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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开通给中国丝绸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中西文化和纺织技艺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对双方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唐代丝绸艺术孕育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硕果—陵阳公样。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造出丝绸的国家。养蚕、缫丝和织绸是我国的重大成就，对世界纺织生产做出了辉煌贡献。在“寻找中国丝绸之源”考古项目中，河南荥阳汪沟遗址出土的碳化丝织物证明，至迟在距今5300年至55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中国的丝绸技术已趋成熟。
西方各国将艳丽华贵的中国丝绸视为无上珍品。古希腊还以“赛里斯”称呼中国，意为丝之国。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以丝绸贸易为主的、沟通欧亚文明的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沿线各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互鉴，中国丝绸也由此摆脱了其长期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内循序渐进、自我完善的发展模式。
文明交融 胡风东渐
当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开始向西方传播时，其不可避免地受到沿途国家纺织技艺的影响，从而获得全新的发展机遇。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数百年的东西方纺织技艺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中国丝绸在对西方的纺织技艺和图案艺术的吸收和消化基础上，终于在唐代孕育出了中外丝绸文化交流的硕果—陵阳公样。
陵阳公样是唐初工艺家窦师纶在本土优秀传统图案的基础上融汇中亚、西亚纺织图案题材所创造出的一种新型丝绸图案样式，具有雍容华贵、寓意祥瑞的艺术特征，其主要包含联珠团窠对兽（禽）纹与宝花团窠对兽（禽）纹两个品类。
陵阳公样出现的背后是唐代开放包容的对外政策和“丝路”畅通的时代背景。初唐几代君主经文纬武，使得唐朝拓土万里，悦近来远，建立起以唐帝国为核心的新秩序。唐代统治者采取开明友善、怀柔四海的外交策略，使中原王朝一直以来至高无上的外交心态大有改观，加之李唐皇室本身就含有一些少数民族血统，其对待外国与异族的态度和煦如春风。
安史之乱之前，陆上丝绸之路空前畅通，中外文化交流频繁，舶来宝货齐集京洛。唐代艺术呈现出中西交融、百花齐放的盛景，其中丝绸技艺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状态。
作为中西文明交融的一个缩影，陵阳公样系统、完整地反映出中国对外来织锦技术与艺术的取用、模仿和融合，继而进行改造、创新的全过程，再现了丝绸之路畅通时商旅摩肩接踵、驼铃悠扬的盛况。
技艺交融 孕育新样
文献中关于陵阳公样的记载仅见于唐代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窦师纶，字希言……封陵阳公，性巧绝。草创之际，乘舆皆阙，敕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本师纶，至今传之。”这段文字提供了窦师纶及陵阳公样的相关信息。
2008年，考古发现的窦师纶墓志使学界得以更加深入地认识窦师纶及其艺术活动。窦氏先祖原为鲜卑纥豆陵氏，后改为汉姓窦氏。隋唐两代窦氏贵为外戚，家族中先后多人被委以重任，参与主持国家重大建设工程。显赫的家世背景使得窦师纶在工艺方面深得家学，还获得了“陵阳郡开国公”高爵。唐武德四年（621年），窦师纶被任命为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并掌管朝廷舆服制度，他就是在此期间主持创造出了陵阳公样。
其实，早在魏晋时期，中亚、西亚的纺织品便通过丝绸之路不断传入西域地区，继而又传入内地。其中，最主要的是受波斯萨珊文化影响的联珠团窠动物纹锦，是陵阳公样的重要源头。联珠团窠动物纹锦图案主体架构为联珠团窠环，以20颗左右的圆珠组成，象征着萨珊占星术中神圣的星光。西亚强国萨珊王朝雄踞伊朗高原，扼守丝绸之路重要节点波斯湾，见证了古波斯文化的辉煌。通过丝绸之路，萨珊文化传播至外域，对亚欧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唐永徽二年（651年），萨珊国灭，大批波斯人客居唐朝，其中不乏工匠，使得萨珊艺术对中国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持续影响。
织造技术的进步是丝绸纹样创新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础。梭织物因为由经线和纬线共同织就，因而有经线显花和纬线显花两种主要织造方式。丝绸技艺输入西亚后，西亚丝绸生产继承了其毛织技术纬线显花和斜纹组织的传统，故纬线显花工艺体系成为西方丝绸的主流。而经线显花工艺体系则是中国基于儒家思想传统的选择，经锦曾一度是中国最为绚烂的传统丝织品。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至迟在周代就出现了平纹经锦，其以经线显花，并采用平纹为基础组织，兴盛期从战国绵延至唐初。选择经线显花并非限于技术条件，而是因其顺应了“经天纬地”的思想。古人将丝绸的经纬线看作用以联系天地的媒介，故以经线为基础、纬线为辅助的经线显花工艺在初唐以前一直是中国纺织的标准模式，纬线显花织造技艺在中国长期未得到发展。
直至隋唐时期，多元文化兼容并蓄，思想藩篱逐渐被打破。在西方纺织技术的影响下，中国提花工艺出现了重大转折，经线显花工艺逐渐被舍弃。西亚传入的斜纹纬锦日渐普及，到盛唐后完全取代了经锦。
当时，中国提花机在原有具备纹样经向循环能力的多综式提花机基础上，吸取西亚织机束综式挑花纬向循环的优点，发展出能够控制纹样经纬两向循环的束综式提花机，这是东西方科技交流所带来的纺织机械的巨大进步。
束综式提花机的出现影响深远。简便的织机结构利于丝绸换色，斜纹组织也能充分显示丝绸光泽，使得唐代丝绸拥有了类型更加丰富的纹样和绚丽多彩的色泽，图案细节表现力显著增强。正是纺织科技的进步，造就了陵阳公样的“章彩奇丽”。
中西融合 渐趋本土
隋唐天下一统，社会安定繁荣，稳定端庄的对称图案符合时代审美，故联珠纹样因其对称性而受到重视，逐渐普及至中国各地，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隋代工艺家何稠为隋皇室仿制的波斯纹样锦在技艺上就胜过了波斯原锦。西来的以联珠纹为主导的构图模式更有利于表现装饰性纹样和抽象几何图案，而四方连续排布造型规整的团窠和团花纹样更能体现出大唐昂扬富丽的时代气象。随着联珠纹的流行，中原纺织艺术自汉代以来长期沿用的带状循环构图模式和飘逸古拙的云气纹日渐淡出历史舞台。 陵阳公样的產生表明，在中华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之下，本土化成为一切外来文化的必由之路。初唐时，丝绸纹样中的胡风渐衰，日趋本土化。如波斯联珠纹外层加入卷云纹、卷草纹等本土图案，愈发呈现出东方色彩。主体动物纹样也选用了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祥瑞动物图案。日本正仓院收藏的联珠卷草团窠狩猎纹锦和我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双联珠团窠对龙纹绮等丝绸正体现了这一特点，应为陵阳公样初创时期的产物。
随着外来图案的本土化，生动丰富的卷草植物纹样日渐勃兴并发展出宝花团窠，后又逐步取代了相对规整的联珠环。宝花纹集莲花、牡丹和卷草等多种植物纹样于一体，是一种理想中的纹样，其造型饱满、层次丰富，体现了唐代的宏大气象。宝花团窠对兽（禽）纹的出现，标志着陵阳公样的成熟，其繁荣仅从唐诗中就可见一斑。元稹的“海榴红绽锦窠匀”描写的是石榴卷草做环的团窠动物纹;卢纶的“花攒骐骥枥，锦绚凤凰窠”所指是以花卉作为团窠，以麒麟、凤凰作为动物主题的丝绸纹样，契合了《历代名画记》中所记载的“翔凤、游麟之状”。
宝花团窠对兽（禽）纹丝绸实物遗存在中国新疆、甘肃和青海以及日本等地都有发现。出土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现藏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团窠宝花立狮纹锦，为双色斜纹纬锦，以三层花卉为环，团窠纹样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环中置一立狮，健硕丰满，孔武有力。又如我国香港贺祈思先生私藏的团窠宝花鹿纹锦，以红褐色为基调，团窠以四簇花卉围合而成，叶茂花繁，环中花鹿灵动写实。这两件织锦反映出此时植物纹样题材进入了大发展的时代，团窠宝花环在整体图案中所占比例变大，曾作为主体的动物纹样减少。此外，日本正仓院所藏团窠缠枝葡萄舞凤纹锦和中国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团窠蕾花对狮纹锦等也被认为是陵阳公样的代表性织物。
丝绸图案新样，特别是陵阳公样的创制与演进，展现了欧亚大陆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碰撞与交融的壮阔历史场景。流光溢彩的丝绸宛如东方绚丽的朝霞，穷目之所及，唐代丝绸技术的提高和艺术的创新也从物质文明的角度证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馈赠常常会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唐代社会与今日之中国有着某种相似性，都处于中外文明产生重大交融的时期。岁月的尘埃早已悄然落定，以史为鉴，重温先人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必将激励当代中国人在共建“一带一路”中与沿线各国友好往来，实现互惠共赢。
张超越，就读于北京服装学院。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造出丝绸的国家。养蚕、缫丝和织绸是我国的重大成就，对世界纺织生产做出了辉煌贡献。在“寻找中国丝绸之源”考古项目中，河南荥阳汪沟遗址出土的碳化丝织物证明，至迟在距今5300年至55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中国的丝绸技术已趋成熟。
西方各国将艳丽华贵的中国丝绸视为无上珍品。古希腊还以“赛里斯”称呼中国，意为丝之国。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以丝绸贸易为主的、沟通欧亚文明的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沿线各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互鉴，中国丝绸也由此摆脱了其长期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内循序渐进、自我完善的发展模式。
文明交融 胡风东渐
当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开始向西方传播时，其不可避免地受到沿途国家纺织技艺的影响，从而获得全新的发展机遇。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数百年的东西方纺织技艺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中国丝绸在对西方的纺织技艺和图案艺术的吸收和消化基础上，终于在唐代孕育出了中外丝绸文化交流的硕果—陵阳公样。
陵阳公样是唐初工艺家窦师纶在本土优秀传统图案的基础上融汇中亚、西亚纺织图案题材所创造出的一种新型丝绸图案样式，具有雍容华贵、寓意祥瑞的艺术特征，其主要包含联珠团窠对兽（禽）纹与宝花团窠对兽（禽）纹两个品类。
陵阳公样出现的背后是唐代开放包容的对外政策和“丝路”畅通的时代背景。初唐几代君主经文纬武，使得唐朝拓土万里，悦近来远，建立起以唐帝国为核心的新秩序。唐代统治者采取开明友善、怀柔四海的外交策略，使中原王朝一直以来至高无上的外交心态大有改观，加之李唐皇室本身就含有一些少数民族血统，其对待外国与异族的态度和煦如春风。
安史之乱之前，陆上丝绸之路空前畅通，中外文化交流频繁，舶来宝货齐集京洛。唐代艺术呈现出中西交融、百花齐放的盛景，其中丝绸技艺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状态。
作为中西文明交融的一个缩影，陵阳公样系统、完整地反映出中国对外来织锦技术与艺术的取用、模仿和融合，继而进行改造、创新的全过程，再现了丝绸之路畅通时商旅摩肩接踵、驼铃悠扬的盛况。
技艺交融 孕育新样
文献中关于陵阳公样的记载仅见于唐代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窦师纶，字希言……封陵阳公，性巧绝。草创之际，乘舆皆阙，敕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本师纶，至今传之。”这段文字提供了窦师纶及陵阳公样的相关信息。
2008年，考古发现的窦师纶墓志使学界得以更加深入地认识窦师纶及其艺术活动。窦氏先祖原为鲜卑纥豆陵氏，后改为汉姓窦氏。隋唐两代窦氏贵为外戚，家族中先后多人被委以重任，参与主持国家重大建设工程。显赫的家世背景使得窦师纶在工艺方面深得家学，还获得了“陵阳郡开国公”高爵。唐武德四年（621年），窦师纶被任命为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并掌管朝廷舆服制度，他就是在此期间主持创造出了陵阳公样。
其实，早在魏晋时期，中亚、西亚的纺织品便通过丝绸之路不断传入西域地区，继而又传入内地。其中，最主要的是受波斯萨珊文化影响的联珠团窠动物纹锦，是陵阳公样的重要源头。联珠团窠动物纹锦图案主体架构为联珠团窠环，以20颗左右的圆珠组成，象征着萨珊占星术中神圣的星光。西亚强国萨珊王朝雄踞伊朗高原，扼守丝绸之路重要节点波斯湾，见证了古波斯文化的辉煌。通过丝绸之路，萨珊文化传播至外域，对亚欧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唐永徽二年（651年），萨珊国灭，大批波斯人客居唐朝，其中不乏工匠，使得萨珊艺术对中国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持续影响。
织造技术的进步是丝绸纹样创新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础。梭织物因为由经线和纬线共同织就，因而有经线显花和纬线显花两种主要织造方式。丝绸技艺输入西亚后，西亚丝绸生产继承了其毛织技术纬线显花和斜纹组织的传统，故纬线显花工艺体系成为西方丝绸的主流。而经线显花工艺体系则是中国基于儒家思想传统的选择，经锦曾一度是中国最为绚烂的传统丝织品。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至迟在周代就出现了平纹经锦，其以经线显花，并采用平纹为基础组织，兴盛期从战国绵延至唐初。选择经线显花并非限于技术条件，而是因其顺应了“经天纬地”的思想。古人将丝绸的经纬线看作用以联系天地的媒介，故以经线为基础、纬线为辅助的经线显花工艺在初唐以前一直是中国纺织的标准模式，纬线显花织造技艺在中国长期未得到发展。
直至隋唐时期，多元文化兼容并蓄，思想藩篱逐渐被打破。在西方纺织技术的影响下，中国提花工艺出现了重大转折，经线显花工艺逐渐被舍弃。西亚传入的斜纹纬锦日渐普及，到盛唐后完全取代了经锦。
当时，中国提花机在原有具备纹样经向循环能力的多综式提花机基础上，吸取西亚织机束综式挑花纬向循环的优点，发展出能够控制纹样经纬两向循环的束综式提花机，这是东西方科技交流所带来的纺织机械的巨大进步。
束综式提花机的出现影响深远。简便的织机结构利于丝绸换色，斜纹组织也能充分显示丝绸光泽，使得唐代丝绸拥有了类型更加丰富的纹样和绚丽多彩的色泽，图案细节表现力显著增强。正是纺织科技的进步，造就了陵阳公样的“章彩奇丽”。
中西融合 渐趋本土
隋唐天下一统，社会安定繁荣，稳定端庄的对称图案符合时代审美，故联珠纹样因其对称性而受到重视，逐渐普及至中国各地，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隋代工艺家何稠为隋皇室仿制的波斯纹样锦在技艺上就胜过了波斯原锦。西来的以联珠纹为主导的构图模式更有利于表现装饰性纹样和抽象几何图案，而四方连续排布造型规整的团窠和团花纹样更能体现出大唐昂扬富丽的时代气象。随着联珠纹的流行，中原纺织艺术自汉代以来长期沿用的带状循环构图模式和飘逸古拙的云气纹日渐淡出历史舞台。 陵阳公样的產生表明，在中华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之下，本土化成为一切外来文化的必由之路。初唐时，丝绸纹样中的胡风渐衰，日趋本土化。如波斯联珠纹外层加入卷云纹、卷草纹等本土图案，愈发呈现出东方色彩。主体动物纹样也选用了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祥瑞动物图案。日本正仓院收藏的联珠卷草团窠狩猎纹锦和我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双联珠团窠对龙纹绮等丝绸正体现了这一特点，应为陵阳公样初创时期的产物。
随着外来图案的本土化，生动丰富的卷草植物纹样日渐勃兴并发展出宝花团窠，后又逐步取代了相对规整的联珠环。宝花纹集莲花、牡丹和卷草等多种植物纹样于一体，是一种理想中的纹样，其造型饱满、层次丰富，体现了唐代的宏大气象。宝花团窠对兽（禽）纹的出现，标志着陵阳公样的成熟，其繁荣仅从唐诗中就可见一斑。元稹的“海榴红绽锦窠匀”描写的是石榴卷草做环的团窠动物纹;卢纶的“花攒骐骥枥，锦绚凤凰窠”所指是以花卉作为团窠，以麒麟、凤凰作为动物主题的丝绸纹样，契合了《历代名画记》中所记载的“翔凤、游麟之状”。
宝花团窠对兽（禽）纹丝绸实物遗存在中国新疆、甘肃和青海以及日本等地都有发现。出土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现藏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团窠宝花立狮纹锦，为双色斜纹纬锦，以三层花卉为环，团窠纹样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环中置一立狮，健硕丰满，孔武有力。又如我国香港贺祈思先生私藏的团窠宝花鹿纹锦，以红褐色为基调，团窠以四簇花卉围合而成，叶茂花繁，环中花鹿灵动写实。这两件织锦反映出此时植物纹样题材进入了大发展的时代，团窠宝花环在整体图案中所占比例变大，曾作为主体的动物纹样减少。此外，日本正仓院所藏团窠缠枝葡萄舞凤纹锦和中国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团窠蕾花对狮纹锦等也被认为是陵阳公样的代表性织物。
丝绸图案新样，特别是陵阳公样的创制与演进，展现了欧亚大陆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碰撞与交融的壮阔历史场景。流光溢彩的丝绸宛如东方绚丽的朝霞，穷目之所及，唐代丝绸技术的提高和艺术的创新也从物质文明的角度证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馈赠常常会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唐代社会与今日之中国有着某种相似性，都处于中外文明产生重大交融的时期。岁月的尘埃早已悄然落定，以史为鉴，重温先人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必将激励当代中国人在共建“一带一路”中与沿线各国友好往来，实现互惠共赢。
张超越，就读于北京服装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