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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校制度”这个概念可以被消解，它指的就是一种教育制度安排，叫不叫“现代学校制度”关系不大。因为“现代”的含义不具有时间意义；“学校制度”也不仅仅是指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还包括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与社会的关系，因此这里的“学校制度”已超出了学校的范围。鉴于这个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本文也接纳和使用这一概念。
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是一种制度创新。“教育问题是教育制度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那么，当前一些人提出的现代学校制度方案要解决的教育问题是什么?需要现代学校制度解决的教育问题应该是什么样的教育问题?
当前提出的一些方案似乎有这样一些共识：市场化的制度就是“现代”的；能帮助政府减负、能舒缓甚至解决教育投入问题的制度就是现代学校制度。我认为这是一种表面化的、实用主义的、急功近利的认识。
经济市场化并不必然要求教育也要市场化，经济与教育毕竟属于不同的社会版块，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而且现代学校制度的设计不应只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实际上，现代学校制度与经费问题无本质联系，经费问题属于教育的保障条件问题，与本真的教育问题无本质联系。
应该这样思想：现代学校制度是一种理想的制度设计，其目的服从于教育的理想。于是问题就转换为：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校?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我们想让教育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理想?
市场化不能成为现代学校制度设计的指导原则。在1999年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国际教育高层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应当澄清这一方面的模糊与混淆。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不适用于教育，包括高等教育。”这是因为，“教育不是经济的一个分支。教育过程、教育目标、教育结果或‘教育产品’都不能与经济相提并论。教育实际上具有自身存在的功能，它是社会的一个基本领域，也是社会存在的条件之一。教育同时具有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和道德功能。教育与整个社会及其各个领域相关联，教育保证社会的延续，保证人类在其全部历史中所积累的知识、技能和规范及经验的传授。教育造就使社会包括经济领域前进、进步、创新和变革的能力。”会议指出，“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减少高等教育公共经费，也不能将大部分沉重负担转移给家庭，这只能加重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现代学校制度的衡量标准所应该关注的，不是产权归属、产权明晰等经济学标准问题，而是教育标准问题，即“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这样的问题。产权重要吗?法人地位重要吗?产权和法人地位都属于民法意义上的概念，与财产流转有关系。教育的本质不是财产流转，而是思想的流转。西方认为学校是“交流思想的场所”，讲的就是此理。
必须私有化才算现代吗?必须实行股份制才是现代学校吗?现代学校的辨别标准不是所有权问题，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混合学校都是现代学校的表现形式。
学校是否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也不是现代学校制度的本质特征。例如，美国的众多公立学校隶属于学区，学区是独立法人，而学校不是独立法人。这种学区制下的计划管理体制有利于学区内教育的均衡发展，有利于区域教育的统筹规划。
现代学校制度是一种“教育制度”而不是“经济制度”；其主导价值追求是“社会公平”而不是“经济效率”；其立足点是教育、是学生的充分发展，而不是“利润”。现代教育制度不应成为市场的奴隶，而应成为市场弊端的价值矫正器。现代学校制度应凸显教育的主体性，凸显教育的社会价值。
如果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越来越分裂、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如果我们不想让市场的力量统治一切，如果我们还想让教育成为实现理想社会的推进器，如果我们还尊崇民主、平等、博爱等(被一些“后现代人”所诟病的)价值理想，如果我们还认同人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被暂时的、外围的教育问题(教育投入问题)障住耳目，如果我们还有一个更高更远的教育追求，如果我们不再像现在这样浮躁和急功近利，如果我们还想保持教育的主体性、还想让教育有一个高贵的品质，我们就需要一个人道主义的、具有人文精神的、真正的现代学校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我们更关注学生的发展和他们的生活质量，更关注教师的发展和他们的生存状况，更关注教育对矫正社会弊病、引导社会进步的意义。
也许读者会认为这种看法乌托邦的色彩太浓。本文认为，乌托邦永远都有意义，正是乌托邦使我们超越现实，并获得认识、改造现实弊端的视点和动力。
中国的教育制度变革的背景不同于西方。西方的经济市场化的水平较高，而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尚不完善；西方的科层制得到了充分发育，而我国的现代科层制至今发展仍不充分，依然存在许多封建因素；西方的教育经受过福利化的洗礼，而我国的教育一直饱受经费严重短缺的煎熬。因此，就像有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引入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一定要慎之又慎。我国的政府职能(包括教育行政职能)转变；我国的教育制度变革，要采取切合国情的路径。
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变革中，更应该强调政府而不是市场的作用。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强政府。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进建立一个民族的、大众的(民主的)、具有现代教育精神的现代学校制度。这种制度应该体现“新发展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社会协调发展，以人为本，体现教育均衡发展、教育公平的要求。政府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政府不能任由市场的力量在教育领域肆虐，应该维护教育公平，为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应该关注制度伦理问题关注本真的教育问题。必须对任何一种教育制度设计(设想)进行价值评判，从伦理层面审视其合理性。正是这种审视，让我们看到了教育中管理主义和市场化的局限性。“管理主义很容易使人们忽视教育过程的价值(尤其是一些终极价值)标准(如自治、批判精神、创造性、人性的关怀、容忍、平等、尊重、信任等)。而恰恰是这些价值标准通常成为关于教育政策争论的焦点，也成为教育政策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价值是任何教育制度的灵魂而不是‘奢侈品’”。
可喜的是，较显强势的“教育市场化”的声音并没有成为政府的教育决策，《2003—2007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对现代学校制度的描述并没有采用经济学的话语。《2003～2007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要求继续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学校法人制度。遵循“从严治教，规范管理”的原则，加强学校制度建设，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社会监督”的机制。建设“精简、高效”的学校管理机构，完善校务公开制度，深化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
并不是说教育投入问题不值得关注，但投入问题的救治之道是建立和完善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是消除对民办学校的歧视性政策和歧视性行为，是鼓励民间投资、实行办学主体的多元化。企图通过依托优质国有教育资源改制或者出卖优质国有教育资源等方式，为政府减轻教育投入的压力，或者作为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之道(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实属于“下策”。我们不需要低俗的“为国分忧”，我们也不需要通过不公平的市场手段(无可奈何的择校)去实现的“廉价的教育公平”(类似发展经济学中的“滴漏效应”)。
现代学校制度应该关注学生的发展，它是现代教育制度的核心。我们需要教育投入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外围制度保障作为杨心的现代学校制度的运行和发展。但外在的制度服从教育内在的需要，而不是反过来。
我们需要逆向思维：在建构教育制度时依照从微观制度到宏观制度的顺序倒推。现代学校制度相对而言是一种微观教育制度，就像微观经济学主要关注企业运行一样，宏观教育制度是为微观教育制度服务的。
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并不只是一个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完善问题，还涉及到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关系、与社会(社区)的关系等。前者应该被重点关注。建立现代学校制度首要的就是要求转变政府教育行政职能，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需要注意的是，转变政府教育行政职能并不只是简单的“放权”。
政府教育行政职能转变的方式，在职权划分上可以采取：“下放”；凡必须下放给下级政府部门或学校的职能坚决下放。对于属于学校的职能，在加强规范监督的同时要尽可能多的交还给学校；“转移”，将一部分承担不了的管不好或不该管的职能“外移”给非政府组织及社会中介服务组织，或“平移”给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上交”，将必须由中央或上级政府部门履行的职能上收，如教育法规的制定；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中外合作办学的组织协调等等。因此，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并不只是要求“放权”，应该全面理解“政府职能转变”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涵。
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是一种制度创新。“教育问题是教育制度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那么，当前一些人提出的现代学校制度方案要解决的教育问题是什么?需要现代学校制度解决的教育问题应该是什么样的教育问题?
当前提出的一些方案似乎有这样一些共识：市场化的制度就是“现代”的；能帮助政府减负、能舒缓甚至解决教育投入问题的制度就是现代学校制度。我认为这是一种表面化的、实用主义的、急功近利的认识。
经济市场化并不必然要求教育也要市场化，经济与教育毕竟属于不同的社会版块，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而且现代学校制度的设计不应只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实际上，现代学校制度与经费问题无本质联系，经费问题属于教育的保障条件问题，与本真的教育问题无本质联系。
应该这样思想：现代学校制度是一种理想的制度设计，其目的服从于教育的理想。于是问题就转换为：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校?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我们想让教育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理想?
市场化不能成为现代学校制度设计的指导原则。在1999年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国际教育高层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应当澄清这一方面的模糊与混淆。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不适用于教育，包括高等教育。”这是因为，“教育不是经济的一个分支。教育过程、教育目标、教育结果或‘教育产品’都不能与经济相提并论。教育实际上具有自身存在的功能，它是社会的一个基本领域，也是社会存在的条件之一。教育同时具有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和道德功能。教育与整个社会及其各个领域相关联，教育保证社会的延续，保证人类在其全部历史中所积累的知识、技能和规范及经验的传授。教育造就使社会包括经济领域前进、进步、创新和变革的能力。”会议指出，“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减少高等教育公共经费，也不能将大部分沉重负担转移给家庭，这只能加重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现代学校制度的衡量标准所应该关注的，不是产权归属、产权明晰等经济学标准问题，而是教育标准问题，即“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这样的问题。产权重要吗?法人地位重要吗?产权和法人地位都属于民法意义上的概念，与财产流转有关系。教育的本质不是财产流转，而是思想的流转。西方认为学校是“交流思想的场所”，讲的就是此理。
必须私有化才算现代吗?必须实行股份制才是现代学校吗?现代学校的辨别标准不是所有权问题，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混合学校都是现代学校的表现形式。
学校是否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也不是现代学校制度的本质特征。例如，美国的众多公立学校隶属于学区，学区是独立法人，而学校不是独立法人。这种学区制下的计划管理体制有利于学区内教育的均衡发展，有利于区域教育的统筹规划。
现代学校制度是一种“教育制度”而不是“经济制度”；其主导价值追求是“社会公平”而不是“经济效率”；其立足点是教育、是学生的充分发展，而不是“利润”。现代教育制度不应成为市场的奴隶，而应成为市场弊端的价值矫正器。现代学校制度应凸显教育的主体性，凸显教育的社会价值。
如果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越来越分裂、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如果我们不想让市场的力量统治一切，如果我们还想让教育成为实现理想社会的推进器，如果我们还尊崇民主、平等、博爱等(被一些“后现代人”所诟病的)价值理想，如果我们还认同人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被暂时的、外围的教育问题(教育投入问题)障住耳目，如果我们还有一个更高更远的教育追求，如果我们不再像现在这样浮躁和急功近利，如果我们还想保持教育的主体性、还想让教育有一个高贵的品质，我们就需要一个人道主义的、具有人文精神的、真正的现代学校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我们更关注学生的发展和他们的生活质量，更关注教师的发展和他们的生存状况，更关注教育对矫正社会弊病、引导社会进步的意义。
也许读者会认为这种看法乌托邦的色彩太浓。本文认为，乌托邦永远都有意义，正是乌托邦使我们超越现实，并获得认识、改造现实弊端的视点和动力。
中国的教育制度变革的背景不同于西方。西方的经济市场化的水平较高，而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尚不完善；西方的科层制得到了充分发育，而我国的现代科层制至今发展仍不充分，依然存在许多封建因素；西方的教育经受过福利化的洗礼，而我国的教育一直饱受经费严重短缺的煎熬。因此，就像有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引入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一定要慎之又慎。我国的政府职能(包括教育行政职能)转变；我国的教育制度变革，要采取切合国情的路径。
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变革中，更应该强调政府而不是市场的作用。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强政府。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进建立一个民族的、大众的(民主的)、具有现代教育精神的现代学校制度。这种制度应该体现“新发展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社会协调发展，以人为本，体现教育均衡发展、教育公平的要求。政府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政府不能任由市场的力量在教育领域肆虐，应该维护教育公平，为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应该关注制度伦理问题关注本真的教育问题。必须对任何一种教育制度设计(设想)进行价值评判，从伦理层面审视其合理性。正是这种审视，让我们看到了教育中管理主义和市场化的局限性。“管理主义很容易使人们忽视教育过程的价值(尤其是一些终极价值)标准(如自治、批判精神、创造性、人性的关怀、容忍、平等、尊重、信任等)。而恰恰是这些价值标准通常成为关于教育政策争论的焦点，也成为教育政策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价值是任何教育制度的灵魂而不是‘奢侈品’”。
可喜的是，较显强势的“教育市场化”的声音并没有成为政府的教育决策，《2003—2007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对现代学校制度的描述并没有采用经济学的话语。《2003～2007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要求继续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学校法人制度。遵循“从严治教，规范管理”的原则，加强学校制度建设，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社会监督”的机制。建设“精简、高效”的学校管理机构，完善校务公开制度，深化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
并不是说教育投入问题不值得关注，但投入问题的救治之道是建立和完善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是消除对民办学校的歧视性政策和歧视性行为，是鼓励民间投资、实行办学主体的多元化。企图通过依托优质国有教育资源改制或者出卖优质国有教育资源等方式，为政府减轻教育投入的压力，或者作为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之道(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实属于“下策”。我们不需要低俗的“为国分忧”，我们也不需要通过不公平的市场手段(无可奈何的择校)去实现的“廉价的教育公平”(类似发展经济学中的“滴漏效应”)。
现代学校制度应该关注学生的发展，它是现代教育制度的核心。我们需要教育投入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外围制度保障作为杨心的现代学校制度的运行和发展。但外在的制度服从教育内在的需要，而不是反过来。
我们需要逆向思维：在建构教育制度时依照从微观制度到宏观制度的顺序倒推。现代学校制度相对而言是一种微观教育制度，就像微观经济学主要关注企业运行一样，宏观教育制度是为微观教育制度服务的。
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并不只是一个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完善问题，还涉及到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关系、与社会(社区)的关系等。前者应该被重点关注。建立现代学校制度首要的就是要求转变政府教育行政职能，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需要注意的是，转变政府教育行政职能并不只是简单的“放权”。
政府教育行政职能转变的方式，在职权划分上可以采取：“下放”；凡必须下放给下级政府部门或学校的职能坚决下放。对于属于学校的职能，在加强规范监督的同时要尽可能多的交还给学校；“转移”，将一部分承担不了的管不好或不该管的职能“外移”给非政府组织及社会中介服务组织，或“平移”给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上交”，将必须由中央或上级政府部门履行的职能上收，如教育法规的制定；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中外合作办学的组织协调等等。因此，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并不只是要求“放权”，应该全面理解“政府职能转变”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