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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希望之火在他心里从来就没、有泯灭过。这是一种毅力，也是一个家长责任心的表现。
儿时的记忆是清晰而深刻的。
现在回忆起来，我对父亲的印象主要有以下方面：有强烈学习愿望和学习能力的父亲；经济意识强、善于经营的父亲；能充分整合资源，非常执着，不实现目标绝不罢休的父亲；非常勤劳的父亲；看似“木头”，但极具智慧的父亲；深受生产队长器重、邻居欢迎的父亲；责任感、荣誉感极强的父亲；不识字但很有文化的父亲。
“社会主义是天堂 没有文化爬不上”
小时候，父亲曾经对我们兄妹说：你们要把书读好，我就是拉板车也要把你们三兄妹供出来。他有句话，叫做“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爬不上”。他把向上的热情转化为学习动力，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在学习。当然，他这个“学”不是学几个字，而是全方位地学。
父亲小时候没有进过一天学堂。“文革”时期，公社举行“扫盲运动”，开办夜校，他便到夜校学习识字。那时劳动任务非常繁重，围垦、农田水利建设、田里的农活……一天下来，架子都要散掉，但他每天都坚持到夜校学习。夜校结束后，他仍然坚持自学。由于坚持不懈地学习，他由一个目不识丁的人成为一个读写基本没有障碍的人。到现在为止，党的十六大报告他都能读得下来。前几年他还对我说：这个报告你在读，我也能读得下来。他知道每年底我都要在集团年终总结大会上作一个报告，我作的年终总结报告，他也一定要找来亲自读一遍。
闭着眼睛骑自行车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勤劳的父亲，甚至没有好好坐下来吃一餐饭。他的时间安排非常有序，早晨做什么，晚上做什么，雨天做什么，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父亲多次对我们讲，由于晚上没有睡觉或者睡眠时间不足，在骑自行车外出干活的时候，由于犯困多次撞到树上。他说他甚至可以闭着眼睛骑自行车，劳作的强度可想而知。我清楚地记得，他吃饭的时候从来都是站着的。早上一起来他就到自留地里干活，干活回来后喝几碗凉下来的粥后，马上就到生产队里去干活。对他来讲，早上吃饭基本上是不耗时间的。中午回来，别人一般要在家里休息一会儿，他肯定又要在自留地里忙开了。
父亲从进城拉车，到成为乡镇企业的骨干，再到成为受表彰的“办厂能人”，是一个农民走出了生产队的小圈子，真正的步入社会，这是他人生旅程中步入社会的第一站，我觉得第一站具有非常的意义。对我来讲，就是我成长的第一站。从1970—1985年，整整横跨了15年，这段时间对我的人生影响非常大，是我成长的重要阶段。家长是最好的老师，父亲对我的影响，让我一生受之不尽。他的一些故事，可能他自己都忘记了，但对我来说，童年的记忆却难以泯灭。
我患病 父亲下岗
回忆，有些是美好的，有些则是不堪回首。
1985年，我在万向供应部做材料会计，12月份的财务报表报出以后，我到浙医一院去检查，检查的结果是“溶血性贫血”。于是马上住院治疗。
而在我生病之前，从1983—1985年三年时间，正是我们家起步的三年。
从1983年春龙柏苗种下起，两年多的时间，我一直住在外面，春夏秋冬，风餐露宿，提心吊胆，这也为我以后患“溶血性贫血”病埋下了祸根。
1985年底的时候，我整个人黄黄胖胖的，有人就告诉我，我患的是“黄胖病”。我想，医院里诊断的是血液病，怎么又变成了“黄胖病”呢？但由于体力不支，我还是按照那人的偏方开始吃药，一次吃7颗药丸。在按偏方服药之前，我全身浮肿，按偏方吃药以后，感觉药效明显，小便也多起来了，人很快就轻松多了。
祸不单行。1986年，父亲工作的磷肥厂倒闭了，被万向节厂收购。父亲当时52岁，按照收购协议，50岁以上的人全部退休。父亲被迫回到了家里。我们家陷入了极大的困难之中。
造房子负债2万多块钱，我还需要钱看病。而当时父亲工作的磷肥厂倒闭以后，他每月只能领52块钱的退休金；我哥哥在学校里教书，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我嫂子在乡镇企业工作，一个月也只有几十块钱，家里就这点收入，欠下的2万多块钱债务如何还清呢？所有的压力都压到了父亲的身上。
1986年开春以后，我就没有住院治病了。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到党山、绍兴安昌看中医，半个月一次。这时候他已经52岁了，用自行车驮着20多岁的儿子去看病，希望的前途是渺茫的，生命的前景是微薄的。坐在自行车上，我发现，他的白发一天天多起来了。他用自行车带我去看病的地方，明明那里有亲戚，他也没有去。
到党山、安昌等地看病，一天一个来回，是非常累的，还不能表现出失望的情绪，这让人备感煎熬。看病的医生对我讲，患了这样的病，如果维护好一点，可以活十年时间。这句话我不能对父亲讲，但我知道，我的毛病究竟怎么回事，他一定知道的。
在这个时候，父亲没有表现出沮丧的情绪，在陪我看病的路上，他总是盘算着办厂。他说我们家造的大房子，是可以办厂的。他希望能办一个服装厂。我知道，他讲这些，实际上就是一种期盼、一种希望，他在想办法使这个家摆脱困境。
父子穷则思变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希望之火在他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泯灭过。这是一种毅力，也是一个家长责任心的表现。
1986年是我们家非常的一年。既是从1985年的高峰跌到无力回天的低谷的时候，同时也是一个新计划酝酿的时候，命运给我们家安排了一个新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磷肥厂不倒闭，父亲一定会在磷肥厂工作；如果我不生毛病，在万向的工作岗位也不会放弃。但祸不单行，我身体不好，父亲工作的磷肥厂倒闭，父子全部回到家里。穷则思变，眼前的困境迫使父亲走出一条新路来。
作为一个家长，父亲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去想办法，只有哀愁，家庭就会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在这个时候，父亲没有多少安慰的语言，但对于家庭的设想、安排的思考，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当时我是一个重病在身的人，父亲的奔波，是家庭的希望，也是个人生命的希望。当他说可以办液体皂厂，并且设备、市场等都做到心中有数的时候，对我的信心鼓舞是巨大的。
在我生病期间，他从来不问我毛病怎么样，但他的所有计划，都会详细地告诉我，尤其是种龙柏苗以后，我们已经是配合默契的好搭档了。
1986年是我们家非常的一年，是脱胎换骨的一年。这一年过去以后，传化事业就翻开了新的一页。
儿时的记忆是清晰而深刻的。
现在回忆起来，我对父亲的印象主要有以下方面：有强烈学习愿望和学习能力的父亲；经济意识强、善于经营的父亲；能充分整合资源，非常执着，不实现目标绝不罢休的父亲；非常勤劳的父亲；看似“木头”，但极具智慧的父亲；深受生产队长器重、邻居欢迎的父亲；责任感、荣誉感极强的父亲；不识字但很有文化的父亲。
“社会主义是天堂 没有文化爬不上”
小时候，父亲曾经对我们兄妹说：你们要把书读好，我就是拉板车也要把你们三兄妹供出来。他有句话，叫做“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爬不上”。他把向上的热情转化为学习动力，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在学习。当然，他这个“学”不是学几个字，而是全方位地学。
父亲小时候没有进过一天学堂。“文革”时期，公社举行“扫盲运动”，开办夜校，他便到夜校学习识字。那时劳动任务非常繁重，围垦、农田水利建设、田里的农活……一天下来，架子都要散掉，但他每天都坚持到夜校学习。夜校结束后，他仍然坚持自学。由于坚持不懈地学习，他由一个目不识丁的人成为一个读写基本没有障碍的人。到现在为止，党的十六大报告他都能读得下来。前几年他还对我说：这个报告你在读，我也能读得下来。他知道每年底我都要在集团年终总结大会上作一个报告，我作的年终总结报告，他也一定要找来亲自读一遍。
闭着眼睛骑自行车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勤劳的父亲，甚至没有好好坐下来吃一餐饭。他的时间安排非常有序，早晨做什么，晚上做什么，雨天做什么，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父亲多次对我们讲，由于晚上没有睡觉或者睡眠时间不足，在骑自行车外出干活的时候，由于犯困多次撞到树上。他说他甚至可以闭着眼睛骑自行车，劳作的强度可想而知。我清楚地记得，他吃饭的时候从来都是站着的。早上一起来他就到自留地里干活，干活回来后喝几碗凉下来的粥后，马上就到生产队里去干活。对他来讲，早上吃饭基本上是不耗时间的。中午回来，别人一般要在家里休息一会儿，他肯定又要在自留地里忙开了。
父亲从进城拉车，到成为乡镇企业的骨干，再到成为受表彰的“办厂能人”，是一个农民走出了生产队的小圈子，真正的步入社会，这是他人生旅程中步入社会的第一站，我觉得第一站具有非常的意义。对我来讲，就是我成长的第一站。从1970—1985年，整整横跨了15年，这段时间对我的人生影响非常大，是我成长的重要阶段。家长是最好的老师，父亲对我的影响，让我一生受之不尽。他的一些故事，可能他自己都忘记了，但对我来说，童年的记忆却难以泯灭。
我患病 父亲下岗
回忆，有些是美好的，有些则是不堪回首。
1985年，我在万向供应部做材料会计，12月份的财务报表报出以后，我到浙医一院去检查，检查的结果是“溶血性贫血”。于是马上住院治疗。
而在我生病之前，从1983—1985年三年时间，正是我们家起步的三年。
从1983年春龙柏苗种下起，两年多的时间，我一直住在外面，春夏秋冬，风餐露宿，提心吊胆，这也为我以后患“溶血性贫血”病埋下了祸根。
1985年底的时候，我整个人黄黄胖胖的，有人就告诉我，我患的是“黄胖病”。我想，医院里诊断的是血液病，怎么又变成了“黄胖病”呢？但由于体力不支，我还是按照那人的偏方开始吃药，一次吃7颗药丸。在按偏方服药之前，我全身浮肿，按偏方吃药以后，感觉药效明显，小便也多起来了，人很快就轻松多了。
祸不单行。1986年，父亲工作的磷肥厂倒闭了，被万向节厂收购。父亲当时52岁，按照收购协议，50岁以上的人全部退休。父亲被迫回到了家里。我们家陷入了极大的困难之中。
造房子负债2万多块钱，我还需要钱看病。而当时父亲工作的磷肥厂倒闭以后，他每月只能领52块钱的退休金；我哥哥在学校里教书，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我嫂子在乡镇企业工作，一个月也只有几十块钱，家里就这点收入，欠下的2万多块钱债务如何还清呢？所有的压力都压到了父亲的身上。
1986年开春以后，我就没有住院治病了。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到党山、绍兴安昌看中医，半个月一次。这时候他已经52岁了，用自行车驮着20多岁的儿子去看病，希望的前途是渺茫的，生命的前景是微薄的。坐在自行车上，我发现，他的白发一天天多起来了。他用自行车带我去看病的地方，明明那里有亲戚，他也没有去。
到党山、安昌等地看病，一天一个来回，是非常累的，还不能表现出失望的情绪，这让人备感煎熬。看病的医生对我讲，患了这样的病，如果维护好一点，可以活十年时间。这句话我不能对父亲讲，但我知道，我的毛病究竟怎么回事，他一定知道的。
在这个时候，父亲没有表现出沮丧的情绪，在陪我看病的路上，他总是盘算着办厂。他说我们家造的大房子，是可以办厂的。他希望能办一个服装厂。我知道，他讲这些，实际上就是一种期盼、一种希望，他在想办法使这个家摆脱困境。
父子穷则思变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希望之火在他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泯灭过。这是一种毅力，也是一个家长责任心的表现。
1986年是我们家非常的一年。既是从1985年的高峰跌到无力回天的低谷的时候，同时也是一个新计划酝酿的时候，命运给我们家安排了一个新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磷肥厂不倒闭，父亲一定会在磷肥厂工作；如果我不生毛病，在万向的工作岗位也不会放弃。但祸不单行，我身体不好，父亲工作的磷肥厂倒闭，父子全部回到家里。穷则思变，眼前的困境迫使父亲走出一条新路来。
作为一个家长，父亲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去想办法，只有哀愁，家庭就会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在这个时候，父亲没有多少安慰的语言，但对于家庭的设想、安排的思考，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当时我是一个重病在身的人，父亲的奔波，是家庭的希望，也是个人生命的希望。当他说可以办液体皂厂，并且设备、市场等都做到心中有数的时候，对我的信心鼓舞是巨大的。
在我生病期间，他从来不问我毛病怎么样，但他的所有计划，都会详细地告诉我，尤其是种龙柏苗以后，我们已经是配合默契的好搭档了。
1986年是我们家非常的一年，是脱胎换骨的一年。这一年过去以后，传化事业就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