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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楚辞学史上，胡濬源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楚辞学者。目前，学术界尚未对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的注疏方式和学术贡献作全面的专题论述。胡濬源在注疏楚辞时，并没有刻意追求字句训诂、名物考证，而是奉行以寻求“通节旨、脉络”为主的治学宗旨，采取了别具一格的楚辞注疏方式，即“求楚辞于注家”“求楚辞于史传”“求楚辞于本辞”，分别从学术家的眼光、史学家的精神、文学家的意识，来对楚辞作品的创作时地、作者归属、文体属性、主旨大意、词句寓意、脉络章法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究，从而作出了较大的学术贡献。
关键词：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注疏方式；学术贡献；清代
中图分类号：I20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6）03-00-07
胡濬源，字甫渊，号乙灯，武乡（今江西铜鼓）带溪人。他生于清代乾隆十三年（1748年），卒于道光四年（1824年），中举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曾任商水、考城等知縣，为官公正清廉，晚年告退还乡，培植后辈，让其家乡获益匪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胡濬源撰成《楚辞新注求确》，时年69岁。其生平主要事迹见《光绪江西通志》卷140“列传”[1]（P685）、《义宁州志》卷23“人物志”[2]（P1 459-1 460）、《铜鼓县志》卷28[3]（P689）。
在楚辞学史上，胡濬源的《楚辞新注求确》是一部相当重要的楚辞注本。胡濬源主要生活在朴学之风盛行的清代乾嘉时期，学术功底深厚扎实，但在注疏楚辞时，并没有刻意追求字句训诂、名物考证，而是奉行以寻求“通节旨、脉络”为主的治学宗旨，采取了别具一格的楚辞注疏方式，即“求楚辞于注家，不若求之于史传；求之于史传，不若求之于本辞为确”[4]（P24），从而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的注疏方式和学术贡献作深入、系统的探究。
一求楚辞于注家——学术家的眼光
胡濬源所谓的“求楚辞于注家”，就是指从过去的楚辞注家中寻求正确解读楚辞。虽然胡濬源坚持“求楚辞于注家，不若求之于史传”的观点，但是实际上，作为一名博学多识的学者，他却始终运用“求楚辞于注家”的注疏方式，体现出学术家的眼光。对于过去的楚辞注家，胡濬源既没有一概地否定，也没有一味地接受，而是加以独立地思考，加以理性地分析。
1体现在原文注疏上
首先，胡濬源充分肯定了前人注疏楚辞的成就，如汉代以来各家注楚辞本，如王逸、苏轼、洪炎、洪兴祖、朱熹、吴仁杰、蒋骥、萧云从、林云铭等，云：“楚辞注家，传者自汉王逸《章句》后，宋有苏轼校本、洪炎等十五家本、洪兴祖《补注》《考异》、朱子《集注》《辨证》、吴仁杰《草木疏》，明以来各家说楚辞本，国朝蒋骥《山带阁注》、萧云从《离骚图》，此外又若林云铭《楚辞灯》之类，虽多执滞，亦间有所长。诸家详赅，已无微不搜矣。”[4]（P24）事实上，《楚辞新注求确》一书就是胡濬源晚年家塾课暇，在批阅王萌《楚辞评注》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云：“迩来谢病，家塾课暇，注《韩集五百家注旁参》，后见儿辈案又有近时王逊直同侄带存所注《楚辞评注》十卷，因取阅之，随阅随批，不觉竟其卷。”[4]（P24）因此，胡濬源在注疏楚辞原文时，就自然深受王萌及其侄子王远观点的影响。他对于王氏叔侄虽然时有批判，但是也有所肯定。如在注疏《九辩》《惜誓》《服赋》《招隐士》等篇目时，胡濬源就基本上照抄王萌及其侄子王远《楚辞评注》的观点，而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又如在注疏《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篇目时，胡濬源则部分接受王萌及其侄子王远《楚辞评注》的观点，并经常表达自己独到的见解。比较而言，胡濬源肯定王萌的观点远甚于其侄王远的观点，如解读“三后”，王萌及其侄子王远《楚辞评注》曰：“‘三后’，禹、汤、文武也。……远按：‘三后’，当是‘三皇’，在帝之上，其德纯粹。”[5]（P11 306）对此，胡濬源则认同王萌的观点而反对王远的观点，即“三后”当指禹、汤、文武，而非指“三皇”，云：“‘三后’，指禹、汤、文武为是。下陈词重华，所举皆三代事。若指‘三皇’，则终篇不相应矣。”[4]（P29）
其次，胡濬源又明确指出了前人注疏楚辞的不足，主要有“或专疏其辞”“或浑括其指”“或牵于古而曲为之说”三种缺点，云：“然原文于经、史、子外，独创一格，为诗之变而赋之祖；字句承转恍惚，未易确以迹求。后之读者，以其恢奇奥衍，不得不乞灵于注。而注家或专疏其辞，或浑括其指，或牵于古而曲为之说，遂致有累复扞格、龃龉不合、揆之情理不安不确者，如《离骚》之以女比君，《九歌》之为主祭词，《天问》之以后出书释上世不传之事，如此类俾千古奇文几成怪文矣。”[4]（P24）如对于当时比较盛行的林云铭《楚辞灯》，胡濬源予以了强烈的批判，指出该书存在“专疏其辞”而未能求得“文脉之贯通”的弊端，云：“读楚辞，当于天晴日午明窗下，一目十行，静心观之。若黑夜暗室，索萤火之灯，逐字照去，照得一字而忘上下字，照得一句而忘上下句，照完一篇而忘他篇，便自以为确解，谬矣。故注楚辞者有以‘灯’命名，殊大可笑也。”[4]（P26）又如对于注家“牵于古而曲为之说”的缺点，胡濬源从文献例证出发，予以了一针见血的批驳，云：“从来注楚辞者正坐迂板，又强作解人也；解必以证古书，但诸所引证《淮南》既系汉人书，《竹书》又晋太康时出，《山海经》亦小说之祖，并非禹、益书，其余杂书益不可据以解屈。”[4]（P61）再如对于注家“浑括其指”的毛病，胡濬源予以了客观的辩驳，云：“《九歌》寄意君国，亦不可泥定篇篇比君。泥之，则《山鬼》既不可比君，《国殇》亦不伦，《湘君》、《夫人》终牵强。”[4]（P49）
2体现在篇目次第上
在楚辞篇目次第的编排上，不同的楚辞注家时常会选择不同的取舍。如前所述，胡濬源的《楚辞新注求确》在王萌及其侄子王远《楚辞评注》的基础上批点而成，而王萌及其侄子王远的《楚辞评注》又在朱熹《楚辞集注》的基础上批点而成。 现将朱熹《楚辞集注》、王萌及其侄子王远《楚辞评注》、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确》等三书的篇目次第胪列如表1：
由此可见，《楚辞集注》《楚辞评注》《楚辞新注求确》在篇目次第的编排上存在差异。朱熹的《楚辞集注》共分8卷，其中：卷1至卷5皆为屈原的作品，即《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共计25篇；卷6至卷8皆非屈原作品，即《九辩》（9篇）、《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服赋》、《哀时命》、《招隐士》，共计16篇。王萌及其侄子王远的《楚辞评注》共分10卷，其中：卷1至卷7皆为屈原的作品，即《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招魂》、《卜居》、《渔父》，共计26篇；卷8至卷10皆非屈原作品，即《九辩》（9篇）、《大招》、《惜誓》、《吊屈原》、《服赋》、《招隐士》，共计14篇。胡濬源的《楚辞新注求确》共分10卷，其中：卷1至卷7皆为屈原的作品，即《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卜居》、《渔父》，共计25篇；卷8至卷10皆非屈原作品，即《九辩》（9篇）、《大招》、《远游》、《惜誓》、《吊屈原》、《服赋》、《招隐士》，共计15篇。
很显然，在屈原作品的总篇数认定上，胡濬源在《楚辞新注求确》中赞同朱熹的观点而反对王萌的观点，即认为屈原的作品应为25篇而非26篇；但在屈原作品的篇目名称认定上，他却赞同王萌将《招魂》视作屈原作品的做法，而反对朱熹、王萌将《远游》认定为屈原作品的观点，云：“《史》明谓‘读《招魂》、《哀郢》’，又谓‘作《怀沙》之赋’。《哀郢》、《怀沙》俱在《九章》内，则《招魂》与《九章》皆原作。计二十五篇之数，有《招魂》则无《远游》，有《远游》则无《招魂》。必去一篇，其数乃合。大抵《远游》之为辞人所拟良是，细玩其辞意亦然；余辨，另详后《远游》篇。至《招魂》之确为原作，亦详后《招魂》篇。旧本列原作二十六篇，不合《汉志》二十五篇之数。今摘《远游》一篇列《大招》后，余篇仍依旧本。”[4]（P25）应该说，胡濬源从史料出发，将《远游》视为非屈原作品确有相当的说服力。对此，晚清学者郑知同在《楚辞考辨》中予以高度肯定和自觉继承，云：“惟近世胡氏濬源审正二十五篇，如上所第，今从之。”[6]（P12）
二求楚辞于史传——史学家的精神
胡濬源所谓的“求楚辞于史传”，就是指从过去的史料典籍中寻求正确解读楚辞。胡濬源虽然坚持“求楚辞于史传，不若求之于本辞”的观点，但是实际上，作为一名严谨求实的学者，他却始终运用“求楚辞于史传”的注疏方式，体现出史学家的精神。对于过去可靠的史料典籍，胡濬源就坚持大胆运用，并据此进行理性的分析；反之，对于过去不可靠的史料典籍，他则反对随意引用，并对此进行理性的批判。
1坚持大胆运用史料典籍
历代学者虽然对楚辞作了大量的注疏和考论工作，但是“由于时代的隔阂、事实的冥昧、文句的艰奥、词旨的婉曲，导致了疑义纷纭，久讼莫断。或囿于旧说，难脱藩篱；或游谈臆说，羌无实据；或治丝愈紊，遂成死结”[7]（P1）。对此，胡濬源不囿于旧说，而力图从史料典籍出发，来破除楚辞学史上的诸多难题。在众多的史料典籍中，胡濬源认为最为可靠的史料典籍当属史书，尤其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正如毛庆所言：“胡氏十分重视《史记》，全部屈赋的注释阐明可以说以此为基础。”[8]（P232）
或借史料典籍来考查楚辞作品的创作时地，如胡濬源认定《离骚》创作于屈原被流放江南后。他根据《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汉书·艺文志》中的记载来推断，云：“太史公《自序》固已明曰：‘屈原放逐，著《离骚》。’有《报任安书》曰：‘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汉志》：‘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则《楚辞》皆既放后作也。”[4]（P27）在胡濬源看来，过去的楚辞注家之所以误认为《离骚》作于屈原被疏于怀王时，皆因为没有正确解读《史记·屈原列传》，“泥《史记》文前后执而分之”[4]（P27），“不知《离骚》一篇，《史记》传原于‘王之怒而疏’后，即接作此，重是篇也”[4]（P27-28）。那么，屈原到底是在哪一年被流放的呢？胡濬源在解读《离骚》“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句时，结合《史记·屈原列传》“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9]（P2 485）句，明确推断出屈原于楚怀王三十年被流放，云：“‘溘死’、‘流亡’，便既放流，在怀王三十年。王放原后，乃入秦，正《惜往日》所谓‘远迁臣而弗思’，《史》所谓‘虽放流’。”[4]（P32）而《离骚》正创作于此次流放后，云：“即又曰‘虽放流，眷顾楚国’、‘一篇三致意’云云，作《骚》当在此时，史笔不过急所重而先之耳。”[4]（P27-28）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史记·屈原列传》所谓“令尹子兰闻之大怒”正是意指令尹子兰听说屈原创作《离骚》等篇章，由此也可再次佐证《离骚》创作于被怀王流放之后而被顷襄王迁谪之前，云：“《史》称‘令尹子兰闻之大怒’，闻其作《离骚》等篇也；‘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怒而迁之’，则既放又迁之，使益远耳。”[4]（P28）
或借史料典籍来论析楚辞作品的创作意旨，如胡濬源认定《离骚》的大旨是“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而“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句就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楚辞新注求确》曰：“此篇大旨，史迁‘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两言尽之矣。有合说，有分说，总不外是。读者见其文词迷离恢诡，不寻其脉络，遂骇其复，不知未尝复也。”[4]（P28）应该说，胡濬源选取《史记·屈原列传》“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句，来比较准确地概括出《离骚》的意旨，富有真知灼见。屈原创作《离骚》，初衷是“冀君之一悟”，但悟君必先做到“俗之一改”，而改俗非赖贤臣不可，故篇中处处可见屈原力图寻求贤臣；既然贤臣终不可求得，故俗终不能改，君终不能悟。对此，毛庆予以高度赞扬，云：“一般注家，多注意‘君之一悟’，而于俗之一改较为忽略，而胡氏特别注意，据《史记》而看出《离骚》不单对楚王，亦对当时重臣灯，可谓慧眼独具。”[8]（P232）又如胡濬源解读《离骚》“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句时，就运用《史记·屈原列传》来注释，云：“‘替’，即《史》所云‘绌’也。‘鞿羁’，疏而未绌。‘夕替’，则齌怒而疏且绌矣，《史》所谓‘不复在位’。”[4]（P32）再如胡濬源解读《九章·惜往日》时，根据《史记·屈原列传》所谓“王甚任之”“王怒而疏”“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句，来考定《九章·惜往日》中所记载的屈原不同人生阶段，云：“此篇足考屈子疏、放，赋《骚》之前后。”[4]（P82） 或借史料典籍来考辨楚辞作品的文体属性，如胡濬源运用《尚书》《左传》《诗经》《晋书》《齐书》《周礼》等文献来考辨《九歌》的文体属性，云：“《九歌》是代女巫口气，歌以媚神，如今世俗僧道巫觋香火科咒及演戏奉神戏曲，皆不隶乐府，非祭礼之雅乐也。……玩末章‘姱女倡’句，自知‘女倡’即‘巫’。若朝廷典礼，当有工祝，不当任之女巫。盖女巫媚神，自上古、历夏商以来，久已成俗。《商书·伊训》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周初大姬封陈，好巫觋歌舞，其民化之，故《陈风》有《宛邱》之章，其风只在民间，不惟楚沅、湘，而沅、湘尤甚且鄙。屈子特借其词，文之以寄意耳，大要谓巫风足亡国，因之感触。《晋书·夏统传》：‘统从父敬宁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陈珠二人，并有国色，庄服甚丽，善歌舞，又能隐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钟击鼓，间以丝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云雾杳冥，流光电发。统诸从兄弟欲往观之，绐统，并往。入门，忽见丹、珠在中庭，轻步佪舞，灵谈鬼笑，飞触挑拌，酬酢翩翻。统惊愕而走。’是此俗至晋犹然。直迨元魏孝文延兴二年，始诏孔庙不许女巫妖觋淫进鼓舞。又，《齐书·礼志》，何佟之议引《周礼·女巫》‘旱暵则舞雩’，郑玄注‘使女巫舞旱祭’，郑众云‘求雨以女巫’；佟之又云‘今之女巫，并不习歌舞，方就教试，恐不应速’，则古女巫之有歌，歌有词，《九歌》之为歌词也明矣”[4]（P49），“不知古者祭祀，用乐歌则工及瞽蒙职之，舞则伶人、国子任之，女巫惟舞雩及大灾歌哭而请耳，岂有传芭代舞为典礼乎？楚虽蛮邦，《左传》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振万于王宫侧，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春秋已然，不应至战国而此风遂改。”[4]（P26）由此可见，胡濬源充分利用史料典籍，考定《九歌》并非祭礼之雅乐，而是女巫媚神之歌词，进而把《九歌》看作“如今世俗僧道巫觋香火科咒及演戏奉神戏曲”，这为后世探究《九歌》的文体属性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观点。或许王国维所谓《九歌》“盖后世戏剧之萌芽”[10]（P60）的观点正受胡濬源的启发。
2反对随意引用史料典籍
学者倘若运用可靠的史料典籍来解读楚辞，自然有助于准确地理解楚辞；但是倘若随意引用不可靠的史料典籍，不但无助于作品的解读，反而会增加很多无谓的疑惑。对此，胡濬源有着清醒的认识，故他严厉批评旧注家随意引用不可靠的史料典籍。
或反对随意引用史料典籍来论析楚辞作品的创作意旨，如胡濬源认为《天问》“大旨总为楚怀嬖色、信谗、弃贤以致亡国辱身而发，而故杂引荒诞以乱之，似痴非痴，愤极、悲极也”[4]（P60），题旨原是“屈子愤疾世上万般不可解处，乃有此妙题”[4]（P69）；而后世学者不懂《天问》通篇所引多为战國时野人语、纵横家书、小说荒怪无稽之词，竟然将其一一落实到各种史料典籍中，不免显得迂腐可笑，云：“《天问》题甚明，是设天以问人，非人问天也。篇中所引多是战国时野人语，及横议家书。经秦火烧尽，必对必强解，便是迂板先生。惟怪妄凿空，方成古今奇书，方见屈子忠愤无聊之极观图而作或是情理。但云‘见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壁画，呵而问之’，则庙与祠当在郢都，何云‘放逐，彷徨山泽’，岂庙、祠尽立于山泽间乎？大抵说古人书不过‘情理’二字，情理不易通者，不可强解。从来注楚辞者正坐迂板，又强作解人也；解必以证古书，但诸所引证《淮南》既系汉人书，《竹书》又晋太康时出，《山海经》亦小说之祖，并非禹、益书，其余杂书益不可据以解屈。郑康成以《王制》释《周礼》，傅良犹议为汉儒言，况此以荒唐解荒唐乎！又按：‘禹治水，通轘辕山，化熊，涂山女化石生启’一段事，《淮南子》书并无此文，乃唐颜师古所引。若《列仙传》，称刘向撰，刘向七十七篇书并无《列仙传》。《山海经》谓禹、益书，又何以知夏后开，且有成汤、文王墓，及汉时地名等语。《竹书汲冢》出于晋时，其大甲杀伊引、交王杀季历，既与《尚书》悖谬；即《师春》一篇，亦与杜预所称全不符，幽王使虎食太子宜臼事，本书亦无，后人亦妄引之。至《拾遗记》本，姚秦王嘉所撰，尤多荒唐，诸书注家多援以释《天问》，故再指出之。”[4]（P60-61）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他将王萌及其侄子王远《楚辞评注》所逐段收录的柳宗元《天对》全部删除。
或反对随意引用史料典籍来考辨楚辞作品的作者归属，如胡濬源认为《远游》的作者当为汉代人而非屈原，而后人竟然运用不可靠的《列仙传》等仙佛文献来解读《远游》，以致错误地将《远游》视为屈原的作品，云：“屈子一书，虽及周流四荒，乘云上天，皆设想寓言，并无一句说神仙事。……何《远游》一篇，杂引王乔、赤松，且及秦始皇时之方士韩众，则明系汉人所作可知。”[4]（P26）又云：“《远游》一篇，犹是《离骚》后半篇意，而文气不及《离骚》深厚真实，疑汉人所拟。此亦如《招魂》之与《大招》，细玩却有不同。此篇若以赋游仙，则深洞元旨，后世谈修炼家言断无能出其右。若道屈子心，似反达怀忧解愤释矣。朱子病其直，非惟直也，病乃太认真。盖《离骚》之远逝，本非真心，不过无聊之极想；而兹篇太认真，转成闲情逸致耳。”[4]（P105）应该说，胡濬源并没有像一些旧注家那样借仙道思想来解读《远游》，意图以此探讨屈原的仙道思想，而是从可靠的《史记》文献来反驳不可靠的《列仙传》文献，并从创作主旨来进一步分析《远游》并不符合屈原思想，从而确定《远游》非屈原作品，这在学理上颇具说服力。
三求楚辞于本辞——文学家的意识
胡濬源所谓的“求楚辞于本辞”，就是指采用楚辞的本辞中来正确解读楚辞。与“求楚辞于旧注”“求楚辞于史传”相比，胡濬源更倾向于“求楚辞于本辞”的注疏方式，体现出文学家的意识。胡濬源在解读楚辞时，或运用同一作品内部的相互印证，或运用不同作品之间的相互印证，从而对楚辞作品的创作时地、主旨大意、作者归属、词句寓意、脉络章法进行了新颖独到的诠释。
1创作时地的诠释
胡濬源从楚辞的同一作品内部和不同作品之间相互印证中，来诠释作品的创作时地。如胡濬源将屈原作品的创作时间进行排序，云：“既放三年，犹能往见太卜，是尚未绝迹故都也。下篇《渔父》，相与寒温，识为三闾大夫，是尚未禁锢人事耶。故犹有返国复用之望，情辞不极哀恸。作《九歌》，赋《离骚》，当在此后。至《九章》，则又经顷襄怒迁，忧极不可解矣。《天问》，当在其后。《招魂》，则披发行吟，若狂若迷矣。《哀郢》、《怀沙》，即在其时。通玩各篇情辞气调，便知之。《史记》首重《离骚》，大篇也，诸篇可该；中述《渔父》，实既放也，《卜居》可类；卒归《怀沙》，要终也，《九章》可推；更举《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也，《离骚》可并读；惟《九歌》托讽，非实指，不及焉，要皆未详分次序也。《汉志》二十五篇，亦未明列前后。自王逸注以来，篇次乃遂如今以此二篇列于末，盖相沿已古因之。”[4]（P94）由此可见，胡濬源不满司马迁、班固、王逸均未明确列出屈原作品的创作顺序。他认为屈原作品的创作顺序可以大体推知，即创作于楚怀王时期的作品先有《卜居》《渔父》，次有《九歌》《离骚》；创作于楚襄王时期的作品先有《九章》（不包括《哀郢》《怀沙》），次有《天问》，后有《招魂》《哀郢》《怀沙》。应该说，胡濬源从同一作品的内证出发，将《卜居》《渔父》认定为屈原创作于被楚怀王流放之后，进而从不同作品的相互印证来推知《九歌》《离骚》创作于《卜居》《渔父》之后，不同于以往的注家，颇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注疏方式；学术贡献；清代
中图分类号：I20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6）03-00-07
胡濬源，字甫渊，号乙灯，武乡（今江西铜鼓）带溪人。他生于清代乾隆十三年（1748年），卒于道光四年（1824年），中举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曾任商水、考城等知縣，为官公正清廉，晚年告退还乡，培植后辈，让其家乡获益匪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胡濬源撰成《楚辞新注求确》，时年69岁。其生平主要事迹见《光绪江西通志》卷140“列传”[1]（P685）、《义宁州志》卷23“人物志”[2]（P1 459-1 460）、《铜鼓县志》卷28[3]（P689）。
在楚辞学史上，胡濬源的《楚辞新注求确》是一部相当重要的楚辞注本。胡濬源主要生活在朴学之风盛行的清代乾嘉时期，学术功底深厚扎实，但在注疏楚辞时，并没有刻意追求字句训诂、名物考证，而是奉行以寻求“通节旨、脉络”为主的治学宗旨，采取了别具一格的楚辞注疏方式，即“求楚辞于注家，不若求之于史传；求之于史传，不若求之于本辞为确”[4]（P24），从而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的注疏方式和学术贡献作深入、系统的探究。
一求楚辞于注家——学术家的眼光
胡濬源所谓的“求楚辞于注家”，就是指从过去的楚辞注家中寻求正确解读楚辞。虽然胡濬源坚持“求楚辞于注家，不若求之于史传”的观点，但是实际上，作为一名博学多识的学者，他却始终运用“求楚辞于注家”的注疏方式，体现出学术家的眼光。对于过去的楚辞注家，胡濬源既没有一概地否定，也没有一味地接受，而是加以独立地思考，加以理性地分析。
1体现在原文注疏上
首先，胡濬源充分肯定了前人注疏楚辞的成就，如汉代以来各家注楚辞本，如王逸、苏轼、洪炎、洪兴祖、朱熹、吴仁杰、蒋骥、萧云从、林云铭等，云：“楚辞注家，传者自汉王逸《章句》后，宋有苏轼校本、洪炎等十五家本、洪兴祖《补注》《考异》、朱子《集注》《辨证》、吴仁杰《草木疏》，明以来各家说楚辞本，国朝蒋骥《山带阁注》、萧云从《离骚图》，此外又若林云铭《楚辞灯》之类，虽多执滞，亦间有所长。诸家详赅，已无微不搜矣。”[4]（P24）事实上，《楚辞新注求确》一书就是胡濬源晚年家塾课暇，在批阅王萌《楚辞评注》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云：“迩来谢病，家塾课暇，注《韩集五百家注旁参》，后见儿辈案又有近时王逊直同侄带存所注《楚辞评注》十卷，因取阅之，随阅随批，不觉竟其卷。”[4]（P24）因此，胡濬源在注疏楚辞原文时，就自然深受王萌及其侄子王远观点的影响。他对于王氏叔侄虽然时有批判，但是也有所肯定。如在注疏《九辩》《惜誓》《服赋》《招隐士》等篇目时，胡濬源就基本上照抄王萌及其侄子王远《楚辞评注》的观点，而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又如在注疏《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篇目时，胡濬源则部分接受王萌及其侄子王远《楚辞评注》的观点，并经常表达自己独到的见解。比较而言，胡濬源肯定王萌的观点远甚于其侄王远的观点，如解读“三后”，王萌及其侄子王远《楚辞评注》曰：“‘三后’，禹、汤、文武也。……远按：‘三后’，当是‘三皇’，在帝之上，其德纯粹。”[5]（P11 306）对此，胡濬源则认同王萌的观点而反对王远的观点，即“三后”当指禹、汤、文武，而非指“三皇”，云：“‘三后’，指禹、汤、文武为是。下陈词重华，所举皆三代事。若指‘三皇’，则终篇不相应矣。”[4]（P29）
其次，胡濬源又明确指出了前人注疏楚辞的不足，主要有“或专疏其辞”“或浑括其指”“或牵于古而曲为之说”三种缺点，云：“然原文于经、史、子外，独创一格，为诗之变而赋之祖；字句承转恍惚，未易确以迹求。后之读者，以其恢奇奥衍，不得不乞灵于注。而注家或专疏其辞，或浑括其指，或牵于古而曲为之说，遂致有累复扞格、龃龉不合、揆之情理不安不确者，如《离骚》之以女比君，《九歌》之为主祭词，《天问》之以后出书释上世不传之事，如此类俾千古奇文几成怪文矣。”[4]（P24）如对于当时比较盛行的林云铭《楚辞灯》，胡濬源予以了强烈的批判，指出该书存在“专疏其辞”而未能求得“文脉之贯通”的弊端，云：“读楚辞，当于天晴日午明窗下，一目十行，静心观之。若黑夜暗室，索萤火之灯，逐字照去，照得一字而忘上下字，照得一句而忘上下句，照完一篇而忘他篇，便自以为确解，谬矣。故注楚辞者有以‘灯’命名，殊大可笑也。”[4]（P26）又如对于注家“牵于古而曲为之说”的缺点，胡濬源从文献例证出发，予以了一针见血的批驳，云：“从来注楚辞者正坐迂板，又强作解人也；解必以证古书，但诸所引证《淮南》既系汉人书，《竹书》又晋太康时出，《山海经》亦小说之祖，并非禹、益书，其余杂书益不可据以解屈。”[4]（P61）再如对于注家“浑括其指”的毛病，胡濬源予以了客观的辩驳，云：“《九歌》寄意君国，亦不可泥定篇篇比君。泥之，则《山鬼》既不可比君，《国殇》亦不伦，《湘君》、《夫人》终牵强。”[4]（P49）
2体现在篇目次第上
在楚辞篇目次第的编排上，不同的楚辞注家时常会选择不同的取舍。如前所述，胡濬源的《楚辞新注求确》在王萌及其侄子王远《楚辞评注》的基础上批点而成，而王萌及其侄子王远的《楚辞评注》又在朱熹《楚辞集注》的基础上批点而成。 现将朱熹《楚辞集注》、王萌及其侄子王远《楚辞评注》、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确》等三书的篇目次第胪列如表1：
由此可见，《楚辞集注》《楚辞评注》《楚辞新注求确》在篇目次第的编排上存在差异。朱熹的《楚辞集注》共分8卷，其中：卷1至卷5皆为屈原的作品，即《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共计25篇；卷6至卷8皆非屈原作品，即《九辩》（9篇）、《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服赋》、《哀时命》、《招隐士》，共计16篇。王萌及其侄子王远的《楚辞评注》共分10卷，其中：卷1至卷7皆为屈原的作品，即《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招魂》、《卜居》、《渔父》，共计26篇；卷8至卷10皆非屈原作品，即《九辩》（9篇）、《大招》、《惜誓》、《吊屈原》、《服赋》、《招隐士》，共计14篇。胡濬源的《楚辞新注求确》共分10卷，其中：卷1至卷7皆为屈原的作品，即《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卜居》、《渔父》，共计25篇；卷8至卷10皆非屈原作品，即《九辩》（9篇）、《大招》、《远游》、《惜誓》、《吊屈原》、《服赋》、《招隐士》，共计15篇。
很显然，在屈原作品的总篇数认定上，胡濬源在《楚辞新注求确》中赞同朱熹的观点而反对王萌的观点，即认为屈原的作品应为25篇而非26篇；但在屈原作品的篇目名称认定上，他却赞同王萌将《招魂》视作屈原作品的做法，而反对朱熹、王萌将《远游》认定为屈原作品的观点，云：“《史》明谓‘读《招魂》、《哀郢》’，又谓‘作《怀沙》之赋’。《哀郢》、《怀沙》俱在《九章》内，则《招魂》与《九章》皆原作。计二十五篇之数，有《招魂》则无《远游》，有《远游》则无《招魂》。必去一篇，其数乃合。大抵《远游》之为辞人所拟良是，细玩其辞意亦然；余辨，另详后《远游》篇。至《招魂》之确为原作，亦详后《招魂》篇。旧本列原作二十六篇，不合《汉志》二十五篇之数。今摘《远游》一篇列《大招》后，余篇仍依旧本。”[4]（P25）应该说，胡濬源从史料出发，将《远游》视为非屈原作品确有相当的说服力。对此，晚清学者郑知同在《楚辞考辨》中予以高度肯定和自觉继承，云：“惟近世胡氏濬源审正二十五篇，如上所第，今从之。”[6]（P12）
二求楚辞于史传——史学家的精神
胡濬源所谓的“求楚辞于史传”，就是指从过去的史料典籍中寻求正确解读楚辞。胡濬源虽然坚持“求楚辞于史传，不若求之于本辞”的观点，但是实际上，作为一名严谨求实的学者，他却始终运用“求楚辞于史传”的注疏方式，体现出史学家的精神。对于过去可靠的史料典籍，胡濬源就坚持大胆运用，并据此进行理性的分析；反之，对于过去不可靠的史料典籍，他则反对随意引用，并对此进行理性的批判。
1坚持大胆运用史料典籍
历代学者虽然对楚辞作了大量的注疏和考论工作，但是“由于时代的隔阂、事实的冥昧、文句的艰奥、词旨的婉曲，导致了疑义纷纭，久讼莫断。或囿于旧说，难脱藩篱；或游谈臆说，羌无实据；或治丝愈紊，遂成死结”[7]（P1）。对此，胡濬源不囿于旧说，而力图从史料典籍出发，来破除楚辞学史上的诸多难题。在众多的史料典籍中，胡濬源认为最为可靠的史料典籍当属史书，尤其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正如毛庆所言：“胡氏十分重视《史记》，全部屈赋的注释阐明可以说以此为基础。”[8]（P232）
或借史料典籍来考查楚辞作品的创作时地，如胡濬源认定《离骚》创作于屈原被流放江南后。他根据《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汉书·艺文志》中的记载来推断，云：“太史公《自序》固已明曰：‘屈原放逐，著《离骚》。’有《报任安书》曰：‘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汉志》：‘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则《楚辞》皆既放后作也。”[4]（P27）在胡濬源看来，过去的楚辞注家之所以误认为《离骚》作于屈原被疏于怀王时，皆因为没有正确解读《史记·屈原列传》，“泥《史记》文前后执而分之”[4]（P27），“不知《离骚》一篇，《史记》传原于‘王之怒而疏’后，即接作此，重是篇也”[4]（P27-28）。那么，屈原到底是在哪一年被流放的呢？胡濬源在解读《离骚》“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句时，结合《史记·屈原列传》“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9]（P2 485）句，明确推断出屈原于楚怀王三十年被流放，云：“‘溘死’、‘流亡’，便既放流，在怀王三十年。王放原后，乃入秦，正《惜往日》所谓‘远迁臣而弗思’，《史》所谓‘虽放流’。”[4]（P32）而《离骚》正创作于此次流放后，云：“即又曰‘虽放流，眷顾楚国’、‘一篇三致意’云云，作《骚》当在此时，史笔不过急所重而先之耳。”[4]（P27-28）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史记·屈原列传》所谓“令尹子兰闻之大怒”正是意指令尹子兰听说屈原创作《离骚》等篇章，由此也可再次佐证《离骚》创作于被怀王流放之后而被顷襄王迁谪之前，云：“《史》称‘令尹子兰闻之大怒’，闻其作《离骚》等篇也；‘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怒而迁之’，则既放又迁之，使益远耳。”[4]（P28）
或借史料典籍来论析楚辞作品的创作意旨，如胡濬源认定《离骚》的大旨是“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而“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句就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楚辞新注求确》曰：“此篇大旨，史迁‘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两言尽之矣。有合说，有分说，总不外是。读者见其文词迷离恢诡，不寻其脉络，遂骇其复，不知未尝复也。”[4]（P28）应该说，胡濬源选取《史记·屈原列传》“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句，来比较准确地概括出《离骚》的意旨，富有真知灼见。屈原创作《离骚》，初衷是“冀君之一悟”，但悟君必先做到“俗之一改”，而改俗非赖贤臣不可，故篇中处处可见屈原力图寻求贤臣；既然贤臣终不可求得，故俗终不能改，君终不能悟。对此，毛庆予以高度赞扬，云：“一般注家，多注意‘君之一悟’，而于俗之一改较为忽略，而胡氏特别注意，据《史记》而看出《离骚》不单对楚王，亦对当时重臣灯，可谓慧眼独具。”[8]（P232）又如胡濬源解读《离骚》“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句时，就运用《史记·屈原列传》来注释，云：“‘替’，即《史》所云‘绌’也。‘鞿羁’，疏而未绌。‘夕替’，则齌怒而疏且绌矣，《史》所谓‘不复在位’。”[4]（P32）再如胡濬源解读《九章·惜往日》时，根据《史记·屈原列传》所谓“王甚任之”“王怒而疏”“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句，来考定《九章·惜往日》中所记载的屈原不同人生阶段，云：“此篇足考屈子疏、放，赋《骚》之前后。”[4]（P82） 或借史料典籍来考辨楚辞作品的文体属性，如胡濬源运用《尚书》《左传》《诗经》《晋书》《齐书》《周礼》等文献来考辨《九歌》的文体属性，云：“《九歌》是代女巫口气，歌以媚神，如今世俗僧道巫觋香火科咒及演戏奉神戏曲，皆不隶乐府，非祭礼之雅乐也。……玩末章‘姱女倡’句，自知‘女倡’即‘巫’。若朝廷典礼，当有工祝，不当任之女巫。盖女巫媚神，自上古、历夏商以来，久已成俗。《商书·伊训》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周初大姬封陈，好巫觋歌舞，其民化之，故《陈风》有《宛邱》之章，其风只在民间，不惟楚沅、湘，而沅、湘尤甚且鄙。屈子特借其词，文之以寄意耳，大要谓巫风足亡国，因之感触。《晋书·夏统传》：‘统从父敬宁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陈珠二人，并有国色，庄服甚丽，善歌舞，又能隐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钟击鼓，间以丝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云雾杳冥，流光电发。统诸从兄弟欲往观之，绐统，并往。入门，忽见丹、珠在中庭，轻步佪舞，灵谈鬼笑，飞触挑拌，酬酢翩翻。统惊愕而走。’是此俗至晋犹然。直迨元魏孝文延兴二年，始诏孔庙不许女巫妖觋淫进鼓舞。又，《齐书·礼志》，何佟之议引《周礼·女巫》‘旱暵则舞雩’，郑玄注‘使女巫舞旱祭’，郑众云‘求雨以女巫’；佟之又云‘今之女巫，并不习歌舞，方就教试，恐不应速’，则古女巫之有歌，歌有词，《九歌》之为歌词也明矣”[4]（P49），“不知古者祭祀，用乐歌则工及瞽蒙职之，舞则伶人、国子任之，女巫惟舞雩及大灾歌哭而请耳，岂有传芭代舞为典礼乎？楚虽蛮邦，《左传》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振万于王宫侧，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春秋已然，不应至战国而此风遂改。”[4]（P26）由此可见，胡濬源充分利用史料典籍，考定《九歌》并非祭礼之雅乐，而是女巫媚神之歌词，进而把《九歌》看作“如今世俗僧道巫觋香火科咒及演戏奉神戏曲”，这为后世探究《九歌》的文体属性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观点。或许王国维所谓《九歌》“盖后世戏剧之萌芽”[10]（P60）的观点正受胡濬源的启发。
2反对随意引用史料典籍
学者倘若运用可靠的史料典籍来解读楚辞，自然有助于准确地理解楚辞；但是倘若随意引用不可靠的史料典籍，不但无助于作品的解读，反而会增加很多无谓的疑惑。对此，胡濬源有着清醒的认识，故他严厉批评旧注家随意引用不可靠的史料典籍。
或反对随意引用史料典籍来论析楚辞作品的创作意旨，如胡濬源认为《天问》“大旨总为楚怀嬖色、信谗、弃贤以致亡国辱身而发，而故杂引荒诞以乱之，似痴非痴，愤极、悲极也”[4]（P60），题旨原是“屈子愤疾世上万般不可解处，乃有此妙题”[4]（P69）；而后世学者不懂《天问》通篇所引多为战國时野人语、纵横家书、小说荒怪无稽之词，竟然将其一一落实到各种史料典籍中，不免显得迂腐可笑，云：“《天问》题甚明，是设天以问人，非人问天也。篇中所引多是战国时野人语，及横议家书。经秦火烧尽，必对必强解，便是迂板先生。惟怪妄凿空，方成古今奇书，方见屈子忠愤无聊之极观图而作或是情理。但云‘见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壁画，呵而问之’，则庙与祠当在郢都，何云‘放逐，彷徨山泽’，岂庙、祠尽立于山泽间乎？大抵说古人书不过‘情理’二字，情理不易通者，不可强解。从来注楚辞者正坐迂板，又强作解人也；解必以证古书，但诸所引证《淮南》既系汉人书，《竹书》又晋太康时出，《山海经》亦小说之祖，并非禹、益书，其余杂书益不可据以解屈。郑康成以《王制》释《周礼》，傅良犹议为汉儒言，况此以荒唐解荒唐乎！又按：‘禹治水，通轘辕山，化熊，涂山女化石生启’一段事，《淮南子》书并无此文，乃唐颜师古所引。若《列仙传》，称刘向撰，刘向七十七篇书并无《列仙传》。《山海经》谓禹、益书，又何以知夏后开，且有成汤、文王墓，及汉时地名等语。《竹书汲冢》出于晋时，其大甲杀伊引、交王杀季历，既与《尚书》悖谬；即《师春》一篇，亦与杜预所称全不符，幽王使虎食太子宜臼事，本书亦无，后人亦妄引之。至《拾遗记》本，姚秦王嘉所撰，尤多荒唐，诸书注家多援以释《天问》，故再指出之。”[4]（P60-61）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他将王萌及其侄子王远《楚辞评注》所逐段收录的柳宗元《天对》全部删除。
或反对随意引用史料典籍来考辨楚辞作品的作者归属，如胡濬源认为《远游》的作者当为汉代人而非屈原，而后人竟然运用不可靠的《列仙传》等仙佛文献来解读《远游》，以致错误地将《远游》视为屈原的作品，云：“屈子一书，虽及周流四荒，乘云上天，皆设想寓言，并无一句说神仙事。……何《远游》一篇，杂引王乔、赤松，且及秦始皇时之方士韩众，则明系汉人所作可知。”[4]（P26）又云：“《远游》一篇，犹是《离骚》后半篇意，而文气不及《离骚》深厚真实，疑汉人所拟。此亦如《招魂》之与《大招》，细玩却有不同。此篇若以赋游仙，则深洞元旨，后世谈修炼家言断无能出其右。若道屈子心，似反达怀忧解愤释矣。朱子病其直，非惟直也，病乃太认真。盖《离骚》之远逝，本非真心，不过无聊之极想；而兹篇太认真，转成闲情逸致耳。”[4]（P105）应该说，胡濬源并没有像一些旧注家那样借仙道思想来解读《远游》，意图以此探讨屈原的仙道思想，而是从可靠的《史记》文献来反驳不可靠的《列仙传》文献，并从创作主旨来进一步分析《远游》并不符合屈原思想，从而确定《远游》非屈原作品，这在学理上颇具说服力。
三求楚辞于本辞——文学家的意识
胡濬源所谓的“求楚辞于本辞”，就是指采用楚辞的本辞中来正确解读楚辞。与“求楚辞于旧注”“求楚辞于史传”相比，胡濬源更倾向于“求楚辞于本辞”的注疏方式，体现出文学家的意识。胡濬源在解读楚辞时，或运用同一作品内部的相互印证，或运用不同作品之间的相互印证，从而对楚辞作品的创作时地、主旨大意、作者归属、词句寓意、脉络章法进行了新颖独到的诠释。
1创作时地的诠释
胡濬源从楚辞的同一作品内部和不同作品之间相互印证中，来诠释作品的创作时地。如胡濬源将屈原作品的创作时间进行排序，云：“既放三年，犹能往见太卜，是尚未绝迹故都也。下篇《渔父》，相与寒温，识为三闾大夫，是尚未禁锢人事耶。故犹有返国复用之望，情辞不极哀恸。作《九歌》，赋《离骚》，当在此后。至《九章》，则又经顷襄怒迁，忧极不可解矣。《天问》，当在其后。《招魂》，则披发行吟，若狂若迷矣。《哀郢》、《怀沙》，即在其时。通玩各篇情辞气调，便知之。《史记》首重《离骚》，大篇也，诸篇可该；中述《渔父》，实既放也，《卜居》可类；卒归《怀沙》，要终也，《九章》可推；更举《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也，《离骚》可并读；惟《九歌》托讽，非实指，不及焉，要皆未详分次序也。《汉志》二十五篇，亦未明列前后。自王逸注以来，篇次乃遂如今以此二篇列于末，盖相沿已古因之。”[4]（P94）由此可见，胡濬源不满司马迁、班固、王逸均未明确列出屈原作品的创作顺序。他认为屈原作品的创作顺序可以大体推知，即创作于楚怀王时期的作品先有《卜居》《渔父》，次有《九歌》《离骚》；创作于楚襄王时期的作品先有《九章》（不包括《哀郢》《怀沙》），次有《天问》，后有《招魂》《哀郢》《怀沙》。应该说，胡濬源从同一作品的内证出发，将《卜居》《渔父》认定为屈原创作于被楚怀王流放之后，进而从不同作品的相互印证来推知《九歌》《离骚》创作于《卜居》《渔父》之后，不同于以往的注家，颇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