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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承认错误，向村民道歉。”面对记者，峨眉山市普兴乡大河村副主任、村文书何从礼显得极为拘谨。
何从礼说，如果不是本村纪检小组长何成香及时发现他工作中的问题，并将他的问题用“小信封”“特快专递”直达市纪委，此时的他恐怕“就不是只是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而是有可能铸成大错了。”
村民利益有了“护身符”
“多收的2块钱已经返还给我了！”坐在何从礼对面，村民王天武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2块钱保费本来是好事，何主任没有按照规定，多收了钱款，违反了党纪。”
2011年4月27日，峨眉山市人民政府根据四川省财政厅文件要求，下发了《关于做好2011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
“通知中有一条重要内容——无赔偿次年优待。”普兴乡政府种植业保险负责人告诉记者，“其实就是，当年不受灾的农户，第二年不必再缴纳保费。以后年份，依次类推。”
该项保险政策实施后，普兴乡各村按照每亩2元的标准开始保费收缴工作。时任大河村村文书何从礼负责该村保费收缴工作。当年该村应缴保费704.6元，实际收取保费688元。2012年，大河村玉米受灾面积27亩，在支付相应农户保险后，按照政策规定，当年应缴保费只有54元，而何从礼实际收取了639元。2013年度，在全村没有受灾农户的前提下，何从礼又收取了627元保费。三年来，共计多收了1205.4元，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依稀记得‘当年不遭灾，次年不缴费’的政策。但区区2块钱，村民几乎谁也没当回事儿！”王天武告诉记者，“那钱该交不该交，大家心里还是犯嘀咕的，背地里不免议论。”
虽然村民们没当回事儿，但2015年起，该村“走马上任”的村纪小检组长却很“当事儿”了。
“每年一亩2块钱看似不多，但民心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流失了。”何成香说，“党和国家的政策本来很好，如果在基层执行时变了调、走了样，那么公信力受损的不但是村两委，更是党和国家。”
“是这样的！”王天武说，现在通讯技术很发达，村民对政策的知晓度很高，“凡是收费都得有依据，都得按程序，都得有发票。”
“村民的呼声要反应上去，村民们想说而没有说的也要反应上去。”何成香说，“峨眉山市纪委为各村纪检小组长们反应情况开通了‘绿色通道’”。
2015年6月份开始，与设立村纪检小组长相配套，峨眉山市纪委专门为村纪检小组长印制邮资信封，并每月发放，收信人是峨眉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朱学军。纪检小组长们使用这种信封，把对村两委执行上级部署、党务公开、村务公开等方面发现的问题或对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建议直接反馈给市纪委书记本人。
“有了‘小信封’的保障，‘绿色渠道’就能畅通无阻。”何成香形象地比喻道，“就像古代‘专折’。”
“从此我们村民权益就多了一个‘护身符’！”王天武道出了大河村村民的心声，“对政策有疑义，或者碰上村干部做了不该做的事，我们就告诉何组长，她再报告给市纪委，不怕中间被瞒了。”
为村干部戴“紧箍”
王天武等村民的话，得到了村支书张安元的赞同。张安元说：“如果说，村纪检小组长和‘小信封’制度的建立，对村民而言，是多了一道‘护身符’的话，那么，对村干部而言，就是戴上了一个紧箍咒。”
“对村纪检组长而言，监督的重点是党员干部。在这种触手可及的高压态势下，村干部不敢腐的局面正在形成。”峨眉山市罗目镇纪委书记熊伟告诉记者。
杨村是罗目镇一个大村，乡镇企业发达。但新上马的项目噪声和粉尘污染令村民不堪其扰。作为该企业厂址所在地的直接受影响群体，杨村五组村民更是怨声四起，纷纷要求村干部出面予以解决。素有民望的杨村五组组长杨廷付成了企业主的拉拢对象。
企业主多次上门拜访，杨廷付均不為所动。情急之下，企业主竟将红包隔墙丢进杨廷付的庭院。当天，杨廷付带着红包找到村纪检小组长杨庭华，两人一起来到村支书赵辉家，说明情况，并将红包上交罗目镇纪委。
“镇纪委开了暂收条，又把钱送到了市纪委。事后，我将这件事写成报告，装进‘小信封’，直接寄给了朱书记。”杨庭华告诉记者。
“此事过后，企业主并不死心。腊月二十九，他又向杨廷付强塞了一个红包。杨廷付又将红包交到了市纪委。”杨庭华说，企业主终于放弃了“歪门邪道”，向村民们保证每晚10点以后不进行生产活动，并增加了粉尘净化装置和环保装置治理污染。
据了解，每月月初，峨眉山市264个村的纪检小组长都会准时到市纪委参会，直接向市纪委述职，并领取“小信封”。每月18号以前，必须将书写本村纪检情况的信封寄出。
“我们的工作建议和发现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信件直接寄给市纪委书记。有市纪委支持，我们何愁监督硬不起来！”普兴乡胡场村纪检小组长胡桂安拿着信封坚定的说道，“上下联动也可以通过‘小信封’而效果更佳显著，以前政策‘肠梗阻’的现象将一去不复返了。”
事实证明，小信封的确发挥了大作用，村纪检小组长纷纷“挺直了腰杆”。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峨眉山市纪委共收到各村纪检小组长来信508封，收集建议意见86条；查处农村党员违纪案件29件34人，其中移送司法的5人，以公开审判的形式，组织干部到法院进行了旁听。
在强震慑下，普兴乡胡场村支书余道清坦言：“村的纪检小组长可以直接向市纪委书记报告对村两委的监督情况，让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有所忌惮，按章办事。严格监督，其实也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
给“小组长”定期“体检”
市纪委力挺村纪检小组长履行监督职责，并不意味着小组长们可以“任性”。为了防止村纪检小组长自律不严，乱作为、不作为的问题发生，2016年初，峨眉山市纪委制定了详细的村纪检小组长工作规则，并对全市村纪检小组长进行了一次健康“体检”，对检查中发现的小组长监督责任不落实、工作执行不力、办事不公、自律意识不强的问题，均作出了相应处理。
“在那次’体检’中，7名长期在外务工、工作不力的纪检小组长被免职，对1名坐班制度坚持不到位的纪检小组长予以停薪停职，对3名违反会议或上班纪律的纪检小组长予以批评教育，1名伙同其他村干部侵占村集体利益的纪检小组长被党纪处分并移送司法。”峨眉山市纪委常委王琦告诉记者。
沙溪乡纪委书记黄登刚告诉记者，自从村纪检小组长制度实行以来，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纪检小组长制度与“小信封”制度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村级腐败情况。
“设置‘小信封’的初衷是为了探索一种行之有效的农村防腐渠道。”王琦坦诚，“比如农村都是乡里乡亲，纪检小组长有时发现了问题线索，但鉴于亲戚关系，不免‘心慈手软’。怎样克服这样的弊端，‘小信封’如何发挥效力，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朱学军在该市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面对全市264名村纪检小组长，正色道：“大家一定要用好‘小信封’。纪检监察是一个双向围猎场，我们在围猎腐败分子，腐败分子也在围猎我们。只要坚持党风廉政不动摇，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何从礼说，如果不是本村纪检小组长何成香及时发现他工作中的问题，并将他的问题用“小信封”“特快专递”直达市纪委，此时的他恐怕“就不是只是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而是有可能铸成大错了。”
村民利益有了“护身符”
“多收的2块钱已经返还给我了！”坐在何从礼对面，村民王天武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2块钱保费本来是好事，何主任没有按照规定，多收了钱款，违反了党纪。”
2011年4月27日，峨眉山市人民政府根据四川省财政厅文件要求，下发了《关于做好2011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
“通知中有一条重要内容——无赔偿次年优待。”普兴乡政府种植业保险负责人告诉记者，“其实就是，当年不受灾的农户，第二年不必再缴纳保费。以后年份，依次类推。”
该项保险政策实施后，普兴乡各村按照每亩2元的标准开始保费收缴工作。时任大河村村文书何从礼负责该村保费收缴工作。当年该村应缴保费704.6元，实际收取保费688元。2012年，大河村玉米受灾面积27亩，在支付相应农户保险后，按照政策规定，当年应缴保费只有54元，而何从礼实际收取了639元。2013年度，在全村没有受灾农户的前提下，何从礼又收取了627元保费。三年来，共计多收了1205.4元，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依稀记得‘当年不遭灾，次年不缴费’的政策。但区区2块钱，村民几乎谁也没当回事儿！”王天武告诉记者，“那钱该交不该交，大家心里还是犯嘀咕的，背地里不免议论。”
虽然村民们没当回事儿，但2015年起，该村“走马上任”的村纪小检组长却很“当事儿”了。
“每年一亩2块钱看似不多，但民心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流失了。”何成香说，“党和国家的政策本来很好，如果在基层执行时变了调、走了样，那么公信力受损的不但是村两委，更是党和国家。”
“是这样的！”王天武说，现在通讯技术很发达，村民对政策的知晓度很高，“凡是收费都得有依据，都得按程序，都得有发票。”
“村民的呼声要反应上去，村民们想说而没有说的也要反应上去。”何成香说，“峨眉山市纪委为各村纪检小组长们反应情况开通了‘绿色通道’”。
2015年6月份开始，与设立村纪检小组长相配套，峨眉山市纪委专门为村纪检小组长印制邮资信封，并每月发放，收信人是峨眉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朱学军。纪检小组长们使用这种信封，把对村两委执行上级部署、党务公开、村务公开等方面发现的问题或对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建议直接反馈给市纪委书记本人。
“有了‘小信封’的保障，‘绿色渠道’就能畅通无阻。”何成香形象地比喻道，“就像古代‘专折’。”
“从此我们村民权益就多了一个‘护身符’！”王天武道出了大河村村民的心声，“对政策有疑义，或者碰上村干部做了不该做的事，我们就告诉何组长，她再报告给市纪委，不怕中间被瞒了。”
为村干部戴“紧箍”
王天武等村民的话，得到了村支书张安元的赞同。张安元说：“如果说，村纪检小组长和‘小信封’制度的建立，对村民而言，是多了一道‘护身符’的话，那么，对村干部而言，就是戴上了一个紧箍咒。”
“对村纪检组长而言，监督的重点是党员干部。在这种触手可及的高压态势下，村干部不敢腐的局面正在形成。”峨眉山市罗目镇纪委书记熊伟告诉记者。
杨村是罗目镇一个大村，乡镇企业发达。但新上马的项目噪声和粉尘污染令村民不堪其扰。作为该企业厂址所在地的直接受影响群体，杨村五组村民更是怨声四起，纷纷要求村干部出面予以解决。素有民望的杨村五组组长杨廷付成了企业主的拉拢对象。
企业主多次上门拜访，杨廷付均不為所动。情急之下，企业主竟将红包隔墙丢进杨廷付的庭院。当天，杨廷付带着红包找到村纪检小组长杨庭华，两人一起来到村支书赵辉家，说明情况，并将红包上交罗目镇纪委。
“镇纪委开了暂收条，又把钱送到了市纪委。事后，我将这件事写成报告，装进‘小信封’，直接寄给了朱书记。”杨庭华告诉记者。
“此事过后，企业主并不死心。腊月二十九，他又向杨廷付强塞了一个红包。杨廷付又将红包交到了市纪委。”杨庭华说，企业主终于放弃了“歪门邪道”，向村民们保证每晚10点以后不进行生产活动，并增加了粉尘净化装置和环保装置治理污染。
据了解，每月月初，峨眉山市264个村的纪检小组长都会准时到市纪委参会，直接向市纪委述职，并领取“小信封”。每月18号以前，必须将书写本村纪检情况的信封寄出。
“我们的工作建议和发现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信件直接寄给市纪委书记。有市纪委支持，我们何愁监督硬不起来！”普兴乡胡场村纪检小组长胡桂安拿着信封坚定的说道，“上下联动也可以通过‘小信封’而效果更佳显著，以前政策‘肠梗阻’的现象将一去不复返了。”
事实证明，小信封的确发挥了大作用，村纪检小组长纷纷“挺直了腰杆”。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峨眉山市纪委共收到各村纪检小组长来信508封，收集建议意见86条；查处农村党员违纪案件29件34人，其中移送司法的5人，以公开审判的形式，组织干部到法院进行了旁听。
在强震慑下，普兴乡胡场村支书余道清坦言：“村的纪检小组长可以直接向市纪委书记报告对村两委的监督情况，让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有所忌惮，按章办事。严格监督，其实也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
给“小组长”定期“体检”
市纪委力挺村纪检小组长履行监督职责，并不意味着小组长们可以“任性”。为了防止村纪检小组长自律不严，乱作为、不作为的问题发生，2016年初，峨眉山市纪委制定了详细的村纪检小组长工作规则，并对全市村纪检小组长进行了一次健康“体检”，对检查中发现的小组长监督责任不落实、工作执行不力、办事不公、自律意识不强的问题，均作出了相应处理。
“在那次’体检’中，7名长期在外务工、工作不力的纪检小组长被免职，对1名坐班制度坚持不到位的纪检小组长予以停薪停职，对3名违反会议或上班纪律的纪检小组长予以批评教育，1名伙同其他村干部侵占村集体利益的纪检小组长被党纪处分并移送司法。”峨眉山市纪委常委王琦告诉记者。
沙溪乡纪委书记黄登刚告诉记者，自从村纪检小组长制度实行以来，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纪检小组长制度与“小信封”制度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村级腐败情况。
“设置‘小信封’的初衷是为了探索一种行之有效的农村防腐渠道。”王琦坦诚，“比如农村都是乡里乡亲，纪检小组长有时发现了问题线索，但鉴于亲戚关系，不免‘心慈手软’。怎样克服这样的弊端，‘小信封’如何发挥效力，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朱学军在该市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面对全市264名村纪检小组长，正色道：“大家一定要用好‘小信封’。纪检监察是一个双向围猎场，我们在围猎腐败分子，腐败分子也在围猎我们。只要坚持党风廉政不动摇，胜利终将属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