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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初的“公车随手拍”微博行动，到小学生提议“公车装红色车牌”，再到财政部长在今年两会提出严控“三公”（公车、公宴、公游）消费，公车改革，近期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
叶青，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已经研究车改20年，践行车改10年。“如果我的车改方案能普及全国，一年至少能节约1000亿，”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这相当于2011年全国扶贫决算的2倍。”包括他的同事在内，很多人觉得叶青说话很冲、很偏激，但在和记者的谈话中，他的语言表达谨慎、温和。
上班先“炒”司机
叶青是福建建瓯人，出生于教师家庭。他大学读的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专业，但一心想着当作家。写了不少小说，却一篇也没发表。大三时，他开始把精力收回到本专业上。毕业后考研，后来又留校当了老师。
1992年，叶青开始关注公车改革。“那时我研究的是中国财政制度演变，公车浪费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1998年大庆车改给叶青留下很深的印象，尽管那次车改失败了。“大庆市纪委总结出著名的‘3个1/3’：公车领导公用1/3，领导私用1/3，司机私用1/3。”
在学校任教时，叶青提出了“公车改革是中国十大财政改革之一”，他还勉励自己：“如果哪天我做了官员，第一件事情就是推动公车改革。”叶青从小爱车，2001年，他买了一台夏利车。2003年，41岁的叶青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调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到统计局上班第一天，就有一个司机来找他，说负责给他开车。叶青摆了摆手说：“我自己会开车，你先回去吧。”随后，他找到了局长，“我不要公车和司机，我开自己的车，单位每月给我500元市内车补，出差实报实销。”局长爽快地答应了。随着油价的不断攀升，他的车补也几经增加，目前为每月1200元。
自购私车、市内补贴、出差报销，加上愿意改革的先改、不愿意改革的暂时不改的双轨过渡，构成了他车改政策的主要内容，被称为“叶氏车改”。
2004年，叶青第二次参加全国两会，并提交了一份车改建议，当时只有他一人提这项建议，没引起什么反响。第二年，他与其他4位代表和委员提出车改建议，但只得到一份相同的回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叶青都在孤军奋战，他的车改又被称为“一个人的车改”。
3公里走路，5公里骑车，10公里开车
为了推广“叶氏车改”，叶青给自己制定了“3加2法则”：不拒绝采访、不拒绝约稿、不拒绝讲座，加上博客和微博。有一次，叶青从武汉坐火车前往位于荆州的长江大学给学生们演讲。演讲结束已是晚上9点多，学校安排了住宿，但他执意要赶末班车回武汉。叶青的解释是“客走主人安”，“少给别人添麻烦”。
在“叶氏车改”的4项基本内容之外，叶青还经常会增加新内容，比如公车加装GPS、使用专用车牌。再比如“3·5·10法则”，即3公里左右走路，5公里左右骑自行车，10公里左右开车或坐地铁，他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在叶青的办公室，有一辆他自己买的折叠自行车，平时在统计局附近活动，他就骑车。
他的自觉，打动了身边人。“一个是我们局里的副巡视员。还有我的一个博士生，被下派当副县长，起初他也有公车，后来加入了我的‘叶氏车改’。”
现在，叶青的微博粉丝近350万，“相当于一份发行量不错的报纸”。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车改逐渐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推行车改。他最推崇2009年杭州车改：副厅级以下干部一律取消专车，发车补；设立公车服务中心，按需用车。2011年，他专门去杭州考察，那年杭州节约了3400万元。
2011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首次提到“规范公务用车配备管理并积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听完报告当晚，他在博客上写下了《公车改革之曙光》。今年3月8日，财政部长谢旭人在两会上指出，各有关部门将陆续出台控制“三公”经费支出的具体管理办法。看到这条消息，叶青立即在微博上进行了转发，并表示“热切期待”。
叶青的身上始终有种理想主义的学院派气质。他曾说过他是推动车改的最合适人选：自己在学术上研究的就是财政，有理论基础；又是统计局的官员，有实践经验；还是代表委员，有话语权。多重身份中，他最喜欢的还是“教授”，他说：“我觉得做人最开心的一点就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去做事。”同时，作为一对24岁双胞胎儿子的父亲，叶青也没有把丝毫官气、家长气带给他们。老大一出生就瘫痪了，叶青每天上班出门前、下班回家后都会亲他一下。老二在读社会学研究生。
公车问题是腐败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为什么一直执着于车改？
叶青：这个问题是目前最大的问题。一方面，我是研究财政的，公车一直是我研究的课题，我要用实际行动来验证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我也是行政经费的消费者。作为消费者，可以消费，但不能浪费。孔子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政在节财”，这也是我的理念。我觉得行政如自家，一个人在家里怎样用车，那么在单位也应该一样。但很多官员却认识不到，或者不愿意去认识。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说车改是“最大的问题”？
叶青：很多外国学者跟我说，公车在他们国家是很简单的事，但在中国居然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国外的公车制度很简单，只有办公的时候才能坐。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星期天到海边度假，只能开自家那辆很旧的高尔夫。但是他的保镖跟在后边，可以坐公家的防弹车，因为保镖是在工作，而不是在度假。这在中国似乎是不可理解的。我想，不能让外国人嘲笑我们连公车都管不好，这是一个民族尊严感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数据上看，国家一年为一个副厅局级干部公车支出的费用，包括购车费、修车费、保险、路桥费、司机工资福利等，大致是15万到20万，最少也要10万。如果推行车改，一辆私车一个月补贴1000元，取消其他费用，一年最少能省8万元。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公车数量大约为200万辆，那全国车改可节约1000多亿！
环球人物杂志：问题不会是突然出现的，公车滥用的根源是什么？全国范围的车改能实现吗？
叶青：最近这15年，轿车开始普及，财政收入也多了，很多官员自然而然想要有一部专车，这个问题也就形成了。我之前提出，“省委书记管车轮子，省长管米袋子，市长管菜篮子”。公车问题是腐败问题，治愈这个顽疾难度非常大，应该由一把手管。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叶氏车改”太温和，尤其是双轨过渡。
叶青：其实在1996年，国家第一次制定了公车改革方案：全部取消公车，只发车补，步子迈得太大，很快就夭折了。我也分析各地车改失败多、成功少的原因，大多在于一刀切，过于绝对。任何车改方案，都会有支持者与反对者，现实中的阻力还是要承认的。我们应该逐步过渡，然后把所有的力量都用于监督双轨过渡中不改革的部分。
环球人物杂志：同事们对你车改是什么态度？
叶青：他们大都不会与我面对面交流公车问题，但都在背后骂我，甚至我老家有公车的同学，也在我父母面前说我的不是。我都了解。牺牲我一个，节省数千亿。
环球人物杂志：就车改这件事而言，您怎么评价自己？
叶青：我是一个鼓动者、宣传者、践行者。
叶青，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已经研究车改20年，践行车改10年。“如果我的车改方案能普及全国，一年至少能节约1000亿，”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这相当于2011年全国扶贫决算的2倍。”包括他的同事在内，很多人觉得叶青说话很冲、很偏激，但在和记者的谈话中，他的语言表达谨慎、温和。
上班先“炒”司机
叶青是福建建瓯人，出生于教师家庭。他大学读的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专业，但一心想着当作家。写了不少小说，却一篇也没发表。大三时，他开始把精力收回到本专业上。毕业后考研，后来又留校当了老师。
1992年，叶青开始关注公车改革。“那时我研究的是中国财政制度演变，公车浪费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1998年大庆车改给叶青留下很深的印象，尽管那次车改失败了。“大庆市纪委总结出著名的‘3个1/3’：公车领导公用1/3，领导私用1/3，司机私用1/3。”
在学校任教时，叶青提出了“公车改革是中国十大财政改革之一”，他还勉励自己：“如果哪天我做了官员，第一件事情就是推动公车改革。”叶青从小爱车，2001年，他买了一台夏利车。2003年，41岁的叶青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调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到统计局上班第一天，就有一个司机来找他，说负责给他开车。叶青摆了摆手说：“我自己会开车，你先回去吧。”随后，他找到了局长，“我不要公车和司机，我开自己的车，单位每月给我500元市内车补，出差实报实销。”局长爽快地答应了。随着油价的不断攀升，他的车补也几经增加，目前为每月1200元。
自购私车、市内补贴、出差报销，加上愿意改革的先改、不愿意改革的暂时不改的双轨过渡，构成了他车改政策的主要内容，被称为“叶氏车改”。
2004年，叶青第二次参加全国两会，并提交了一份车改建议，当时只有他一人提这项建议，没引起什么反响。第二年，他与其他4位代表和委员提出车改建议，但只得到一份相同的回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叶青都在孤军奋战，他的车改又被称为“一个人的车改”。
3公里走路，5公里骑车，10公里开车
为了推广“叶氏车改”，叶青给自己制定了“3加2法则”：不拒绝采访、不拒绝约稿、不拒绝讲座，加上博客和微博。有一次，叶青从武汉坐火车前往位于荆州的长江大学给学生们演讲。演讲结束已是晚上9点多，学校安排了住宿，但他执意要赶末班车回武汉。叶青的解释是“客走主人安”，“少给别人添麻烦”。
在“叶氏车改”的4项基本内容之外，叶青还经常会增加新内容，比如公车加装GPS、使用专用车牌。再比如“3·5·10法则”，即3公里左右走路，5公里左右骑自行车，10公里左右开车或坐地铁，他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在叶青的办公室，有一辆他自己买的折叠自行车，平时在统计局附近活动，他就骑车。
他的自觉，打动了身边人。“一个是我们局里的副巡视员。还有我的一个博士生，被下派当副县长，起初他也有公车，后来加入了我的‘叶氏车改’。”
现在，叶青的微博粉丝近350万，“相当于一份发行量不错的报纸”。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车改逐渐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推行车改。他最推崇2009年杭州车改：副厅级以下干部一律取消专车，发车补；设立公车服务中心，按需用车。2011年，他专门去杭州考察，那年杭州节约了3400万元。
2011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首次提到“规范公务用车配备管理并积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听完报告当晚，他在博客上写下了《公车改革之曙光》。今年3月8日，财政部长谢旭人在两会上指出，各有关部门将陆续出台控制“三公”经费支出的具体管理办法。看到这条消息，叶青立即在微博上进行了转发，并表示“热切期待”。
叶青的身上始终有种理想主义的学院派气质。他曾说过他是推动车改的最合适人选：自己在学术上研究的就是财政，有理论基础；又是统计局的官员，有实践经验；还是代表委员，有话语权。多重身份中，他最喜欢的还是“教授”，他说：“我觉得做人最开心的一点就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去做事。”同时，作为一对24岁双胞胎儿子的父亲，叶青也没有把丝毫官气、家长气带给他们。老大一出生就瘫痪了，叶青每天上班出门前、下班回家后都会亲他一下。老二在读社会学研究生。
公车问题是腐败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为什么一直执着于车改？
叶青：这个问题是目前最大的问题。一方面，我是研究财政的，公车一直是我研究的课题，我要用实际行动来验证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我也是行政经费的消费者。作为消费者，可以消费，但不能浪费。孔子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政在节财”，这也是我的理念。我觉得行政如自家，一个人在家里怎样用车，那么在单位也应该一样。但很多官员却认识不到，或者不愿意去认识。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说车改是“最大的问题”？
叶青：很多外国学者跟我说，公车在他们国家是很简单的事，但在中国居然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国外的公车制度很简单，只有办公的时候才能坐。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星期天到海边度假，只能开自家那辆很旧的高尔夫。但是他的保镖跟在后边，可以坐公家的防弹车，因为保镖是在工作，而不是在度假。这在中国似乎是不可理解的。我想，不能让外国人嘲笑我们连公车都管不好，这是一个民族尊严感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数据上看，国家一年为一个副厅局级干部公车支出的费用，包括购车费、修车费、保险、路桥费、司机工资福利等，大致是15万到20万，最少也要10万。如果推行车改，一辆私车一个月补贴1000元，取消其他费用，一年最少能省8万元。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公车数量大约为200万辆，那全国车改可节约1000多亿！
环球人物杂志：问题不会是突然出现的，公车滥用的根源是什么？全国范围的车改能实现吗？
叶青：最近这15年，轿车开始普及，财政收入也多了，很多官员自然而然想要有一部专车，这个问题也就形成了。我之前提出，“省委书记管车轮子，省长管米袋子，市长管菜篮子”。公车问题是腐败问题，治愈这个顽疾难度非常大，应该由一把手管。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叶氏车改”太温和，尤其是双轨过渡。
叶青：其实在1996年，国家第一次制定了公车改革方案：全部取消公车，只发车补，步子迈得太大，很快就夭折了。我也分析各地车改失败多、成功少的原因，大多在于一刀切，过于绝对。任何车改方案，都会有支持者与反对者，现实中的阻力还是要承认的。我们应该逐步过渡，然后把所有的力量都用于监督双轨过渡中不改革的部分。
环球人物杂志：同事们对你车改是什么态度？
叶青：他们大都不会与我面对面交流公车问题，但都在背后骂我，甚至我老家有公车的同学，也在我父母面前说我的不是。我都了解。牺牲我一个，节省数千亿。
环球人物杂志：就车改这件事而言，您怎么评价自己？
叶青：我是一个鼓动者、宣传者、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