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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下午，一段成都男司机将女司机逼停后当街殴打的视频引爆网络。
发展至今，该事件已不单单是道德层面的讨论，诸多法律问题被一一呈现。以法律关系解读，该事件至少呈现出三种层面。
双方驾驶行为是否涉罪
据成都公安部门公布的男司机行车记录仪视频来看，女司机至少有一次强行变道行为，致男司机急减速，而男司机也涉嫌心存报复超车后变道“別”车。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细则》第44条规定，在道路同方向划有2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
有交警根据视频内容分析认为，女司机并线时未避让在她右侧车道正常行驶的男司机的车，属于强行并线行为。按照法规规定，可处以100元罚款。事实上，这种“随意变道”的行为在我国日常驾驶行为中极为常见，也是许多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于2013年“交通安全日”公布了“十大交通陋习”，排第一位的便是“随意变道”。
但“随意变道”行为在未发生事故或未有交警现场执法的情况下极难被处罚。
在因强行变道而起争端后，双方车辆相互“别”车的行为若十分危险，或可进入《刑法》中“危险驾驶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制范畴。
我国危险驾驶罪中的两种情形分别为“醉酒驾驶”和“情节恶劣的追逐竞驶”，该事件中，公安部门并未公布双方是否有“醉酒驾驶”行为，从视频中双方驾驶的速度判断，也难以算作情节恶劣的“追逐竞驶”，所以只要当事司机无醉酒驾驶及飙车行为，应谈不上“危险驾驶罪”。
进一步讲，相互超车“别”车的行为是否算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该罪侵害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具有不特定性，可以是多数人的伤亡抑或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该事件中，两司机开斗气车未造成交通事故、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严重后果，即便“危害公共安全罪”常因“口袋罪”而被广为诟病，但套入此罪名也属牵强。
私力救济和暴力“私刑”之间的界限何在
当事双方停车后，男司机将女司机拖拽出汽车，进行拳打脚踢，事件随之升级。
事后，男司机因涉嫌寻衅滋事被警方刑事拘留，女司机受伤住院，至今未有伤残程度的鉴定结论。
《刑法》规定，寻衅滋事的行为包括“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和故意伤害罪不同，寻衅滋事罪的殴打动机通常不是基于个人恩怨，而是耀武扬威等莫名原因。所以，一般情况下，男司机受到寻衅滋事罪刑罚的可能性较小。
但按照目前寻衅滋事罪的诸多案例分析，该罪呈现了“口袋罪”的趋势，因此也不排除男司机受此刑罚的可能。
如果女司机伤残鉴定结论构成轻伤及以上，则可按照《刑法》中的故意伤害罪追究刑责;若不构成轻伤，则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肇事者依情况进行行政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男司机在遭遇随意变道的“路霸”后，采取了“以暴制暴”的私力救济手段，这也恰恰是由于法律法规难以规制“随意变道”这一交通陋习。也成为男司机实施暴力后网络中反倒一片叫好的心理基础。
私力救济作为一种救济渠道，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公力救济的不足和滞后，比如大量讨债公司的兴起，判决书的“地下”买卖，农民工的跳楼讨薪，商场的保安搜身等等。私力救济手段方式灵活多样，效果明显，人们对纠纷解决往往是典型的实用主义逻辑，哪种方式对其更有效用、成本更低、更快捷便利，就会被选择。
但私力救济游走于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边缘，尺度稍微失控就有可能变为违法犯罪行为。
“人肉搜索”的触刑边界
事件发酵后，女司机的车辆违章信息、诸多私照、宾馆开房信息等极为隐私的信息都被网民一一曝光，使得当事人再次处于舆论漩涡中。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肉搜索”作为一种特殊的调查方式，逐渐显现出强大的威力，但除非是对公众人物或公权力通过正当手段进行合法的监督、暴露或公开，“人肉搜索”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对他人隐私的泄露。
比以暴制暴这种“私刑”更甚，“人肉搜索”带来的是网民围观的“全民私刑”，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难以估量。
虽然目前中国没有法律法规明文对“人肉搜索”行为进行明确规制，但现行法律法规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并未完全缺位。
首先来看，车辆违章信息、宾馆开房信息属于需经特殊渠道才可获知的信息。
《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法律规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均需担责。《侵权责任法》中特别提到，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些特殊信息的源头经查证后若确系信息持有单位人员非法提供，则这些人员轻则构成民事侵权，重则构成刑事犯罪。
（《财经》李恩树/文）
发展至今，该事件已不单单是道德层面的讨论，诸多法律问题被一一呈现。以法律关系解读，该事件至少呈现出三种层面。
双方驾驶行为是否涉罪
据成都公安部门公布的男司机行车记录仪视频来看，女司机至少有一次强行变道行为，致男司机急减速，而男司机也涉嫌心存报复超车后变道“別”车。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细则》第44条规定，在道路同方向划有2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
有交警根据视频内容分析认为，女司机并线时未避让在她右侧车道正常行驶的男司机的车，属于强行并线行为。按照法规规定，可处以100元罚款。事实上，这种“随意变道”的行为在我国日常驾驶行为中极为常见，也是许多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于2013年“交通安全日”公布了“十大交通陋习”，排第一位的便是“随意变道”。
但“随意变道”行为在未发生事故或未有交警现场执法的情况下极难被处罚。
在因强行变道而起争端后，双方车辆相互“别”车的行为若十分危险，或可进入《刑法》中“危险驾驶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制范畴。
我国危险驾驶罪中的两种情形分别为“醉酒驾驶”和“情节恶劣的追逐竞驶”，该事件中，公安部门并未公布双方是否有“醉酒驾驶”行为，从视频中双方驾驶的速度判断，也难以算作情节恶劣的“追逐竞驶”，所以只要当事司机无醉酒驾驶及飙车行为，应谈不上“危险驾驶罪”。
进一步讲，相互超车“别”车的行为是否算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该罪侵害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具有不特定性，可以是多数人的伤亡抑或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该事件中，两司机开斗气车未造成交通事故、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严重后果，即便“危害公共安全罪”常因“口袋罪”而被广为诟病，但套入此罪名也属牵强。
私力救济和暴力“私刑”之间的界限何在
当事双方停车后，男司机将女司机拖拽出汽车，进行拳打脚踢，事件随之升级。
事后，男司机因涉嫌寻衅滋事被警方刑事拘留，女司机受伤住院，至今未有伤残程度的鉴定结论。
《刑法》规定，寻衅滋事的行为包括“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和故意伤害罪不同，寻衅滋事罪的殴打动机通常不是基于个人恩怨，而是耀武扬威等莫名原因。所以，一般情况下，男司机受到寻衅滋事罪刑罚的可能性较小。
但按照目前寻衅滋事罪的诸多案例分析，该罪呈现了“口袋罪”的趋势，因此也不排除男司机受此刑罚的可能。
如果女司机伤残鉴定结论构成轻伤及以上，则可按照《刑法》中的故意伤害罪追究刑责;若不构成轻伤，则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肇事者依情况进行行政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男司机在遭遇随意变道的“路霸”后，采取了“以暴制暴”的私力救济手段，这也恰恰是由于法律法规难以规制“随意变道”这一交通陋习。也成为男司机实施暴力后网络中反倒一片叫好的心理基础。
私力救济作为一种救济渠道，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公力救济的不足和滞后，比如大量讨债公司的兴起，判决书的“地下”买卖，农民工的跳楼讨薪，商场的保安搜身等等。私力救济手段方式灵活多样，效果明显，人们对纠纷解决往往是典型的实用主义逻辑，哪种方式对其更有效用、成本更低、更快捷便利，就会被选择。
但私力救济游走于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边缘，尺度稍微失控就有可能变为违法犯罪行为。
“人肉搜索”的触刑边界
事件发酵后，女司机的车辆违章信息、诸多私照、宾馆开房信息等极为隐私的信息都被网民一一曝光，使得当事人再次处于舆论漩涡中。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肉搜索”作为一种特殊的调查方式，逐渐显现出强大的威力，但除非是对公众人物或公权力通过正当手段进行合法的监督、暴露或公开，“人肉搜索”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对他人隐私的泄露。
比以暴制暴这种“私刑”更甚，“人肉搜索”带来的是网民围观的“全民私刑”，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难以估量。
虽然目前中国没有法律法规明文对“人肉搜索”行为进行明确规制，但现行法律法规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并未完全缺位。
首先来看，车辆违章信息、宾馆开房信息属于需经特殊渠道才可获知的信息。
《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法律规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均需担责。《侵权责任法》中特别提到，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些特殊信息的源头经查证后若确系信息持有单位人员非法提供，则这些人员轻则构成民事侵权，重则构成刑事犯罪。
（《财经》李恩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