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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编制国民体育观念量表问卷，以江苏省昆山市市民为调查对象，分析国民体育观念现状与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问卷具有有较好的结构效度与内部一致性信度。昆山居民体育观念在性别上无显著性差异，体育价值观、体育生活观随年龄增长呈“U”型变化，不同年龄居民在体育权利观上未出现显著性差异，不同阶层居民体育观念随社会地位提升而升高。影响国民体育观念形成的外部因素包括社会经济环境、公共传媒舆论导向与政策制度环境，内部动力在于对体育价值的科学理解与把握。并提出促进昆山居民体育观念转变的建议与措施。
关键词：体育观念；全民健身；国民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840（2015）03-0106-07
2014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指出：“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到202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平方米，群众体育健身和消费意识显著增强……[1]”。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对群众体育事业发展重要性认识上的极大提升，也使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一方面预示着国家、社会将加大对公共体育服务基础设施的投入，国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场地、设施条件和享有的体育服务等外部环境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另一方面，国家倡导下的全民健身实践会使国民对群众体育的理解更加深刻，尤其是更鲜明地突显出群众体育对于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意见》的出台实施是中国体育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也将成为我国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重要行动纲领。
国家对全民健身的投入虽然能从根本上改善国民参与体育的外部环境，但要使体育真正融入国民生活，更需激发全体国民的内部驱动力，而这内驱力的核心就是要转变国民体育观念。只有形成健康、积极的国民体育观念，才能有效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体育的健康发展又将反哺于国民，最终为全体国民的健康生活服务。可见，国民体育观念必将是全民健身战略下群众体育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体育观念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研究工具的缺乏使国民体育观念成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不可捉摸”，以往相关研究中往往通过某些具体的体育行为来分析体育观念。因此，借助何种研究工具测量国民体育观念的现实样态则成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本研究探索性地编制《国民体育观念量表问卷》，并选取在我国行政区划序列、经济发展水平、基层群众体育发展上都极具代表意义的江苏省昆山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量表问卷、借助“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当地市民体育观念的人口学特征，探讨影响国民体育观念形成的相关因素，以期对县域甚至全国的国民体育观念状况的相关研究提供导向与借鉴。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以及分配格局都给我国全民健身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县（市）属于大中城市之末、小城镇及广大农村之首，是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备的地方一级行政组织，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实现现代化的基础[2]。推进以县为代表的区域大众健身对于我国推进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也是一个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实践路径。昆山市作为苏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江苏省第一个实现全面小康指标的县（市）和全国百强县之首，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其全民健身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昆山市作为江苏省“十二五”时期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其体育现代化建设也走在全省、甚至全国的前列。因此，昆山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体育现代化建设进程的积极推进必定会对当地市民的体育观念产生良性地影响。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
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和Internet广泛收集和体育观念相关的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2.2 数理统计
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包对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为本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1.2.3 问卷调查
问卷编制。通过查阅大量体育观念相关文献，在全民健身战略视野下，从理论上分析、推敲体育观念所涵盖的内容，并咨询体育学、社会学相关专家，将国民体育观念划分为体育价值观、体育生活观、体育权利观三个方面。广泛收集相关描述性的陈述句，请社会学、体育学、语言学专家提出看法与建议，并结合专家的意见进行反复修订，形成《国民体育观念预试量表问卷》。该预试问卷包括三个分问卷，采用Likert五点式记分法，其中体育生活观20个条目，体育价值观24个条目、体育权利观21个条目，整个《体育观念量表预试问卷》共65个条目。
问卷的信、效度检验。《国民体育观念预试问卷》经9位专家（体育学、社会学）进行效度评分，平均分为91.74，具有较高效度，并进行小范围预试，间隔两周先后两次，每次发放180份，成功回收并配对成功159份，统计表明，同一份问卷两次回答一致性较高，可靠性系数为0.865。
问卷发放与回收。根据昆山市行政区划，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昆山市所辖的9个镇中各抽取200名市民为调查对象，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各乡镇抽样时充分考虑城乡、年龄、性别平衡等原则，通过户籍人口抽样，采用居委会陪同上门调查手段，以充分保证样本量的真实可靠性与回收率。发放问卷1 800份，回收1 573份，剔除13份无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6.67%。
2 结果与分析
2.1 国民体育观念量表问卷的研制
2.1.1 项目分析
对回收的有效问卷根据记分方法进行统一编码，并对高低分两组（取各分问卷得分前27%为高分组，后27%为低分组）受试的每个题项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以检验各题项的鉴别力，并剔除无效或效果不佳的题项。
2.1.2 因素分析 项目分析完成后，对预试问卷（剔除后）是否适合因素分析进行检验（见表1）。
结果显示，体育价值观分问卷有三个因素（维度）：体育健身价值4个条目，体育健心价值5个条目，体育社会价值3个条目。体育生活观分问卷有三个因素（维度）：体育生活认知4个条目，体育生活态度4个条目，体育生活行为3个条目。体育权利观分问卷有三个因素（维度）：体育权利认知7个条目，体育权利维护3个条目，体育权利保障3个条目。
2.1.3 体育观念量表问卷的信度
采用李克特式量表内部一致性检验方法：Cronbach a 系数检验，分析结果如下（表5～8）：
从上述各分量表问卷与各自三个维度、分问卷与总问卷的信度均在可接受范围，是信度较好的量表问卷。
2.1.4 结构效度
体育观念三个分量表问卷的累积变异量分别为67.562%、64.451%、68.054%，表明结果符合量表问卷的构想，具有较好的因素结构。为进一步考查体育观念各分量表问卷的结构效度，对分问卷的各个维度与分问卷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下（表9～12）：
从以上三表中可知，各分问卷三个维度相互之间以及各维度与分问卷之间呈显著的中相关，表明各维度所测量的是一个共同因素，且各维度反映了分问卷的不同层面，因此，确定体育观念量表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3]。
从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以及预试问卷各维度、分问卷以及总问卷相关度等值的结果来看，“体育观念问卷”是一个较佳的量表问卷。“体育观念问卷”包含：体育生活观（体育生活认知4个条目、体育生活态度4个条目、体育生活行为3个条目）、体育价值观（体育健身价值4个条目、体育健心价值5个条目、体育社会价值3个条目）、体育权利观（体育权利认知7个条目、体育权利维护3个条目、体育权利保障3个条目）等3个分问卷，共36个条目，问卷内部一致性a系数为0.850。
2.2 全民健身战略视野下昆山城镇居民体育观念分析
2.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样本的人口学基本特征如表13所示：
从统计结果看，体育价值观得分最高，均值为4.00，表明公民对体育运动的价值认同度较高，体育权利观次之，体育生活观最低。在体育价值观中，健身价值得分最高，健心价值次之，社会价值最低；在体育权利观中，权利认知得分最高，权利维护次之，权利保障得分最低；在体育生活观中，生活认知得分最高，生活态度次之，生活行为得分最低。
2.2.2 不同性别居民的体育观念差异性分析
为了解昆山居民体育观念在性别方面的差异情况，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下：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昆山居民体育观念在性别上未呈现出显著性差异。
2.2.3 不同年龄居民体育观念单因素方差分析
由表16、表17分析结果得知，不同年龄居民在体育权利观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体育价值观上存在着 .05水平上的显著性差异，在体育生活观上存在着 .001水平上的显著性差异。通过Scheffe法进行事后比较得知：体育价值观上30岁以下组明显高于31～50岁组和51～60岁组，61岁以上组明显高于31～50岁组和51～60岁组；体育生活观上30岁以下组明显高于31～50岁组，60岁以上组明显高于31～50岁组和51～60岁组。居民体育价值观、体育生活观数值随年龄的增长均呈现出一种“U”型分布状态。
2.2.4 不同阶层居民体育观念差异性分析
本研究中阶层的划分标准采用美国社会学家邓肯（O.D.Duncan）提出的社会综合地位评价量表（SES），该量表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综合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主要从收入、教育、职业等3个方面对居民社会阶层地位进行评价。笔者根据昆山居民收入情况对其作出了一定的调整。
由表19可知：在体育生活观、体育价值观、体育权利观三个层面得分均随着社会阶层的升高而显现出上升的趋势。
从以上分析得知，不同阶层居民在体育观念上存在着 .001水平上的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在：体育生活观和体育价值观方面，社会上层显著优于中间阶层和社会下层，中间阶层显著优于社会下层；在体育权利观方面，社会上层和中间阶层显著强于社会下层。
综上所述，《国民体育观念量表问卷》是一个比较满意的量表问卷。使用该量表问卷对昆山市市民体育观念现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当地市民对于体育之于自身的健身和健心价值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呈现出比较积极的体育权利认知和体育生活化意识。这说明昆山率先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体育现代化建
设的合理布局带来了当地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人们开始将体育纳入自身生活，追求体育对于自我发展的更高层次需要的满足。同时，“主体意识”的觉醒也使得昆山市民对于自身应该享有的体育权利具有较高的认知；2）体育观念在性别变量上未呈现显著性差异；3）在年龄变量上，不同年龄居民在体育权利观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体育价值观、体育生活观数值随年龄的增长均呈现出一种“U”型分布状态。这说明昆山市民群体中参与体育活动的主体是老年人和在校学生，他们对于体育的多元价值具有较高认同并有充分的时间参与体育活动。而青壮年人群，由于面临的工作、生活压力，在体育参与行为上明显少于上述人群。同时这部分人群正处于生命力的旺盛时期，对于体育之于自身的价值和体育生活化的观念认同度也低于老年人和在校学生；4）在社会阶层变量上，体育观念均值随社会地位的升高而上升。这可能由于中上阶层的教育程度较社会下层高，对于体育的多元价值、自身拥有的体育权利有着更为清晰的认知，同时承担的工作生活的压力较社会下层人群相对较小，因此这部分人群表现出较为强烈与持久的体育参与意愿和体育参与行为。总之，中国尚处在社会转型期，国人的幸福指数低、生活压力大等诸多因素也会影响到其体育观念的形成。虽然，绝大多数昆山市民能够清晰地认知参与体育的重要价值，但在将体育融入自身生活，保障自身参与体育的权利的观念方面显现出了矛盾的心态。 3 国民体育观念的影响因素
3.1 影响国民体育观念的外部环境
当前大众体育观念形成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社会经济环境、公共传媒舆论导向以及政策制度环境等[4]。社会经济环境对体育观念的形成提供了物质保障。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人们生活的条件与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现代社会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可以说，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为人们健康生活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大众传媒在改变大众体育观念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包括：首先，群体意识的影响。群体影响对于个体成员形成正确、积极的体育观念具有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满足个人的需求，使个体产生归属感，为个人价值实现提供舞台。其次，从众意识的影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什（SolomonAsch）在1951年完成了一个群体性压力的从众意识影响的经典研究——“线段实验”，说明了群体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群体成员的观念和行为。在大众传媒影响下，体育观念的形成要素主要包括：1）个人经验。一般情况下，个人经验对生活、工作有积极作用，但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经验的片面性会造成一些弄巧成拙的错误后果；2）个人小环境，主要是指同伴、同事、家人等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接触最多的人，构成的对个人体育观念形成的小环境；3）公众人物。公众人物的影响具有示范效应，这种明星效应是促成个人体育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些与大众传媒密切相关的因素，在大众传媒传播信息的同时寓思想观念与信息之中，使人们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接受了传媒的观念。同时，传媒抓住热点体育事件进行评论，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不仅强化了政治观念而且增强了体育观念。美国传播学者格伯纳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了媒介“培养理论”，认为社会大众长期共同观看相同的电视节目，会积累电视所提供的主流价值，从而产生一种教化作用[5]。政策制度环境对体育观念的形成也起到重要作用。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全民广播体操活动，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组织制度在这种规模宏大、历时长久、影响深刻的活动中的制度力量的强大作用。当然，时代的发展变化使人们已经转被动为主动，已经从制度要求人们活动转变为人们要求自身的体育运动权利得到政策制度的支持与保障。如全民健身条例的出台，以及地方性的公共体育服务政策等。尤其是《意见》的出台实施，将会成为一个强化国民体育观念导向的号令，会广泛动员和集中国家与社会力量参与到全民健身战略的实践行动中去，消除一切影响全民健身发展的行政壁垒与思维障碍，如同当初历史条件下的“奥运战略”一样，会将全民健身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出现一个以全民健身的群众体育文化为主流的健康和谐的社会风气。
3.2 体育观念形成的内部动力
体育观念形成的内部动力主要包括对体育价值的工具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理解和利用上，即对体育的科学理解与把握。工具理性价值观集中反映社会生活中资本和权力主体对体育的需要和利益[6]。体育尤其是现代体育作为一个由西方的一种身体运动文化传入我国，在与中国文化不断冲突、融合中形成了中国现有的体育文化形态。受“中国文化气候”的影响，造成普通民众对体育尤其是群众体育发展长期以来的低度认同。根据中国社会变革形势与需要，“它可以强身健体……强兵富国……为国争光[7]”这一中国社会精英的逻辑选择构成了占社会主流地位的体育的价值评价，构成了长期以来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流方向、目标和路径，并随着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影响而扩大。体育的工具价值对于特定时期的中国也是合理的，“人要生存、国要安全”，时至今日，国民健康问题、青少年学生体质问题一直是引起国家和社会广泛关注和重视的问题。所以，体育的工具性价值，尤其是体育对人的“生物观水平”的改造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是符合社会需要的，也是形成现代体育观念的基础。然而，体育的发展也不能无视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时代也呼唤人文理性的体育价值观，它代表的是活生生个体为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最高价值的利益——对自己生活和生命的非功利性的改造活动。体育的根本在于自身有感性、有意识的身体的自由本性，体育所表达的不是人的生存需求，也不是基于各种特定的目的，而是人超越动物界，实现人性的升华需要，它具有无限性特征。所以体育的本真应在于维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人对自身的一种“审美无限境界”。正如袁旦教授所说的[CM（23]那样，“整个人类的体育都在人文体育价值与工具理性价值的对峙格局中发展，它取决于社会生活中占主流地位的价值取向，随社会文明进步和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变化而变化，或者倾向前者、或者倾向后者，但人类体育终极的价值是走向人文体育[11]”。如果说国民体育观念是全民健身战略的支点，那么人文体育价值则是国民体育观念的核心。在当前全民健身战略下，增强国民体育观念的内驱力就是要使人文体育价值在全体国民的心里生根发芽。
4 结论与建议
在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中国体育实现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行动纲领的时代背景下，国民体育观念应该成为推进这一战略实施的重要“内驱力”。研制的“国民体育观念量表问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与内部一致性信度，可以用于测量昆山市居民体育观念状况，是否适用于其它地区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与完善。在昆山国民体育观念的三个方面上，体育价值观、体育权利、体育生活观均值逐渐降低。不同性别的昆山居民体育观念无显著性差异。不同年龄居民在体育权利观上未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体育价值观、体育生活观均值分布随年龄的增长呈现出一种“U”型状态。体育观念均值随社会地位的升高而上升。影响国民体育观念形成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经济环境、公共传媒舆论导向与政策制度环境，内部动力在于对体育价值的科学理解与把握。
国民体育观念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在当前全民健身战略背景下，引导昆山市民逐渐形成正面、积极、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体育观念首先要加大对体育科学的普及工作，引导居民加深对体育的科学理解；其次要加强公共体育服务建设，为国民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扫清障碍；第三，要加强公共传媒舆论宣传，营造良好公共传媒舆论导向，引导国民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去；第四，加强全民健身政策法规配套规章制度的制定与落实，创造全民健身的制度环境与氛围。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Z]， 国发[2014]46号.
[2]陈万红.昆山体育现代化评价及推进策略研究[D].上海体育学院，2012.06：4.
[3]吴明隆，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操作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157-296.
[4]李强.体育观念构建的传播因素分析[J].新闻学与传播学，2012，（189）4：56-60.
[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25.
[6]袁旦.时代呼唤人文体育价值观——工具理性体育价值观批判（1）[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1，（26）1：1-6.
[7]袁旦.时代呼唤人文体育价值观和工具理性体育价值观批判（2）——从一本西方体育学著作说起[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2，（27）1：1-10.
关键词：体育观念；全民健身；国民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840（2015）03-0106-07
2014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指出：“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到202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平方米，群众体育健身和消费意识显著增强……[1]”。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对群众体育事业发展重要性认识上的极大提升，也使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一方面预示着国家、社会将加大对公共体育服务基础设施的投入，国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场地、设施条件和享有的体育服务等外部环境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另一方面，国家倡导下的全民健身实践会使国民对群众体育的理解更加深刻，尤其是更鲜明地突显出群众体育对于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意见》的出台实施是中国体育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也将成为我国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重要行动纲领。
国家对全民健身的投入虽然能从根本上改善国民参与体育的外部环境，但要使体育真正融入国民生活，更需激发全体国民的内部驱动力，而这内驱力的核心就是要转变国民体育观念。只有形成健康、积极的国民体育观念，才能有效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体育的健康发展又将反哺于国民，最终为全体国民的健康生活服务。可见，国民体育观念必将是全民健身战略下群众体育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体育观念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研究工具的缺乏使国民体育观念成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不可捉摸”，以往相关研究中往往通过某些具体的体育行为来分析体育观念。因此，借助何种研究工具测量国民体育观念的现实样态则成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本研究探索性地编制《国民体育观念量表问卷》，并选取在我国行政区划序列、经济发展水平、基层群众体育发展上都极具代表意义的江苏省昆山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量表问卷、借助“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当地市民体育观念的人口学特征，探讨影响国民体育观念形成的相关因素，以期对县域甚至全国的国民体育观念状况的相关研究提供导向与借鉴。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以及分配格局都给我国全民健身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县（市）属于大中城市之末、小城镇及广大农村之首，是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备的地方一级行政组织，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实现现代化的基础[2]。推进以县为代表的区域大众健身对于我国推进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也是一个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实践路径。昆山市作为苏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江苏省第一个实现全面小康指标的县（市）和全国百强县之首，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其全民健身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昆山市作为江苏省“十二五”时期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其体育现代化建设也走在全省、甚至全国的前列。因此，昆山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体育现代化建设进程的积极推进必定会对当地市民的体育观念产生良性地影响。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
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和Internet广泛收集和体育观念相关的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2.2 数理统计
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包对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为本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1.2.3 问卷调查
问卷编制。通过查阅大量体育观念相关文献，在全民健身战略视野下，从理论上分析、推敲体育观念所涵盖的内容，并咨询体育学、社会学相关专家，将国民体育观念划分为体育价值观、体育生活观、体育权利观三个方面。广泛收集相关描述性的陈述句，请社会学、体育学、语言学专家提出看法与建议，并结合专家的意见进行反复修订，形成《国民体育观念预试量表问卷》。该预试问卷包括三个分问卷，采用Likert五点式记分法，其中体育生活观20个条目，体育价值观24个条目、体育权利观21个条目，整个《体育观念量表预试问卷》共65个条目。
问卷的信、效度检验。《国民体育观念预试问卷》经9位专家（体育学、社会学）进行效度评分，平均分为91.74，具有较高效度，并进行小范围预试，间隔两周先后两次，每次发放180份，成功回收并配对成功159份，统计表明，同一份问卷两次回答一致性较高，可靠性系数为0.865。
问卷发放与回收。根据昆山市行政区划，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昆山市所辖的9个镇中各抽取200名市民为调查对象，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各乡镇抽样时充分考虑城乡、年龄、性别平衡等原则，通过户籍人口抽样，采用居委会陪同上门调查手段，以充分保证样本量的真实可靠性与回收率。发放问卷1 800份，回收1 573份，剔除13份无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6.67%。
2 结果与分析
2.1 国民体育观念量表问卷的研制
2.1.1 项目分析
对回收的有效问卷根据记分方法进行统一编码，并对高低分两组（取各分问卷得分前27%为高分组，后27%为低分组）受试的每个题项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以检验各题项的鉴别力，并剔除无效或效果不佳的题项。
2.1.2 因素分析 项目分析完成后，对预试问卷（剔除后）是否适合因素分析进行检验（见表1）。
结果显示，体育价值观分问卷有三个因素（维度）：体育健身价值4个条目，体育健心价值5个条目，体育社会价值3个条目。体育生活观分问卷有三个因素（维度）：体育生活认知4个条目，体育生活态度4个条目，体育生活行为3个条目。体育权利观分问卷有三个因素（维度）：体育权利认知7个条目，体育权利维护3个条目，体育权利保障3个条目。
2.1.3 体育观念量表问卷的信度
采用李克特式量表内部一致性检验方法：Cronbach a 系数检验，分析结果如下（表5～8）：
从上述各分量表问卷与各自三个维度、分问卷与总问卷的信度均在可接受范围，是信度较好的量表问卷。
2.1.4 结构效度
体育观念三个分量表问卷的累积变异量分别为67.562%、64.451%、68.054%，表明结果符合量表问卷的构想，具有较好的因素结构。为进一步考查体育观念各分量表问卷的结构效度，对分问卷的各个维度与分问卷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下（表9～12）：
从以上三表中可知，各分问卷三个维度相互之间以及各维度与分问卷之间呈显著的中相关，表明各维度所测量的是一个共同因素，且各维度反映了分问卷的不同层面，因此，确定体育观念量表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3]。
从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以及预试问卷各维度、分问卷以及总问卷相关度等值的结果来看，“体育观念问卷”是一个较佳的量表问卷。“体育观念问卷”包含：体育生活观（体育生活认知4个条目、体育生活态度4个条目、体育生活行为3个条目）、体育价值观（体育健身价值4个条目、体育健心价值5个条目、体育社会价值3个条目）、体育权利观（体育权利认知7个条目、体育权利维护3个条目、体育权利保障3个条目）等3个分问卷，共36个条目，问卷内部一致性a系数为0.850。
2.2 全民健身战略视野下昆山城镇居民体育观念分析
2.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样本的人口学基本特征如表13所示：
从统计结果看，体育价值观得分最高，均值为4.00，表明公民对体育运动的价值认同度较高，体育权利观次之，体育生活观最低。在体育价值观中，健身价值得分最高，健心价值次之，社会价值最低；在体育权利观中，权利认知得分最高，权利维护次之，权利保障得分最低；在体育生活观中，生活认知得分最高，生活态度次之，生活行为得分最低。
2.2.2 不同性别居民的体育观念差异性分析
为了解昆山居民体育观念在性别方面的差异情况，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下：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昆山居民体育观念在性别上未呈现出显著性差异。
2.2.3 不同年龄居民体育观念单因素方差分析
由表16、表17分析结果得知，不同年龄居民在体育权利观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体育价值观上存在着 .05水平上的显著性差异，在体育生活观上存在着 .001水平上的显著性差异。通过Scheffe法进行事后比较得知：体育价值观上30岁以下组明显高于31～50岁组和51～60岁组，61岁以上组明显高于31～50岁组和51～60岁组；体育生活观上30岁以下组明显高于31～50岁组，60岁以上组明显高于31～50岁组和51～60岁组。居民体育价值观、体育生活观数值随年龄的增长均呈现出一种“U”型分布状态。
2.2.4 不同阶层居民体育观念差异性分析
本研究中阶层的划分标准采用美国社会学家邓肯（O.D.Duncan）提出的社会综合地位评价量表（SES），该量表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综合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主要从收入、教育、职业等3个方面对居民社会阶层地位进行评价。笔者根据昆山居民收入情况对其作出了一定的调整。
由表19可知：在体育生活观、体育价值观、体育权利观三个层面得分均随着社会阶层的升高而显现出上升的趋势。
从以上分析得知，不同阶层居民在体育观念上存在着 .001水平上的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在：体育生活观和体育价值观方面，社会上层显著优于中间阶层和社会下层，中间阶层显著优于社会下层；在体育权利观方面，社会上层和中间阶层显著强于社会下层。
综上所述，《国民体育观念量表问卷》是一个比较满意的量表问卷。使用该量表问卷对昆山市市民体育观念现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当地市民对于体育之于自身的健身和健心价值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呈现出比较积极的体育权利认知和体育生活化意识。这说明昆山率先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体育现代化建
设的合理布局带来了当地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人们开始将体育纳入自身生活，追求体育对于自我发展的更高层次需要的满足。同时，“主体意识”的觉醒也使得昆山市民对于自身应该享有的体育权利具有较高的认知；2）体育观念在性别变量上未呈现显著性差异；3）在年龄变量上，不同年龄居民在体育权利观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体育价值观、体育生活观数值随年龄的增长均呈现出一种“U”型分布状态。这说明昆山市民群体中参与体育活动的主体是老年人和在校学生，他们对于体育的多元价值具有较高认同并有充分的时间参与体育活动。而青壮年人群，由于面临的工作、生活压力，在体育参与行为上明显少于上述人群。同时这部分人群正处于生命力的旺盛时期，对于体育之于自身的价值和体育生活化的观念认同度也低于老年人和在校学生；4）在社会阶层变量上，体育观念均值随社会地位的升高而上升。这可能由于中上阶层的教育程度较社会下层高，对于体育的多元价值、自身拥有的体育权利有着更为清晰的认知，同时承担的工作生活的压力较社会下层人群相对较小，因此这部分人群表现出较为强烈与持久的体育参与意愿和体育参与行为。总之，中国尚处在社会转型期，国人的幸福指数低、生活压力大等诸多因素也会影响到其体育观念的形成。虽然，绝大多数昆山市民能够清晰地认知参与体育的重要价值，但在将体育融入自身生活，保障自身参与体育的权利的观念方面显现出了矛盾的心态。 3 国民体育观念的影响因素
3.1 影响国民体育观念的外部环境
当前大众体育观念形成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社会经济环境、公共传媒舆论导向以及政策制度环境等[4]。社会经济环境对体育观念的形成提供了物质保障。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人们生活的条件与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现代社会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可以说，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为人们健康生活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大众传媒在改变大众体育观念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包括：首先，群体意识的影响。群体影响对于个体成员形成正确、积极的体育观念具有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满足个人的需求，使个体产生归属感，为个人价值实现提供舞台。其次，从众意识的影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什（SolomonAsch）在1951年完成了一个群体性压力的从众意识影响的经典研究——“线段实验”，说明了群体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群体成员的观念和行为。在大众传媒影响下，体育观念的形成要素主要包括：1）个人经验。一般情况下，个人经验对生活、工作有积极作用，但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经验的片面性会造成一些弄巧成拙的错误后果；2）个人小环境，主要是指同伴、同事、家人等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接触最多的人，构成的对个人体育观念形成的小环境；3）公众人物。公众人物的影响具有示范效应，这种明星效应是促成个人体育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些与大众传媒密切相关的因素，在大众传媒传播信息的同时寓思想观念与信息之中，使人们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接受了传媒的观念。同时，传媒抓住热点体育事件进行评论，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不仅强化了政治观念而且增强了体育观念。美国传播学者格伯纳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了媒介“培养理论”，认为社会大众长期共同观看相同的电视节目，会积累电视所提供的主流价值，从而产生一种教化作用[5]。政策制度环境对体育观念的形成也起到重要作用。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全民广播体操活动，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组织制度在这种规模宏大、历时长久、影响深刻的活动中的制度力量的强大作用。当然，时代的发展变化使人们已经转被动为主动，已经从制度要求人们活动转变为人们要求自身的体育运动权利得到政策制度的支持与保障。如全民健身条例的出台，以及地方性的公共体育服务政策等。尤其是《意见》的出台实施，将会成为一个强化国民体育观念导向的号令，会广泛动员和集中国家与社会力量参与到全民健身战略的实践行动中去，消除一切影响全民健身发展的行政壁垒与思维障碍，如同当初历史条件下的“奥运战略”一样，会将全民健身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出现一个以全民健身的群众体育文化为主流的健康和谐的社会风气。
3.2 体育观念形成的内部动力
体育观念形成的内部动力主要包括对体育价值的工具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理解和利用上，即对体育的科学理解与把握。工具理性价值观集中反映社会生活中资本和权力主体对体育的需要和利益[6]。体育尤其是现代体育作为一个由西方的一种身体运动文化传入我国，在与中国文化不断冲突、融合中形成了中国现有的体育文化形态。受“中国文化气候”的影响，造成普通民众对体育尤其是群众体育发展长期以来的低度认同。根据中国社会变革形势与需要，“它可以强身健体……强兵富国……为国争光[7]”这一中国社会精英的逻辑选择构成了占社会主流地位的体育的价值评价，构成了长期以来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流方向、目标和路径，并随着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影响而扩大。体育的工具价值对于特定时期的中国也是合理的，“人要生存、国要安全”，时至今日，国民健康问题、青少年学生体质问题一直是引起国家和社会广泛关注和重视的问题。所以，体育的工具性价值，尤其是体育对人的“生物观水平”的改造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是符合社会需要的，也是形成现代体育观念的基础。然而，体育的发展也不能无视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时代也呼唤人文理性的体育价值观，它代表的是活生生个体为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最高价值的利益——对自己生活和生命的非功利性的改造活动。体育的根本在于自身有感性、有意识的身体的自由本性，体育所表达的不是人的生存需求，也不是基于各种特定的目的，而是人超越动物界，实现人性的升华需要，它具有无限性特征。所以体育的本真应在于维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人对自身的一种“审美无限境界”。正如袁旦教授所说的[CM（23]那样，“整个人类的体育都在人文体育价值与工具理性价值的对峙格局中发展，它取决于社会生活中占主流地位的价值取向，随社会文明进步和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变化而变化，或者倾向前者、或者倾向后者，但人类体育终极的价值是走向人文体育[11]”。如果说国民体育观念是全民健身战略的支点，那么人文体育价值则是国民体育观念的核心。在当前全民健身战略下，增强国民体育观念的内驱力就是要使人文体育价值在全体国民的心里生根发芽。
4 结论与建议
在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中国体育实现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行动纲领的时代背景下，国民体育观念应该成为推进这一战略实施的重要“内驱力”。研制的“国民体育观念量表问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与内部一致性信度，可以用于测量昆山市居民体育观念状况，是否适用于其它地区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与完善。在昆山国民体育观念的三个方面上，体育价值观、体育权利、体育生活观均值逐渐降低。不同性别的昆山居民体育观念无显著性差异。不同年龄居民在体育权利观上未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体育价值观、体育生活观均值分布随年龄的增长呈现出一种“U”型状态。体育观念均值随社会地位的升高而上升。影响国民体育观念形成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经济环境、公共传媒舆论导向与政策制度环境，内部动力在于对体育价值的科学理解与把握。
国民体育观念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在当前全民健身战略背景下，引导昆山市民逐渐形成正面、积极、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体育观念首先要加大对体育科学的普及工作，引导居民加深对体育的科学理解；其次要加强公共体育服务建设，为国民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扫清障碍；第三，要加强公共传媒舆论宣传，营造良好公共传媒舆论导向，引导国民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去；第四，加强全民健身政策法规配套规章制度的制定与落实，创造全民健身的制度环境与氛围。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Z]， 国发[2014]46号.
[2]陈万红.昆山体育现代化评价及推进策略研究[D].上海体育学院，2012.06：4.
[3]吴明隆，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操作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157-296.
[4]李强.体育观念构建的传播因素分析[J].新闻学与传播学，2012，（189）4：56-60.
[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25.
[6]袁旦.时代呼唤人文体育价值观——工具理性体育价值观批判（1）[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1，（26）1：1-6.
[7]袁旦.时代呼唤人文体育价值观和工具理性体育价值观批判（2）——从一本西方体育学著作说起[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2，（27）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