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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赵顷霖：加大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支持力度
我国目前有118个资源型城市，约占全国城市数量的18％，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比其他城市更为迫切、更加艰巨。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平顶山市委书记赵顷霖建议，加大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力度。
赵顷霖代表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意义重大，振奋人心。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关键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由于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既关乎国民经济发展大局，又事关资源型城市自身的发展前途。国家应该进一步关注、支持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赵顷霖代表建议：
一、认真落实2007年底国务院正式发布实施的《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大力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如果等到资源枯竭后再享受其中的政策和规定，将付出更高的转型成本和代价。
二、改革资源税制度，提高资源税征收比例并不再上解，以弥补地方政府在生态修复、社会保障和承担国有企业遗留问题等方面的财力不足。
三、完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形成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
四、既要支持资源型城市产业升级改造，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层次，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又要支持资源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在项目布局上给予倾斜，构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产业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张全：要重视“海上环保”
“中国是海洋大国，我们在重视‘陆上环保’的同时也要重视‘海上環保’。”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3月13日对记者说，当前我国海洋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破坏生态事件时有发生。他建议尽快完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加大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力度。
我国近岸海域分布有红树林、珊瑚礁、滨海湿地、海岛、海湾、入海河口、渔业水域等十分典型的海洋生态系统，拥有文昌鱼、斑海豹、中华白海豚、海龟等珍稀濒危物种，还有各类珍贵的海洋自然遗迹。张全代表说，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系列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包括近岸海域污染严重、海洋及海岸带栖息地损失、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失衡、生物多样性降低和珍稀濒危物种减少等。一些海洋开发活动导致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加剧了海洋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峻形势。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的行为，职能部门可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但是由于缺乏操作层面的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国家索赔工作迄今不能全面有效地开展。”张全代表说，近年来浙江、山东、广东等地在海洋生态损害补偿赔偿领域作出了积极探索，可将相关成熟机制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
张全代表在谈到海洋保护区建设时说，我国目前有各级、各类海洋保护区200多处，保护面积总计334万余公顷，占我国管辖海域面积的1.12％。这些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促进了生态和资源保护。但与海洋环保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海洋保护区的面积和比例还相对较小。他建议，到2015年和2020年，要分别使我国海洋保护区面积达到管辖海域面积的３％和５％。
与此同时，我国现有的一些海洋保护区还面临着财力、人力等方面的“窘境”，需要加大支持力度。张全说，目前我国的国家级海洋保护区管理运行费用由地方级财政投入，各地经费投入差距较大，一些保护区的日常巡护、科研监测、宣传教育等工作受到制约。他建议，将海洋保护区纳入国家公共事业投资建设和管理体系之中，对欠发达地区的保护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提高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让他们安心、专心于保护工作，同时吸引更多的年轻才俊加入到“爱海洋、护海洋”的队伍。
全国人大代表孙桂华：关于设立“哈尔滨现代农业及绿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综
合示范区”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建议
黑龙江最大比较优势不是现有的生产原木、原煤、原油这些资源型经济业态，而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黑土地上的绿色、有机农副产品资源，将“木”、“煤”、“油”资源型经济，转向“粮”、“水”、“牧”精深加工型经济，调整产业品类，从而达到优化整体经济结构目标。据调查，带动省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效应最大、可争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区域经济发展概念及产业群，首推发展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区和绿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业。目前，黑龙江省有国家认证的绿色食品基地900多万亩及1200多家有一定规模的各类绿色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大都集中在黑土地核心地带，其中品牌繁杂、品类不一、品质参差，亟需整合，关键在形成精深加的产业链群组和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理念。
哈尔滨市居“哈大齐工业走廊”龙头地位，对整合省际、地市之间经济资源，具有极强经济要素关联度和辐射度，可形成区域经济品牌及中心城市引领的强大产业凝聚辐射作用。
而设立哈尔滨现代农业和绿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综合示范区，其核心内涵即拓展、整合以哈尔滨市周边大庆、佳木斯、伊春、绥化、牡丹江等地市20多个县区，300多家主要绿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企业，整合松嫩平原腹地最肥沃的黑土地资源，以哈尔滨为“品牌加工”，以周边地市作“基地支撑”，形成20多条精深加工核心产业链及带动生物制药、物流信息等相关业态，生产大豆异黄酮、多肽蛋白、高效饲料、超临界食油等高附加值产品。
设立哈尔滨现代农业和绿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综合示范区，可直接实现深加工产品增加值千亿元以上，间接实现拉动投资、消费倍增效益。
建议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科技部等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共同启动调研、立项、论证、编修等程序，完成绿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品牌、品类、技术分析等资源数据统计，形成地缘、产业等主类支撑框架；国家开发行等金融、税务机构应给予扶持资金、信贷、税收等政策支持，争取获准先行在哈尔滨进行试验；中宣部应组织中外媒体，宣传哈尔滨区域经济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新优势和区域核心带动作用，引导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设立哈尔滨现代农业和绿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综合示范区，系关黑龙江“十二五”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创新发展，系关全省3800万人民期盼富庶而实现有尊严美好的幸福生活，请中央领导尽快批复将此上升至国家战略。(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桂华，经济日报黑龙江记者站站长倪伟龄)
全国人大代表孙桂华：关于完善土地管理法的议案
案由：中国人均耕地太少，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18亿亩耕地红线，养活了13亿人，预计到2020年，中国人口16亿，耕地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这关系到粮食安全、国家安全、可持续发展，即保护耕地、林地、草地，又使土地更好地为国家和地方发展建设服务。
案据：国家实行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的办法有两个缺陷：一是只有中央的积极性，基层缺少积极性；二是全国各地无一不在土地使用上存在违规违法问题，这就证明现行的法律规定本身有问题。
方案：
一、层层签订责任状
即国务院与省长、省长与市长、市长与区、县长层层签定任期内的国土资源责任状。内容如下：
1、耕地面积（在核定的数字内）一亩不准少；
2、粮食产量稳步增长（防止土地以次充好）；
3、水面不准少；
4、林地不准少；
5、草原不准少。
二、给基层在宅基地、建设用地、废弃地以串用的自主权、重大项目报备或报批。
三、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基金制度。每亩不低于100元。用途是改良土壤，加强水利设施建设等，鼓励各级人民政府及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基金的来源，可以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支付。
四、加快《土地管理法》的修改进程。
全国人大代表胡葆森：加大二三线城市文化设施建设
“近年来，我国二、三线城市文化设施建设发展明显滞后，出现了文化基础设施发展极不平衡、文化设施建设标准变化与配套资金难到位、各级政府对文化投入总量仍然偏低、文化建设经费与经济发展增长的比例不协调等诸多问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胡葆森对这一问题表示出极大关注。
胡葆森代表呼吁要从城市用地总体规划出发增加中小城市文化基础设施硬件总量。二、三线城市政府应加大城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硬件建设力度，按城市人口规模兴建相应的文化设施。国家应组织调查及监督团队，考察每个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配比状况，并对基础设施偏少的城市提出警告并加以督促，以此缩小与一线城市的差距。逐级、向下推进文化设施建设，最终实现大二、三线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二、三线城市的各级政府要制定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关制度，健全领导体系，建立公益文化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纳入财政年度支出预算，并根据经济增长情况按比例逐年增加。同时，由各省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牵头，根据下辖各市的具体情况，建立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项目库，项目应向小城市及基层单位倾斜。
与此同时，要设立文化发展公益基金。中小城市政府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基金，由公共财政拨出启动资金，吸纳企业、个人和各种社会组织捐赠，用于扶持公益文化建设。以政府投入为主，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采取多元投入，统一管理，合力共建。
胡葆森代表说，事实证明，唯有吸纳民间资本，借助市场的力量才能更好地提升城市文化基础设施水平。针对文化事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政府部门的规划应更系统、职能应更明晰、机制应更透明，以此激励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具体而言，二、三线城市的各级政府应当在该领域采取更加灵活的税收政策和鼓励措施，加大对公益事业投资的反馈和奖励力度，创造更加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以更好地吸纳社会资本力量。
胡葆森代表认为，在鼓励社会资本兴建文化基础设施的同时，各级政府也应转变作风，创新机制，引入目前国际上较为成熟的管理模式和先进经验，加强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并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托管公共文化设施或加入到其日常管理中去，以保证最大化利用这些设施，并持续性地、更有针对性地带动区域文化环境的改善。
胡葆森代表建议转变文化基础设施投资的整体思路。减少对有“形象工程”之嫌的大型公共设施、带有商业运营性质的文化旅游设施的投入；兴建更多贴近市民、顺应民心、便为民用的社区图书馆、小型演出厅等小型设施；有公民教育性质的场馆如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院、体育场等实行进一步的全面开放、全面免费；基层管理机构应当组织更多可以让最广泛市民参与的公共文体活动，让更多市民享受到实惠。
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推进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政府转型
3月10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迟福林委员在作大会发言时建议，“十二五”时期应以政府转型为重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迟福林委员说，今年是“十二五”时期的开局之年，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之年。实践证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政府转型。“十一五”规划曾明确把加快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改革攻坚的重点。五年过去了，行政体制改革虽有多方面进展，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仍十分突出。
迟福林委员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尽快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建议“十二五”时期加快推进以强化经济性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的政府转型：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重点，提高经济决策的科学性，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提高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尤其是加强食品、药品、生产等公共安全和垄断行业的市场监管；强化中长期规划的科学性和刚性约束，重点加大遏制违法批租土地行为的力度。
二是确立并实施民富优先的改革导向。尽快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提前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三是以公益性为重要目标优化国有资源配置。要以公益性为导向、以改善民生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源配置。加大对国有垄断行业收租分红力度，用于补充基本公共服务投资，用于社会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董文标：建议小企业贷款不纳入存贷比限额
在商业银行对小企业贷款中提出对商业银行的税收、贷款拨备、经济资本耗用计量以及商业银行能够快速核销小企业不良贷款等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希望监管层能够看到商业银行积极对小企业贷款背后的难处。建议相关部门考虑实行小企业贷款不纳入存贷比限额管理。这将有助于商业银行实行逆周期管理，在宏观紧缩期，小企业经营环境恶化、银行流动性收紧时，能激发商业银行发放小企业贷款，而不是一味去“垒大户”。
很多人认为这个市场风险比较大成本比较高，但我觉得是要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经过两年试水，这个市场非常好，现在两年间我们贷款发生是3000亿，余额到去年年底是1700亿，客户12万户，不良率只有千分之一，并且我们这些客户65%都是物流客户，35%属于小生产，物流客户他们经营的都是国计民生这些产品，他们属于服务业，所以这对于“十二五”的调整社会经济结构，转换发展方式意义非常大，所以我们民生银行不仅把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作为一个战略，另一方面也要专门制定这个商业模式，这些模式都有自己的核心理念，这也是商业银行在“十二五”过程中转变模式，转变发展方式的客观的要求。
全国政协委员陈锡文：把握农村改革的三点意见
全国政协委员陈锡文在3月10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指出，必须把握农村改革的正确方向。
陈锡文委员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推进农村改革的积极性很高。当前，有一种倾向值得高度重视，由于一些地方片面以城市发展为中心考虑问题，出现了在统筹城乡发展名义下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甚至危及农村基本经济社会制度稳定的现象。
陈锡文委员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其核心是三个方面：一是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二是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三是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但有些地方推进此项改革的目的，却是单纯为了增加城镇的建设用地指标而到农村去“拆村并居”，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后患无穷。
第二，必须大力发展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和各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花更多的力量去提高农民和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为家庭经营创造更加适宜的社会条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和发展农产品加工、营销，为家庭经营的农业提供社会化服务。
第三，在农民转市民的过程中，尤其要处理好农民的土地权益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赵海英：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大改善民生力度
全國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赵海英委员在发言时建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大改善民生力度。
赵海英委员说，近年来，我国财政收支高速增长，但财政收支结构的合理性亟待改善。一是财政支出没有充分体现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将大量的财政资源用于经济建设，相应削弱了对社保、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投入。二是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但居民收入占比却在下降。三是税制结构不合理，直接影响收入分配。高收入者的税赋占其收入的比重反而比低收入者要低。
赵海英委员提出３点建议：
一是完善预算编制和执行机制，理顺财政收支制度。逐步取消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建立覆盖全部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全口径预算编制和报告制度。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和透明度，以便社会了解国家政策，动员社会力量做好监督工作，有效引导资源配置。
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减少投资和对企业的转移支付；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财政支出要向中西部、农村和基层倾斜。
三是全面推进税制改革，改善国民经济分配格局。
我国目前有118个资源型城市，约占全国城市数量的18％，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比其他城市更为迫切、更加艰巨。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平顶山市委书记赵顷霖建议，加大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力度。
赵顷霖代表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意义重大，振奋人心。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关键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由于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既关乎国民经济发展大局，又事关资源型城市自身的发展前途。国家应该进一步关注、支持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赵顷霖代表建议：
一、认真落实2007年底国务院正式发布实施的《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大力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如果等到资源枯竭后再享受其中的政策和规定，将付出更高的转型成本和代价。
二、改革资源税制度，提高资源税征收比例并不再上解，以弥补地方政府在生态修复、社会保障和承担国有企业遗留问题等方面的财力不足。
三、完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形成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
四、既要支持资源型城市产业升级改造，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层次，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又要支持资源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在项目布局上给予倾斜，构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产业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张全：要重视“海上环保”
“中国是海洋大国，我们在重视‘陆上环保’的同时也要重视‘海上環保’。”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3月13日对记者说，当前我国海洋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破坏生态事件时有发生。他建议尽快完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加大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力度。
我国近岸海域分布有红树林、珊瑚礁、滨海湿地、海岛、海湾、入海河口、渔业水域等十分典型的海洋生态系统，拥有文昌鱼、斑海豹、中华白海豚、海龟等珍稀濒危物种，还有各类珍贵的海洋自然遗迹。张全代表说，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系列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包括近岸海域污染严重、海洋及海岸带栖息地损失、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失衡、生物多样性降低和珍稀濒危物种减少等。一些海洋开发活动导致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加剧了海洋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峻形势。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的行为，职能部门可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但是由于缺乏操作层面的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国家索赔工作迄今不能全面有效地开展。”张全代表说，近年来浙江、山东、广东等地在海洋生态损害补偿赔偿领域作出了积极探索，可将相关成熟机制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
张全代表在谈到海洋保护区建设时说，我国目前有各级、各类海洋保护区200多处，保护面积总计334万余公顷，占我国管辖海域面积的1.12％。这些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促进了生态和资源保护。但与海洋环保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海洋保护区的面积和比例还相对较小。他建议，到2015年和2020年，要分别使我国海洋保护区面积达到管辖海域面积的３％和５％。
与此同时，我国现有的一些海洋保护区还面临着财力、人力等方面的“窘境”，需要加大支持力度。张全说，目前我国的国家级海洋保护区管理运行费用由地方级财政投入，各地经费投入差距较大，一些保护区的日常巡护、科研监测、宣传教育等工作受到制约。他建议，将海洋保护区纳入国家公共事业投资建设和管理体系之中，对欠发达地区的保护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提高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让他们安心、专心于保护工作，同时吸引更多的年轻才俊加入到“爱海洋、护海洋”的队伍。
全国人大代表孙桂华：关于设立“哈尔滨现代农业及绿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综
合示范区”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建议
黑龙江最大比较优势不是现有的生产原木、原煤、原油这些资源型经济业态，而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黑土地上的绿色、有机农副产品资源，将“木”、“煤”、“油”资源型经济，转向“粮”、“水”、“牧”精深加工型经济，调整产业品类，从而达到优化整体经济结构目标。据调查，带动省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效应最大、可争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区域经济发展概念及产业群，首推发展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区和绿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业。目前，黑龙江省有国家认证的绿色食品基地900多万亩及1200多家有一定规模的各类绿色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大都集中在黑土地核心地带，其中品牌繁杂、品类不一、品质参差，亟需整合，关键在形成精深加的产业链群组和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理念。
哈尔滨市居“哈大齐工业走廊”龙头地位，对整合省际、地市之间经济资源，具有极强经济要素关联度和辐射度，可形成区域经济品牌及中心城市引领的强大产业凝聚辐射作用。
而设立哈尔滨现代农业和绿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综合示范区，其核心内涵即拓展、整合以哈尔滨市周边大庆、佳木斯、伊春、绥化、牡丹江等地市20多个县区，300多家主要绿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企业，整合松嫩平原腹地最肥沃的黑土地资源，以哈尔滨为“品牌加工”，以周边地市作“基地支撑”，形成20多条精深加工核心产业链及带动生物制药、物流信息等相关业态，生产大豆异黄酮、多肽蛋白、高效饲料、超临界食油等高附加值产品。
设立哈尔滨现代农业和绿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综合示范区，可直接实现深加工产品增加值千亿元以上，间接实现拉动投资、消费倍增效益。
建议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科技部等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共同启动调研、立项、论证、编修等程序，完成绿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品牌、品类、技术分析等资源数据统计，形成地缘、产业等主类支撑框架；国家开发行等金融、税务机构应给予扶持资金、信贷、税收等政策支持，争取获准先行在哈尔滨进行试验；中宣部应组织中外媒体，宣传哈尔滨区域经济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新优势和区域核心带动作用，引导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设立哈尔滨现代农业和绿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综合示范区，系关黑龙江“十二五”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创新发展，系关全省3800万人民期盼富庶而实现有尊严美好的幸福生活，请中央领导尽快批复将此上升至国家战略。(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桂华，经济日报黑龙江记者站站长倪伟龄)
全国人大代表孙桂华：关于完善土地管理法的议案
案由：中国人均耕地太少，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18亿亩耕地红线，养活了13亿人，预计到2020年，中国人口16亿，耕地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这关系到粮食安全、国家安全、可持续发展，即保护耕地、林地、草地，又使土地更好地为国家和地方发展建设服务。
案据：国家实行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的办法有两个缺陷：一是只有中央的积极性，基层缺少积极性；二是全国各地无一不在土地使用上存在违规违法问题，这就证明现行的法律规定本身有问题。
方案：
一、层层签订责任状
即国务院与省长、省长与市长、市长与区、县长层层签定任期内的国土资源责任状。内容如下：
1、耕地面积（在核定的数字内）一亩不准少；
2、粮食产量稳步增长（防止土地以次充好）；
3、水面不准少；
4、林地不准少；
5、草原不准少。
二、给基层在宅基地、建设用地、废弃地以串用的自主权、重大项目报备或报批。
三、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基金制度。每亩不低于100元。用途是改良土壤，加强水利设施建设等，鼓励各级人民政府及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基金的来源，可以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支付。
四、加快《土地管理法》的修改进程。
全国人大代表胡葆森：加大二三线城市文化设施建设
“近年来，我国二、三线城市文化设施建设发展明显滞后，出现了文化基础设施发展极不平衡、文化设施建设标准变化与配套资金难到位、各级政府对文化投入总量仍然偏低、文化建设经费与经济发展增长的比例不协调等诸多问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胡葆森对这一问题表示出极大关注。
胡葆森代表呼吁要从城市用地总体规划出发增加中小城市文化基础设施硬件总量。二、三线城市政府应加大城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硬件建设力度，按城市人口规模兴建相应的文化设施。国家应组织调查及监督团队，考察每个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配比状况，并对基础设施偏少的城市提出警告并加以督促，以此缩小与一线城市的差距。逐级、向下推进文化设施建设，最终实现大二、三线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二、三线城市的各级政府要制定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关制度，健全领导体系，建立公益文化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纳入财政年度支出预算，并根据经济增长情况按比例逐年增加。同时，由各省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牵头，根据下辖各市的具体情况，建立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项目库，项目应向小城市及基层单位倾斜。
与此同时，要设立文化发展公益基金。中小城市政府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基金，由公共财政拨出启动资金，吸纳企业、个人和各种社会组织捐赠，用于扶持公益文化建设。以政府投入为主，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采取多元投入，统一管理，合力共建。
胡葆森代表说，事实证明，唯有吸纳民间资本，借助市场的力量才能更好地提升城市文化基础设施水平。针对文化事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政府部门的规划应更系统、职能应更明晰、机制应更透明，以此激励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具体而言，二、三线城市的各级政府应当在该领域采取更加灵活的税收政策和鼓励措施，加大对公益事业投资的反馈和奖励力度，创造更加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以更好地吸纳社会资本力量。
胡葆森代表认为，在鼓励社会资本兴建文化基础设施的同时，各级政府也应转变作风，创新机制，引入目前国际上较为成熟的管理模式和先进经验，加强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并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托管公共文化设施或加入到其日常管理中去，以保证最大化利用这些设施，并持续性地、更有针对性地带动区域文化环境的改善。
胡葆森代表建议转变文化基础设施投资的整体思路。减少对有“形象工程”之嫌的大型公共设施、带有商业运营性质的文化旅游设施的投入；兴建更多贴近市民、顺应民心、便为民用的社区图书馆、小型演出厅等小型设施；有公民教育性质的场馆如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院、体育场等实行进一步的全面开放、全面免费；基层管理机构应当组织更多可以让最广泛市民参与的公共文体活动，让更多市民享受到实惠。
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推进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政府转型
3月10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迟福林委员在作大会发言时建议，“十二五”时期应以政府转型为重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迟福林委员说，今年是“十二五”时期的开局之年，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之年。实践证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政府转型。“十一五”规划曾明确把加快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改革攻坚的重点。五年过去了，行政体制改革虽有多方面进展，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仍十分突出。
迟福林委员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尽快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建议“十二五”时期加快推进以强化经济性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的政府转型：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重点，提高经济决策的科学性，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提高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尤其是加强食品、药品、生产等公共安全和垄断行业的市场监管；强化中长期规划的科学性和刚性约束，重点加大遏制违法批租土地行为的力度。
二是确立并实施民富优先的改革导向。尽快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提前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三是以公益性为重要目标优化国有资源配置。要以公益性为导向、以改善民生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源配置。加大对国有垄断行业收租分红力度，用于补充基本公共服务投资，用于社会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董文标：建议小企业贷款不纳入存贷比限额
在商业银行对小企业贷款中提出对商业银行的税收、贷款拨备、经济资本耗用计量以及商业银行能够快速核销小企业不良贷款等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希望监管层能够看到商业银行积极对小企业贷款背后的难处。建议相关部门考虑实行小企业贷款不纳入存贷比限额管理。这将有助于商业银行实行逆周期管理，在宏观紧缩期，小企业经营环境恶化、银行流动性收紧时，能激发商业银行发放小企业贷款，而不是一味去“垒大户”。
很多人认为这个市场风险比较大成本比较高，但我觉得是要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经过两年试水，这个市场非常好，现在两年间我们贷款发生是3000亿，余额到去年年底是1700亿，客户12万户，不良率只有千分之一，并且我们这些客户65%都是物流客户，35%属于小生产，物流客户他们经营的都是国计民生这些产品，他们属于服务业，所以这对于“十二五”的调整社会经济结构，转换发展方式意义非常大，所以我们民生银行不仅把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作为一个战略，另一方面也要专门制定这个商业模式，这些模式都有自己的核心理念，这也是商业银行在“十二五”过程中转变模式，转变发展方式的客观的要求。
全国政协委员陈锡文：把握农村改革的三点意见
全国政协委员陈锡文在3月10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指出，必须把握农村改革的正确方向。
陈锡文委员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推进农村改革的积极性很高。当前，有一种倾向值得高度重视，由于一些地方片面以城市发展为中心考虑问题，出现了在统筹城乡发展名义下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甚至危及农村基本经济社会制度稳定的现象。
陈锡文委员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其核心是三个方面：一是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二是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三是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但有些地方推进此项改革的目的，却是单纯为了增加城镇的建设用地指标而到农村去“拆村并居”，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后患无穷。
第二，必须大力发展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和各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花更多的力量去提高农民和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为家庭经营创造更加适宜的社会条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和发展农产品加工、营销，为家庭经营的农业提供社会化服务。
第三，在农民转市民的过程中，尤其要处理好农民的土地权益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赵海英：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大改善民生力度
全國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赵海英委员在发言时建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大改善民生力度。
赵海英委员说，近年来，我国财政收支高速增长，但财政收支结构的合理性亟待改善。一是财政支出没有充分体现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将大量的财政资源用于经济建设，相应削弱了对社保、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投入。二是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但居民收入占比却在下降。三是税制结构不合理，直接影响收入分配。高收入者的税赋占其收入的比重反而比低收入者要低。
赵海英委员提出３点建议：
一是完善预算编制和执行机制，理顺财政收支制度。逐步取消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建立覆盖全部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全口径预算编制和报告制度。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和透明度，以便社会了解国家政策，动员社会力量做好监督工作，有效引导资源配置。
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减少投资和对企业的转移支付；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财政支出要向中西部、农村和基层倾斜。
三是全面推进税制改革，改善国民经济分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