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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近些年清代戏说类电视节目的余温尚未退去之时，一股以学者、史学家为主讲人的通俗历史讲座热潮又席卷而至，其中围绕清廷政治纷争的内容尤其撩拨起人们的热情。
历史的演进过程是纷繁复杂的，与时光的交替相伴随的是毁灭与消亡，语言常常是朝代转合中的牺牲者。满语即是如此，仅仅在百多年的时间，满语不仅囿于上述原因，更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到当代已日渐式微，不同机构对于能够掌握、使用满语的人有200、100、50等数量不等的统计，足见其濒临灭绝、岌岌可危的处境。
像人们守护赖以生存家园一样，数十年来，一群执著且富有远见、痴情又怀有责任的人，正在传承和捍卫着一种称之为“满语”的语言。在世界文化相互融合、多种语言不断消失的情形下，用近乎顽强的民族精神，将一个人、一个村庄、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段历史串联起来，上演了一场围绕抢救、守护民族语言文化遗产的传奇。
锡伯族语言，从满语中脱胎
锡伯族，现有人口18万人。16世纪前，锡伯族先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现主要分布在新疆伊犁地区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和辽宁、吉林等地。锡伯族是古代鲜卑人的后裔。16世纪编入蒙古“八旗”后，其社会组织发生了急剧变化，生产上转入稳定的农业经济。
锡伯族有自己民族的语言，锡伯语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与同语支的满语相比，80%以上词汇都借自满语。清代以前，锡伯族使用一种“非清非蒙”的语言，并沿用至今。
早期的锡伯族人民以狩猎、捕鱼为业。现在，察布查尔一带锡伯族经营农业，以种水稻为主，牧业也比较发达，还有许多青年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本民族的干部不断成长，有了各类专业人才，办起了医院和学校。
锡伯族人喜爱骑马射箭。因而，锡伯族享有“射箭民族”的美誉。他们能歌善舞且骠骑善射，在察布查尔地区，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锡伯人时而跃马扬鞭进行跑马竞赛，时而开弓搭箭开展射箭比赛，时而三五成群较量一番角力摔跤……
锡伯族家庭多为几代同堂，且注重生活礼节，饮食习惯以米、面等为主食，也食用奶茶、酥油、牛肉、羊肉等。穿戴服饰基本与满族相同。
锡伯族民间许多传统节日，大都与汉族相同。因为不断迁徙，吸收了不同的外来文化，信奉萨满教、喇嘛教。锡伯族人与大多数游猎民族一样，将狗视作朋友。
锡伯族民间传说，锡伯族先民——鲜卑，古时南迁时，在鲜卑山（今大兴安岭）中迷失了方向，被困在山里。后来，有一种神兽在前引路乃得出山，才来到南方大泽（呼伦贝尔草原）。这种兽，后来成为锡伯族标志性图案。
察布查尔民族的回归
查看地图，东经80°31′～81°43′,北纬43°17′～43°57′内所涵盖的区域是一个名为察布查尔的地方。
察布查尔地处新疆北部天山支脉乌孙山以北、伊犁河以南的河谷盆地。南与昭苏县、特克斯县相接，东和巩留县毗邻，北望伊犁河且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伊宁县和霍城县交界。西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察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意思。
察布查尔所处的伊犁河谷地区有着优良的农牧业自然资源，因此，很早以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据现代考古证明，这里有许多原始文化遗迹，汉代前后已有文字记载出现。
在历经千年近乎眼花缭乱、变幻莫测的风云交错、政权更迭，察布查尔具有了维护国家疆土完整的战略作用。到了清代，政府愈发感觉到这一疆土边陲在安邦固国中的重要意义，于是不惜代价，移民固防，作出仍令我们今人惊叹不已的决策。
243年前的1764年阴历四月十八日，一批锡伯族军民在故乡辽宁省沈阳（当时叫盛京）的锡伯家庙——太平寺吃离别饭，告别世居的故土，告别骨肉同胞，踏上了西迁的漫漫征途，一场历史上悲壮的军民大迁徙就此拉开了序幕。
负载着军械辎重、生产装备的的锡伯族军民，浩浩荡荡地离开沈阳，在历经严寒困顿、牲畜渐少、粮草不足、路途坎坷等种种艰辛后，于乾隆三十年（1765）七月二十二日，先后抵达伊犁地区。从此这个有着不凡经历的锡伯族部落，在定居伊犁察布查尔之后，对于当时平息叛乱及以后稳定、发展边疆起了重要作用。
就在锡伯族军民西迁６年后的1771年春，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近两百年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由于不堪忍受沙皇王朝的残暴，在其首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的率领下东归。土尔扈特人在开始东归的三年前，进行了周密的准备，部族里采取了许多强制性诸如前三年不允许部族里的男女青年结婚生子、控制牲畜之间交配产仔、东归计划严格保密等措施。经过200多天艰难的长途跋涉，1771年7月，土尔扈特人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由于一路恶战加上疾病，只有4万人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而13万人的尸骨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从此土尔扈特人结束了140多年的身心漂泊，永远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从而实现了几代土尔扈特人回归故土的宿愿。这就是蒙古族历史上传奇的东归壮举。
是什么催生了华夏这片热土具有如此巨大而又神奇的力量，在这孕育了中华数千年文明国度中有数不清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但这两段民族迁徙的故事，一个西迁，一个东归，看似殊途却有着同归的历史意义。两种不同的迁徙事件，却有着一样能够令我们热血澎湃的自豪与激动。
满语文化渗透民族根基
满语曾为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统治民族所拥有，清朝的近三百年间，满语与汉语、蒙古语一起都是作为官方语言被广泛使用的，满语还被称为国语（或为清语、清书）。清朝朝廷发布的诏书、法令都是满汉文兼用，几乎没有单独的满文或者单独的汉文的，只是到了清朝末期的几十年，才主要用汉语而很少用满语。
自清代开始，锡伯族选择满语满文作为自己民族语言文字，既有政治需求的必要性，又有自然选择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刚毅、聪慧的锡伯人在文化选择方面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优良传统与不断进取、胸怀宽广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质起了重要的作用。历史证明，锡伯族在语言上的这一选择对于清朝以及后世国家和民族的团结、和睦、发展起到了巨大与深远的作用。锡伯族在接受了满族语言后，其文化的各个方面便开始相互融合。清以前的锡伯族及其先祖并未真正迈入封建社会，在文化方面氏族社会末期的文化成分仍很浓厚，并且还受到蒙古族文化形态的浓厚影响。归属清朝之后，与满族一起日益被纳入到汉族封建文化体系。
1764年，4000余名锡伯族军民被调西迁伊犁屯垦戍边，严格的八旗制度及封闭的自然聚居条件，使满语满文在这部分锡伯族中扎根尤深，并不断发展和变化。至清末，满语满文被满族彻底放弃，清初东北地区的满语满文的使用环境已完全被汉语汉文所取代。但是，伊犁察布查尔地区仍为地地道道的满语满文的使用区，实质上一直延续至今。
串联传奇的主角——赵志强
“百家讲坛”在央视热播，观众深感兴趣的内容之一便是与满清历史相关的栏目，成为市民观看热点，北京满学研究所因此被人们格外关注起来。如果有人被问起这一家以满清历史为重点研究内容的研究所现任所长是哪个民族人、满语在历史上属于哪个民族独有语言时，或许你会得到“当然是满族人”这样靠直觉作出的推断。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赵志强，一个将一个民族、一个地方、一种语言串联起来颇具传奇色彩的人。
1957年2月，赵志强出生于新疆伊犁地区察布查尔县，锡伯族。这样的身世背景似乎注定了他一生将与满语结缘。
新中国刚刚成立初期，共和国百废待兴，为恢复文物研究、文献整理，政府在满语文专业人才培养方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1955年和1956年曾举办两期满文培训班。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正式开办本科满文专业班，使满语满文的人才培养从正规教育得到了保证。
70年代中期，民主人士周建人先生向中央建议抓紧满文人才培养，后经周总理亲自批准，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在1975年开办“满文干部培训班”，招收了21名学员，这其中就有来自新疆察布查尔、刚刚高中毕业的锡伯族青年赵志强。30年过去后，当年“满文干部培训班”中的学员多已成为国内满文研究的骨干。
虽然锡伯语与满语有微妙的差异，但它们之间更多的还是有着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因此三年语言的学习经历对于赵志强来讲正可用轻车熟路来描述。
结束了三年“满文干部培训班”学习生活的1978年，赵志强因参与一项与满族语言有关的工作，来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友谊乡三家子满族村。作为满族文化的最后遗存地，在这里尚有为数不多的几位精通满语的老人，孟老先生即是其中的一位。当他听到赵志强纯熟、地道的一口满语，当即将他视作知音，不仅让到家如宾朋故交般地款待，还施以地主淳朴、至尊礼节，让老伴借住他处、腾出炕头，与赵志强用满语彻夜畅谈。是什么力量使得并不同族且年龄殊异的二人近若父子家人？共同的民族语言在这里产生了神奇的效应。
此后近30年，赵志强致力满语研究，除了本身的职业要求以外，这次经历一直是他来自心底的一股情感的力量。
不久前，赵志强为查找一份资料来到他已离开多年的档案馆，当工作人员一番查找后歉疚地告知所需资料短缺时，赵志强凭借多年记忆，准确无误地提示给对方资料所存的位置，果然一份文献便被取了出来，这样的功夫令包括同行同事在内的所有在场人员佩服不已。
在1978～1991年的13年时光中，赵志强在其工作的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从事满语档案整理、研究工作，埋头于浩如烟海的清代文献资料中，常年的实践，使他对馆内文献了若指掌一般。
1991年，赵志强调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开始协助阎崇年先生筹建满学研究所。自此，他的满语专长不仅在业务上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也成为联络北京满族学者、拓展满族民间研究的纽带和桥梁。在此期间，赵志强与在京各界满族知名人士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无论是时任市政府主要领导的赵鹏飞和张健民，还是实业家陈丽华、皇族后裔毓瞻、启骧等都先后成为他情感上的朋友、事业上的同志。这种关系的建立不仅加强了民族内部之间的交流，也为满语民间资料搜集、强化满语社会影响、推动满语学术研究等带来积极的效果。
近些年，社科院领导，特别是当时任院长的朱明德同志十分重视满语的抢救、研究、挖掘、传播工作，将满语研究、保护的重要性提升到文化的高度，不仅适宜地在资金上予以保证，还在满学所科研业务选题、项目规划实施、学术成果转化、传播等诸多方面亲历亲为地给予支持，使得一个默默无闻边缘学科研究机构的研究内容变为进入人们文化生活、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人文现象，满语的抢救与应用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口号。赵志强正是工作在这样一个创造奇迹的团队中。
即使在满学所承担了许多社会工作，这十多年时间里，赵志强还是与以前一样，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满文满语研究方面，发表了近三十篇的满文满语学术论文。如果说，这一期间的成就较之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时的学术成果有所区别的话，那就是更加注重其实效性与系统性。如《清初军国议政与满洲贵族》《清朝兴衰与皇子教育》《清代八旗的盛衰》《和贪墨劣迹透视》等专著，都配合了时下的民主施政建设、教育体制探索、反腐倡廉机制等社会热点问题的探讨，将被人视为老古董的这一边缘学科转化为间接或是潜在的生产力，赵志强的孜孜探索与不懈努力使我们看到了满文满语新的价值和前景。
一个民族、一个地方、一种语言、一段历史，一个人串联起来的满语传奇故事，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里，在赵志强的手中继续传播着、演绎着，未来它还定将有华美的篇章、动人的情节，这是我们可以期冀的。
编辑/冯 岚
历史的演进过程是纷繁复杂的，与时光的交替相伴随的是毁灭与消亡，语言常常是朝代转合中的牺牲者。满语即是如此，仅仅在百多年的时间，满语不仅囿于上述原因，更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到当代已日渐式微，不同机构对于能够掌握、使用满语的人有200、100、50等数量不等的统计，足见其濒临灭绝、岌岌可危的处境。
像人们守护赖以生存家园一样，数十年来，一群执著且富有远见、痴情又怀有责任的人，正在传承和捍卫着一种称之为“满语”的语言。在世界文化相互融合、多种语言不断消失的情形下，用近乎顽强的民族精神，将一个人、一个村庄、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段历史串联起来，上演了一场围绕抢救、守护民族语言文化遗产的传奇。
锡伯族语言，从满语中脱胎
锡伯族，现有人口18万人。16世纪前，锡伯族先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现主要分布在新疆伊犁地区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和辽宁、吉林等地。锡伯族是古代鲜卑人的后裔。16世纪编入蒙古“八旗”后，其社会组织发生了急剧变化，生产上转入稳定的农业经济。
锡伯族有自己民族的语言，锡伯语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与同语支的满语相比，80%以上词汇都借自满语。清代以前，锡伯族使用一种“非清非蒙”的语言，并沿用至今。
早期的锡伯族人民以狩猎、捕鱼为业。现在，察布查尔一带锡伯族经营农业，以种水稻为主，牧业也比较发达，还有许多青年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本民族的干部不断成长，有了各类专业人才，办起了医院和学校。
锡伯族人喜爱骑马射箭。因而，锡伯族享有“射箭民族”的美誉。他们能歌善舞且骠骑善射，在察布查尔地区，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锡伯人时而跃马扬鞭进行跑马竞赛，时而开弓搭箭开展射箭比赛，时而三五成群较量一番角力摔跤……
锡伯族家庭多为几代同堂，且注重生活礼节，饮食习惯以米、面等为主食，也食用奶茶、酥油、牛肉、羊肉等。穿戴服饰基本与满族相同。
锡伯族民间许多传统节日，大都与汉族相同。因为不断迁徙，吸收了不同的外来文化，信奉萨满教、喇嘛教。锡伯族人与大多数游猎民族一样，将狗视作朋友。
锡伯族民间传说，锡伯族先民——鲜卑，古时南迁时，在鲜卑山（今大兴安岭）中迷失了方向，被困在山里。后来，有一种神兽在前引路乃得出山，才来到南方大泽（呼伦贝尔草原）。这种兽，后来成为锡伯族标志性图案。
察布查尔民族的回归
查看地图，东经80°31′～81°43′,北纬43°17′～43°57′内所涵盖的区域是一个名为察布查尔的地方。
察布查尔地处新疆北部天山支脉乌孙山以北、伊犁河以南的河谷盆地。南与昭苏县、特克斯县相接，东和巩留县毗邻，北望伊犁河且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伊宁县和霍城县交界。西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察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意思。
察布查尔所处的伊犁河谷地区有着优良的农牧业自然资源，因此，很早以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据现代考古证明，这里有许多原始文化遗迹，汉代前后已有文字记载出现。
在历经千年近乎眼花缭乱、变幻莫测的风云交错、政权更迭，察布查尔具有了维护国家疆土完整的战略作用。到了清代，政府愈发感觉到这一疆土边陲在安邦固国中的重要意义，于是不惜代价，移民固防，作出仍令我们今人惊叹不已的决策。
243年前的1764年阴历四月十八日，一批锡伯族军民在故乡辽宁省沈阳（当时叫盛京）的锡伯家庙——太平寺吃离别饭，告别世居的故土，告别骨肉同胞，踏上了西迁的漫漫征途，一场历史上悲壮的军民大迁徙就此拉开了序幕。
负载着军械辎重、生产装备的的锡伯族军民，浩浩荡荡地离开沈阳，在历经严寒困顿、牲畜渐少、粮草不足、路途坎坷等种种艰辛后，于乾隆三十年（1765）七月二十二日，先后抵达伊犁地区。从此这个有着不凡经历的锡伯族部落，在定居伊犁察布查尔之后，对于当时平息叛乱及以后稳定、发展边疆起了重要作用。
就在锡伯族军民西迁６年后的1771年春，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近两百年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由于不堪忍受沙皇王朝的残暴，在其首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的率领下东归。土尔扈特人在开始东归的三年前，进行了周密的准备，部族里采取了许多强制性诸如前三年不允许部族里的男女青年结婚生子、控制牲畜之间交配产仔、东归计划严格保密等措施。经过200多天艰难的长途跋涉，1771年7月，土尔扈特人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由于一路恶战加上疾病，只有4万人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而13万人的尸骨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从此土尔扈特人结束了140多年的身心漂泊，永远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从而实现了几代土尔扈特人回归故土的宿愿。这就是蒙古族历史上传奇的东归壮举。
是什么催生了华夏这片热土具有如此巨大而又神奇的力量，在这孕育了中华数千年文明国度中有数不清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但这两段民族迁徙的故事，一个西迁，一个东归，看似殊途却有着同归的历史意义。两种不同的迁徙事件，却有着一样能够令我们热血澎湃的自豪与激动。
满语文化渗透民族根基
满语曾为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统治民族所拥有，清朝的近三百年间，满语与汉语、蒙古语一起都是作为官方语言被广泛使用的，满语还被称为国语（或为清语、清书）。清朝朝廷发布的诏书、法令都是满汉文兼用，几乎没有单独的满文或者单独的汉文的，只是到了清朝末期的几十年，才主要用汉语而很少用满语。
自清代开始，锡伯族选择满语满文作为自己民族语言文字，既有政治需求的必要性，又有自然选择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刚毅、聪慧的锡伯人在文化选择方面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优良传统与不断进取、胸怀宽广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质起了重要的作用。历史证明，锡伯族在语言上的这一选择对于清朝以及后世国家和民族的团结、和睦、发展起到了巨大与深远的作用。锡伯族在接受了满族语言后，其文化的各个方面便开始相互融合。清以前的锡伯族及其先祖并未真正迈入封建社会，在文化方面氏族社会末期的文化成分仍很浓厚，并且还受到蒙古族文化形态的浓厚影响。归属清朝之后，与满族一起日益被纳入到汉族封建文化体系。
1764年，4000余名锡伯族军民被调西迁伊犁屯垦戍边，严格的八旗制度及封闭的自然聚居条件，使满语满文在这部分锡伯族中扎根尤深，并不断发展和变化。至清末，满语满文被满族彻底放弃，清初东北地区的满语满文的使用环境已完全被汉语汉文所取代。但是，伊犁察布查尔地区仍为地地道道的满语满文的使用区，实质上一直延续至今。
串联传奇的主角——赵志强
“百家讲坛”在央视热播，观众深感兴趣的内容之一便是与满清历史相关的栏目，成为市民观看热点，北京满学研究所因此被人们格外关注起来。如果有人被问起这一家以满清历史为重点研究内容的研究所现任所长是哪个民族人、满语在历史上属于哪个民族独有语言时，或许你会得到“当然是满族人”这样靠直觉作出的推断。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赵志强，一个将一个民族、一个地方、一种语言串联起来颇具传奇色彩的人。
1957年2月，赵志强出生于新疆伊犁地区察布查尔县，锡伯族。这样的身世背景似乎注定了他一生将与满语结缘。
新中国刚刚成立初期，共和国百废待兴，为恢复文物研究、文献整理，政府在满语文专业人才培养方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1955年和1956年曾举办两期满文培训班。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正式开办本科满文专业班，使满语满文的人才培养从正规教育得到了保证。
70年代中期，民主人士周建人先生向中央建议抓紧满文人才培养，后经周总理亲自批准，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在1975年开办“满文干部培训班”，招收了21名学员，这其中就有来自新疆察布查尔、刚刚高中毕业的锡伯族青年赵志强。30年过去后，当年“满文干部培训班”中的学员多已成为国内满文研究的骨干。
虽然锡伯语与满语有微妙的差异，但它们之间更多的还是有着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因此三年语言的学习经历对于赵志强来讲正可用轻车熟路来描述。
结束了三年“满文干部培训班”学习生活的1978年，赵志强因参与一项与满族语言有关的工作，来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友谊乡三家子满族村。作为满族文化的最后遗存地，在这里尚有为数不多的几位精通满语的老人，孟老先生即是其中的一位。当他听到赵志强纯熟、地道的一口满语，当即将他视作知音，不仅让到家如宾朋故交般地款待，还施以地主淳朴、至尊礼节，让老伴借住他处、腾出炕头，与赵志强用满语彻夜畅谈。是什么力量使得并不同族且年龄殊异的二人近若父子家人？共同的民族语言在这里产生了神奇的效应。
此后近30年，赵志强致力满语研究，除了本身的职业要求以外，这次经历一直是他来自心底的一股情感的力量。
不久前，赵志强为查找一份资料来到他已离开多年的档案馆，当工作人员一番查找后歉疚地告知所需资料短缺时，赵志强凭借多年记忆，准确无误地提示给对方资料所存的位置，果然一份文献便被取了出来，这样的功夫令包括同行同事在内的所有在场人员佩服不已。
在1978～1991年的13年时光中，赵志强在其工作的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从事满语档案整理、研究工作，埋头于浩如烟海的清代文献资料中，常年的实践，使他对馆内文献了若指掌一般。
1991年，赵志强调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开始协助阎崇年先生筹建满学研究所。自此，他的满语专长不仅在业务上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也成为联络北京满族学者、拓展满族民间研究的纽带和桥梁。在此期间，赵志强与在京各界满族知名人士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无论是时任市政府主要领导的赵鹏飞和张健民，还是实业家陈丽华、皇族后裔毓瞻、启骧等都先后成为他情感上的朋友、事业上的同志。这种关系的建立不仅加强了民族内部之间的交流，也为满语民间资料搜集、强化满语社会影响、推动满语学术研究等带来积极的效果。
近些年，社科院领导，特别是当时任院长的朱明德同志十分重视满语的抢救、研究、挖掘、传播工作，将满语研究、保护的重要性提升到文化的高度，不仅适宜地在资金上予以保证，还在满学所科研业务选题、项目规划实施、学术成果转化、传播等诸多方面亲历亲为地给予支持，使得一个默默无闻边缘学科研究机构的研究内容变为进入人们文化生活、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人文现象，满语的抢救与应用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口号。赵志强正是工作在这样一个创造奇迹的团队中。
即使在满学所承担了许多社会工作，这十多年时间里，赵志强还是与以前一样，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满文满语研究方面，发表了近三十篇的满文满语学术论文。如果说，这一期间的成就较之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时的学术成果有所区别的话，那就是更加注重其实效性与系统性。如《清初军国议政与满洲贵族》《清朝兴衰与皇子教育》《清代八旗的盛衰》《和贪墨劣迹透视》等专著，都配合了时下的民主施政建设、教育体制探索、反腐倡廉机制等社会热点问题的探讨，将被人视为老古董的这一边缘学科转化为间接或是潜在的生产力，赵志强的孜孜探索与不懈努力使我们看到了满文满语新的价值和前景。
一个民族、一个地方、一种语言、一段历史，一个人串联起来的满语传奇故事，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里，在赵志强的手中继续传播着、演绎着，未来它还定将有华美的篇章、动人的情节，这是我们可以期冀的。
编辑/冯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