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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浮士德》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结束全剧的“神秘合唱”——“一切无常事物，无非譬喻一场；不如意事常八九，而今如愿以偿；奇幻难行笔楮，焕然竟成文章；永恒女性自如常，接引我們向上。”[1]这一小节诗，是浮士德一生的总结，也是全剧的升华。其中最令人费解、神往的关键词，即“永恒女性”。本文试图解读“永恒女性”的内涵，挖掘歌德更深层的人文哲思。
关键词：“永恒女性”；海伦；歌德；女性解放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1
关于“永恒女性”所指，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永恒女性”指葛丽卿，是葛丽卿向圣母请求超度浮士德的灵魂：“请允许我将他指导，他还目眩于新的天光”；还有学者认为“永恒女性”指光明圣母；还有研究者指出剧中另一处所说的“永恒之爱”，两者实质上是一物而异名。笔者倾向于将“永恒之女性”抽象为“永恒之爱”。不特指某个女性，亦不是宗教性质的天国之爱，而是葛丽卿、海伦、光明圣母等女性所承载的人类赖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仁爱精神。以《浮士德》第二部中“海伦”这一女性形象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神秘合唱”承载着歌德对于女性解放的努力和呼吁，是歌德人道、人权主义的先锋精神的体现。
一、“海伦”的另面塑造
“两希”（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被称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其中的两个故事，一是潘多拉的盒子，另一个是夏娃偷食禁果。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潘多拉和夏娃这两位女性的好奇和轻信导致了人类走向灾难和堕落。紧接着，长时间的文学艺术对“女性是罪恶的化身”这一观念不断予以“意识形态式”的强化，更是加剧了女性的“失势”与“失语”。歌德处在教会压迫、世俗黑暗的社会中，“女性弱势”现象更加严重。《浮士德》中就有展现：葛丽卿的哥哥瓦伦亭临死前声称妹妹与浮士德私交的行为是“私娼”，更有“一切正派市民，都回避你这妓女，如同回避传染的死尸”恶毒咒骂，女性地位之卑可见一斑。
与当时女性“罪化”的世俗、文学观念形成对比的，是“跳脱者”歌德。他笔下的海伦，不再是《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战争的“罪人”形象，也不再是中世纪基督教眼中的淫荡妖妇，而是一位带有形而上理念象征的“美的化身”。《浮士德》第二部中，海伦对城楼守望人林奎斯的赦免，充满着仁慈的光环——“把这好人带去，将他释放！”；对儿子欧福良充满慈爱——“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儿郎，使大地增光”，“你莫非是想学羚羊？我担心你会跌伤”……无一不是“美”的形象。
歌德这种带有先锋色彩的女性主义意识，可以说与时代密不可分。歌德在同爱克曼的谈话中说道：“在我们一生中，受到新的、重要的个人影响的那个时代绝不是无关要旨的……洪堡兄弟和史莱格都是在我的眼下登上台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从中获得了说不尽的益处。” [2]歌德艺术创作的鼎盛阶段，正处于德国浪漫派风靡之时。威廉·封·洪堡就认为：“女人身上保持着一种‘无名的语言’和‘生活的欲望’，具有‘感觉的灵魂’和‘美德的统治权’，女性保持和接受了人类的本性……女性本身就已经接近人类理想，而以此为参照，男性必须摒弃他们不良的男性特征”[3]；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诺瓦利斯把“女人”视为“良知的本源”；浪漫主义者弗·施莱格尔还突破传统的艺术偏见发声：“全部小说全是女性的”……这些思想都凸显了这样一点：“在浪漫主义美学框架里，女人被视为拯救理想的最纯粹的、最可依赖的保障。女性远离理性的自然情感比抽象思维的男人更接近‘自然’和‘生活’……‘女性’是实现理想艺术和现实生活统一的载体”[4]。
由此可见，歌德诗剧思想中体现的“女性永恒说”或者说是女性崇拜与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海伦”形象再思考
歌德对于“海伦”形象塑造的独到之处，不局限在“海伦”形象的“洗白”，而在于揭示了她的内心世界。这一刻画，某种意义上萌生一种更深层面的“思想解放”——触发女性自身的意识觉醒。
学者杨武能先生认为造成“海伦悲剧”的原因，除了由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所造成，女性也不能说全然没有责任，“责任并非在女性天生的美本身，而在于她们常常对自己的美，对这美的价值、力量和带给她们的命运缺少自觉的认识，从而‘陷入了迷惘’，丧失了独立行动和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5]。《浮士德》中的海伦就是这样的“迷惘女性”形象：“无罪之罪的承担者”而自认有罪——她面对跪在面前请求惩罚的守望人林奎斯时，深感自责：“灾难是我带来，我不便惩治”，“我一而再惹起天下骚动，三番四次带来劫难重重”，她自叹受命运摆布，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了男人们的纷争给世界带来了骚动和劫难。正是利用了她这种负罪心理，魔鬼靡非斯陀才会乘虚而入，从而造成了《浮士德》第二部的“海伦悲剧”。
从“海伦”这一角色的内心和精神倾向来看，她是整个时代女性的缩影。要获得真正的平等与解放，获得“女性永恒”，女性自身也必须要改变现有的“负罪”心态。否则即使获得所谓“平等”，与男权社会相比，也不过是大同小异而已。
参考文献：
[1]〔德〕歌德：《浮士德》，董问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693页.
[2]《歌德谈话录》（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88页.
[3]Wilhelm von Humboldt：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und Geschichte. Bd.I.Hg.v.Andreas Fliner und Klaus Gilel.Darmstadt，1960：296（译文参照：张帆：《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女性文学观的生成》，文艺评论，2008年第1期）.
[4]张帆：《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女性文学观的生成》，文艺评论，2008年第1期.
[5]杨武能：《瓦格纳·格丽琴·海伦——<浮士德>人物考辨之三》，名作欣赏，1991年05期.
关键词：“永恒女性”；海伦；歌德；女性解放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1
关于“永恒女性”所指，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永恒女性”指葛丽卿，是葛丽卿向圣母请求超度浮士德的灵魂：“请允许我将他指导，他还目眩于新的天光”；还有学者认为“永恒女性”指光明圣母；还有研究者指出剧中另一处所说的“永恒之爱”，两者实质上是一物而异名。笔者倾向于将“永恒之女性”抽象为“永恒之爱”。不特指某个女性，亦不是宗教性质的天国之爱，而是葛丽卿、海伦、光明圣母等女性所承载的人类赖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仁爱精神。以《浮士德》第二部中“海伦”这一女性形象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神秘合唱”承载着歌德对于女性解放的努力和呼吁，是歌德人道、人权主义的先锋精神的体现。
一、“海伦”的另面塑造
“两希”（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被称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其中的两个故事，一是潘多拉的盒子，另一个是夏娃偷食禁果。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潘多拉和夏娃这两位女性的好奇和轻信导致了人类走向灾难和堕落。紧接着，长时间的文学艺术对“女性是罪恶的化身”这一观念不断予以“意识形态式”的强化，更是加剧了女性的“失势”与“失语”。歌德处在教会压迫、世俗黑暗的社会中，“女性弱势”现象更加严重。《浮士德》中就有展现：葛丽卿的哥哥瓦伦亭临死前声称妹妹与浮士德私交的行为是“私娼”，更有“一切正派市民，都回避你这妓女，如同回避传染的死尸”恶毒咒骂，女性地位之卑可见一斑。
与当时女性“罪化”的世俗、文学观念形成对比的，是“跳脱者”歌德。他笔下的海伦，不再是《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战争的“罪人”形象，也不再是中世纪基督教眼中的淫荡妖妇，而是一位带有形而上理念象征的“美的化身”。《浮士德》第二部中，海伦对城楼守望人林奎斯的赦免，充满着仁慈的光环——“把这好人带去，将他释放！”；对儿子欧福良充满慈爱——“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儿郎，使大地增光”，“你莫非是想学羚羊？我担心你会跌伤”……无一不是“美”的形象。
歌德这种带有先锋色彩的女性主义意识，可以说与时代密不可分。歌德在同爱克曼的谈话中说道：“在我们一生中，受到新的、重要的个人影响的那个时代绝不是无关要旨的……洪堡兄弟和史莱格都是在我的眼下登上台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从中获得了说不尽的益处。” [2]歌德艺术创作的鼎盛阶段，正处于德国浪漫派风靡之时。威廉·封·洪堡就认为：“女人身上保持着一种‘无名的语言’和‘生活的欲望’，具有‘感觉的灵魂’和‘美德的统治权’，女性保持和接受了人类的本性……女性本身就已经接近人类理想，而以此为参照，男性必须摒弃他们不良的男性特征”[3]；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诺瓦利斯把“女人”视为“良知的本源”；浪漫主义者弗·施莱格尔还突破传统的艺术偏见发声：“全部小说全是女性的”……这些思想都凸显了这样一点：“在浪漫主义美学框架里，女人被视为拯救理想的最纯粹的、最可依赖的保障。女性远离理性的自然情感比抽象思维的男人更接近‘自然’和‘生活’……‘女性’是实现理想艺术和现实生活统一的载体”[4]。
由此可见，歌德诗剧思想中体现的“女性永恒说”或者说是女性崇拜与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海伦”形象再思考
歌德对于“海伦”形象塑造的独到之处，不局限在“海伦”形象的“洗白”，而在于揭示了她的内心世界。这一刻画，某种意义上萌生一种更深层面的“思想解放”——触发女性自身的意识觉醒。
学者杨武能先生认为造成“海伦悲剧”的原因，除了由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所造成，女性也不能说全然没有责任，“责任并非在女性天生的美本身，而在于她们常常对自己的美，对这美的价值、力量和带给她们的命运缺少自觉的认识，从而‘陷入了迷惘’，丧失了独立行动和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5]。《浮士德》中的海伦就是这样的“迷惘女性”形象：“无罪之罪的承担者”而自认有罪——她面对跪在面前请求惩罚的守望人林奎斯时，深感自责：“灾难是我带来，我不便惩治”，“我一而再惹起天下骚动，三番四次带来劫难重重”，她自叹受命运摆布，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了男人们的纷争给世界带来了骚动和劫难。正是利用了她这种负罪心理，魔鬼靡非斯陀才会乘虚而入，从而造成了《浮士德》第二部的“海伦悲剧”。
从“海伦”这一角色的内心和精神倾向来看，她是整个时代女性的缩影。要获得真正的平等与解放，获得“女性永恒”，女性自身也必须要改变现有的“负罪”心态。否则即使获得所谓“平等”，与男权社会相比，也不过是大同小异而已。
参考文献：
[1]〔德〕歌德：《浮士德》，董问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693页.
[2]《歌德谈话录》（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88页.
[3]Wilhelm von Humboldt：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und Geschichte. Bd.I.Hg.v.Andreas Fliner und Klaus Gilel.Darmstadt，1960：296（译文参照：张帆：《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女性文学观的生成》，文艺评论，2008年第1期）.
[4]张帆：《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女性文学观的生成》，文艺评论，2008年第1期.
[5]杨武能：《瓦格纳·格丽琴·海伦——<浮士德>人物考辨之三》，名作欣赏，1991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