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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波兰华沙成家立业的杭州青年陈昊来学校了，他是专为浙江农林大学学生去华沙大学游学的事项前来宣讲的。华沙大学因为有着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名闻遐迩。
远道而来的故人勾起了关于去年夏天的往事。2017年9月下旬，为我们波兰茶文化代表团担任导游的陈昊，与我在布拉格一家饭店的底楼讨论起去波兰游学的事项。而在此之前，我并不曾想过要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但短短数天的走读，波兰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回国后我开始竭力推动此项游学项目。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去这个国家，去感受那里的文明和历史，去领略他们今天的光荣与希望。
去波兰，有一个重要的由头——这些年来，我们与国际世界语组织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经常在一起进行茶文化活动。因此就在纪念世界语创始者波兰医生柴门霍夫逝世100周年的2017年，波兰世界语组织专门邀请我们去波兰参加纪念活动。而我本人，对波兰也一直怀有一个哲学命题。2016年，我曾在捷克参观了辛德勒故居，并重点研读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观点，这是二次大战之后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之问：奥斯维辛之后，人类还配有诗吗？
我想去波兰实地感受这个问题，我希望能够由自己来找到解答。为此，我们专门设计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博物馆举办一场茶会，准备了中国茶艺，行前还十万火急地恳请浙大出版社赶出了再版重印的专著《走读浙江》，赠送给博物馆。
我准备的演讲标题，就叫——和平之饮。
不曾想到，9月13日的起程，因为一场莫斯科的奇遇被耽搁了，不过这也给我们送上了一个未到波兰便感知波兰的机会。在中转站，我们的飞机晚点了近三小时，所以赶不上去波兰的航班，在机场要等上整整一夜。我们完全不懂俄语，也不知道明天究竟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今晚的漫漫长夜如何度过。
正在仓皇之间，一位波兰帅哥竟然挺身而出，原来他还会汉语。这个波兰名叫汉斯、中国名叫王瀚（居然与我是同姓）的犹太小伙子，1994年生人，自学成才学会了汉语，就在上海和欧洲之间做起生意来了。
看我们三个女人急成一团，他幫我们料理好了全部事务：调整机票，换卢布，找到机场酒店，让我们竟然还能睡足一觉。第二天一早，他又帮我们打听航班，联系吃饭。
他说他喜欢喝茶，我们认为他就是个茶人。我们开开心心地喝茶谈天，把危机转换成机遇，只是感觉已经否极泰来之际，他突然轻轻一声：我的银行卡丢失了。他是在给我们办事的时候丢的卡，于是又是一阵慌乱，挂失啊，电话啊，我们比他还急。可小伙子淡淡的头发、淡淡的胡须，始终那么低声细语、文质彬彬的样子，居然不慌不忙中把事情办好了。这给我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
在此之前，我只对两个波兰男子有深刻印象，一个是音乐家肖邦，另一个便是语言学家柴门霍夫，现在我知道第三个波兰人了，那就是好青年王瀚。哎，上飞机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美好的事物总是瞬息即逝。
9月14日在比亚韦斯托克度过。下榻处左边可见柴门霍夫家原址。这里离华沙有好几个小时路程，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方。幼小的柴门霍夫从小就发现，一个城市里的市民们，俄罗斯人不喜欢波兰裔人，波兰裔人不喜欢立陶宛人，立陶宛人不喜欢俄罗斯人，他们三个民族的人都不喜欢犹太人。这是为什么呢？小柴门霍夫非常痛苦，最后得出了结果，是语言问题。他认为正是因为语言不同，造成了他们之间无法交流，形成误解。所以要让各民族和谐相处，就要使用一种语言。就这样，“和平之语”——世界语在他18岁那年诞生了。而真正作为辞典出版则是在他结婚的时候。岳父非常喜欢这位年轻的医生，倒过来给他一笔钱，使他能够将书装订出版，并把这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他的妻子。
有医生职业的柴门霍夫和他的妻子，把一生都献了世界语运动。他没有熬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但也因此幸运地避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所知道的这座小城，在二战中基本被炸平，当地的犹太人也是基本被赶尽杀绝了的。今天在这座城市，几乎已经没有犹太人了。当地的副市长在市政厅接见了我们。又和我们在金婚纪念厅拍照留念。我们还目睹了那座二次大战中未被炸毁的老教堂，这简直就是奇迹了。然后我们又去了一个名叫世界语咖啡馆的地方，我多么希望有茶，果然还是有的，虽然不免简单粗放。我被邀请在波兰的世界语活动中心进行了活动，我们沏茶，演讲。作为全球世界语者的朝圣之地，台下坐满了年轻人和年老的人们，他们都会世界语。
会后，我们被一群组织者请到了边上一张简单的长桌边。饮食还没有上来，所有的人全在唱歌，大声地唱，坐着的几乎都是老年人，可他们非常有生命力，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老人那么会唱，而且几乎是没完没了，合唱，独唱，二重唱，双语唱。我们喝茶，他们喝酒，我们走出好远了，他们还在歌唱，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首歌，他们仿佛要一直唱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发了，在拜谒了柴门霍夫的墓地之后，我们在华沙大街上和波兰的世界语协会成员们进行了一次茶会活动。我们拿出了来自宁海的望海茶、来自台州的天台茶和来自德清的莫干黄芽。街旁步行廊上到处都是人，都是利用周末来进行志愿者的文化活动的。这次的主题是语言，其实就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的语言文化活动，包括请大家喝茶。
波兰并不是一个将茶作为必需饮料的国度，但华沙却让我感受到了文化上的亲切感。首先是建筑上的亲切，华沙的建筑仿佛和中国城市的建筑特别想像。我想那应该是二战中他们的老建筑已被完全炸完，后来的建筑，除了修旧如旧之外，凡是新建设的那一批，和我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建筑都有些相似。我和我的同伴们一起在这些楼房前铺茶席，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工会或者妇联活动的味道。陈昊后来告诉我，这里的人多年受集体主义的教育，文化和理念上和我们中国人接近。陈昊娶了个波兰姑娘，他对波兰的了解是直通民间家庭的，所以我相信他的感觉。
华沙，因为居里夫人故居，因为柴门霍夫故乡，因为哥白尼的雕像，因为肖邦的心脏，因为百年老店门牌上的一把茶壶，成为一座质朴而高贵的城市。犹太人的墓园中埋葬着世界语创始者柴门霍夫，其和平精神与茶的精神遥相呼应。哥白尼的雕像下弹痕累累，法西斯不敢炸毁这座雕像，这是二战中华沙唯一未被炸毁的雕像。肖邦的心脏被供奉在圣十字教堂，门外有肖邦音乐椅，美人鱼广场上走来踩高跷的年轻人，广场上有自发团体的朗读剧，启发我在回国后借鉴学习。广场边的犹太人饭店里，我看到世间最美妙的洗手间。 華沙的街头巷尾到处都会有一块块纪念板，由各种材质各种形态制成，但内容都是一样的，它们在告诉人们，这些建筑是二战中华沙起义的战斗之地，这里有牺牲的烈士。走在华沙街头，满大街都是这样的标牌，它让我深深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伟大。
人们告诉我，二次大战结束时，华沙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全国和全世界各地回来的波兰人聚集华沙，肩扛手提，多少年以后，硬是用旧砖故瓦立起一座战后重建的古城，并在1980年被破例批准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当中唯一一项在20世纪复活的“假古董”。是的，一脚踏进华沙，这个二战期间被夷为平地的波兰国都，犹如中国二线城市;双脚踏入华沙，华沙是一座走读不尽的大学。
未到波兰之前，甚至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叫克拉科夫的地方。到了克拉科夫，才发现它乃世间罕有的精华之地。站在克拉科夫广场，看四周的教堂，你会觉得你好像站在布拉格的广场上，欧洲那些一流品相的广场，都会有这样的相似之处。他们古老，又有很深的文化积淀。朝圣的人云集，全世界都有人在这里，一点也不亚于巴黎或伦敦。
广场附近就是克拉科夫亚盖隆大学，大学有六百多年历史，哥白尼和保罗二世教皇都曾在该校就读、教学。在亚盖隆大学孔子学院，我见到了院长韩新忠先生。学院有数千学生。我在他的办公室书柜上看到一排茶叶罐，断定他是一个茶人，我们立刻交流甚欢，并且就茶文化传播达成许多共识。他们的孔院很快就将搬入新楼，对茶空间充满需求。我送了再版的《走读浙江》，希望下次再来。
从上帝的伊甸园到撒旦的十八层地狱，其间竟然只有2小时。沿途的安逸平静端庄虔诚，更加反衬出那个地方的恐怖。走进真正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博物馆，天气突然转冷，寒风凛冽，眼前的一切一直让我们处在战栗之中。地下室使人产生强烈的窒息感。我不能也不想再次回述我亲眼目睹的一切，因为它既超过了回忆更超过了叙述的极限。然而我已然明白，不管你承不承认，地狱的确就是在天堂隔壁。
当地世界语者安排我们在集中营博物馆会客中心，进行一场真正的和平茶会。我在会上作了“奥斯维辛之后诗歌依然存在”的主题演讲，因为如果诗歌不再，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千山万水来到这里，沏这一杯和平的茶了。
我们用两套茶器，代表了中国和波兰。随团的李坚博士和茶艺师小鱼儿，她们用最简单的茶艺深深打动了波兰人民。我把北京马连道、张建荣两位先生送我的一套茶器，赠送给了接待中心。接待我们的神父也发表了相对应的讲话。他告诉我们，即便在与死神日日相处的日子里，法西斯要那些囚犯们演奏时，他们演奏的也总是肖邦的乐曲。为此，神父专门向我们赠送了肖邦的音乐光盘，并宴请我们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波兰午餐。
抬头不远处，便是奥斯维辛的铁栅栏，而我们在这里，则依然喝着热气腾腾的茶。因为我们确信，奥斯维辛之后依然有诗，应该有更伟大的诗，来消灭奥斯维辛一切惨绝人寰的罪恶。
波兰，因为您所经历的一切，你所承受的一切，你所创造的一切，我们还将一次又一次地来看您。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Poland in 2017 rose from our solid and fruitful liaison with International Esperanto Organization and our partnership in jointly attended tea events. At the invitation of an Esperanto organization in Poland， we visited the country in 2017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Dr. Ludwig Lazar Zamenhof， the creator of Esperanto. I treasured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Poland partly because of my visit to the former home of Oskar Schindler in Czech in 2016. Back home from the visit， I read a lot in a bid to make sense of the assertion： to write a poem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 Is mankind worthy of poetry after Auschwitz？ This is a question that had me ponder.
The flight to Poland wasn’t smooth. We were to change to another plane in Russia on our way to Poland. Our plane was three hours late and we didn’t catch the second plane. We needed to spend the night in the stopover city. We were utterly at a loss what to do. Then a 23-year-old fellow passenger heard of our crisis and stepped up to help us. The young man was Hans from Poland. He was engaged in business between China and Poland and he spoke Chinese. He helped make all the emergency arrangements for us： tickets， hotel rooms， luggage， meals， and transport. In the morning， we had tea with him. Then I heard him say that he had lost his credit card while getting us out of our trouble. We were worried for him. He wasn’t. He behaved calmly. After a few quiet phone calls， he efficiently got his own crisis solved. I was deeply impressed. Before then， I had been deeply impressed by two Poles： the pianist Chopin and the language guru Zamenhof that l learned about indirectly. Hans was the first Pole I came to know directly： a gentleman with composure. We reached Bialystok on September 14. The former home of Zamenhof wasn’t far from the hotel where we were staying. When he was still a teenager he noticed tha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the city disliked each other and he thought the discord was largely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languages they spoke. His solution to this tricky problem was to create a global language. He created Esperanto at the age of 18. The doctor and his wife dedicated their lives to the promotion of Esperanto.
The next day， we paid tribute to the creator of Esperanto at his tomb. Then we had a tea party in a street in Warsaw. Members of the Polish Esperanto Association attended the party. We presented three brands of tea made in Zhejiang. The pedestrian-only arcade was full of people. The party featured the theme of language. In nature， it was a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get-together for a big crowd of idealists.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treated with a cup of tea.
Warsaw is a city of memory. I saw history and culture everywhere. There are memorial plaques made of all kinds of materials and in all kinds of shapes in all places. They combine to relate how the city went through World War Two. After the war， the great city was rebuilt. In 1980， it was inscribed as 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 It was the only “antique” recreated in the 20th century that made the list.
If our visit to Warsaw and other cities across Poland could be compared to a trip in paradise， then a 2-hour journey to Auschwitz plunged us into hell. It suddenly became cold on the day we visited the Auschwitz. Winds blew. A tour into the basements made me shudder and feel suffocated. I really don’t want to give a detailed account of what I experienced there. I felt as if the hell was indeed next door to paradise.
The venue for the tea get-together for peace was the visitors’ center of the museum. I made a keynote speech elaborating my observance that poetry still existed after Auschwitz. My point was， if there had not been poetry， we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travel all the way for a visit and make a cup of tea for peace.
Two tea sets， one made in China and one in Poland were used to make tea. Two of us from China performed a simple tea ritual. I presented a tea set as gift to the visitors’ center. A Polish priest， who was in charge of our reception， spoke in response to my keynote speech. He said that prisoners never lost their faith and their sense of beauty in the death camp and that they played Chopin in Auschwitz in the darkest days of their lives. The priest gave us a set of CDs of Chopin’s piano music and treated us with a delicious Polish dinner.
We could see the iron fence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dining room. We sipped tea. I was sure that there is poetry after Auschwitz. Great poems must be written to wipe out all th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committed at Auschwitz.
For all you have experienced， endured， and created， we will come back again and again to see you， Poland.
远道而来的故人勾起了关于去年夏天的往事。2017年9月下旬，为我们波兰茶文化代表团担任导游的陈昊，与我在布拉格一家饭店的底楼讨论起去波兰游学的事项。而在此之前，我并不曾想过要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但短短数天的走读，波兰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回国后我开始竭力推动此项游学项目。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去这个国家，去感受那里的文明和历史，去领略他们今天的光荣与希望。
一
去波兰，有一个重要的由头——这些年来，我们与国际世界语组织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经常在一起进行茶文化活动。因此就在纪念世界语创始者波兰医生柴门霍夫逝世100周年的2017年，波兰世界语组织专门邀请我们去波兰参加纪念活动。而我本人，对波兰也一直怀有一个哲学命题。2016年，我曾在捷克参观了辛德勒故居，并重点研读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观点，这是二次大战之后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之问：奥斯维辛之后，人类还配有诗吗？
我想去波兰实地感受这个问题，我希望能够由自己来找到解答。为此，我们专门设计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博物馆举办一场茶会，准备了中国茶艺，行前还十万火急地恳请浙大出版社赶出了再版重印的专著《走读浙江》，赠送给博物馆。
我准备的演讲标题，就叫——和平之饮。
不曾想到，9月13日的起程，因为一场莫斯科的奇遇被耽搁了，不过这也给我们送上了一个未到波兰便感知波兰的机会。在中转站，我们的飞机晚点了近三小时，所以赶不上去波兰的航班，在机场要等上整整一夜。我们完全不懂俄语，也不知道明天究竟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今晚的漫漫长夜如何度过。
正在仓皇之间，一位波兰帅哥竟然挺身而出，原来他还会汉语。这个波兰名叫汉斯、中国名叫王瀚（居然与我是同姓）的犹太小伙子，1994年生人，自学成才学会了汉语，就在上海和欧洲之间做起生意来了。
看我们三个女人急成一团，他幫我们料理好了全部事务：调整机票，换卢布，找到机场酒店，让我们竟然还能睡足一觉。第二天一早，他又帮我们打听航班，联系吃饭。
他说他喜欢喝茶，我们认为他就是个茶人。我们开开心心地喝茶谈天，把危机转换成机遇，只是感觉已经否极泰来之际，他突然轻轻一声：我的银行卡丢失了。他是在给我们办事的时候丢的卡，于是又是一阵慌乱，挂失啊，电话啊，我们比他还急。可小伙子淡淡的头发、淡淡的胡须，始终那么低声细语、文质彬彬的样子，居然不慌不忙中把事情办好了。这给我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
在此之前，我只对两个波兰男子有深刻印象，一个是音乐家肖邦，另一个便是语言学家柴门霍夫，现在我知道第三个波兰人了，那就是好青年王瀚。哎，上飞机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美好的事物总是瞬息即逝。
二
9月14日在比亚韦斯托克度过。下榻处左边可见柴门霍夫家原址。这里离华沙有好几个小时路程，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方。幼小的柴门霍夫从小就发现，一个城市里的市民们，俄罗斯人不喜欢波兰裔人，波兰裔人不喜欢立陶宛人，立陶宛人不喜欢俄罗斯人，他们三个民族的人都不喜欢犹太人。这是为什么呢？小柴门霍夫非常痛苦，最后得出了结果，是语言问题。他认为正是因为语言不同，造成了他们之间无法交流，形成误解。所以要让各民族和谐相处，就要使用一种语言。就这样，“和平之语”——世界语在他18岁那年诞生了。而真正作为辞典出版则是在他结婚的时候。岳父非常喜欢这位年轻的医生，倒过来给他一笔钱，使他能够将书装订出版，并把这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他的妻子。
有医生职业的柴门霍夫和他的妻子，把一生都献了世界语运动。他没有熬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但也因此幸运地避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所知道的这座小城，在二战中基本被炸平，当地的犹太人也是基本被赶尽杀绝了的。今天在这座城市，几乎已经没有犹太人了。当地的副市长在市政厅接见了我们。又和我们在金婚纪念厅拍照留念。我们还目睹了那座二次大战中未被炸毁的老教堂，这简直就是奇迹了。然后我们又去了一个名叫世界语咖啡馆的地方，我多么希望有茶，果然还是有的，虽然不免简单粗放。我被邀请在波兰的世界语活动中心进行了活动，我们沏茶，演讲。作为全球世界语者的朝圣之地，台下坐满了年轻人和年老的人们，他们都会世界语。
会后，我们被一群组织者请到了边上一张简单的长桌边。饮食还没有上来，所有的人全在唱歌，大声地唱，坐着的几乎都是老年人，可他们非常有生命力，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老人那么会唱，而且几乎是没完没了，合唱，独唱，二重唱，双语唱。我们喝茶，他们喝酒，我们走出好远了，他们还在歌唱，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首歌，他们仿佛要一直唱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发了，在拜谒了柴门霍夫的墓地之后，我们在华沙大街上和波兰的世界语协会成员们进行了一次茶会活动。我们拿出了来自宁海的望海茶、来自台州的天台茶和来自德清的莫干黄芽。街旁步行廊上到处都是人，都是利用周末来进行志愿者的文化活动的。这次的主题是语言，其实就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的语言文化活动，包括请大家喝茶。
波兰并不是一个将茶作为必需饮料的国度，但华沙却让我感受到了文化上的亲切感。首先是建筑上的亲切，华沙的建筑仿佛和中国城市的建筑特别想像。我想那应该是二战中他们的老建筑已被完全炸完，后来的建筑，除了修旧如旧之外，凡是新建设的那一批，和我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建筑都有些相似。我和我的同伴们一起在这些楼房前铺茶席，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工会或者妇联活动的味道。陈昊后来告诉我，这里的人多年受集体主义的教育，文化和理念上和我们中国人接近。陈昊娶了个波兰姑娘，他对波兰的了解是直通民间家庭的，所以我相信他的感觉。
华沙，因为居里夫人故居，因为柴门霍夫故乡，因为哥白尼的雕像，因为肖邦的心脏，因为百年老店门牌上的一把茶壶，成为一座质朴而高贵的城市。犹太人的墓园中埋葬着世界语创始者柴门霍夫，其和平精神与茶的精神遥相呼应。哥白尼的雕像下弹痕累累，法西斯不敢炸毁这座雕像，这是二战中华沙唯一未被炸毁的雕像。肖邦的心脏被供奉在圣十字教堂，门外有肖邦音乐椅，美人鱼广场上走来踩高跷的年轻人，广场上有自发团体的朗读剧，启发我在回国后借鉴学习。广场边的犹太人饭店里，我看到世间最美妙的洗手间。 華沙的街头巷尾到处都会有一块块纪念板，由各种材质各种形态制成，但内容都是一样的，它们在告诉人们，这些建筑是二战中华沙起义的战斗之地，这里有牺牲的烈士。走在华沙街头，满大街都是这样的标牌，它让我深深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伟大。
人们告诉我，二次大战结束时，华沙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全国和全世界各地回来的波兰人聚集华沙，肩扛手提，多少年以后，硬是用旧砖故瓦立起一座战后重建的古城，并在1980年被破例批准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当中唯一一项在20世纪复活的“假古董”。是的，一脚踏进华沙，这个二战期间被夷为平地的波兰国都，犹如中国二线城市;双脚踏入华沙，华沙是一座走读不尽的大学。
三
未到波兰之前，甚至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叫克拉科夫的地方。到了克拉科夫，才发现它乃世间罕有的精华之地。站在克拉科夫广场，看四周的教堂，你会觉得你好像站在布拉格的广场上，欧洲那些一流品相的广场，都会有这样的相似之处。他们古老，又有很深的文化积淀。朝圣的人云集，全世界都有人在这里，一点也不亚于巴黎或伦敦。
广场附近就是克拉科夫亚盖隆大学，大学有六百多年历史，哥白尼和保罗二世教皇都曾在该校就读、教学。在亚盖隆大学孔子学院，我见到了院长韩新忠先生。学院有数千学生。我在他的办公室书柜上看到一排茶叶罐，断定他是一个茶人，我们立刻交流甚欢，并且就茶文化传播达成许多共识。他们的孔院很快就将搬入新楼，对茶空间充满需求。我送了再版的《走读浙江》，希望下次再来。
四
从上帝的伊甸园到撒旦的十八层地狱，其间竟然只有2小时。沿途的安逸平静端庄虔诚，更加反衬出那个地方的恐怖。走进真正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博物馆，天气突然转冷，寒风凛冽，眼前的一切一直让我们处在战栗之中。地下室使人产生强烈的窒息感。我不能也不想再次回述我亲眼目睹的一切，因为它既超过了回忆更超过了叙述的极限。然而我已然明白，不管你承不承认，地狱的确就是在天堂隔壁。
当地世界语者安排我们在集中营博物馆会客中心，进行一场真正的和平茶会。我在会上作了“奥斯维辛之后诗歌依然存在”的主题演讲，因为如果诗歌不再，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千山万水来到这里，沏这一杯和平的茶了。
我们用两套茶器，代表了中国和波兰。随团的李坚博士和茶艺师小鱼儿，她们用最简单的茶艺深深打动了波兰人民。我把北京马连道、张建荣两位先生送我的一套茶器，赠送给了接待中心。接待我们的神父也发表了相对应的讲话。他告诉我们，即便在与死神日日相处的日子里，法西斯要那些囚犯们演奏时，他们演奏的也总是肖邦的乐曲。为此，神父专门向我们赠送了肖邦的音乐光盘，并宴请我们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波兰午餐。
抬头不远处，便是奥斯维辛的铁栅栏，而我们在这里，则依然喝着热气腾腾的茶。因为我们确信，奥斯维辛之后依然有诗，应该有更伟大的诗，来消灭奥斯维辛一切惨绝人寰的罪恶。
波兰，因为您所经历的一切，你所承受的一切，你所创造的一切，我们还将一次又一次地来看您。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Poland in 2017 rose from our solid and fruitful liaison with International Esperanto Organization and our partnership in jointly attended tea events. At the invitation of an Esperanto organization in Poland， we visited the country in 2017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Dr. Ludwig Lazar Zamenhof， the creator of Esperanto. I treasured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Poland partly because of my visit to the former home of Oskar Schindler in Czech in 2016. Back home from the visit， I read a lot in a bid to make sense of the assertion： to write a poem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 Is mankind worthy of poetry after Auschwitz？ This is a question that had me ponder.
The flight to Poland wasn’t smooth. We were to change to another plane in Russia on our way to Poland. Our plane was three hours late and we didn’t catch the second plane. We needed to spend the night in the stopover city. We were utterly at a loss what to do. Then a 23-year-old fellow passenger heard of our crisis and stepped up to help us. The young man was Hans from Poland. He was engaged in business between China and Poland and he spoke Chinese. He helped make all the emergency arrangements for us： tickets， hotel rooms， luggage， meals， and transport. In the morning， we had tea with him. Then I heard him say that he had lost his credit card while getting us out of our trouble. We were worried for him. He wasn’t. He behaved calmly. After a few quiet phone calls， he efficiently got his own crisis solved. I was deeply impressed. Before then， I had been deeply impressed by two Poles： the pianist Chopin and the language guru Zamenhof that l learned about indirectly. Hans was the first Pole I came to know directly： a gentleman with composure. We reached Bialystok on September 14. The former home of Zamenhof wasn’t far from the hotel where we were staying. When he was still a teenager he noticed tha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the city disliked each other and he thought the discord was largely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languages they spoke. His solution to this tricky problem was to create a global language. He created Esperanto at the age of 18. The doctor and his wife dedicated their lives to the promotion of Esperanto.
The next day， we paid tribute to the creator of Esperanto at his tomb. Then we had a tea party in a street in Warsaw. Members of the Polish Esperanto Association attended the party. We presented three brands of tea made in Zhejiang. The pedestrian-only arcade was full of people. The party featured the theme of language. In nature， it was a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get-together for a big crowd of idealists.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treated with a cup of tea.
Warsaw is a city of memory. I saw history and culture everywhere. There are memorial plaques made of all kinds of materials and in all kinds of shapes in all places. They combine to relate how the city went through World War Two. After the war， the great city was rebuilt. In 1980， it was inscribed as 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 It was the only “antique” recreated in the 20th century that made the list.
If our visit to Warsaw and other cities across Poland could be compared to a trip in paradise， then a 2-hour journey to Auschwitz plunged us into hell. It suddenly became cold on the day we visited the Auschwitz. Winds blew. A tour into the basements made me shudder and feel suffocated. I really don’t want to give a detailed account of what I experienced there. I felt as if the hell was indeed next door to paradise.
The venue for the tea get-together for peace was the visitors’ center of the museum. I made a keynote speech elaborating my observance that poetry still existed after Auschwitz. My point was， if there had not been poetry， we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travel all the way for a visit and make a cup of tea for peace.
Two tea sets， one made in China and one in Poland were used to make tea. Two of us from China performed a simple tea ritual. I presented a tea set as gift to the visitors’ center. A Polish priest， who was in charge of our reception， spoke in response to my keynote speech. He said that prisoners never lost their faith and their sense of beauty in the death camp and that they played Chopin in Auschwitz in the darkest days of their lives. The priest gave us a set of CDs of Chopin’s piano music and treated us with a delicious Polish dinner.
We could see the iron fence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dining room. We sipped tea. I was sure that there is poetry after Auschwitz. Great poems must be written to wipe out all th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committed at Auschwitz.
For all you have experienced， endured， and created， we will come back again and again to see you， Po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