运送我国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物资……
1984年11月3日，广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成立货运服务部，逐步由国家分配转向自主组织货源。
责任和使命
无论遭遇何种危险，张如德都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或者说“任务”。
1965年，从大连海运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大连海事大学毕业的张如德，被分配到广州远洋运输公司，他用了10年时间成为一名船长，并在15年后的1990年成为高级船长。
那时能够进入远洋公司是非常光荣的事情。船员工作对于黎国的概念是：有固定工作，待遇不错，吃饭不愁，还可以寄钱给家人读书。
一个很重要的理由被张如德和黎国不约而同地提到：当年很多从部队转业的人，看中了船上工作的环境“团队、团结”。
远洋公司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张如德们领到了公司配发的工作服——很像海军制服。
在光华轮上，他由一名实习生在半年内成为驾驶助理，这已经是很快的晋升之路了。
在对《瞭望东方周刊》的回忆中，这位当年从“光华”轮上的实习生一步步走过来的老船长，也知晓当下的变化——现在从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就可以直接升二副。
而当年，张如德想要进入远洋公司，需要经过严格的体检与政审——坐在一旁的夫人当年还是女朋友，其远在甘肃的工作单位也收到了发自广州的政审调查函。
妻子最终离开甘肃的原因是：1975年，中国与波兰合资的“中波公司”需要船长。由于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对华禁运案，中国与东欧国家先后成立了中波公司、中捷公司。对方想要“挖走”张如德。
为了留住这名骨干，张如德的妻子被调了过来。
多年过去，很多事情都有了变化。当年船员的来源主要是复转军人和专业院校，对专业技术的操作侧重较多，很多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广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的技术学校培训两三年，就可以上船。现在则要经过专业院校培训，高级船员基本都来自院校。
想想那时的待遇，黎国觉得也还不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七十几块钱”的收入令人羡慕。
从1976年至1990年，黎国的工资始终是半级半级地上涨——半级相当于几元钱，收入变化基本不大。但中国船员与外国船员的收入差距巨大，“他们上千美金”。
变化从1993年开始，那一年黎国通过了高级政工师的考察，可以拿到1000多元工资，但也只是上船时才有。
涨工资的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历了一轮通货膨胀，普遍工资上涨。航运公司也进行了改革，每隔一段时间会涨一次工资。
过去船员可以拿着外汇券到免税店买回进口手表、电视机、洗衣机——他们可能是国内第一批用上进口家电的人。黎国对本刊记者说：“那时候船员很自豪。” 变与不变
黎国发现，后来，“工作机会多了”，船员的职业优越性渐渐消失了。
职业挑战仍在。比如很多船员上船时还是“二人世界”的家庭，数月航程回来后，孩子已经出生几个月了。
让黎国觉得五味杂陈的是，在船上工作了数十年，“去了多次埃及，也没去金字塔看看。”
人变了，船也变了。
2000年黎国退休前，公司已经有了可以装3800个集装箱、当时最先进的第四代集装箱船。而“银河轮”只能装不到3000箱。
中远集团也在建造1.4万箱的船舶。随着船舶的自动化程度提升，现在一般远洋货轮只需要20多人即可适应工作需求——机舱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动报警系统的无人值班机制。
黎国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一艘船上曾经有50多人。
那时候，一艘船为了装货，经常要在码头上耗费一个月时间。如今，一件几百吨的货物，可以轻松通过机械控制直接吊装上船。在这样的效率下，如果一艘万吨船装货时间超过5天，就可以判定为工作进度滞后。
2002年退休前，张如德已经带了十几名新船长，这些人都需要张如德的亲笔鉴定，才能拿到船长证书上岗。他的一个签字，决定了新人的工作前途，也保证了船长的有效更新换代。
“银河轮”事件后，休了两个月假的张如德到北京向总公司汇报。
后来，张如德去日本接回了“郑和轮”，这是中国第一艘第四代集装箱船。公司说，你是标杆，要盯在船上——于是张如德带领“郑和轮”从上海出发，经天津，至香港，继而南下南海，经新加坡赴欧洲。
从欧洲的英国利物浦转到荷兰鹿特丹港后，“郑和轮”又行至德国汉堡，并从法国转回中国。
这条航线，张如德跑了3年。
“银河轮”仍在跑波斯湾航线，张如德此后没再回这条船。1996年，中国远洋公司重组，张如德在广州开起了大吊船，为美、欧客户吊装重件设备。
近些年航运市场不景气，但公司还是购置了一些大船，“为什么还买大船？就是为了在市场上站住脚！”张如德记得，过去装一个集装箱去欧洲可以赚2000美元，现在只能赚600美元。
这位昔日的海上英雄觉得，要积极拓展外国港口，“要有自己的码头。”
上吊船的时候，张如德已经快62岁。在这个行业里，通常普通船员会在50岁的时候退休，船长可以工作到65岁。
其实，55岁的时候，张如德就觉得累了，每天爬上爬下，“关节、血压都有了问题，每次回来一身黑”。5年后他提出退休，但被公司挽留。
快退休的时候，公司工会主席说，老张，你做了一辈子船员，没出事，很好了——这并不容易，张如德当年的一个同学，在即将退休的时候跑了一次新加坡航线，结果撞船了。
回头看看过往，与许多船长的感受相似，张如德也觉得对家庭颇有亏欠。尽管自己曾经拥有那个年代很高水平的收入，可这并不能弥补他的遗憾——老婆当年一个人带孩子，因为爸爸总不在家，孩子难免会受其他小孩欺负，后来孩子对他说“爸爸不要跑船了”。
对于一位老船长来说，不跑船，怎么可能？海上岁月已深入骨髓，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