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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的中国，大江南北正经受高温炙烤和洪水肆虐的折磨，而在经济领域，宏观调控正面临“两难”的抉择，时移世易，盘根错节，需要决策大智慧，才能走过十字路口。
“两难”揪心
中国在全球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才半年时间，“两难”问题又扑面而来。
6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2010)上指出，我国宏观经济面临六个“两难”选择：经济刺激政策如何进退；房地产调控和经济增长之间如何平衡的难题：收入分配改革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矛盾；资源价改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压力：人民币汇率调整与出口企业之间如何协调；外贸出口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两难”。
刘树成认为，目前，宏观调控面临着许多“两难”的选择。如果处于经济上升期的后半期，经济过热或者是由偏快转为过热的时候，宏观调控的方向就是实行紧缩政策；如果处于经济衰退，增长率下滑的时候，宏观调控的方向就是实行扩张政策。现在是“两头不靠”，正好处于经济回升初期，出现很多新的特点，特别明显的就是“两难”选择增多。
“两难”问题缘于国际国内经济走势的不确定眭因素。
就国际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在经历了一轮金融危机折腾后初现复苏，又因欧洲债务危机陷入胶着状态，金融寡头对全世界“剪羊毛”的恶行意犹未竟，全球经济复苏态势放缓。经济学界几个月前还在乐观地预测世界经济不会二次探底，近日“债券之王”格罗斯——这位让“股神”巴菲特每个月都要去听他评述的传奇操盘手，却发出惊天预言：“全球经济的未来将会是危机四伏”，唱空世界经济。
从国内条件来看，中国经济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欧美画地为牢，贸易保护主义泛滥，中国出口受阻；居民收入预期不确定，钱袋紧捂，消费不旺，房地产业沉寂，汽车行业也正在走下坡；而四万亿投资耗费巨额财政，期待民资上主场接力，但民资犹豫，投资又成“半拉子”工程。“三驾马车”分工调整尚未就绪之际，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大，使“两难”问题雪上加霜。
有评论指出，无论是市场条件还是政策手段上看，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受各方利益的牵制，中国眼下的确难以“华丽转身”。
后无退路
“两难”问题并非今日始，多少年来一直暗流涌动，只不过是历史的积淀，在金融危机尚未见底之时突然喷发罢了。眼前欲破解“两难”，其实是还历史旧账，而且没有退路。
改革走过了30年，如今已经进入最艰难的阶段，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发生尖锐的冲突，在改革中产生的利益集团——国有垄断企业和一部分暴富个体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难以调和，现在已经很难有一个或一组有效的政策让大多数人满意，无法再用一部分增量的利益扩张来覆盖另一部分利益收缩所带来的反弹。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管理模式人为地设置藩篱，制造障碍，延缓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既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影响了市民的生活，现在也还没有特别的良策润滑两者的利益矛盾，
如果说前30年改革是解决了因循守1日的表面『口]题，只是初步撩开深层次矛盾的面纱，那么今后若干年内我们要解决的是国家市场体制和分配体制的深层次问题，我们面对的是财富的公正合理再分配，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顽疾，而且现在也很难再将问题“搁置”，留给后人。
“两难”归根到底是“一难”，社会的两极分化已达到极限，原本弱势群体的诉求借助互联网的威力已变成时代的强音，深化改革已成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已成化解深层次矛盾的润滑剂。
“两难”之间其实是希望和绝望的抉择，而希望和绝望本来就是—对“孪生兄弟”，中国经济究竟是沿袭老路、轻车熟路，还是改革创新、另辟坦途，究竟该忍-时之痛，还是逞一时之快，仅仅是一个常识性问题——长痛不如短痛。
历史已经赋予当代中国人深化改革的使命，克难攻险，我们巳无退路可言，必须直面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攻坚，任何停顿、迂回和倒退的念头都没有出路。
破解“两难”
因此，我们要奋力前行，在行进中破解“两难”，彰显决策智慧。
第一，世上没有万全之策，没有包治百病的良药，宏观调控面临“两难”选择，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若要追求可持续增长，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要的代价必须付出，比如增长速度暂时变缓，GDP数字不太好看，地方官员政绩“泡泡”变小。但如果延宕时日，改革成本将会越来越高，叠床架屋的效应危若累卵，那样只是暂时延迟了新的危机爆发的时间，如果新的危机爆发，又可能是更大的危机。
第二，一些“两难”问题之所以棘手，也许困难主要不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而在于对利益的取舍原则上模糊不清或优柔寡断。比如近年来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很高，但来自不同方面的“杂音”也很多。很显然，改革的利益蛋糕就那么大，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老百姓分得的蛋糕多了一点，那么国家和企业的蛋糕就要少分一点，想两头兼顾，大家都满意不太可能做到，分配矛盾如何化解成了政策制定上的一大难题。倘若从维护多数人利益出发，明确民生优先的原则，收入分配改革就不会如琵琶遮面，这么难产。
第三，要想跳出“两难”矛盾的缠绕，政策思维就不能囿于暂时利益或眼前得失，一定要将眼光放长远，从建立有利于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需要出发，下决心改革现有体制中不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部分。比如房地产调控和经济增长之间如何平衡的难题，眼下虽说是房地产支柱效应减退，地方“土地财政”吃紧，如果不咬咬牙把房价真正降下来，而且降到一个合理的价位，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泡沫问题。要从长远利益出发，才能下狠心割房地产的“肉”。
“两难”揪心
中国在全球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才半年时间，“两难”问题又扑面而来。
6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2010)上指出，我国宏观经济面临六个“两难”选择：经济刺激政策如何进退；房地产调控和经济增长之间如何平衡的难题：收入分配改革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矛盾；资源价改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压力：人民币汇率调整与出口企业之间如何协调；外贸出口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两难”。
刘树成认为，目前，宏观调控面临着许多“两难”的选择。如果处于经济上升期的后半期，经济过热或者是由偏快转为过热的时候，宏观调控的方向就是实行紧缩政策；如果处于经济衰退，增长率下滑的时候，宏观调控的方向就是实行扩张政策。现在是“两头不靠”，正好处于经济回升初期，出现很多新的特点，特别明显的就是“两难”选择增多。
“两难”问题缘于国际国内经济走势的不确定眭因素。
就国际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在经历了一轮金融危机折腾后初现复苏，又因欧洲债务危机陷入胶着状态，金融寡头对全世界“剪羊毛”的恶行意犹未竟，全球经济复苏态势放缓。经济学界几个月前还在乐观地预测世界经济不会二次探底，近日“债券之王”格罗斯——这位让“股神”巴菲特每个月都要去听他评述的传奇操盘手，却发出惊天预言：“全球经济的未来将会是危机四伏”，唱空世界经济。
从国内条件来看，中国经济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欧美画地为牢，贸易保护主义泛滥，中国出口受阻；居民收入预期不确定，钱袋紧捂，消费不旺，房地产业沉寂，汽车行业也正在走下坡；而四万亿投资耗费巨额财政，期待民资上主场接力，但民资犹豫，投资又成“半拉子”工程。“三驾马车”分工调整尚未就绪之际，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大，使“两难”问题雪上加霜。
有评论指出，无论是市场条件还是政策手段上看，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受各方利益的牵制，中国眼下的确难以“华丽转身”。
后无退路
“两难”问题并非今日始，多少年来一直暗流涌动，只不过是历史的积淀，在金融危机尚未见底之时突然喷发罢了。眼前欲破解“两难”，其实是还历史旧账，而且没有退路。
改革走过了30年，如今已经进入最艰难的阶段，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发生尖锐的冲突，在改革中产生的利益集团——国有垄断企业和一部分暴富个体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难以调和，现在已经很难有一个或一组有效的政策让大多数人满意，无法再用一部分增量的利益扩张来覆盖另一部分利益收缩所带来的反弹。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管理模式人为地设置藩篱，制造障碍，延缓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既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影响了市民的生活，现在也还没有特别的良策润滑两者的利益矛盾，
如果说前30年改革是解决了因循守1日的表面『口]题，只是初步撩开深层次矛盾的面纱，那么今后若干年内我们要解决的是国家市场体制和分配体制的深层次问题，我们面对的是财富的公正合理再分配，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顽疾，而且现在也很难再将问题“搁置”，留给后人。
“两难”归根到底是“一难”，社会的两极分化已达到极限，原本弱势群体的诉求借助互联网的威力已变成时代的强音，深化改革已成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已成化解深层次矛盾的润滑剂。
“两难”之间其实是希望和绝望的抉择，而希望和绝望本来就是—对“孪生兄弟”，中国经济究竟是沿袭老路、轻车熟路，还是改革创新、另辟坦途，究竟该忍-时之痛，还是逞一时之快，仅仅是一个常识性问题——长痛不如短痛。
历史已经赋予当代中国人深化改革的使命，克难攻险，我们巳无退路可言，必须直面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攻坚，任何停顿、迂回和倒退的念头都没有出路。
破解“两难”
因此，我们要奋力前行，在行进中破解“两难”，彰显决策智慧。
第一，世上没有万全之策，没有包治百病的良药，宏观调控面临“两难”选择，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若要追求可持续增长，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要的代价必须付出，比如增长速度暂时变缓，GDP数字不太好看，地方官员政绩“泡泡”变小。但如果延宕时日，改革成本将会越来越高，叠床架屋的效应危若累卵，那样只是暂时延迟了新的危机爆发的时间，如果新的危机爆发，又可能是更大的危机。
第二，一些“两难”问题之所以棘手，也许困难主要不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而在于对利益的取舍原则上模糊不清或优柔寡断。比如近年来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很高，但来自不同方面的“杂音”也很多。很显然，改革的利益蛋糕就那么大，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老百姓分得的蛋糕多了一点，那么国家和企业的蛋糕就要少分一点，想两头兼顾，大家都满意不太可能做到，分配矛盾如何化解成了政策制定上的一大难题。倘若从维护多数人利益出发，明确民生优先的原则，收入分配改革就不会如琵琶遮面，这么难产。
第三，要想跳出“两难”矛盾的缠绕，政策思维就不能囿于暂时利益或眼前得失，一定要将眼光放长远，从建立有利于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需要出发，下决心改革现有体制中不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部分。比如房地产调控和经济增长之间如何平衡的难题，眼下虽说是房地产支柱效应减退，地方“土地财政”吃紧，如果不咬咬牙把房价真正降下来，而且降到一个合理的价位，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泡沫问题。要从长远利益出发，才能下狠心割房地产的“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