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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硕士导师何业恒先生在生活中的一大爱好,就是散步。记忆中,跟他在一起的时光多半在路上,一边慢慢地跟着他走,一边听他讲话。他散步很有规律。无论阴晴寒暑,每天吃好晚饭,稍事整理,然后出门。一般是绕校园一周,大约个把小时。如果微雨,那就撑把伞。春秋佳日,偶尔也会跟师母相扶将出来走走。
他的这一习惯,我从大二时便略有所知。那时准备考研,打听得系里正好有这么一位以研究历史地理而著名的老教授,惊呼天助我也,一问便问到他家里去了。他家那时住上游村,去的时候正是晚饭后,师母说他不在,散步去了,要我改天再去。
谁知再去时他仍然不在,又散步去了。这一次师母让我在家里等,不一会儿,他回来了。我说明来意,他告诉我要先看古汉语、中国通史,随即问了我一些平常学习方面的情况。
从那以后,我去找他的次数便渐渐的多了起来。不敢说请教,因那时对学问根本未入门,还提不出问题。主要是为他誊稿子。何先生笔耕甚勤,定稿后需要抄清,认识我以后就喜欢把这个活交给我来做。
不知今天的弟子们还有多少人有幸替老师服这种劳。我以为这对于学生是一种极好的学术训练。那时我刚刚生发一份很美好的历史地理情感,课余练书法也非常起劲,给何先生誊稿子正好满足了这两方面的喜好。何先生的字迹基本上工整,只是关键句段常有修改,有些地方还要推敲多次,为此免不了一而再、再而三地拉出一些字句写在空白处,甚至有浮签、将稿纸接长之类。他给我的要求是写字不连笔,遇有疑问就空出来。这样,我既可以大量试验各种字形的结体,然后工楷,同时还可以细细品味稿纸上留下的思维定型过程。——对一个本科生来说,那些精微的字斟句酌固然难以深刻领会,但让我受用终身的是,从那时起,我就铭记,对于科研、学问,需要一种怎样的态度。
感受更深的是把誊好的稿子交给他之后。几乎每次,我誊好的稿子都会留下一些空格。有些是对原稿字迹吃不准,有时则是怀疑原稿存在笔误,特地空出来请他是正。面对我那些幼稚的质疑,他从无愠色,总是蔼然鼓励我说出自己的看法。何处可从、何处仍旧,亲切爽朗。从他身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世上有一种人,叫“学者”。
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我理所当然请何先生指导我的毕业论文。两年后,我如愿以偿考上研究生,导师仍是他老人家。
真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吧?那一年我能及时获悉考上的消息,竟然也跟何先生的散步有关。他老人家一九一九年生人,到一九八六年才开始招研究生,偏偏那一年还没有人考上;到第二年好容易有三个人上了线,把他高兴得——每天散步经过研招办都要弯进去问一问:通知什么时候发?发出去没有?问得研招办那个女老师非常感动,有一天终于告诉他:“发出去了!”还把挂号的存根拿出来给他看。这一看不打紧,何先生发现我的名字上多写了一竖,“伟”写成了“佛”。于是要研招办赶紧给我再写一封信,说明情况,让我凭此信领取正式通知。
当时我在老家中学里任教。眼见得季候一天天燥热,而复试通知还音讯杳如,内心早已渐渐地凉透。突然在一个黄昏,收到这样一封平信,真是如唐人所说“若幽谷之睹太阳”。也不管正式通知寄到不寄到——据说迄今仍下落不明——第二天一早就去了长沙。正好赶上两天后的面试。
那年秋天,以及之后的三年,我便有很多个黄昏,和师兄一起陪着何先生慢慢地走在校园里。一路上由淡而浓弥漫着从岳麓山上铺下来的暮色。
曾听很多人议论各地大学校园之美。如今我东西南北也稍稍走过一些地方,看来看去,觉得兼具各方之长,印象最深的还是当年的湖南师大。师大座落在岳麓山阳坡,背负泉石山林之秀;前面蹲着几座低矮的山丘,外面是一些湖泊、农田和菜地,一派明媚的潇湘间田园风光。穿过菜地,面前横着一道湘江;江中是自古以来著名的橘子洲,江对岸是长沙城。出校门往左,一站地之遥,便到了湘江大桥;右边往山里走,是湖南大学,它后面有上岳麓山的公路,串着岳麓书院、爱晚亭、麓山寺等景点。这样一个所在,既得乡野的天然、静谧,又与现代都市文明近在唇齿,就连游人上山那一点点的尘嚣都避开了,实在是弦歌一堂的绝佳去处。
跟着何先生,自然不能像我读本科时那样,沿着校园后面的林间小路一上上到麓山之巅,或者顺着田埂走到湘江西岸——那里夏天是天然浴场,冬天裸露着长达数里的沙洲。我们只能陪着他在校内的马路上走。每次都是何先生从家里出来,走到我们住的研究生楼,站在楼下高呼师兄和我的名字,我们答应一声,赶紧下楼,陪他下到七舍,沿着外马路缓缓回走,把他送到景德村,然后回宿舍。
这样一趟的锻炼效果非常明显。之前我们从来不用这种健身方式,以为运动量太小; 走过第一趟回来,我和师兄都感觉浑身酸疼,才意识到何先生将这一爱好持之以恒实在有道理。
当然更引人入胜的是何先生一路上的谈话。从学习中的疑问、到生活细故、再到治学感怀,以至前辈嘉言懿行,想到哪儿说哪儿。印象中,何先生对我的教育基本上是在路上完成的。他很少正襟危坐对我们训话。就连上课——我已经忘了研究生期间他给我们上的课算几门,反正每次到了上课的钟点,我和师兄就去他家,有时坐客厅,有时坐书房;师母吩咐阿姨沏上茶来,我们一边喝着宁乡风味的热茶,一边听先生开讲。顶多讲十来分钟。大体是一杯热茶喝完,先生的课也已经讲毕。他采取专题式,每次讲一个专题,只轻轻提挈一番要点,然后师徒四人一起去图书馆,各自用功读书。
何先生不喜欢装模作样,无论为人为学,都率性至诚,本色天真。他从不多话,当然也绝不木讷。但凡有话要让我记住,他就伸出右手食指,边说边点:“伟然啊,我只跟你讲一句话是的——”然后一字一顿地说出下文。
下文一般是四个字。他说过多少次,现在已经无法数计,印象最深的有三句。第一句在“研一”,当时我对未来没有想好,又是练书法篆刻,又去玩乐队;有一天去他家,作别时他面色凝重,对我说:“我只跟你讲四个字是的——轻、重、缓、急,你要搞清楚啊!”这句话让我天人交战了好久。到“研二”开学时,我终于死心塌地准备考历史地理专业的博士。
第二句在“研二”快结束时,我去向他汇报硕士论文的设想。他作为一个历史动物地理专家,可是不希望我步他后尘,不愿我学位论文写珍稀动物。我彷徨了很久,觉得可以做南北朝的佛教地理,向他去请示;他开始稍有顾虑,说这一方面他自己缺乏研究,但当我陈述几句之后,他用力地把右手往外一挥:“你做!”随即给我指点了一些书籍,问我有何具体打算。我说,我希望去上海、北京走一趟,拜访几位先生、查些资料。他觉得可行,当即照准,临别时满面春风地对我说:“好、自、为、之!”
第三句他说过多次,记得读本科时就有密友拿它跟我打趣,但现在能想起具体情节的是在硕士论文答辩之后。当时湖南师大地理系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毕业前我们去了西安,向陕西师大申请学位。答辩会上,我的论文意外地谬承史念海先生青眼,得了几句不足与外人道的鼓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这样一位大家的肯定,当时吃的盐米不够,不自觉地可能有点骨头轻。第二天中午,正想独自溜出去享用一碗羊肉泡馍,从招待所出来,经过一个小巷,被何先生发现了。他把我叫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伟然啊,我只跟你讲一句话是的——谦、虚、谨、慎!”
从“研二”开始,公共课上完,主要精力投入专业训练,何先生便经常带我们出差。此后我们陪他散步的场所,也就由校园而延伸至外地。
真搞不懂当年的湖南师大何以对我们那么好,给的研究生经费那么多。读研的后两年,我一共出了四趟差:一趟武汉、南京、上海,一趟上海、北京,一趟上海、福州,一趟西安、兰州。
后来每当我拜读唐先生的论著,甚至每当看到他的名字,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场景。
那之后我们去了南京,之后又到了上海,住华东师大。那是何先生的旧游之地,五十年代他曾在那里进修过一年。他多次跟我深情地说起,当年李春芬先生很欣赏他的文史功底,力劝他研究历史地理。尽管他到“文革”后才付诸实施,但内心里一直十分感激。
可那次我们去华东师大感觉不妙。刚到上海,就听说陈旭麓先生在先一天晚饭时走了。心脏病,走得很急。陈先生是湖南湘乡人,享年才七十岁。这消息听得我们心里“咯噔”一下,觉得世界太无常。经过校园里一个转角处,熟人又说,这个地方对地理学家不利,去年一年南京大学就有三位地理学家在此出了事,或自己摔倒,或被自行车剐倒,总之是骨折、住院。这一八卦让我们更紧张。我们并不迷信,但何先生毕竟是马上七十岁的人,做学生的岂敢有丝毫大意。加之师兄不停地提醒从上海去长沙的票很难买,弄得那几天师徒四人的情绪简直惶惶然。
住下后何先生还是带我们去拜访了两位前辈。一位是褚绍唐先生,著名的地理教育家,研究《徐霞客游记》和上海历史地理也非常有名,当时还不到八十岁。我们去看他时,远远地在丽娃河桥头就碰见他。他体气较弱,举止颤巍巍的,说话声音也轻,我们在他家坐了不多久就出来了。
另一位当然是李春芬先生。他住在一幢小洋楼里,行动已经很困难。何先生领着我敲门进去,李先生在客厅里候着,看见我们,挣扎着起来让坐。何先生快步上前,扶李先生坐在躺椅里,然后自己在旁边就座。李先生说话很吃力,声音异常微弱,我这才知道他身染沉疴。但那天他精神尚可。何先生豪情万丈地向他汇报近年的工作,着重谈正在开展的研究全国珍稀动物分布变迁的计划,告诉他现存八千余种地方志,已经查阅近五千种,接下来再花一两年就可以完成资料收集,准备写六本专著。李先生听了颇受感染,不时加以勖勉。
以上几位前辈都是历史地理行外的,要不是跟着何先生,我很难有机会和他们接近。至于历史地理这一行内,我也有一些重要机缘是拜何先生之赐。
“研三”上期去北京查资料,何先生带我去拜访过侯仁之先生。在侯先生的书房里,听他跟何先生谈了约个把小时。毕业前去西安,何先生又特地带我们去史念海先生家里拜访,谈了大半个晚上。自我参加学术活动以来,侯、史两位先生就没有共同出席过,我同龄的有些同行连谭(其骧)、侯、史三巨头的面都没有见齐,而我居然有幸先后去他们书房里瞻礼,听他们言笑,虽时间短暂,受到的感动和激励是难以言宣的。
最后一次出差回校,四下里已经离歌遏云。同学们纷纷准备去单位上班。我一心想着念博,对此毫不措意。何先生问我:要是考不上怎么办?我说我没想过。何先生说:“走!反正现在没事,我带你去找单位,留个退路。”
那是一九九○年六月中旬,天气已是十足的盛夏。何先生领着我先坐公交车过河,然后走了好长一段路,去一个他认为我可以去工作的单位找人,把我的情况当面向对方推荐。其实何先生跟对方并无深交,说了大半天,对方嗯嗯啊啊地就把我们师徒给送出来了。
那一天赤日当空,我和何先生都没有带遮阳器具。走在路上,何先生汗涔涔地下。我心里老大不忍,可是何先生不气馁。他带着我又去下一家单位,后来又去了再下一家。下午回河西,他老人家已经很累。第二天又带我在附近跑了一家单位。
恰好葛剑雄先生及时来信,告诉他,我已经考上了。
接到信那天,何先生特别高兴。早早地吃了晚饭,就过来找我。往日他都是站在楼下叫我们下去,那天他自己跑到我寝室来了。研究生楼在半山腰,我寝室在四楼;何先生体态魁梧,登高素来不易。我很诧异,请他先坐下。他不坐,欢天喜地地掏出葛先生的来信,和我逐字逐句欣赏。等到信读完,他才坐下把气喘平,我送他下楼,像往常一样陪他散步。
真是奇怪得很,那天一路上何先生碰到的熟人特别多。每碰到一个,他就远远地招呼,然后隆重介绍:这是我的研究生某某某,今年考上谭其骧先生的博士生了!当时正值湖湘文化研究热潮,潮流的掀起者林增平先生在其开创之作《近代湖湘文化初探》中对谭先生的论著极为推崇,一时间湖南学界闻谭先生之名便鞠躬致敬。弄得我在一旁很不好意思。
一圈步散完,我送何先生回家。师母告知一个消息:某某人得了一个什么奖。印象中那个奖挺难得的,谁知何先生当即正色对师母说:“咯有么子稀奇?还比得上考取谭先生的博士生呀?”
记忆中那是我最后一次陪何先生散步。自我负笈东下以后,不久何先生就和师兄一起来复旦开过会;之后十余年间,我回长沙的次数实在不能说少,每次回去,必去看他和师母;可是,再没有机会像以前那样慢慢地陪着他边走边聊。
今年是何先生九十冥诞,我自己带学生也已经十有二年。自认为受师恩深重,报答无门,只有想方设法对学生们好一点。可是,我能教他们念书,帮他们改文章,同时,还能在为人方面给他们一些要求和建议,生活上尽量给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关爱,却迄今未能像何先生一样带他们散步。
不知是住得离学生们太远,还是带学生的数量太多。清夜遐思,常听到何先生那熟悉的宁乡话:“谦、虚、谨、慎”,“好、自、为、之!”
二○○九年二月四日初稿,二月五日修改,二月九日订正
他的这一习惯,我从大二时便略有所知。那时准备考研,打听得系里正好有这么一位以研究历史地理而著名的老教授,惊呼天助我也,一问便问到他家里去了。他家那时住上游村,去的时候正是晚饭后,师母说他不在,散步去了,要我改天再去。
谁知再去时他仍然不在,又散步去了。这一次师母让我在家里等,不一会儿,他回来了。我说明来意,他告诉我要先看古汉语、中国通史,随即问了我一些平常学习方面的情况。
从那以后,我去找他的次数便渐渐的多了起来。不敢说请教,因那时对学问根本未入门,还提不出问题。主要是为他誊稿子。何先生笔耕甚勤,定稿后需要抄清,认识我以后就喜欢把这个活交给我来做。
不知今天的弟子们还有多少人有幸替老师服这种劳。我以为这对于学生是一种极好的学术训练。那时我刚刚生发一份很美好的历史地理情感,课余练书法也非常起劲,给何先生誊稿子正好满足了这两方面的喜好。何先生的字迹基本上工整,只是关键句段常有修改,有些地方还要推敲多次,为此免不了一而再、再而三地拉出一些字句写在空白处,甚至有浮签、将稿纸接长之类。他给我的要求是写字不连笔,遇有疑问就空出来。这样,我既可以大量试验各种字形的结体,然后工楷,同时还可以细细品味稿纸上留下的思维定型过程。——对一个本科生来说,那些精微的字斟句酌固然难以深刻领会,但让我受用终身的是,从那时起,我就铭记,对于科研、学问,需要一种怎样的态度。
感受更深的是把誊好的稿子交给他之后。几乎每次,我誊好的稿子都会留下一些空格。有些是对原稿字迹吃不准,有时则是怀疑原稿存在笔误,特地空出来请他是正。面对我那些幼稚的质疑,他从无愠色,总是蔼然鼓励我说出自己的看法。何处可从、何处仍旧,亲切爽朗。从他身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世上有一种人,叫“学者”。
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我理所当然请何先生指导我的毕业论文。两年后,我如愿以偿考上研究生,导师仍是他老人家。
真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吧?那一年我能及时获悉考上的消息,竟然也跟何先生的散步有关。他老人家一九一九年生人,到一九八六年才开始招研究生,偏偏那一年还没有人考上;到第二年好容易有三个人上了线,把他高兴得——每天散步经过研招办都要弯进去问一问:通知什么时候发?发出去没有?问得研招办那个女老师非常感动,有一天终于告诉他:“发出去了!”还把挂号的存根拿出来给他看。这一看不打紧,何先生发现我的名字上多写了一竖,“伟”写成了“佛”。于是要研招办赶紧给我再写一封信,说明情况,让我凭此信领取正式通知。
当时我在老家中学里任教。眼见得季候一天天燥热,而复试通知还音讯杳如,内心早已渐渐地凉透。突然在一个黄昏,收到这样一封平信,真是如唐人所说“若幽谷之睹太阳”。也不管正式通知寄到不寄到——据说迄今仍下落不明——第二天一早就去了长沙。正好赶上两天后的面试。
那年秋天,以及之后的三年,我便有很多个黄昏,和师兄一起陪着何先生慢慢地走在校园里。一路上由淡而浓弥漫着从岳麓山上铺下来的暮色。
曾听很多人议论各地大学校园之美。如今我东西南北也稍稍走过一些地方,看来看去,觉得兼具各方之长,印象最深的还是当年的湖南师大。师大座落在岳麓山阳坡,背负泉石山林之秀;前面蹲着几座低矮的山丘,外面是一些湖泊、农田和菜地,一派明媚的潇湘间田园风光。穿过菜地,面前横着一道湘江;江中是自古以来著名的橘子洲,江对岸是长沙城。出校门往左,一站地之遥,便到了湘江大桥;右边往山里走,是湖南大学,它后面有上岳麓山的公路,串着岳麓书院、爱晚亭、麓山寺等景点。这样一个所在,既得乡野的天然、静谧,又与现代都市文明近在唇齿,就连游人上山那一点点的尘嚣都避开了,实在是弦歌一堂的绝佳去处。
跟着何先生,自然不能像我读本科时那样,沿着校园后面的林间小路一上上到麓山之巅,或者顺着田埂走到湘江西岸——那里夏天是天然浴场,冬天裸露着长达数里的沙洲。我们只能陪着他在校内的马路上走。每次都是何先生从家里出来,走到我们住的研究生楼,站在楼下高呼师兄和我的名字,我们答应一声,赶紧下楼,陪他下到七舍,沿着外马路缓缓回走,把他送到景德村,然后回宿舍。
这样一趟的锻炼效果非常明显。之前我们从来不用这种健身方式,以为运动量太小; 走过第一趟回来,我和师兄都感觉浑身酸疼,才意识到何先生将这一爱好持之以恒实在有道理。
当然更引人入胜的是何先生一路上的谈话。从学习中的疑问、到生活细故、再到治学感怀,以至前辈嘉言懿行,想到哪儿说哪儿。印象中,何先生对我的教育基本上是在路上完成的。他很少正襟危坐对我们训话。就连上课——我已经忘了研究生期间他给我们上的课算几门,反正每次到了上课的钟点,我和师兄就去他家,有时坐客厅,有时坐书房;师母吩咐阿姨沏上茶来,我们一边喝着宁乡风味的热茶,一边听先生开讲。顶多讲十来分钟。大体是一杯热茶喝完,先生的课也已经讲毕。他采取专题式,每次讲一个专题,只轻轻提挈一番要点,然后师徒四人一起去图书馆,各自用功读书。
何先生不喜欢装模作样,无论为人为学,都率性至诚,本色天真。他从不多话,当然也绝不木讷。但凡有话要让我记住,他就伸出右手食指,边说边点:“伟然啊,我只跟你讲一句话是的——”然后一字一顿地说出下文。
下文一般是四个字。他说过多少次,现在已经无法数计,印象最深的有三句。第一句在“研一”,当时我对未来没有想好,又是练书法篆刻,又去玩乐队;有一天去他家,作别时他面色凝重,对我说:“我只跟你讲四个字是的——轻、重、缓、急,你要搞清楚啊!”这句话让我天人交战了好久。到“研二”开学时,我终于死心塌地准备考历史地理专业的博士。
第二句在“研二”快结束时,我去向他汇报硕士论文的设想。他作为一个历史动物地理专家,可是不希望我步他后尘,不愿我学位论文写珍稀动物。我彷徨了很久,觉得可以做南北朝的佛教地理,向他去请示;他开始稍有顾虑,说这一方面他自己缺乏研究,但当我陈述几句之后,他用力地把右手往外一挥:“你做!”随即给我指点了一些书籍,问我有何具体打算。我说,我希望去上海、北京走一趟,拜访几位先生、查些资料。他觉得可行,当即照准,临别时满面春风地对我说:“好、自、为、之!”
第三句他说过多次,记得读本科时就有密友拿它跟我打趣,但现在能想起具体情节的是在硕士论文答辩之后。当时湖南师大地理系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毕业前我们去了西安,向陕西师大申请学位。答辩会上,我的论文意外地谬承史念海先生青眼,得了几句不足与外人道的鼓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这样一位大家的肯定,当时吃的盐米不够,不自觉地可能有点骨头轻。第二天中午,正想独自溜出去享用一碗羊肉泡馍,从招待所出来,经过一个小巷,被何先生发现了。他把我叫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伟然啊,我只跟你讲一句话是的——谦、虚、谨、慎!”
从“研二”开始,公共课上完,主要精力投入专业训练,何先生便经常带我们出差。此后我们陪他散步的场所,也就由校园而延伸至外地。
真搞不懂当年的湖南师大何以对我们那么好,给的研究生经费那么多。读研的后两年,我一共出了四趟差:一趟武汉、南京、上海,一趟上海、北京,一趟上海、福州,一趟西安、兰州。
后来每当我拜读唐先生的论著,甚至每当看到他的名字,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场景。
那之后我们去了南京,之后又到了上海,住华东师大。那是何先生的旧游之地,五十年代他曾在那里进修过一年。他多次跟我深情地说起,当年李春芬先生很欣赏他的文史功底,力劝他研究历史地理。尽管他到“文革”后才付诸实施,但内心里一直十分感激。
可那次我们去华东师大感觉不妙。刚到上海,就听说陈旭麓先生在先一天晚饭时走了。心脏病,走得很急。陈先生是湖南湘乡人,享年才七十岁。这消息听得我们心里“咯噔”一下,觉得世界太无常。经过校园里一个转角处,熟人又说,这个地方对地理学家不利,去年一年南京大学就有三位地理学家在此出了事,或自己摔倒,或被自行车剐倒,总之是骨折、住院。这一八卦让我们更紧张。我们并不迷信,但何先生毕竟是马上七十岁的人,做学生的岂敢有丝毫大意。加之师兄不停地提醒从上海去长沙的票很难买,弄得那几天师徒四人的情绪简直惶惶然。
住下后何先生还是带我们去拜访了两位前辈。一位是褚绍唐先生,著名的地理教育家,研究《徐霞客游记》和上海历史地理也非常有名,当时还不到八十岁。我们去看他时,远远地在丽娃河桥头就碰见他。他体气较弱,举止颤巍巍的,说话声音也轻,我们在他家坐了不多久就出来了。
另一位当然是李春芬先生。他住在一幢小洋楼里,行动已经很困难。何先生领着我敲门进去,李先生在客厅里候着,看见我们,挣扎着起来让坐。何先生快步上前,扶李先生坐在躺椅里,然后自己在旁边就座。李先生说话很吃力,声音异常微弱,我这才知道他身染沉疴。但那天他精神尚可。何先生豪情万丈地向他汇报近年的工作,着重谈正在开展的研究全国珍稀动物分布变迁的计划,告诉他现存八千余种地方志,已经查阅近五千种,接下来再花一两年就可以完成资料收集,准备写六本专著。李先生听了颇受感染,不时加以勖勉。
以上几位前辈都是历史地理行外的,要不是跟着何先生,我很难有机会和他们接近。至于历史地理这一行内,我也有一些重要机缘是拜何先生之赐。
“研三”上期去北京查资料,何先生带我去拜访过侯仁之先生。在侯先生的书房里,听他跟何先生谈了约个把小时。毕业前去西安,何先生又特地带我们去史念海先生家里拜访,谈了大半个晚上。自我参加学术活动以来,侯、史两位先生就没有共同出席过,我同龄的有些同行连谭(其骧)、侯、史三巨头的面都没有见齐,而我居然有幸先后去他们书房里瞻礼,听他们言笑,虽时间短暂,受到的感动和激励是难以言宣的。
最后一次出差回校,四下里已经离歌遏云。同学们纷纷准备去单位上班。我一心想着念博,对此毫不措意。何先生问我:要是考不上怎么办?我说我没想过。何先生说:“走!反正现在没事,我带你去找单位,留个退路。”
那是一九九○年六月中旬,天气已是十足的盛夏。何先生领着我先坐公交车过河,然后走了好长一段路,去一个他认为我可以去工作的单位找人,把我的情况当面向对方推荐。其实何先生跟对方并无深交,说了大半天,对方嗯嗯啊啊地就把我们师徒给送出来了。
那一天赤日当空,我和何先生都没有带遮阳器具。走在路上,何先生汗涔涔地下。我心里老大不忍,可是何先生不气馁。他带着我又去下一家单位,后来又去了再下一家。下午回河西,他老人家已经很累。第二天又带我在附近跑了一家单位。
恰好葛剑雄先生及时来信,告诉他,我已经考上了。
接到信那天,何先生特别高兴。早早地吃了晚饭,就过来找我。往日他都是站在楼下叫我们下去,那天他自己跑到我寝室来了。研究生楼在半山腰,我寝室在四楼;何先生体态魁梧,登高素来不易。我很诧异,请他先坐下。他不坐,欢天喜地地掏出葛先生的来信,和我逐字逐句欣赏。等到信读完,他才坐下把气喘平,我送他下楼,像往常一样陪他散步。
真是奇怪得很,那天一路上何先生碰到的熟人特别多。每碰到一个,他就远远地招呼,然后隆重介绍:这是我的研究生某某某,今年考上谭其骧先生的博士生了!当时正值湖湘文化研究热潮,潮流的掀起者林增平先生在其开创之作《近代湖湘文化初探》中对谭先生的论著极为推崇,一时间湖南学界闻谭先生之名便鞠躬致敬。弄得我在一旁很不好意思。
一圈步散完,我送何先生回家。师母告知一个消息:某某人得了一个什么奖。印象中那个奖挺难得的,谁知何先生当即正色对师母说:“咯有么子稀奇?还比得上考取谭先生的博士生呀?”
记忆中那是我最后一次陪何先生散步。自我负笈东下以后,不久何先生就和师兄一起来复旦开过会;之后十余年间,我回长沙的次数实在不能说少,每次回去,必去看他和师母;可是,再没有机会像以前那样慢慢地陪着他边走边聊。
今年是何先生九十冥诞,我自己带学生也已经十有二年。自认为受师恩深重,报答无门,只有想方设法对学生们好一点。可是,我能教他们念书,帮他们改文章,同时,还能在为人方面给他们一些要求和建议,生活上尽量给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关爱,却迄今未能像何先生一样带他们散步。
不知是住得离学生们太远,还是带学生的数量太多。清夜遐思,常听到何先生那熟悉的宁乡话:“谦、虚、谨、慎”,“好、自、为、之!”
二○○九年二月四日初稿,二月五日修改,二月九日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