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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院组织发祥于民国初年的山东地区。济南道院（后被尊称为母院）于1921年正式成立，总主院设于北京，翌年世界红万字会中华总会组建。仅仅数年的时间，道院组织就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宗教慈善机构，其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都是当时其他慈善组织所难以企及的。
完善的组织体系
道院组织属三位一体的模式。按照其规定，推行道化于世界各地曰“道院”，推行慈渡于世界各地叫“世界红万字会”，辅助道慈事业之发展称“道德社”。其中道院萌生于前，统率于后，居核心地位，是幕后决策机构和红万字会的大本营。
道院“礼敬多神”，标榜五教同修，遵奉“至圣先天老祖、基（督教）回（教）儒（教）释（佛教）道（教）五教教主暨世界历代神圣贤佛，以参悟太乙真经，贯彻五教真谛，阐明大道为宗旨”。它试图选取各家宗教之优点，创立一种凌驾于世界各大宗教之上的新宗教，只是其理论并不系统严密，主要靠扶乩这种古老而民间的形式求得所谓神的启示，非但无法与其他宗教抗衡，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甚至还背上了“宣传迷信，愚惑民众”的名声。于是，道院成立了外围机构——世界红万字会专门“去办度人救世的慈善事业”，它“以促进世界和平，救济灾患为宗旨”，红万字会会长一般由统院掌籍等人兼任，会员则由道院修方担任（申请入院叫求修，内部成员则称修方）。
道德社原为济南道院所办的慈善机构，世界红万字会成立后，则专门研究道慈理论，以“发扬道德精神、唤起人类互助，促进大同为宗旨”，负责培训纂方（即扶乩的人）、编辑出版刊物以及对外宣传等。
道院组织数量众多、机构遍布大江南北。抗战前后，山东的道院最多时达上百处，河北则有53余处（包括天津在内），其他西北、西南以及华南地区也有其机构。道院组织体系相对严密，各道院间联系密切。道院系统每年都在济南等地举行集会，研讨，切磋道慈问题，各机构间还定期或不定期地通过信函、电报联系，通报信息，交流情况等，这有利于各地道院的相互支持，减轻各自的救助压力。同时，邻近院会出于救济的需要，还联合组设了一些办事机构。1928年11月，山东各地分会鉴于“连年灾祸频仍，几遍（山东）全省，非合群策群力，不足救大灾大难”。全省22个分会在济南共同组织了常设机构“世界红万字会全鲁联合救济办事处”，专门协调山东各道院的赈济活动。1932年，胶东半岛的烟台、牟平、黄县等分会就组成了胶东联合办事处，“共谋道慈发展”。河北的滦县、天津等道院则联合设立了冀东办事处。总体而言，北京、上海、天津、济南、青岛等大都市的院会人数众多，经济实力雄厚，故经常“援大道无私、和衷共济之义”，或资助其它院会经费，或直接奔赴其他灾区开展救济活动等。
道院还极力宣扬男女同修，争取女性的参与。“天地人所立虽不同，而一阴一阳之为道，则一也”。1924年济南道德女社正式成立，1929年世界妇女红万字会中华总会成立后附设于北京女总社内。按照道院的组织体系，女方修道养性之地应为女道院，慈善机构为女红万字会。但除了少数大城市之外，各地女道院和女红万字会等多未成立，道德女社就成了女方修行、研讨教义、举办慈善之处。道德女社分内外两科，内科分经籍、习坐和文藏部，外科分慈善、宣讲、织绣、蚕桑、烹饪和缝纫六部。
社会精英阶层的支持
近代以来，慈善事业虽逐渐摆脱了由士绅等少数精英操办的局面，愈来愈呈现出大众化的特征，但考虑到不同阶层的经济和社会资本，慈善机构往往把上层列为主要的争取对象。从道院组织中成员的身份和职业来看，最为活跃的当属工商业和官绅阶层。清末以来，商人地位日渐提高，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话语权也不断增强。然儒家文化的熏陶以及社会的严峻现实，促使他们积极地介入到慈善公益领域中来，道院就多得益于他们的发起或参与而设立。1934年，即墨道院求修和寄修者共190人，其中有职业可查的，商界为48人，而农民仅有8人。1934年，烟台世界白万字会总会（也属道院系统）登记在册的会员计405人，其中有365人来自于商界。他们积极缴纳会费、常年捐及社费等，每届慈善活动，还先捐为倡，并利用其在商界的人脉关系，广泛开展募捐。
近代科举制度废止，帝制倾覆后，士绅的“继替常轨”中断，经过数十年的自然递减，至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科举功名型的士绅已所剩无几，然由于历史的惯性，“绅”的称谓并未消失，那些退出政界或者失势的官员以及受过新式教育者往往被指称为新“绅”，他们活跃于地方自治、教育、商务、慈善公益等领域，他们所拥有的符号资本等保障了道院活动的顺利开展。１９２３年，莱芜红万字会由县知事王肇杰联络绅工商各界２００余人发起成立。１９３０年代初，太原道院寿阳寄修中寄修的３６人中，多半是该县的绅界人士，其中还有县长、局长等。
道院组织多由官绅商等发起设立，假如其中意味着获得了某种庇护，故道院对普通人也产生了不小的吸引力。而不少道院为获取证章费等，采取了“宽大主义”，而不管求修者真正信道与否，求修者的信仰程度自然值得怀疑。至于道德女社的社员情况就更为特殊。１９３５年求修和寄修的女社员总数达万名之多，只是社员多属家庭妇女，职业女性罕见，且大多由男性家长代为登记在册的，其行善动力和热情也就打了折扣。
自成立伊始，道院组织就声明以办理慈善事业为主，活动决“不涉及行政”，同时还依法登记注册，接受政府监管，但它毕竟是由一些北洋旧官僚等发起创办的，以革命自居的国民党上台后，标榜除旧布新，先后取缔了一些涉嫌封建迷信的团体，各地道院因之被封闭者不少，但其对外活动的红万字会因与“民生有绝大利益”，则准予立案保护，这为道院的日后合法活动提供了便利。
灵活多样的劝善方式
道院主张“内功外慈”，“救己度人”。内功就是以修身明道、养成完全之人格为目的，外慈则以济人救世为宗旨。
道院充分吸收了儒家、道家、佛家的劝善方式，以激发求修和寄修者自觉的向善意识，培育其善心，激发其爱的情感。道院认为，求修和寄修者必须能深刻理解道与慈之间的关系。道乃中国各家思想和各派宗教都使用过的一个词，如佛家之道，儒家之道，道家之道等。道院所宣扬的道非常庞杂，诸如内外兼修是道，“一阴一阳谓之道”，“大道无他，中庸而已”。道院借着所遵奉的诸神诸圣之口说，慈字从“兹”从“心”，“言人本兹心以行事”，也就是内有恻隐之心，外有行善之举。在道与慈的关系上，世界先有道，后有慈，就像树必先有根，然后才有枝叶一样。道慈是同一的，并无孰轻孰重之分，只不过一个表现于内，一个表现于外罢了。道属内功，是无形的，就是内修，静坐调息，凝灵清心；慈为外行，属有形的，就是乐善好施，帮助他人。没有内功，则慈失去了根基，若无外慈，则内功无从体现。如果仅闭门自修，而不在利济他人上下功夫，即使修行再深，也与社会毫无益处；慈离开了道，不是失于虚伪，便是失于矫情，纵然良心偶一发现，想着真心救济人，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见，道、慈是一表一里，表里并重。
修道、行善离不开仁爱之心，若求修者果能将“一念仁心”，时时加以涵养，刻刻加以扩充，那么遇着一切的救济活动，才能自然地伸出援手。行善不分大小，布施不拘多寡，只要诚心于施，就是真心向道行善。所谓修道之难，其实不是道难，而是“人心不诚之为难也”。然多数人行善，除了良心上的安慰和灵魂上的救赎等宗教因素外，主要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行善就是积德，保佑家庭平安和子孙兴旺等。这种功利心理势必降低行善的自觉性以及对于道的虔诚信仰。故道院常常借着坛训批评说，行善若为博求美名和求福避祸，只能称为自善，甚至是一种买卖行为；如仅有恻隐之心而没有行善举动，吝惜钱财而不布施，不但修道不能明道，就是求福益寿也很难做到。大道真谛，就是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心，自渡需渡人，决“不可叫善财难舍的那句话，误了个人的功行”。
民国肇造带给人们的不是幸福和希望，而是动荡和混战。对此，道院借着诸神诸圣之口训诫说，灾祸连连、人民流离失所，并非上天有意降灾于人类，实在是人类自身所造成。“劫从何处来，从人心中而来也，劫从何处化，从人心中以化也，人心善即为化劫之源，人心恶即为造劫之端，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要想弥灾化劫，那就“非修不可”。但“修”并非仅在院社之内打坐诵经而已，天灾人祸频发之际，须有救世之精神，若人人抱出世之念，回避现实，“则世将不世矣”。只有人心向善，大道才会昌明，社会才能安定；否则，即使静坐得海枯石烂，也无法消灾化劫。“欲化世之大劫”，就必须做到修己渡人，不可偏废。修己就如除去地上的乱草，渡人如种植嘉禾，如果仅知去草而不布种，则将一无所获，如果只知布种不去草，也不会有好的收获。
道院在阐述道慈思想时，既批判求修、寄修者的自利倾向，也迎合求修者的功利心理，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宗教语言的神秘化以及宗教仪式的民间化，固然可激发起民众的信仰，但也使得其劝善语言不合时宜，为世人所诟病。
多元的救济活动
道院的慈善活动分为永久慈务和临时慈务两大类，举凡赈灾、济贫、教育、医疗等领域，无不涉猎其中，在此难以一一列举，只能择其茕茕大端者略作叙述。
先看济贫。单纯的散衣给食只会救一时之急，根本无法提升被助者的生存能力，要想“救人救彻”，就必须在职业上谋出路。针对经济破败、城乡无业贫民比比皆是的问题，济南道院等提议各院会通力合作，择最贫最苦之地，设立贫民工厂，教授贫民工艺，提高其谋生本领；多数道院机构还专门设立了因利局，发放无息小本贷款，扶持城市贫民自谋职业，尽管说贷款数额低、期限短，所能受益的人数有限，但其积极意义却不容否定。
慈幼也属道院用心最多的事业之一。儿童历来是社会的弱者，天然就需要人的保护，古人即有“少者怀之”，“保息万民有六，慈幼居其首”之说，救济孩童则是传统的善举之一。道院的慈幼思想虽仍以悲悯为主，但在近代救国思潮的影响下，慈幼观念也上升到“国家的继承者”的高度。如设立专门的机构收养失去家庭庇护、四处流浪的孤儿，并授以普通和职业教育，培养其健全的人格、谋生的本领以及为国家服务的思想。再就是设立慈善学校，招收贫民子弟实施教育，其中家境困难者或免其学费或减收半费，甚至还供给书本等学习用品，教育方式、教育观念上也与普通学校无二。
道院在妇女救济问题上的作法比较矛盾。从积极的一面说，道院的妇女救助理念已超越了人道的层面。如在１９３５年的第一届道德女社集会上，济南道院就明确强调指出，国家的强盛、健全的民族、完善的教育，“母教实为之基也”。保护好妇女才能为国家培育健康的后代，其基本做法就是救助贫苦的孕妇和产妇等。近代妇女谋生能力仍非常低下，大多依赖于男子生活，一旦丈夫失业或去世等，其家庭生活不免陷于困顿。道德女社决议开办“职业学塾”，免费向无业或失业女子传授普通文字及机器缝纫等。从消极的一面说，部分道院的妇女救助观有点落伍。清代不少地方专门成立了救济嫠妇的清节堂等组织，目的在于通过救济来换取嫠妇守节。民国时期，随着西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的传入，守节已被视为要不得的封建糟粕之一，清节堂的道德伦理教化色彩淡化，救助功能凸显，但一些道院却反其道而行之。如红万字会牟平分会所设的恤养院恤嫠部，就规定以“补助嫠妇之生计，保全名节、维持风化为宗旨”。
战场救护也是道院的重要活动。每遇战事发生，各地道院则组织临时救济队，开展救护活动。１９２５年，国民军与奉军、直鲁联军发生军事冲突，天津、济南等地的院会奔赴战场进行救护。１９２７年春，鲁南、苏北、豫东等地发生战事，鲁南的邹县、滕县、柴胡店等红万字会组织了苏鲁联队、岱南联队等，分别在济宁、兖州等地进行救护，总计救护伤兵２８００余人，掩埋尸首８００余具。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爆发后，总会、济南、北京、天津、郑州、福州、泰安、烟台等分会组成了救济队，辗转山东、河南、苏北等地救济兵民，掩埋尸首。在救护中，道院以人道主义为原则，以救死扶伤为目的，坚持政治中立，不分军民人等，均一视同仁进行施救，博得了冲突各方的认可。
结论
道院的迅速勃兴，既得益于动荡不堪的环境，也与自身对于社会需求的积极回应，从繁华的都市到偏僻的小镇，无不留下了其慈善的痕迹。道院善举涉及到贫者的生老病死和教育、卫生和经济等方方面面，救助方法也开始变单纯的“输血”为强化被助者的“造血“功能，甚至还尝试着通过社区互助和防灾、减灾的办法来消除灾荒和贫困等，这就提升了近代中国的慈善发展水平。
针对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道院组织则摸索出了比较成功的经验和措施。如声明“开放主义”，成员无种族、国际和信仰之别，尤其注意吸收社会名流的参与；从宗教的层面激发求修者的自觉行善意识；主动与官方合作，登记注册，保障活动的合法性，减少行动的阻力；再就是充分整合内部力量，联合开展救济活动，这既加强了内部的联系，增强了自身的凝聚力，也保证了善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扩大了救济范围；同时，该组织积极开展社会宣传、出版书籍、发行报刊等，争取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尽管说道院组织的善举多半属业余性的，医疗卫生和战场救护等逊于红十字会，天灾救济则不如华洋义赈会，但仍凭借强大的组织机构和资源动员能力等而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民间团体之一。
道院的最终目的就是道化世界，使世界臻于大同。为唤起国内各界以及海外各民族的普遍信仰，道院一再标榜无宗教门户之见，同时还以红万字会的名义，积极参与国际性的慈善活动，力图使“世界”二字变得名副其实。如１９２３年９月日本关东地震发生后，刚刚成立不久的道院组织就多方动员，筹集款物、派遣救护人员，前往灾区实施救助，这既是对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具体实践，也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增进了各国民间的相互了解。
完善的组织体系
道院组织属三位一体的模式。按照其规定，推行道化于世界各地曰“道院”，推行慈渡于世界各地叫“世界红万字会”，辅助道慈事业之发展称“道德社”。其中道院萌生于前，统率于后，居核心地位，是幕后决策机构和红万字会的大本营。
道院“礼敬多神”，标榜五教同修，遵奉“至圣先天老祖、基（督教）回（教）儒（教）释（佛教）道（教）五教教主暨世界历代神圣贤佛，以参悟太乙真经，贯彻五教真谛，阐明大道为宗旨”。它试图选取各家宗教之优点，创立一种凌驾于世界各大宗教之上的新宗教，只是其理论并不系统严密，主要靠扶乩这种古老而民间的形式求得所谓神的启示，非但无法与其他宗教抗衡，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甚至还背上了“宣传迷信，愚惑民众”的名声。于是，道院成立了外围机构——世界红万字会专门“去办度人救世的慈善事业”，它“以促进世界和平，救济灾患为宗旨”，红万字会会长一般由统院掌籍等人兼任，会员则由道院修方担任（申请入院叫求修，内部成员则称修方）。
道德社原为济南道院所办的慈善机构，世界红万字会成立后，则专门研究道慈理论，以“发扬道德精神、唤起人类互助，促进大同为宗旨”，负责培训纂方（即扶乩的人）、编辑出版刊物以及对外宣传等。
道院组织数量众多、机构遍布大江南北。抗战前后，山东的道院最多时达上百处，河北则有53余处（包括天津在内），其他西北、西南以及华南地区也有其机构。道院组织体系相对严密，各道院间联系密切。道院系统每年都在济南等地举行集会，研讨，切磋道慈问题，各机构间还定期或不定期地通过信函、电报联系，通报信息，交流情况等，这有利于各地道院的相互支持，减轻各自的救助压力。同时，邻近院会出于救济的需要，还联合组设了一些办事机构。1928年11月，山东各地分会鉴于“连年灾祸频仍，几遍（山东）全省，非合群策群力，不足救大灾大难”。全省22个分会在济南共同组织了常设机构“世界红万字会全鲁联合救济办事处”，专门协调山东各道院的赈济活动。1932年，胶东半岛的烟台、牟平、黄县等分会就组成了胶东联合办事处，“共谋道慈发展”。河北的滦县、天津等道院则联合设立了冀东办事处。总体而言，北京、上海、天津、济南、青岛等大都市的院会人数众多，经济实力雄厚，故经常“援大道无私、和衷共济之义”，或资助其它院会经费，或直接奔赴其他灾区开展救济活动等。
道院还极力宣扬男女同修，争取女性的参与。“天地人所立虽不同，而一阴一阳之为道，则一也”。1924年济南道德女社正式成立，1929年世界妇女红万字会中华总会成立后附设于北京女总社内。按照道院的组织体系，女方修道养性之地应为女道院，慈善机构为女红万字会。但除了少数大城市之外，各地女道院和女红万字会等多未成立，道德女社就成了女方修行、研讨教义、举办慈善之处。道德女社分内外两科，内科分经籍、习坐和文藏部，外科分慈善、宣讲、织绣、蚕桑、烹饪和缝纫六部。
社会精英阶层的支持
近代以来，慈善事业虽逐渐摆脱了由士绅等少数精英操办的局面，愈来愈呈现出大众化的特征，但考虑到不同阶层的经济和社会资本，慈善机构往往把上层列为主要的争取对象。从道院组织中成员的身份和职业来看，最为活跃的当属工商业和官绅阶层。清末以来，商人地位日渐提高，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话语权也不断增强。然儒家文化的熏陶以及社会的严峻现实，促使他们积极地介入到慈善公益领域中来，道院就多得益于他们的发起或参与而设立。1934年，即墨道院求修和寄修者共190人，其中有职业可查的，商界为48人，而农民仅有8人。1934年，烟台世界白万字会总会（也属道院系统）登记在册的会员计405人，其中有365人来自于商界。他们积极缴纳会费、常年捐及社费等，每届慈善活动，还先捐为倡，并利用其在商界的人脉关系，广泛开展募捐。
近代科举制度废止，帝制倾覆后，士绅的“继替常轨”中断，经过数十年的自然递减，至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科举功名型的士绅已所剩无几，然由于历史的惯性，“绅”的称谓并未消失，那些退出政界或者失势的官员以及受过新式教育者往往被指称为新“绅”，他们活跃于地方自治、教育、商务、慈善公益等领域，他们所拥有的符号资本等保障了道院活动的顺利开展。１９２３年，莱芜红万字会由县知事王肇杰联络绅工商各界２００余人发起成立。１９３０年代初，太原道院寿阳寄修中寄修的３６人中，多半是该县的绅界人士，其中还有县长、局长等。
道院组织多由官绅商等发起设立，假如其中意味着获得了某种庇护，故道院对普通人也产生了不小的吸引力。而不少道院为获取证章费等，采取了“宽大主义”，而不管求修者真正信道与否，求修者的信仰程度自然值得怀疑。至于道德女社的社员情况就更为特殊。１９３５年求修和寄修的女社员总数达万名之多，只是社员多属家庭妇女，职业女性罕见，且大多由男性家长代为登记在册的，其行善动力和热情也就打了折扣。
自成立伊始，道院组织就声明以办理慈善事业为主，活动决“不涉及行政”，同时还依法登记注册，接受政府监管，但它毕竟是由一些北洋旧官僚等发起创办的，以革命自居的国民党上台后，标榜除旧布新，先后取缔了一些涉嫌封建迷信的团体，各地道院因之被封闭者不少，但其对外活动的红万字会因与“民生有绝大利益”，则准予立案保护，这为道院的日后合法活动提供了便利。
灵活多样的劝善方式
道院主张“内功外慈”，“救己度人”。内功就是以修身明道、养成完全之人格为目的，外慈则以济人救世为宗旨。
道院充分吸收了儒家、道家、佛家的劝善方式，以激发求修和寄修者自觉的向善意识，培育其善心，激发其爱的情感。道院认为，求修和寄修者必须能深刻理解道与慈之间的关系。道乃中国各家思想和各派宗教都使用过的一个词，如佛家之道，儒家之道，道家之道等。道院所宣扬的道非常庞杂，诸如内外兼修是道，“一阴一阳谓之道”，“大道无他，中庸而已”。道院借着所遵奉的诸神诸圣之口说，慈字从“兹”从“心”，“言人本兹心以行事”，也就是内有恻隐之心，外有行善之举。在道与慈的关系上，世界先有道，后有慈，就像树必先有根，然后才有枝叶一样。道慈是同一的，并无孰轻孰重之分，只不过一个表现于内，一个表现于外罢了。道属内功，是无形的，就是内修，静坐调息，凝灵清心；慈为外行，属有形的，就是乐善好施，帮助他人。没有内功，则慈失去了根基，若无外慈，则内功无从体现。如果仅闭门自修，而不在利济他人上下功夫，即使修行再深，也与社会毫无益处；慈离开了道，不是失于虚伪，便是失于矫情，纵然良心偶一发现，想着真心救济人，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见，道、慈是一表一里，表里并重。
修道、行善离不开仁爱之心，若求修者果能将“一念仁心”，时时加以涵养，刻刻加以扩充，那么遇着一切的救济活动，才能自然地伸出援手。行善不分大小，布施不拘多寡，只要诚心于施，就是真心向道行善。所谓修道之难，其实不是道难，而是“人心不诚之为难也”。然多数人行善，除了良心上的安慰和灵魂上的救赎等宗教因素外，主要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行善就是积德，保佑家庭平安和子孙兴旺等。这种功利心理势必降低行善的自觉性以及对于道的虔诚信仰。故道院常常借着坛训批评说，行善若为博求美名和求福避祸，只能称为自善，甚至是一种买卖行为；如仅有恻隐之心而没有行善举动，吝惜钱财而不布施，不但修道不能明道，就是求福益寿也很难做到。大道真谛，就是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心，自渡需渡人，决“不可叫善财难舍的那句话，误了个人的功行”。
民国肇造带给人们的不是幸福和希望，而是动荡和混战。对此，道院借着诸神诸圣之口训诫说，灾祸连连、人民流离失所，并非上天有意降灾于人类，实在是人类自身所造成。“劫从何处来，从人心中而来也，劫从何处化，从人心中以化也，人心善即为化劫之源，人心恶即为造劫之端，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要想弥灾化劫，那就“非修不可”。但“修”并非仅在院社之内打坐诵经而已，天灾人祸频发之际，须有救世之精神，若人人抱出世之念，回避现实，“则世将不世矣”。只有人心向善，大道才会昌明，社会才能安定；否则，即使静坐得海枯石烂，也无法消灾化劫。“欲化世之大劫”，就必须做到修己渡人，不可偏废。修己就如除去地上的乱草，渡人如种植嘉禾，如果仅知去草而不布种，则将一无所获，如果只知布种不去草，也不会有好的收获。
道院在阐述道慈思想时，既批判求修、寄修者的自利倾向，也迎合求修者的功利心理，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宗教语言的神秘化以及宗教仪式的民间化，固然可激发起民众的信仰，但也使得其劝善语言不合时宜，为世人所诟病。
多元的救济活动
道院的慈善活动分为永久慈务和临时慈务两大类，举凡赈灾、济贫、教育、医疗等领域，无不涉猎其中，在此难以一一列举，只能择其茕茕大端者略作叙述。
先看济贫。单纯的散衣给食只会救一时之急，根本无法提升被助者的生存能力，要想“救人救彻”，就必须在职业上谋出路。针对经济破败、城乡无业贫民比比皆是的问题，济南道院等提议各院会通力合作，择最贫最苦之地，设立贫民工厂，教授贫民工艺，提高其谋生本领；多数道院机构还专门设立了因利局，发放无息小本贷款，扶持城市贫民自谋职业，尽管说贷款数额低、期限短，所能受益的人数有限，但其积极意义却不容否定。
慈幼也属道院用心最多的事业之一。儿童历来是社会的弱者，天然就需要人的保护，古人即有“少者怀之”，“保息万民有六，慈幼居其首”之说，救济孩童则是传统的善举之一。道院的慈幼思想虽仍以悲悯为主，但在近代救国思潮的影响下，慈幼观念也上升到“国家的继承者”的高度。如设立专门的机构收养失去家庭庇护、四处流浪的孤儿，并授以普通和职业教育，培养其健全的人格、谋生的本领以及为国家服务的思想。再就是设立慈善学校，招收贫民子弟实施教育，其中家境困难者或免其学费或减收半费，甚至还供给书本等学习用品，教育方式、教育观念上也与普通学校无二。
道院在妇女救济问题上的作法比较矛盾。从积极的一面说，道院的妇女救助理念已超越了人道的层面。如在１９３５年的第一届道德女社集会上，济南道院就明确强调指出，国家的强盛、健全的民族、完善的教育，“母教实为之基也”。保护好妇女才能为国家培育健康的后代，其基本做法就是救助贫苦的孕妇和产妇等。近代妇女谋生能力仍非常低下，大多依赖于男子生活，一旦丈夫失业或去世等，其家庭生活不免陷于困顿。道德女社决议开办“职业学塾”，免费向无业或失业女子传授普通文字及机器缝纫等。从消极的一面说，部分道院的妇女救助观有点落伍。清代不少地方专门成立了救济嫠妇的清节堂等组织，目的在于通过救济来换取嫠妇守节。民国时期，随着西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的传入，守节已被视为要不得的封建糟粕之一，清节堂的道德伦理教化色彩淡化，救助功能凸显，但一些道院却反其道而行之。如红万字会牟平分会所设的恤养院恤嫠部，就规定以“补助嫠妇之生计，保全名节、维持风化为宗旨”。
战场救护也是道院的重要活动。每遇战事发生，各地道院则组织临时救济队，开展救护活动。１９２５年，国民军与奉军、直鲁联军发生军事冲突，天津、济南等地的院会奔赴战场进行救护。１９２７年春，鲁南、苏北、豫东等地发生战事，鲁南的邹县、滕县、柴胡店等红万字会组织了苏鲁联队、岱南联队等，分别在济宁、兖州等地进行救护，总计救护伤兵２８００余人，掩埋尸首８００余具。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爆发后，总会、济南、北京、天津、郑州、福州、泰安、烟台等分会组成了救济队，辗转山东、河南、苏北等地救济兵民，掩埋尸首。在救护中，道院以人道主义为原则，以救死扶伤为目的，坚持政治中立，不分军民人等，均一视同仁进行施救，博得了冲突各方的认可。
结论
道院的迅速勃兴，既得益于动荡不堪的环境，也与自身对于社会需求的积极回应，从繁华的都市到偏僻的小镇，无不留下了其慈善的痕迹。道院善举涉及到贫者的生老病死和教育、卫生和经济等方方面面，救助方法也开始变单纯的“输血”为强化被助者的“造血“功能，甚至还尝试着通过社区互助和防灾、减灾的办法来消除灾荒和贫困等，这就提升了近代中国的慈善发展水平。
针对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道院组织则摸索出了比较成功的经验和措施。如声明“开放主义”，成员无种族、国际和信仰之别，尤其注意吸收社会名流的参与；从宗教的层面激发求修者的自觉行善意识；主动与官方合作，登记注册，保障活动的合法性，减少行动的阻力；再就是充分整合内部力量，联合开展救济活动，这既加强了内部的联系，增强了自身的凝聚力，也保证了善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扩大了救济范围；同时，该组织积极开展社会宣传、出版书籍、发行报刊等，争取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尽管说道院组织的善举多半属业余性的，医疗卫生和战场救护等逊于红十字会，天灾救济则不如华洋义赈会，但仍凭借强大的组织机构和资源动员能力等而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民间团体之一。
道院的最终目的就是道化世界，使世界臻于大同。为唤起国内各界以及海外各民族的普遍信仰，道院一再标榜无宗教门户之见，同时还以红万字会的名义，积极参与国际性的慈善活动，力图使“世界”二字变得名副其实。如１９２３年９月日本关东地震发生后，刚刚成立不久的道院组织就多方动员，筹集款物、派遣救护人员，前往灾区实施救助，这既是对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具体实践，也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增进了各国民间的相互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