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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百姓碰到沙书记这样的人，被解释为小概率事件。这还不算完，官员只当一任，老百姓要住一辈子。当这一任“沙书记”退休或调任或升迁，要后面连续几任都是“沙书记”的概率，更是呈几何级数下降。通过制度的制衡、控制，以“法治”代替“人治”，以制度安排代替个人意志。让潜在的贪官既无从下口，又敬畏制裁，也许这才是彻底根治腐败的思路主线吧。
昨天，有个好事之徒将一个剧透帖发在朋友圈，把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谁是好人谁是腐败分子谁是幕后黑手一一剧透，搞得我们这些还没追完的人哭笑不得。但其实一想，虽然是剧透，但和自己猜想的也差不多，长成陆毅、张丰毅这样一脸正气的样子，如果最后是贪官，那人民也不答应呀。
坏人贪腐，好人反腐？
细想想，这种脸谱化的好人和坏人区分也的确是有点问题——如果我们看一眼《纸牌屋》的演员阵容，光凭面相我们能看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么？或者说到底有好人或者坏人么？我说有问题倒不是说演员脸谱化这个问题（毕竟，陆毅长得帅不能怪他呀），我觉得有问题是在于好人和坏人这两个存在本身。
坏人贪腐，好人反腐。这是这部剧的故事主线——说白了，这也是中国从古至今的反腐廉政题材的主线。从严嵩、和珅、贾似道，到今天的丁副市长，贪赃枉法的是一帮坏人;从寇准、海瑞、包青天，到今天的猴子（侯亮平）、小金子（沙瑞金），清廉往往也和勤劳俭朴、低调务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官员的优秀品质联系在一起，被世代反复歌颂。在世人的观念中，清廉和腐败的根源是一个品格问题，《人民的名义》中也反复在说党员的党性，在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那些传统的优秀品质在今天这个时代党员身上的升华。
那么问题来了，清廉是被歌颂的一种高尚品格，而高尚品格之所以被歌颂，是因为那的确是芸芸众生中的小概率事件——我们歌颂学习雷锋，是因为雷锋的所作所为的确是我们多数人做不到的。这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腐败屡禁不止，反腐却任重而道远。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百姓碰到沙书记这样的人，被解释为小概率事件，这还不算完，官员只当一任，老百姓要住一辈子。当这一任“沙书记”退休或调任或升迁，要后面连续几任都是“沙书记”的概率，更是呈几何级数下降。
我终于想明白总觉得这部剧有点问题的问题在哪里了——如果我们寄希望于官员个个品格高尚成包青天，那的确是一件小概率事件，因为优秀品格本来就是稀缺资源。老百姓盼清官的确有点拼人品的感觉。所以靠抓思想品德，靠好人把腐败问题解决，是存在一个能否可持续的问题的。
官场上的“理性经济人”
有部电影里说“小孩才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如果你翻开任何一本《微观经济学》的第一章，那里都会用不同的语言讲述同一个道理——所有市场规律和经济法则的有效性都有两个最基本的前提，一个叫“资源有限”，另一个叫“理性经济人”。
资源有限可以理解，如果这世界的物资大家按需所求，取之不尽，那当然也就没人贪了。而“理性经济人”是指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以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方式行事。在同样的风险下追求效用最大，在既定效用下追求风险最小（注，经济学效用泛指有用性，不一定是货币实物利益）。因此我们说，贪腐是一种恶劣的品德，理性地讲，这是一种特定的效用评价。在这个效用、风险的考量下，某些人做出错误的决定——贪官当然知道趋利避害，当权力在手，有寻租空间的时候，他也会去比较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的所得和风险，从而代入到“理性经济人”的方程式中，去寻求自己的答案。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生来的贪官，只有变化的效用、风险考量：方程式的一端是权力寻租带来的巨大财富;而另一边，要么是实现寻租过程的巨大成本和技术难度（有的事情不是一个人就很容易搞定的），要么是获得收益同时要冒的巨大风险（被发现抓了就毙）。如果大概率下，贪官觉得风险成本足够低，或者利益足够大，他们当然会站到贪腐的那一边，哪怕他曾经也对腐败深恶痛绝，只要利益的誘惑足够大，“每个人心里总有最柔软的那块地方被一击而中”。
而如果收益和风险长期不匹配，这在经济学上称为“套利空间”，让一个常人，守着收益很大、风险有限的“套利空间”几十年不动容，的确概率不高。从这个角度上说，那些可以抵御诱惑的少数人的确是值得大加歌颂的，而多数老百姓读到此也不妨扪心自问，大家到底仇恨的是特权阶段的贪腐，还是仇恨自己不是特权阶级？假设自己设身处地，能做到大义凛然，独善其身么。
不用怀疑，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存在这些问题。这不是品德的问题，这是人性。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既是人性，那为何不太看到过国外媒体将两袖清风作为一任官员的优秀品质拿出来表扬呢？那不就是作为父母官该做的工作吗？有什么好歌颂呢，你见过邮差送封信被歌颂的么？
某些国家官至首相、总统的人，哪怕掏自己腰包休个假吃个饭都谨小慎微，这当然不是因为那些国家的官员品格多么高尚——而是因为权力体系的制衡、法律监察制度的完备以及媒体的透明，让那么多没有经过“德才兼备”考核的公务员，也不敢贪或没那么容易贪——哪怕那些官员本身品格并没有多高尚。
这基本解决了前文说过的老百姓盼清官要拼人品的概率问题，因为制衡和限制权力寻租的制度一旦确定，无论你品性贪或不贪，放诸此位，都必须符合此位置的要求。如此一来，清廉成为了工作内容，成为了职责要求，而不再作为品格典范。找一个合格的父母官也不再是小概率事件——退一万步讲，你哪怕是个最最贪婪的人，如果你根本不能贪或不敢贪，那也同样达到了清廉的客观效果。这个概率，比让一个原本品格高尚的人，几十年守着巨大利益不沾要高得多，这才能可持续发展。
有一个大家熟悉的说法叫“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不少人把這句话理解为“把有权力的人抓起来关进笼子里”——反腐当然要严惩以身试法者，但严刑峻法不能彻底根除腐败，这在明朝洪武年间就被证明过了。所谓关进笼子里，就是要通过制度的制衡、控制，以“法治”代替“人治”，以制度安排代替个人意志。让潜在的贪官既无从下口，又敬畏制裁，也许这才是彻底根治腐败的思路主线吧。
昨天，有个好事之徒将一个剧透帖发在朋友圈，把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谁是好人谁是腐败分子谁是幕后黑手一一剧透，搞得我们这些还没追完的人哭笑不得。但其实一想，虽然是剧透，但和自己猜想的也差不多，长成陆毅、张丰毅这样一脸正气的样子，如果最后是贪官，那人民也不答应呀。
坏人贪腐，好人反腐？
细想想，这种脸谱化的好人和坏人区分也的确是有点问题——如果我们看一眼《纸牌屋》的演员阵容，光凭面相我们能看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么？或者说到底有好人或者坏人么？我说有问题倒不是说演员脸谱化这个问题（毕竟，陆毅长得帅不能怪他呀），我觉得有问题是在于好人和坏人这两个存在本身。
坏人贪腐，好人反腐。这是这部剧的故事主线——说白了，这也是中国从古至今的反腐廉政题材的主线。从严嵩、和珅、贾似道，到今天的丁副市长，贪赃枉法的是一帮坏人;从寇准、海瑞、包青天，到今天的猴子（侯亮平）、小金子（沙瑞金），清廉往往也和勤劳俭朴、低调务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官员的优秀品质联系在一起，被世代反复歌颂。在世人的观念中，清廉和腐败的根源是一个品格问题，《人民的名义》中也反复在说党员的党性，在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那些传统的优秀品质在今天这个时代党员身上的升华。
那么问题来了，清廉是被歌颂的一种高尚品格，而高尚品格之所以被歌颂，是因为那的确是芸芸众生中的小概率事件——我们歌颂学习雷锋，是因为雷锋的所作所为的确是我们多数人做不到的。这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腐败屡禁不止，反腐却任重而道远。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百姓碰到沙书记这样的人，被解释为小概率事件，这还不算完，官员只当一任，老百姓要住一辈子。当这一任“沙书记”退休或调任或升迁，要后面连续几任都是“沙书记”的概率，更是呈几何级数下降。
我终于想明白总觉得这部剧有点问题的问题在哪里了——如果我们寄希望于官员个个品格高尚成包青天，那的确是一件小概率事件，因为优秀品格本来就是稀缺资源。老百姓盼清官的确有点拼人品的感觉。所以靠抓思想品德，靠好人把腐败问题解决，是存在一个能否可持续的问题的。
官场上的“理性经济人”
有部电影里说“小孩才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如果你翻开任何一本《微观经济学》的第一章，那里都会用不同的语言讲述同一个道理——所有市场规律和经济法则的有效性都有两个最基本的前提，一个叫“资源有限”，另一个叫“理性经济人”。
资源有限可以理解，如果这世界的物资大家按需所求，取之不尽，那当然也就没人贪了。而“理性经济人”是指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以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方式行事。在同样的风险下追求效用最大，在既定效用下追求风险最小（注，经济学效用泛指有用性，不一定是货币实物利益）。因此我们说，贪腐是一种恶劣的品德，理性地讲，这是一种特定的效用评价。在这个效用、风险的考量下，某些人做出错误的决定——贪官当然知道趋利避害，当权力在手，有寻租空间的时候，他也会去比较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的所得和风险，从而代入到“理性经济人”的方程式中，去寻求自己的答案。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生来的贪官，只有变化的效用、风险考量：方程式的一端是权力寻租带来的巨大财富;而另一边，要么是实现寻租过程的巨大成本和技术难度（有的事情不是一个人就很容易搞定的），要么是获得收益同时要冒的巨大风险（被发现抓了就毙）。如果大概率下，贪官觉得风险成本足够低，或者利益足够大，他们当然会站到贪腐的那一边，哪怕他曾经也对腐败深恶痛绝，只要利益的誘惑足够大，“每个人心里总有最柔软的那块地方被一击而中”。
而如果收益和风险长期不匹配，这在经济学上称为“套利空间”，让一个常人，守着收益很大、风险有限的“套利空间”几十年不动容，的确概率不高。从这个角度上说，那些可以抵御诱惑的少数人的确是值得大加歌颂的，而多数老百姓读到此也不妨扪心自问，大家到底仇恨的是特权阶段的贪腐，还是仇恨自己不是特权阶级？假设自己设身处地，能做到大义凛然，独善其身么。
不用怀疑，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存在这些问题。这不是品德的问题，这是人性。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既是人性，那为何不太看到过国外媒体将两袖清风作为一任官员的优秀品质拿出来表扬呢？那不就是作为父母官该做的工作吗？有什么好歌颂呢，你见过邮差送封信被歌颂的么？
某些国家官至首相、总统的人，哪怕掏自己腰包休个假吃个饭都谨小慎微，这当然不是因为那些国家的官员品格多么高尚——而是因为权力体系的制衡、法律监察制度的完备以及媒体的透明，让那么多没有经过“德才兼备”考核的公务员，也不敢贪或没那么容易贪——哪怕那些官员本身品格并没有多高尚。
这基本解决了前文说过的老百姓盼清官要拼人品的概率问题，因为制衡和限制权力寻租的制度一旦确定，无论你品性贪或不贪，放诸此位，都必须符合此位置的要求。如此一来，清廉成为了工作内容，成为了职责要求，而不再作为品格典范。找一个合格的父母官也不再是小概率事件——退一万步讲，你哪怕是个最最贪婪的人，如果你根本不能贪或不敢贪，那也同样达到了清廉的客观效果。这个概率，比让一个原本品格高尚的人，几十年守着巨大利益不沾要高得多，这才能可持续发展。
有一个大家熟悉的说法叫“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不少人把這句话理解为“把有权力的人抓起来关进笼子里”——反腐当然要严惩以身试法者，但严刑峻法不能彻底根除腐败，这在明朝洪武年间就被证明过了。所谓关进笼子里，就是要通过制度的制衡、控制，以“法治”代替“人治”，以制度安排代替个人意志。让潜在的贪官既无从下口，又敬畏制裁，也许这才是彻底根治腐败的思路主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