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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最近，南京林业大学理学院教师蒋华松没有一篇“达标”论文却评上了教授，成为该校凭教学专长晋升教授的第一人。
过去，中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的硬条件更注重科研成果，而科研成果的衡量标准就是论文，所以论文成为中国高校教师评职称的硬门槛。为了评上高级职称，不少高校教师把很多精力都放在发论文上。当然，能发表高质量的论文，当然也能说明学术能力强，但是唯论文的指挥棒，让高校教师对教学并不怎么上心，因为教学会耗费大量时间，影响写论文。
当然论文也不只是在评职称的时候用，评上教授后，各种校内的评比考核、项目申请等也是以论文数论资排辈，这就导致很多教授更加热衷于带领研究生博士生做项目做实验，继续产出论文（当然还有做项目的经费），而对给本科生上课不热心。
武汉大学给本科生开了一门由5个院士5个教授共同上课的基础课，持续引起舆论的关注。为什么？因为在中国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院士太少了。尽管教育部早就要求让最优秀的教师为本科一年级学生上课，把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将承担本科教学任务作为教授聘任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是多年来，能够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院士还是太少，以至于媒体会把这当做一个新闻。
而在国外，知名教授甚至是诺贝尔奖得主给本科生上课的情况非常常见，甚至是一种常态。2018年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奖，但是为了不耽误原定的本科生宏观经济学课程，他把新闻发布会推迟了。被稱为爱因斯坦之后最睿智的理论物理学家的理查德·费恩曼1950年代开始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授，他给本科生上课的录音后来整理成《费曼物理学讲义》出版，至今仍是物理学本科生最重要的入门课程。1965年费恩曼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费恩曼也仍然继续给本科生讲课，并在1972年获得了奥尔斯特教育奖章，而这也是他最为自豪的一个奖项。
当然，国内也有不少教授兢兢业业给本科生上课，但也有人评上教授后就不屑于给本科生上课了，认为自己教授的身份已经不适合教本科生了，只肯给研究生上课，对学校安排的本科生教学任务，都推给研究生代上。出现这样的情况，与部分教授的师德有关，但是与学校对教师的考核指挥棒有更大的关系。
好在近年来高等教育界认识到这个问题，逐渐开始转变。教育部多次发文，所有高校教师都必须承担一定的教学工作，加大了教育教学工作量在教师考核中的比重，明确提出教授、副教授都必须完成一定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公共基础课教学课时要求。部分高校也推出了一些教授甚至院士授课的基础课程，也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职称评审时向授课倾斜，规定对教学专长型教师进行职称评聘时，不再以发表论文数量作为考核内容，而重点考察其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的成绩。
只有考核的指挥棒变了，大学老师们才会有动力为本科生上基础课。教得好也能评教授，可以让一部分更擅长教学的老师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所长，而不必为了评职称挖空心思发论文。教学成绩占考核比重提高，可以让更多教授、院士们更愿意给本科生上基础课，而本科生们接受更多的大师熏陶，也更有可能成才。
过去，中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的硬条件更注重科研成果，而科研成果的衡量标准就是论文，所以论文成为中国高校教师评职称的硬门槛。为了评上高级职称，不少高校教师把很多精力都放在发论文上。当然，能发表高质量的论文，当然也能说明学术能力强，但是唯论文的指挥棒，让高校教师对教学并不怎么上心，因为教学会耗费大量时间，影响写论文。
当然论文也不只是在评职称的时候用，评上教授后，各种校内的评比考核、项目申请等也是以论文数论资排辈，这就导致很多教授更加热衷于带领研究生博士生做项目做实验，继续产出论文（当然还有做项目的经费），而对给本科生上课不热心。
武汉大学给本科生开了一门由5个院士5个教授共同上课的基础课，持续引起舆论的关注。为什么？因为在中国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院士太少了。尽管教育部早就要求让最优秀的教师为本科一年级学生上课，把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将承担本科教学任务作为教授聘任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是多年来，能够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院士还是太少，以至于媒体会把这当做一个新闻。
而在国外，知名教授甚至是诺贝尔奖得主给本科生上课的情况非常常见，甚至是一种常态。2018年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奖，但是为了不耽误原定的本科生宏观经济学课程，他把新闻发布会推迟了。被稱为爱因斯坦之后最睿智的理论物理学家的理查德·费恩曼1950年代开始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授，他给本科生上课的录音后来整理成《费曼物理学讲义》出版，至今仍是物理学本科生最重要的入门课程。1965年费恩曼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费恩曼也仍然继续给本科生讲课，并在1972年获得了奥尔斯特教育奖章，而这也是他最为自豪的一个奖项。
当然，国内也有不少教授兢兢业业给本科生上课，但也有人评上教授后就不屑于给本科生上课了，认为自己教授的身份已经不适合教本科生了，只肯给研究生上课，对学校安排的本科生教学任务，都推给研究生代上。出现这样的情况，与部分教授的师德有关，但是与学校对教师的考核指挥棒有更大的关系。
好在近年来高等教育界认识到这个问题，逐渐开始转变。教育部多次发文，所有高校教师都必须承担一定的教学工作，加大了教育教学工作量在教师考核中的比重，明确提出教授、副教授都必须完成一定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公共基础课教学课时要求。部分高校也推出了一些教授甚至院士授课的基础课程，也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职称评审时向授课倾斜，规定对教学专长型教师进行职称评聘时，不再以发表论文数量作为考核内容，而重点考察其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的成绩。
只有考核的指挥棒变了，大学老师们才会有动力为本科生上基础课。教得好也能评教授，可以让一部分更擅长教学的老师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所长，而不必为了评职称挖空心思发论文。教学成绩占考核比重提高，可以让更多教授、院士们更愿意给本科生上基础课，而本科生们接受更多的大师熏陶，也更有可能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