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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除了法定准备金率、央行票据、利率、汇率这些货币政策之外，更深层的解决之道则来自通过发展实体经济、加快分配制度改革以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人民银行于6月15日和25日分别按0.5个百分点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这已是今年央行第六次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后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7.5%的历史高位。
去年全年央行曾6次加息、10次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今年以来，截至6月上旬，央行一直在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工具则被暂时搁置。从央行这一货币政策手段搭配方式中，我们明显可以读出一些信息：一方面，我国目前面临的流动性压力依然巨大；另一方面，受近期国际国内各方面因素影响，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愈加复杂，宏观调控任务愈加艰巨，调控手段的使用也更费思量。
众所周知，2008年上半年中国接连遭遇了数起波及广泛的不幸事件。不过，单纯从宏观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冰雪灾害、火车事故、手足口病还是四川的地震灾害，都不会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造成明显和持续的影响。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还是来自经济本身，涉及因素既有内在的，又有外来的。
从外部看，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可能引生的美国经济衰退、美元持续贬值、石油等能源价格上涨、粮食危机、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等等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乃至经济安全带来或大或小的麻烦；从内部看，外汇储备的超常规增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流动性过剩、物价上涨以及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等不利因素更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直接威胁。更重要的是，随着我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去，这些内外不利因素正越来越深地相互影响乃至相互纠结，从而使得传统的针对某一方面问题使用的宏观调控手段越来越难以奏效。
外汇储备过多——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当前经济运行风险渠道之一
通货膨胀，很多经济界人士将其视为本年度我国经济发展的头号敌人。近一阶段，随着食品价格调控效果的逐步显现，我国的粮食及各种副食品价格保持了相对稳定，结构性的通胀压力得到了缓解。但由此一来，来自货币供应本身的问题反而更加明显，在对通货膨胀本身加以关注的同时，货币膨胀导致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也愈加突出。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中，过剩流动性的主要来源非常清晰——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在2006年11月初我国外汇储备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的时候，很多来自业界和学术界的声音都呼吁应当努力减缓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但时至今日外汇储备的积聚速度依然惊人。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7566.4亿美元，其中4月份增长744.6亿美元，创下了单月增长的历史新高。
外汇储备总额过高、增长过快已经使得我国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很大影响。在现行的汇率制度下，在外汇储备增加比较多的情况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央行被动地收购了很多外汇，因之又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因为投放的基础货币超出了实际需要量，并造成流动性过剩，因此央行又不得不尽量将多出的投放部分对冲掉或提高利率；如果为了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而增加货币供给或降低利率，本来就已经极为宽松的货币市场将因此更加失去约束，而过度宽松的货币供给将刺激国内资产市场泡沫膨胀并造成通货膨胀。因此可以说，正是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央行陷入了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与抑制货币供给增长难以兼顾的两难境地。
由于当前的流动性过剩是由国际收支不平衡引起的，所以加速人民币升值是缓解流动性过剩的有效途径，但这同时又会降低我国的出口竞争力。此外，市场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也会进一步吸引国外游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倒会加剧流动性风险。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增加1539亿美元，其中外汇资金异常流入约占850亿美元。在4月份增长的744.6亿美元外汇储备中，“不可解释的部分”更是达到501.8亿美元。有数据显示，今年1—4月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增长了59%，而外商的固定资产投资却在减少，这说明有很大一部分FDI最终并没有形成投资，而是用于短期逐利。显然，“热钱”流入我国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
“热钱”涌入我国的动力在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今年以来，截至6月初，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累计升值近5.5%。据著名投行高盛预计，从今年6月算起，未来12个月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可能会达到10%，也就是说明年6月人民币兑美元可能达到6.30元。近期德意志银行的一项调查问卷表明，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5.5—6.0区间是人民币对美元的顶点。该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假如人民币从目前的汇率水平一次性升值15%，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将进入这个见顶区间。这时，如果30%至40%的投机资金突然撤资，就可能导致人民币大幅波动和贬值。
因此，虽然人民币升值是削减当前中国巨额外贸顺差，放慢外汇储备增加速度，打击“热钱”投机行为，进而缓解并最终解决流动性压力的根本措施，但这也是一柄双刃剑，过度使用的话反而会伤害我国宏观经济发展。
国际通胀传导——外贸出口受阻——“滞胀”苗头显现：当前经济运行风险渠道之二
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与石油价格猛涨。自年初突破100美元大关之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持续走高，6月6日，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38.54美元，在盘后电子交易中，纽约市场油价曾一度摸高至139.12美元。
而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前3个月的全球基本农产品价格指数同比上升了53%，今年以来粮食的名义价格已经上升到近半个世纪来的最高点。在不断攀升的石油价格已经搞得很多国家焦头烂额的时候，居高不下的粮价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且已经在多个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社会动荡。
虽然我国目前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也难以摆脱世界范围内的石油与粮食价格攀升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接近50%这一国际公认的国家石油对外依存度警戒线，因此国际石油市场的波动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虽然目前国内成品油价格由于受到管制而保持在相对低位，但在国际油价持续攀升的态势下，国内油价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上涨压力，这不但将转化为通胀压力，同时也成为企业和公众通胀预期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收效必然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因为美国次贷危机在全球的蔓延和全球性粮价上涨的影响，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出现放缓和下滑的势头，加之人民币升值因素，导致我国的出口受到抑制。今年我国一季度的贸易顺差同比减少49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0.6%，其中对美国出口增速同比回落15个百分点。虽然贸易顺差减少可以减轻通货膨胀压力，但在当前我国外贸依存度超过65%的情况下，出口不畅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两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今年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而在国务院3月底印发的《2008年工作要点》中则提出：“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方面，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两个表述相对照，“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是一个新提法，显然，当前的客观形势与年初相比又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1—4月的有关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些变化：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CPI同比增幅高达8.2%，4月份更是达到8.5%；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为10.6%，比去年同期减缓了1.1%；而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4%，比上年同期下降1.9个百分点；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3482亿元，同比增长16.5%，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7.3个百分点。几组数据，有增有减，这些增减就成为“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这个提法的依据。
根据6月初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5月份的PMI为53.3%，比4月份下降了5.9个百分点。PMI是一个国际通用的反映宏观经济的指标，50%以上表示经济总体扩张，低于50%表示经济衰退。虽然我国今年的PMI指数一直在50%以上，但是5月份的一些细分指标都出现了明显下降，例如生产指数、新定单指数、采购量指数的降幅都达到了将近10个百分点，新出口订单指数也比上月下降了5.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产成品库存指数、采购量指数等指数却出现了明显下降。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统计数据，今年1—4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25.7%，增速低于1—3月的25.9%。4月份的投资增速约为25.4%，既比3月份的27.3%低，也比2007年4月的25.8%低。
以上统计数据表明，在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下滑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工业制造业景气也出现了回落的趋势，如果不及时加以扭转，或许告别我们不久的“产能过剩”问题很快又将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而通胀背景下的产能过剩意味着宏观经济发展将面临着最为严酷的冬天，届时何日再迎来复苏就很难预料了。
宏调政策松紧搭配，短期、长期手段结合：走出“连环局”的合理路径
外汇储备过多直接导致流动性过剩，内外因素交织带来高涨的通胀压力，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太多太少都有危害，抑制通胀与保持一定宏观经济增长量之间的矛盾……以上种种就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环环相扣的难题，而且每个问题的单一合理解决方案都会对其他一些问题的解决构成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制定科学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成为了对决策层和学术界智慧的一大考验。
归根结底，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短期思路在于，未来一段时间内，如何在平抑通胀和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之间得到平衡。平抑通货膨胀需要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刺激经济增长却需要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今年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一直没有加息，这恰恰体现了决策者在这看似矛盾的两个目标之间取舍的谨慎态度。
根据央行经济分析小组近期的表态，虽然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来自国内外诸多挑战，近期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但在所有的困难中，通胀压力仍是目前经济运行的最大风险。因此，当前的货币政策仍要立足于防止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从而为防止全面通胀提供一个偏紧的总需求约束环境，促进物价稳定，也就是说，从紧的货币政策近期不会改变。
因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事关就业等一系列涉及社会稳定的问题，因此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不能忽视的目标。在货币必须紧缩的时候，我们应当考虑利用财政手段来保证适度的经济增长：
第一，应当继续通过财政手段来保证对农业的投入，通过“直补”、“保护价收购”等方式来不断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第二，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积极通过税收手段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减免企业各种不合理的税费支出，从而避免工业制造业生产景气的大起大落。
第三，尽早出台燃油税，以税代费，理顺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引导全社会理性的石油消费，以期最大限度抵消来自外部的通胀压力。国家财政补贴的重点应当放到公共交通和农业生产的成品油消费领域，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和农民享受到国家的扶持，从而达到推动“节能减排”和实现更多社会公平的双重效果。
第四，在通货膨胀可能明显降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时候，应当通过财政手段及时对低收入者进行补贴，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一定手段对居民储蓄进行保值，以扭转公众对通胀的预期。
第五，从长期来看，财政政策的着力点还应当作用到调整收入分配、刺激内需增长、完善投资融资渠道等几个方面。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的实施，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在宏观经济中的份额，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从而达到在发展中实现结构调整的目的。
除了这些短期手段，为了应对来自国内外的不利因素，我国还有必要进行一些制度层面的调整。为了解决由外汇储备过多造成的风险，需要从降低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入手，一方面及时调整现行的结售汇制度，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扩大汇率浮动幅度，减少汇率扭曲，另一方面要鼓励我国的企业合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为此要进一步收紧涉及资源密集、土地密集、能源密集和高污染产品的出口政策，通过少发展、少出口此类产品来改善我国的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同时，进一步优化外汇储备的货币结构和资产结构，尽量避免因美元贬值而造成的外汇资产损失，继续拓宽外汇储备投资领域，并从制度杠杆入手，鼓励企业和公众参与消化外汇储备。
要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除了法定准备金率、央行票据、利率、汇率这些货币政策之外，更深层的解决之道则来自通过发展实体经济、加快分配制度改革以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提高消费需求，必须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低收入者收入，降低城镇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循着这一思路，改善我国的经济结构、加快分配制度改革、扩大居民消费、降低储蓄率等才是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治本之策。居民收入增加将大幅增加国内需求，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才会被消化，巨额外贸顺差的根源也由此消除，流动性过剩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而这需要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更需要公共财政建设的大力配合。
中国人民银行于6月15日和25日分别按0.5个百分点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这已是今年央行第六次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后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7.5%的历史高位。
去年全年央行曾6次加息、10次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今年以来，截至6月上旬，央行一直在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工具则被暂时搁置。从央行这一货币政策手段搭配方式中，我们明显可以读出一些信息：一方面，我国目前面临的流动性压力依然巨大；另一方面，受近期国际国内各方面因素影响，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愈加复杂，宏观调控任务愈加艰巨，调控手段的使用也更费思量。
众所周知，2008年上半年中国接连遭遇了数起波及广泛的不幸事件。不过，单纯从宏观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冰雪灾害、火车事故、手足口病还是四川的地震灾害，都不会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造成明显和持续的影响。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还是来自经济本身，涉及因素既有内在的，又有外来的。
从外部看，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可能引生的美国经济衰退、美元持续贬值、石油等能源价格上涨、粮食危机、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等等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乃至经济安全带来或大或小的麻烦；从内部看，外汇储备的超常规增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流动性过剩、物价上涨以及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等不利因素更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直接威胁。更重要的是，随着我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去，这些内外不利因素正越来越深地相互影响乃至相互纠结，从而使得传统的针对某一方面问题使用的宏观调控手段越来越难以奏效。
外汇储备过多——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当前经济运行风险渠道之一
通货膨胀，很多经济界人士将其视为本年度我国经济发展的头号敌人。近一阶段，随着食品价格调控效果的逐步显现，我国的粮食及各种副食品价格保持了相对稳定，结构性的通胀压力得到了缓解。但由此一来，来自货币供应本身的问题反而更加明显，在对通货膨胀本身加以关注的同时，货币膨胀导致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也愈加突出。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中，过剩流动性的主要来源非常清晰——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在2006年11月初我国外汇储备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的时候，很多来自业界和学术界的声音都呼吁应当努力减缓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但时至今日外汇储备的积聚速度依然惊人。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7566.4亿美元，其中4月份增长744.6亿美元，创下了单月增长的历史新高。
外汇储备总额过高、增长过快已经使得我国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很大影响。在现行的汇率制度下，在外汇储备增加比较多的情况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央行被动地收购了很多外汇，因之又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因为投放的基础货币超出了实际需要量，并造成流动性过剩，因此央行又不得不尽量将多出的投放部分对冲掉或提高利率；如果为了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而增加货币供给或降低利率，本来就已经极为宽松的货币市场将因此更加失去约束，而过度宽松的货币供给将刺激国内资产市场泡沫膨胀并造成通货膨胀。因此可以说，正是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央行陷入了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与抑制货币供给增长难以兼顾的两难境地。
由于当前的流动性过剩是由国际收支不平衡引起的，所以加速人民币升值是缓解流动性过剩的有效途径，但这同时又会降低我国的出口竞争力。此外，市场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也会进一步吸引国外游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倒会加剧流动性风险。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增加1539亿美元，其中外汇资金异常流入约占850亿美元。在4月份增长的744.6亿美元外汇储备中，“不可解释的部分”更是达到501.8亿美元。有数据显示，今年1—4月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增长了59%，而外商的固定资产投资却在减少，这说明有很大一部分FDI最终并没有形成投资，而是用于短期逐利。显然，“热钱”流入我国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
“热钱”涌入我国的动力在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今年以来，截至6月初，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累计升值近5.5%。据著名投行高盛预计，从今年6月算起，未来12个月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可能会达到10%，也就是说明年6月人民币兑美元可能达到6.30元。近期德意志银行的一项调查问卷表明，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5.5—6.0区间是人民币对美元的顶点。该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假如人民币从目前的汇率水平一次性升值15%，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将进入这个见顶区间。这时，如果30%至40%的投机资金突然撤资，就可能导致人民币大幅波动和贬值。
因此，虽然人民币升值是削减当前中国巨额外贸顺差，放慢外汇储备增加速度，打击“热钱”投机行为，进而缓解并最终解决流动性压力的根本措施，但这也是一柄双刃剑，过度使用的话反而会伤害我国宏观经济发展。
国际通胀传导——外贸出口受阻——“滞胀”苗头显现：当前经济运行风险渠道之二
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与石油价格猛涨。自年初突破100美元大关之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持续走高，6月6日，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38.54美元，在盘后电子交易中，纽约市场油价曾一度摸高至139.12美元。
而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前3个月的全球基本农产品价格指数同比上升了53%，今年以来粮食的名义价格已经上升到近半个世纪来的最高点。在不断攀升的石油价格已经搞得很多国家焦头烂额的时候，居高不下的粮价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且已经在多个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社会动荡。
虽然我国目前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也难以摆脱世界范围内的石油与粮食价格攀升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接近50%这一国际公认的国家石油对外依存度警戒线，因此国际石油市场的波动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虽然目前国内成品油价格由于受到管制而保持在相对低位，但在国际油价持续攀升的态势下，国内油价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上涨压力，这不但将转化为通胀压力，同时也成为企业和公众通胀预期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收效必然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因为美国次贷危机在全球的蔓延和全球性粮价上涨的影响，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出现放缓和下滑的势头，加之人民币升值因素，导致我国的出口受到抑制。今年我国一季度的贸易顺差同比减少49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0.6%，其中对美国出口增速同比回落15个百分点。虽然贸易顺差减少可以减轻通货膨胀压力，但在当前我国外贸依存度超过65%的情况下，出口不畅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两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今年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而在国务院3月底印发的《2008年工作要点》中则提出：“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方面，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两个表述相对照，“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是一个新提法，显然，当前的客观形势与年初相比又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1—4月的有关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些变化：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CPI同比增幅高达8.2%，4月份更是达到8.5%；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为10.6%，比去年同期减缓了1.1%；而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4%，比上年同期下降1.9个百分点；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3482亿元，同比增长16.5%，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7.3个百分点。几组数据，有增有减，这些增减就成为“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这个提法的依据。
根据6月初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5月份的PMI为53.3%，比4月份下降了5.9个百分点。PMI是一个国际通用的反映宏观经济的指标，50%以上表示经济总体扩张，低于50%表示经济衰退。虽然我国今年的PMI指数一直在50%以上，但是5月份的一些细分指标都出现了明显下降，例如生产指数、新定单指数、采购量指数的降幅都达到了将近10个百分点，新出口订单指数也比上月下降了5.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产成品库存指数、采购量指数等指数却出现了明显下降。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统计数据，今年1—4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25.7%，增速低于1—3月的25.9%。4月份的投资增速约为25.4%，既比3月份的27.3%低，也比2007年4月的25.8%低。
以上统计数据表明，在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下滑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工业制造业景气也出现了回落的趋势，如果不及时加以扭转，或许告别我们不久的“产能过剩”问题很快又将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而通胀背景下的产能过剩意味着宏观经济发展将面临着最为严酷的冬天，届时何日再迎来复苏就很难预料了。
宏调政策松紧搭配，短期、长期手段结合：走出“连环局”的合理路径
外汇储备过多直接导致流动性过剩，内外因素交织带来高涨的通胀压力，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太多太少都有危害，抑制通胀与保持一定宏观经济增长量之间的矛盾……以上种种就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环环相扣的难题，而且每个问题的单一合理解决方案都会对其他一些问题的解决构成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制定科学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成为了对决策层和学术界智慧的一大考验。
归根结底，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短期思路在于，未来一段时间内，如何在平抑通胀和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之间得到平衡。平抑通货膨胀需要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刺激经济增长却需要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今年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一直没有加息，这恰恰体现了决策者在这看似矛盾的两个目标之间取舍的谨慎态度。
根据央行经济分析小组近期的表态，虽然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来自国内外诸多挑战，近期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但在所有的困难中，通胀压力仍是目前经济运行的最大风险。因此，当前的货币政策仍要立足于防止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从而为防止全面通胀提供一个偏紧的总需求约束环境，促进物价稳定，也就是说，从紧的货币政策近期不会改变。
因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事关就业等一系列涉及社会稳定的问题，因此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不能忽视的目标。在货币必须紧缩的时候，我们应当考虑利用财政手段来保证适度的经济增长：
第一，应当继续通过财政手段来保证对农业的投入，通过“直补”、“保护价收购”等方式来不断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第二，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积极通过税收手段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减免企业各种不合理的税费支出，从而避免工业制造业生产景气的大起大落。
第三，尽早出台燃油税，以税代费，理顺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引导全社会理性的石油消费，以期最大限度抵消来自外部的通胀压力。国家财政补贴的重点应当放到公共交通和农业生产的成品油消费领域，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和农民享受到国家的扶持，从而达到推动“节能减排”和实现更多社会公平的双重效果。
第四，在通货膨胀可能明显降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时候，应当通过财政手段及时对低收入者进行补贴，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一定手段对居民储蓄进行保值，以扭转公众对通胀的预期。
第五，从长期来看，财政政策的着力点还应当作用到调整收入分配、刺激内需增长、完善投资融资渠道等几个方面。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的实施，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在宏观经济中的份额，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从而达到在发展中实现结构调整的目的。
除了这些短期手段，为了应对来自国内外的不利因素，我国还有必要进行一些制度层面的调整。为了解决由外汇储备过多造成的风险，需要从降低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入手，一方面及时调整现行的结售汇制度，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扩大汇率浮动幅度，减少汇率扭曲，另一方面要鼓励我国的企业合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为此要进一步收紧涉及资源密集、土地密集、能源密集和高污染产品的出口政策，通过少发展、少出口此类产品来改善我国的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同时，进一步优化外汇储备的货币结构和资产结构，尽量避免因美元贬值而造成的外汇资产损失，继续拓宽外汇储备投资领域，并从制度杠杆入手，鼓励企业和公众参与消化外汇储备。
要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除了法定准备金率、央行票据、利率、汇率这些货币政策之外，更深层的解决之道则来自通过发展实体经济、加快分配制度改革以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提高消费需求，必须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低收入者收入，降低城镇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循着这一思路，改善我国的经济结构、加快分配制度改革、扩大居民消费、降低储蓄率等才是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治本之策。居民收入增加将大幅增加国内需求，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才会被消化，巨额外贸顺差的根源也由此消除，流动性过剩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而这需要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更需要公共财政建设的大力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