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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的宿舍投毒案，是令人震惊和战栗的悲剧。其后又出现了三件事情，如果不是同样令人震惊的话，至少是同样地出人意料。
第一件事情是舆论对于投毒案的讨论，渐渐聚焦于大学里的宿舍关系。可是讨论尚未充分展开，千言万语已经被浓缩成一条微博段子：想起曾经的现在的同学，深深感谢对方的“不杀之恩”。这个段子令人惊讶地在网络上迅速蹿红，大家争相转发、添油加醋，一派嘻嘻哈哈。
这不是网络的娱乐化再次解构了严肃的公共讨论吗？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这么理解的。不过，依据当代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洞见，还可以提出另外一种解释。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之所以乐意用戏谑的方式来谈论投毒案，是一种个人生活策略，用以应对无法解释的风险。
道理在于，如果生命安全的风险来自于日常生活，生活琐事的摩擦蕴含杀身之祸，那就防不胜防了。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与风险共存，而娱乐化就是一种共存的策略。进一步说，投毒案的各种细节如此迅速地传播，是网络时代信息爆炸的表现，但它同时会诱导出一种心理机制，即冷漠，以帮助个人抵御过量信息的冲击，卸载无法承受的信息重负。将投毒案的阴冷色调，以戏谑的方式转化为“感谢不杀之恩”的暖色调，是一种软化乃至屏蔽信息冲击的策略。否则我们将无法继续生活，只能崩溃。
但是，嘻嘻哈哈的娱乐化并不是消解了忧虑，而只是掩盖了忧虑。它所掩盖的，是对于国家无能的深深的忧虑。当剧烈的社会变迁摧毁了人的行为规范，日常生活变得杀机重重时，家庭的保护在哪里？社会的保护在哪里？国家的保护在哪里？
证明存在这种忧虑的，是第二件事情，即朱令案件重新进入公共讨论。喜欢看热闹的，会看到无数的网络福尔摩斯与技术流，怎样在各种逻辑进路上狭路相逢勇者胜，无情地揪出一个又一个“嫌疑犯”。然而，我们真正应该看重的是两项共识。第一个是普遍的公共情感，即同情受害者朱令及其一家。第二个是大多数人拥护的公共诉求，即批评当年警方破案不力而且不公开，呼吁重启调查。
有一些人担心这样的讨论会冲击政府的公信力，于是努力论证是客观条件限制使得案件无法侦破。然而，这里有一种吊诡。一旦证明政府无责任，也就是证明了政府无能力。一旦证明政府对个体保护无能为力，甚至连迟到的正义都不会有，就必将加深所有人的安全忧虑。
这时候我们看到了第三件事情发生，就是在美国政府的“我们人民”请愿平台上，中国网民为朱令案发起了网上请愿。在一周不到的时间内，联署支持请愿的人数超过了13万。而按照规定，在一个月内超过10万人支持的请愿帖子，会获得回应。当然，也许只有涉及美国事务的请愿能得到回应。
无论如何，就争取10万支持者的目标来说，这是成功的集体行动。它打破了地理上和观念上的空间界限，展现了一种大规模合作的能力。当年朱令的同学通过网络获得了外国医生的诊断意见，今天，朱令的支持者们再次利用网络向外表达对于公正的诉求。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巧合。
作为真实而恐怖的悲剧，两起投毒案表明，我们已身处风险社会。风险既来自于理性的越位，也来自于理性的缺位，它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无论制度与国家，在个人安全保护上，出现了巨大空缺。
然而上述三件事情也表明，风险正在唤起一种积极抗衡的个人策略，它有三个面向。第一，创造解释，维持乐观；第二，创造他者，追问责任；第三，创造行动，重建价值共同体。这其中的第二点含有危险倾向，它会变成缺乏自我反思的责任推诿，也会变成暴烈的愤怒投射。因此也有必要寻求一种制约力量。
伟大的学者如弗洛伊德和马克斯·韦伯等曾说过，资本主义需要一种相匹配的个人生活策略，叫做“延时满足”。意思是，存在一个“未来”，它为“现在”赋予意义。现在应当勤奋努力和控制欲望，它会积累成台阶，通向未来，得到更大回报。我们今天的最大问题也许是缺乏明确的可以把握的未来，从而使当下的生活失去意义。
郭巍青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第一件事情是舆论对于投毒案的讨论，渐渐聚焦于大学里的宿舍关系。可是讨论尚未充分展开，千言万语已经被浓缩成一条微博段子：想起曾经的现在的同学，深深感谢对方的“不杀之恩”。这个段子令人惊讶地在网络上迅速蹿红，大家争相转发、添油加醋，一派嘻嘻哈哈。
这不是网络的娱乐化再次解构了严肃的公共讨论吗？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这么理解的。不过，依据当代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洞见，还可以提出另外一种解释。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之所以乐意用戏谑的方式来谈论投毒案，是一种个人生活策略，用以应对无法解释的风险。
道理在于，如果生命安全的风险来自于日常生活，生活琐事的摩擦蕴含杀身之祸，那就防不胜防了。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与风险共存，而娱乐化就是一种共存的策略。进一步说，投毒案的各种细节如此迅速地传播，是网络时代信息爆炸的表现，但它同时会诱导出一种心理机制，即冷漠，以帮助个人抵御过量信息的冲击，卸载无法承受的信息重负。将投毒案的阴冷色调，以戏谑的方式转化为“感谢不杀之恩”的暖色调，是一种软化乃至屏蔽信息冲击的策略。否则我们将无法继续生活，只能崩溃。
但是，嘻嘻哈哈的娱乐化并不是消解了忧虑，而只是掩盖了忧虑。它所掩盖的，是对于国家无能的深深的忧虑。当剧烈的社会变迁摧毁了人的行为规范，日常生活变得杀机重重时，家庭的保护在哪里？社会的保护在哪里？国家的保护在哪里？
证明存在这种忧虑的，是第二件事情，即朱令案件重新进入公共讨论。喜欢看热闹的，会看到无数的网络福尔摩斯与技术流，怎样在各种逻辑进路上狭路相逢勇者胜，无情地揪出一个又一个“嫌疑犯”。然而，我们真正应该看重的是两项共识。第一个是普遍的公共情感，即同情受害者朱令及其一家。第二个是大多数人拥护的公共诉求，即批评当年警方破案不力而且不公开，呼吁重启调查。
有一些人担心这样的讨论会冲击政府的公信力，于是努力论证是客观条件限制使得案件无法侦破。然而，这里有一种吊诡。一旦证明政府无责任，也就是证明了政府无能力。一旦证明政府对个体保护无能为力，甚至连迟到的正义都不会有，就必将加深所有人的安全忧虑。
这时候我们看到了第三件事情发生，就是在美国政府的“我们人民”请愿平台上，中国网民为朱令案发起了网上请愿。在一周不到的时间内，联署支持请愿的人数超过了13万。而按照规定，在一个月内超过10万人支持的请愿帖子，会获得回应。当然，也许只有涉及美国事务的请愿能得到回应。
无论如何，就争取10万支持者的目标来说，这是成功的集体行动。它打破了地理上和观念上的空间界限，展现了一种大规模合作的能力。当年朱令的同学通过网络获得了外国医生的诊断意见，今天，朱令的支持者们再次利用网络向外表达对于公正的诉求。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巧合。
作为真实而恐怖的悲剧，两起投毒案表明，我们已身处风险社会。风险既来自于理性的越位，也来自于理性的缺位，它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无论制度与国家，在个人安全保护上，出现了巨大空缺。
然而上述三件事情也表明，风险正在唤起一种积极抗衡的个人策略，它有三个面向。第一，创造解释，维持乐观；第二，创造他者，追问责任；第三，创造行动，重建价值共同体。这其中的第二点含有危险倾向，它会变成缺乏自我反思的责任推诿，也会变成暴烈的愤怒投射。因此也有必要寻求一种制约力量。
伟大的学者如弗洛伊德和马克斯·韦伯等曾说过，资本主义需要一种相匹配的个人生活策略，叫做“延时满足”。意思是，存在一个“未来”，它为“现在”赋予意义。现在应当勤奋努力和控制欲望，它会积累成台阶，通向未来，得到更大回报。我们今天的最大问题也许是缺乏明确的可以把握的未来，从而使当下的生活失去意义。
郭巍青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