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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幽默结束了。
8月22日，漫画家方成在北京友谊医院去世。他被誉为中国漫画界的常青树，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栏目采访过他，称他是“一面时代的多棱镜，一把社会的解剖刀”。
出生于1918年的他，有过很多名头，但他自己最常提及的，还是“一个幽默的老头”。别人称呼他国宝，他回答“我与大熊猫同级”。有人颂扬他“著作等身”，他说“我可没有那么矮”。曾跟他学画的《工人日报》高级编辑徐进说，他的离去，让“人间少了幽默，天堂多了笑声”。
他画过两万多幅漫画，大多用传统人物和民间谚语针砭时弊，大至两国交战，小至社会现象，总能让人会心一笑。可近些年，这个逐渐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的老头开始抱怨没有编辑向他约稿，也承认“时过境迁”，如今的年轻人不爱看讽刺漫画了。
他和丁聪、华君武并称“中国漫画界三老”。2009年丁聪去世，一年后，華君武走了。如今，这棵“常青树”也凋零了。
方成去世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没激起多少水花，一位网友在新闻下留言：“很遗憾用这样的方式认识你。”
本名孙顺潮的他平生第一幅漫画，创作于1935年12月9日。那时“华北事变”刚结束不久，北京掀起一次接一次的抗日救国请愿运动。警察手执大刀、木棍和水龙头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当时就读于北京弘达中学的方成找来几册《上海漫画》杂志参考，一口气画出了好几张宣传画。贴在校门口的一张，画的是一把血淋淋的大刀，刀口沾满了血，大滴鲜红的血滴下，画旁写了这样一行字：“中国人的刀，哪国人的血？”
这个自称懦弱胆小、不关心政治的漫画家，第一次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了时代的洪流中。
在武汉读大学时，他在学校壁报上画。日本战败投降后，他在上海的《观察》杂志上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又辗转从香港回到北京，继续画。
在宿舍捉臭虫、打老鼠是他的漫画题材，国民党政府腐败也被他寥寥几笔刻在画纸上。躲空袭钻防空洞的时候，他都不忘随身携带漫画手稿。
上个世纪60年代，他在《人民日报》国际部上前夜班，每天晚上9点开编前会定好选题，他立即回办公室开始创作构思，午夜画成，送审通过后立即制版，次日见报。3个小时画一幅漫画，时间刻不容缓，有时午夜犯困，精力不足，他必须用冷水浇一下头，才能继续想下去。
抗美援朝时期看重政治漫画，范长江晚上开车把方成、钟灵、丁聪、张光宇几个人接来，先讲形势，讲完了就让他们当场作画。旁边的朝鲜大使还一个劲儿地出主意，非让他把美国人画得“凶一点，再凶一点”。
方成觉得，他的幽默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他曾和钟灵合作画《两个大耳光》，讽刺美国时任国务卿艾奇逊虐待志愿军战俘，说话不算话，自己打自己嘴巴。艾奇逊和杜鲁门脸上的巴掌印是方成和钟灵亲自“打”上去的，方成手大一些，钟灵手小。
用他自己的话说，幽默的根子出自人天性中的“爱玩儿”。有的话不能直接说，又憋不住，就想办法转弯抹角地说出来。湖南文艺出版社高级编辑欧阳强向记者回忆，不管什么事，方成从来不会生气、不满、跟别人拌嘴，到哪里他都带来笑声。到晚年有些耳背，他索性宣称，别人说什么，“好的都听见了，坏话一个字都听不见”。
慢慢地，幽默就像刻进了方成的骨子里。患膀胱癌做手术，他偷偷藏了个馒头在被子下面，打算饿了“垫巴垫巴”。深圳作家侯军去探望他，他在电话里压低声音叮嘱“带点肉来”，像地下工作者在接头，“猪肉牛肉羊肉，酱排骨酱肘子，甭管啥肉，拿来就行！”作家李辉开玩笑，说吃红烧肉的人都高寿，方成、丁聪、巴金、黄苗子都是如此。
这种平和委婉，是方成独有的“方式幽默”。1991年到长沙岳麓山，住在山北的枫林宾馆，湘妹子服务员说话很快，音调又高，方成听不懂，又不直接说，就对“翻译”欧阳强说，湖南女孩说话好听，像唱歌，很悦耳，只可惜听不懂词，小姑娘在一旁“乐开了花”。
退休后很长时间，他都蜗居在人民日报社分配的宿舍里。工作台只是一张不到一平方米的折叠小桌，桌上堆着文具和资料。作画时他得先把东西移开，腾出一块“平地”，才放得下一张纸。
除了厨房、过道和洗手间，宿舍只剩35平方米，满床满地都是书。十几个大书柜里，所有画稿整整齐齐地装进袋子里，标上年代，用字母编号，搬到哪里都不能丢。画室、饭厅和会客厅是同一个地方，他在墙上贴了一张小字条，写了“多功能厅”4个字。他请过“碟仙”，“碟仙”说他5年内搬不了家，他干脆利落地扔掉沙发，又添了3只大书柜。
这间被书和画册挤得几乎没地方下脚的斗室，来过人民日报社的舒展、蓝翎、姜德明、王若水，也接待过荒芜、邵燕祥、吴祖光、牧惠这样的文化名流，很多外地年轻人在这里落过脚。
方成是文化圈里公认的“老大哥”，为人谦和，没有架子，又能在做菜之余见缝插针地陪客人喝酒聊天。侯宝林把他用豆制品和淡菜炖的猪肉命名为“方家菜”，挪威奥斯陆大学的教授何莫邪把一盆清炖羊肉吃得一点不剩。
没有客人来，他就自己下厨煮挂面，最常配的是鸡蛋炒西红柿。
他不讲究吃穿。年纪越大，他越“信老天爷教”，相信命运早已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他大学在武汉大学读化工专业，却歪打正着做了“画工”。有人问他为什么改行，他回答“是老天爷定的，由不得我”。
1986年从人民日报社离休后，方成的生活比以前更加忙碌。
报纸期刊约稿不断，同事、亲友、不相识的收藏家纷纷来求画，就连卖文房四宝的小贩都像是“串通好了”，都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朋友打电话来，习惯性地问，“你忙什么呢？”方成总回答：“玩命呐！”
为了节省时间，他抽烟从每天20支减少到了四五支，电视很久没看，家附近的公园一次也没去游过。虽然日夜操劳，可有情趣的工作让他不觉得苦累，高兴了还唱几句。 方成身体好，50多岁扛得起180斤的大米，年过花甲还跟华君武掰手腕，84岁能跑步追上公共汽车。有记者问他养生秘诀，他用一首打油诗回应：“生活一向很平常，骑车画画写文章。养生就靠一个字——忙。”
他骑着一辆年近半百、又脏又破的自行车去报社取邮件，去邮局取稿费，假日外出拍照，从东三环路到西三环路拜访丁聪，路上得一个多小时，“反正慢慢骑，可以多看看”。
号称“五星级酒店标准”的新家客厅里，挂着方成86岁时推着这辆自行车的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您瞧，我也有辆‘专车’！”他还创作过好几幅骑车的自画像，样子优哉游哉，得意洋洋地自诩“上车就有座”，而且无需等车，没有误点之说。
他80岁学会用电脑，90岁开始写打油诗，92岁当上了广州亚运会火炬手，98岁为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成立30周年题写了横幅。年近百岁，他还坚持终日伏案，“从鸡叫忙到半夜鬼叫”，从不给自己放一天假。他在自述中说，“文化大革命”夺去了他10年的宝贵时间，他想“尽力省回来”。
徐进记忆中的老师，在“文革”下“牛棚”时一样乐天派。他鼓励学生多读书，带领他们爬山、骑自行车锻炼身体。但方成自己知道，那是极其苦闷的10年。以往性情开朗、爱说爱唱的妻子变得沉闷不堪，他自己则闷着头整日写检查，“已被压成任人宰割的动物，和文明世界是不相干的”。
没有画画的那10年，他收获的唯一好处，是从此“敢于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分辨是非”。
下放结束后回到报社时，《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许多歌颂“大跃进”的漫画，画出的猪如象大，花生壳可以当小船。方成不在北京，没赶上去画，倒是赶上了批判“大躍进”的那一拨。
1979年，方成到北京参加第四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从邓小平的祝辞中得知允许画国内题材的漫画了，他立即请假创作了一批讽刺画，于次年8月在中国美术馆办了中国首次个人全国漫画展览。
为铁拐李画像，他别开生面地标上“神仙也有缺残”。《不要叫“老爷”》讽刺有些“公仆”满脑子封建官本位思想，《老教授卖鸡蛋》则影射“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社会思潮。最出名的一幅是《武大郎开店》，讽刺武大郎嫉贤妒能，比他高的都不用。这幅漫画后来被编成广东戏、河北梆子剧演出，方成美滋滋地从天津电台广播上录了音，收藏起来，这是他特意“回敬”当初给他穿小鞋、“整”他的人的。
他对过去仍然耿耿于怀，时常愧疚没能帮助亲友“亏了心”，又认定妻子后来因心脏病去世是因为那几年“伤了心”。
“传说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用泥捏出来的。我没见过上帝，但确实看到，也实在感觉到我接近的那些人，个个都把我当成一团泥，用手使劲捏，想把我捏成和他们一样。我用镜子照照，果然，他们并没有白费劲。”他在自传中写道。
可谁也无法把他捏得和别人一模一样。人到晚年，他的状态越来越松弛和包容，可骨头还是硬的。“泥是越捏越吃力的，因为渐渐失去水变硬了。我看，人大概也一样。”
时间仿佛一双无形的手，在他身上留下越来越多痕迹。
近两年，方成的身体渐不如从前健朗，稀疏的白发覆盖不住瘦得突兀的额头，自行车也换成了轮椅，碰见人还是热情地打招呼，只是时常喊错名字。有一次在电梯里偶遇常来往的好友兼邻居李辉，他想了又想还是没能叫出对方的名字，只说“我知道，两个字”。他频频梦到早逝的妻子陈今言，醒来忍不住感慨，“她倒好，老是那么年轻，我却老成这个样子，怕是都不认识了”。
给他打电话，他耳朵有点背，听不清话又不直说，就自个儿嘟囔：“唉，我就不愿意当老头儿，他们非让我当不可！等着，我给你拿耳朵去。”话筒那头的人一听就乐了，知道他去拿助听器了。
暮年悄无声息地降临在这个不服老的老头儿身上，漫画的黄金时代也悄然逝去。
沉下心来画漫画的人日益稀少，各大报刊也相继砍掉了漫画版。方成总结了一条规律——“生产不断发展，稿费依次不断削减”。
上世纪50年代最“阔气”的时候，一幅漫画稿费20元，够他一个月的伙食费。小饭馆一碟红烧肉不过五角钱，在东安市场的西餐厅点两菜一汤1.7元，20元足够他请一两桌客人大快朵颐。到2000年左右，一幅画稿费100元或150元，就只够请一位客人了。欧阳强来拜访他，手头紧张或懒得出门时，煮碗“方家面”俩人就能对付一顿。
他不再画画，一头扑进了新的课题，做关于“幽默”的理论研究，平均每年出两本书。最有影响力的一本是《方成谈漫画艺术》，中国图书界最高的三大奖项，它拿了两项，“填补了中国漫画史上的空白”。
“中国漫画界最大的官儿”华君武说，他画漫画只知其然，方成是“知其所以然”。
他费尽心思琢磨如何引起读者、特别是书店老板的兴趣，可书店老板似乎只对歌星、影星和主持人感兴趣。出版了这么多书，但他逛了许多书店几乎没看见过一本。但他还打算继续忙下去，“大概人想做什么事，上了瘾就没法脱身的”。
上次过生日，他用新学会的瓷板画画了一个大肚弥勒佛，题字“放下便是”，署名“百岁方成”。一年后，这个笑着走过一生风浪的老人，静静陷入了沉睡。
（摘自9月5日《中国青年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8月22日，漫画家方成在北京友谊医院去世。他被誉为中国漫画界的常青树，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栏目采访过他，称他是“一面时代的多棱镜，一把社会的解剖刀”。
出生于1918年的他，有过很多名头，但他自己最常提及的，还是“一个幽默的老头”。别人称呼他国宝，他回答“我与大熊猫同级”。有人颂扬他“著作等身”，他说“我可没有那么矮”。曾跟他学画的《工人日报》高级编辑徐进说，他的离去，让“人间少了幽默，天堂多了笑声”。
他画过两万多幅漫画，大多用传统人物和民间谚语针砭时弊，大至两国交战，小至社会现象，总能让人会心一笑。可近些年，这个逐渐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的老头开始抱怨没有编辑向他约稿，也承认“时过境迁”，如今的年轻人不爱看讽刺漫画了。
他和丁聪、华君武并称“中国漫画界三老”。2009年丁聪去世，一年后，華君武走了。如今，这棵“常青树”也凋零了。
方成去世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没激起多少水花，一位网友在新闻下留言：“很遗憾用这样的方式认识你。”
本名孙顺潮的他平生第一幅漫画，创作于1935年12月9日。那时“华北事变”刚结束不久，北京掀起一次接一次的抗日救国请愿运动。警察手执大刀、木棍和水龙头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当时就读于北京弘达中学的方成找来几册《上海漫画》杂志参考，一口气画出了好几张宣传画。贴在校门口的一张，画的是一把血淋淋的大刀，刀口沾满了血，大滴鲜红的血滴下，画旁写了这样一行字：“中国人的刀，哪国人的血？”
这个自称懦弱胆小、不关心政治的漫画家，第一次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了时代的洪流中。
在武汉读大学时，他在学校壁报上画。日本战败投降后，他在上海的《观察》杂志上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又辗转从香港回到北京，继续画。
在宿舍捉臭虫、打老鼠是他的漫画题材，国民党政府腐败也被他寥寥几笔刻在画纸上。躲空袭钻防空洞的时候，他都不忘随身携带漫画手稿。
上个世纪60年代，他在《人民日报》国际部上前夜班，每天晚上9点开编前会定好选题，他立即回办公室开始创作构思，午夜画成，送审通过后立即制版，次日见报。3个小时画一幅漫画，时间刻不容缓，有时午夜犯困，精力不足，他必须用冷水浇一下头，才能继续想下去。
抗美援朝时期看重政治漫画，范长江晚上开车把方成、钟灵、丁聪、张光宇几个人接来，先讲形势，讲完了就让他们当场作画。旁边的朝鲜大使还一个劲儿地出主意，非让他把美国人画得“凶一点，再凶一点”。
方成觉得，他的幽默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他曾和钟灵合作画《两个大耳光》，讽刺美国时任国务卿艾奇逊虐待志愿军战俘，说话不算话，自己打自己嘴巴。艾奇逊和杜鲁门脸上的巴掌印是方成和钟灵亲自“打”上去的，方成手大一些，钟灵手小。
用他自己的话说，幽默的根子出自人天性中的“爱玩儿”。有的话不能直接说，又憋不住，就想办法转弯抹角地说出来。湖南文艺出版社高级编辑欧阳强向记者回忆，不管什么事，方成从来不会生气、不满、跟别人拌嘴，到哪里他都带来笑声。到晚年有些耳背，他索性宣称，别人说什么，“好的都听见了，坏话一个字都听不见”。
慢慢地，幽默就像刻进了方成的骨子里。患膀胱癌做手术，他偷偷藏了个馒头在被子下面，打算饿了“垫巴垫巴”。深圳作家侯军去探望他，他在电话里压低声音叮嘱“带点肉来”，像地下工作者在接头，“猪肉牛肉羊肉，酱排骨酱肘子，甭管啥肉，拿来就行！”作家李辉开玩笑，说吃红烧肉的人都高寿，方成、丁聪、巴金、黄苗子都是如此。
这种平和委婉，是方成独有的“方式幽默”。1991年到长沙岳麓山，住在山北的枫林宾馆，湘妹子服务员说话很快，音调又高，方成听不懂，又不直接说，就对“翻译”欧阳强说，湖南女孩说话好听，像唱歌，很悦耳，只可惜听不懂词，小姑娘在一旁“乐开了花”。
退休后很长时间，他都蜗居在人民日报社分配的宿舍里。工作台只是一张不到一平方米的折叠小桌，桌上堆着文具和资料。作画时他得先把东西移开，腾出一块“平地”，才放得下一张纸。
除了厨房、过道和洗手间，宿舍只剩35平方米，满床满地都是书。十几个大书柜里，所有画稿整整齐齐地装进袋子里，标上年代，用字母编号，搬到哪里都不能丢。画室、饭厅和会客厅是同一个地方，他在墙上贴了一张小字条，写了“多功能厅”4个字。他请过“碟仙”，“碟仙”说他5年内搬不了家，他干脆利落地扔掉沙发，又添了3只大书柜。
这间被书和画册挤得几乎没地方下脚的斗室，来过人民日报社的舒展、蓝翎、姜德明、王若水，也接待过荒芜、邵燕祥、吴祖光、牧惠这样的文化名流，很多外地年轻人在这里落过脚。
方成是文化圈里公认的“老大哥”，为人谦和，没有架子，又能在做菜之余见缝插针地陪客人喝酒聊天。侯宝林把他用豆制品和淡菜炖的猪肉命名为“方家菜”，挪威奥斯陆大学的教授何莫邪把一盆清炖羊肉吃得一点不剩。
没有客人来，他就自己下厨煮挂面，最常配的是鸡蛋炒西红柿。
他不讲究吃穿。年纪越大，他越“信老天爷教”，相信命运早已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他大学在武汉大学读化工专业，却歪打正着做了“画工”。有人问他为什么改行，他回答“是老天爷定的，由不得我”。
1986年从人民日报社离休后，方成的生活比以前更加忙碌。
报纸期刊约稿不断，同事、亲友、不相识的收藏家纷纷来求画，就连卖文房四宝的小贩都像是“串通好了”，都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朋友打电话来，习惯性地问，“你忙什么呢？”方成总回答：“玩命呐！”
为了节省时间，他抽烟从每天20支减少到了四五支，电视很久没看，家附近的公园一次也没去游过。虽然日夜操劳，可有情趣的工作让他不觉得苦累，高兴了还唱几句。 方成身体好，50多岁扛得起180斤的大米，年过花甲还跟华君武掰手腕，84岁能跑步追上公共汽车。有记者问他养生秘诀，他用一首打油诗回应：“生活一向很平常，骑车画画写文章。养生就靠一个字——忙。”
他骑着一辆年近半百、又脏又破的自行车去报社取邮件，去邮局取稿费，假日外出拍照，从东三环路到西三环路拜访丁聪，路上得一个多小时，“反正慢慢骑，可以多看看”。
号称“五星级酒店标准”的新家客厅里，挂着方成86岁时推着这辆自行车的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您瞧，我也有辆‘专车’！”他还创作过好几幅骑车的自画像，样子优哉游哉，得意洋洋地自诩“上车就有座”，而且无需等车，没有误点之说。
他80岁学会用电脑，90岁开始写打油诗，92岁当上了广州亚运会火炬手，98岁为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成立30周年题写了横幅。年近百岁，他还坚持终日伏案，“从鸡叫忙到半夜鬼叫”，从不给自己放一天假。他在自述中说，“文化大革命”夺去了他10年的宝贵时间，他想“尽力省回来”。
徐进记忆中的老师，在“文革”下“牛棚”时一样乐天派。他鼓励学生多读书，带领他们爬山、骑自行车锻炼身体。但方成自己知道，那是极其苦闷的10年。以往性情开朗、爱说爱唱的妻子变得沉闷不堪，他自己则闷着头整日写检查，“已被压成任人宰割的动物，和文明世界是不相干的”。
没有画画的那10年，他收获的唯一好处，是从此“敢于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分辨是非”。
下放结束后回到报社时，《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许多歌颂“大跃进”的漫画，画出的猪如象大，花生壳可以当小船。方成不在北京，没赶上去画，倒是赶上了批判“大躍进”的那一拨。
1979年，方成到北京参加第四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从邓小平的祝辞中得知允许画国内题材的漫画了，他立即请假创作了一批讽刺画，于次年8月在中国美术馆办了中国首次个人全国漫画展览。
为铁拐李画像，他别开生面地标上“神仙也有缺残”。《不要叫“老爷”》讽刺有些“公仆”满脑子封建官本位思想，《老教授卖鸡蛋》则影射“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社会思潮。最出名的一幅是《武大郎开店》，讽刺武大郎嫉贤妒能，比他高的都不用。这幅漫画后来被编成广东戏、河北梆子剧演出，方成美滋滋地从天津电台广播上录了音，收藏起来，这是他特意“回敬”当初给他穿小鞋、“整”他的人的。
他对过去仍然耿耿于怀，时常愧疚没能帮助亲友“亏了心”，又认定妻子后来因心脏病去世是因为那几年“伤了心”。
“传说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用泥捏出来的。我没见过上帝，但确实看到，也实在感觉到我接近的那些人，个个都把我当成一团泥，用手使劲捏，想把我捏成和他们一样。我用镜子照照，果然，他们并没有白费劲。”他在自传中写道。
可谁也无法把他捏得和别人一模一样。人到晚年，他的状态越来越松弛和包容，可骨头还是硬的。“泥是越捏越吃力的，因为渐渐失去水变硬了。我看，人大概也一样。”
时间仿佛一双无形的手，在他身上留下越来越多痕迹。
近两年，方成的身体渐不如从前健朗，稀疏的白发覆盖不住瘦得突兀的额头，自行车也换成了轮椅，碰见人还是热情地打招呼，只是时常喊错名字。有一次在电梯里偶遇常来往的好友兼邻居李辉，他想了又想还是没能叫出对方的名字，只说“我知道，两个字”。他频频梦到早逝的妻子陈今言，醒来忍不住感慨，“她倒好，老是那么年轻，我却老成这个样子，怕是都不认识了”。
给他打电话，他耳朵有点背，听不清话又不直说，就自个儿嘟囔：“唉，我就不愿意当老头儿，他们非让我当不可！等着，我给你拿耳朵去。”话筒那头的人一听就乐了，知道他去拿助听器了。
暮年悄无声息地降临在这个不服老的老头儿身上，漫画的黄金时代也悄然逝去。
沉下心来画漫画的人日益稀少，各大报刊也相继砍掉了漫画版。方成总结了一条规律——“生产不断发展，稿费依次不断削减”。
上世纪50年代最“阔气”的时候，一幅漫画稿费20元，够他一个月的伙食费。小饭馆一碟红烧肉不过五角钱，在东安市场的西餐厅点两菜一汤1.7元，20元足够他请一两桌客人大快朵颐。到2000年左右，一幅画稿费100元或150元，就只够请一位客人了。欧阳强来拜访他，手头紧张或懒得出门时，煮碗“方家面”俩人就能对付一顿。
他不再画画，一头扑进了新的课题，做关于“幽默”的理论研究，平均每年出两本书。最有影响力的一本是《方成谈漫画艺术》，中国图书界最高的三大奖项，它拿了两项，“填补了中国漫画史上的空白”。
“中国漫画界最大的官儿”华君武说，他画漫画只知其然，方成是“知其所以然”。
他费尽心思琢磨如何引起读者、特别是书店老板的兴趣，可书店老板似乎只对歌星、影星和主持人感兴趣。出版了这么多书，但他逛了许多书店几乎没看见过一本。但他还打算继续忙下去，“大概人想做什么事，上了瘾就没法脱身的”。
上次过生日，他用新学会的瓷板画画了一个大肚弥勒佛，题字“放下便是”，署名“百岁方成”。一年后，这个笑着走过一生风浪的老人，静静陷入了沉睡。
（摘自9月5日《中国青年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