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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品中的基层男干部，有吗？
有的，而且很多。
比 如《马向阳下乡记》中的男村官马向阳，他才华横溢，带领大槐树村的“农哥农姐们”共创未来;又比如《光荣的愤怒》中的男支书叶光荣，他为民除害，将村里为非作歹的恶霸们掀翻赶走。
可电视剧、电影以及其他文学作品里有类似的女干部吗？
也有，但让人印象深刻的还真不多。
仔细数数，近七十年文学创作历史上，基层女干部在相关文艺作品中的出现，更多是为了点缀和烘托。而她们身影背后还存留着人们对她们的太多的刻板印象。
纵使她们的占比只是微微一簇，但她们或柔美或坚毅的形象在文学之海中，早已击打出让人无法忽略的浪花。
误解： 能干就得“黑、壮、土”
1949年以后，建设祖国的热潮一度高过一度。国家和社会各界都被热火朝天的劳动干劲儿包裹，“劳动”——成了大批女性共同的生存之道。“劳动女性”也第一次跻身融入中国文学之中。
在这些女性中，邓秀梅是典型的一位。
在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中，邓秀梅这名青年团县委副书记“穿一身青布制服，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身段不高不矮，匀称而又壮实”“剪短了的黑浸浸的头发在脑门顶上挑开一条缝，两撤弯弯的、墨黑的眉毛又细又长，眉尖差不多伸到鬓边。”
只消读上一遍，邓秀梅干练、稳健、挺拔的形象便跃然纸上，而这样的美感还存在于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中。以乡村文学见长的柳青和浩然的作品中，有类似的刻画。
短发、肤色“黑红”、身形“健壮”似乎是她们的“标配”。比如《创业史》中的秀兰就“长着紫赯色的脸和男性般强壮的手”;《艳阳天》里的先进妇女代表焦二菊 “身材又粗又壮，站着像一根柱子。”
在穿着打扮上，她们同样质朴。由贺友直根据《山乡巨变》创作的著名连环画中邓秀梅穿着“列宁服”——根本看不出20岁出头女孩子的腰条儿。
此时，文学作品中的正面女性形象无一例外的“不爱美”。但这种趋势随着时代发展有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贾平凹的《带灯》。
在这部作品中，读者可以明晰地感觉到“贾氏女性审美取向”——漂亮、性情、天真。她们周身迷漫着一种自在天然和文人诗意的混合气息。
分配到樱镇政府工作综治办工作的带灯爱美，甚至“臭美”，还要带着同事竹子一起“享受生活”。哪怕上山下乡，她也会踏着她的高跟鞋“噔噔噔”地来来回回。她还时不时开着摩托去市区逛街给自己买好看的衣服;不管去哪里她都带着一个小包，里面有块布可以随着铺在地上坐着看书，还有熏香。可以说，带灯的精致在这个一直被“虱子”困扰的樱镇来说，是另类却也是向往。
无论是样貌、发型还是衣着打扮，文艺作品中的基层女干部正在一点点“变美”，在工作之余，她们也更加注重自己的生活品质和自身形象。
误会： 女干部难免“娇、骄、弱”？
再能干的女干部，有“女”这个字总有一些老百姓立刻在腦子里蹦出来一个字——“弱”。
一些老百姓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就很容易“不买账”。不买账的行为有很多，比如不信任、使绊子、不看好，再比如说闲话。
带灯漂亮。在初到樱镇时，被当地人认为是“靠颜值上位”，没有真本事，遇到事儿了也不找她解决，要找她的另一位男同事。
在赵德发讲述乡镇基层改革的《经山海》一书中，女主角吴小蒿初到基层时不适应，在他人眼里看起来就非常“稚嫩”。当“二道河子”横行霸道，进行强买强卖的恶行时，她无计可施，只能“傻愣愣”地干站着束手无策，面对安全生产事故的隐瞒也不敢揭露。
不过，即便一开始的工作有些不顺利，她们热爱劳动、为工作奉献的品质，在工作中拥有独特有效处理方法的特质却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些女干部，大多有知识、有文化。其中有一些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清楚准确地了解当地民情。就拿《艳阳天》里的团支部书记焦淑红来说，她以农业社和全体社员的利益为重，当东山坞党支部书记萧长春外出时，她察觉到马之悦想随意分配麦子，立刻通知萧长春，并且最终捍卫了老百姓的利益，自己也成长为萧长春必不可少的左膀右臂。
还有一些女干部对老百姓来说是外来客，可她们在工作中依旧与百姓打成一片。带灯就是典型，虽然她在乡亲们看来有些“小资”，甚至“不接地气”。但她坚持往老乡家跑得勤，重点关注家境不好的家庭，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无论是为十三名矽肺农民工患者申请医疗鉴定、争取赔偿，抑或是自学中医，有意收集各种药方为一些无钱治病的人治病。正是这许多有成效的举动让父老乡亲们信任她，从此改口喊她——“带灯主任”。
融入百姓生活之余，解决百姓问题是基层干部的职责所在，将自己的所长和所学用在工作中为百姓解决问题是她们的共性。山东大学历史专业毕业的吴小蒿有着更长远的眼光。她利用自己所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带动文化发展，建“农家书屋”;举办楷坡祭海节，将“海里高跷”搬上舞台让百姓们更了解当地文化;建立渔业博物馆，让来楷坡的参观者了解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挖掘“香山遗美”的文化内涵，力推鼓乐“斤求两”申遗成功，让它以更生动的面目呈现在当代人面前，自己也成长为一名好镇长。
误判： 干好工作势必牺牲家庭？
基层的工作是忙碌的，也是繁杂的。面对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基层琐事，需要的是耐心、精力，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沟通解决。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如何寻求平衡点是这些基层女干部们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为工作牺牲婚姻和家庭的基层女干部。
“女强男弱”是讲述基层女干部的文艺作品中的一大特色。1981年一部《能媳妇》就塑造了一位做事风风火火的女队长李淑霞，她用三年时间把村子变成了富裕村。无独有偶，2004年电视剧《当家的女人》中的张菊香当选村干部后带领全村致富。然而在她们的感情生活里，过于强势的性格让她们为了“面包”，丢失了“爱情”。
工作的繁忙，让她们常常顾不上家人。吴小蒿的女儿点点专门记录了母亲的失职，把母亲未能如约做到的事情一一“记在了小本本”上，甚至怒斥自己的母亲是“官迷心窍”。而吴小蒿却是有苦难言，面对丈夫的家暴也不敢反抗。
但这并不是基层女干部的命运缩影。《艳阳天》中领导编芦席组的陆素云是会当家、会过日子的一把好手儿，能够把里里外外料理得妥妥当当;《黑凤》中风风火火的青年检查组组长黑凤也不仅擅长缝缝洗洗，绣花的手艺更是惹得青年惊讶和羡慕……这些凸显她们料理家庭事务的能力的描写，正是从侧面写出她们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
和其他人因为工作牺牲家庭不同，带灯则是因为和丈夫道不同志不合而主动放弃。起初她为了丈夫的事业来到樱镇， 但是丈夫却不理解，并为了追求自己的绘画事业而离开了她。对于这样长期分居的夫妻生活，带灯却不以为意，因为在她心里自己和丈夫早就是“两路人”。在竹子问起她的婚姻生活时，带灯说：“我们家他是他， 我是我， 我工资也够我花了， 我不稀罕他那钱。”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带灯明白自己的“诗和远方”在哪里，才能把自己经营得明明白白。
《山乡巨变》连环画中，邓秀梅穿着“列宁服”——根本看不出20岁出头女孩子的腰条儿。
艺术必然源于生活，但也必然高于生活。纵然艺术或现实中，对她们少有着笔，对她们有误解误会和误判，但文艺作品中这些基层女干部里，天真烂漫是她们，泼泼辣辣亦是她们，为情所困是她们，挥剑斩情丝的亦是她们，形形色色之间会于一点的还是一个词——能干。
她们勤劳质朴，更不失一颗灿烂明媚的心。带灯写给她敬仰之人元天问的信件里说“你是我城里的神，我是你山里的庙”，想来她到底是最纯粹的一只鸟儿，归去来兮之时，她还有一颗期待少年骑马归来的少女心。
有的，而且很多。
比 如《马向阳下乡记》中的男村官马向阳，他才华横溢，带领大槐树村的“农哥农姐们”共创未来;又比如《光荣的愤怒》中的男支书叶光荣，他为民除害，将村里为非作歹的恶霸们掀翻赶走。
可电视剧、电影以及其他文学作品里有类似的女干部吗？
也有，但让人印象深刻的还真不多。
仔细数数，近七十年文学创作历史上，基层女干部在相关文艺作品中的出现，更多是为了点缀和烘托。而她们身影背后还存留着人们对她们的太多的刻板印象。
纵使她们的占比只是微微一簇，但她们或柔美或坚毅的形象在文学之海中，早已击打出让人无法忽略的浪花。
误解： 能干就得“黑、壮、土”
1949年以后，建设祖国的热潮一度高过一度。国家和社会各界都被热火朝天的劳动干劲儿包裹，“劳动”——成了大批女性共同的生存之道。“劳动女性”也第一次跻身融入中国文学之中。
在这些女性中，邓秀梅是典型的一位。
在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中，邓秀梅这名青年团县委副书记“穿一身青布制服，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身段不高不矮，匀称而又壮实”“剪短了的黑浸浸的头发在脑门顶上挑开一条缝，两撤弯弯的、墨黑的眉毛又细又长，眉尖差不多伸到鬓边。”
只消读上一遍，邓秀梅干练、稳健、挺拔的形象便跃然纸上，而这样的美感还存在于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中。以乡村文学见长的柳青和浩然的作品中，有类似的刻画。
短发、肤色“黑红”、身形“健壮”似乎是她们的“标配”。比如《创业史》中的秀兰就“长着紫赯色的脸和男性般强壮的手”;《艳阳天》里的先进妇女代表焦二菊 “身材又粗又壮，站着像一根柱子。”
在穿着打扮上，她们同样质朴。由贺友直根据《山乡巨变》创作的著名连环画中邓秀梅穿着“列宁服”——根本看不出20岁出头女孩子的腰条儿。
此时，文学作品中的正面女性形象无一例外的“不爱美”。但这种趋势随着时代发展有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贾平凹的《带灯》。
在这部作品中，读者可以明晰地感觉到“贾氏女性审美取向”——漂亮、性情、天真。她们周身迷漫着一种自在天然和文人诗意的混合气息。
分配到樱镇政府工作综治办工作的带灯爱美，甚至“臭美”，还要带着同事竹子一起“享受生活”。哪怕上山下乡，她也会踏着她的高跟鞋“噔噔噔”地来来回回。她还时不时开着摩托去市区逛街给自己买好看的衣服;不管去哪里她都带着一个小包，里面有块布可以随着铺在地上坐着看书，还有熏香。可以说，带灯的精致在这个一直被“虱子”困扰的樱镇来说，是另类却也是向往。
无论是样貌、发型还是衣着打扮，文艺作品中的基层女干部正在一点点“变美”，在工作之余，她们也更加注重自己的生活品质和自身形象。
误会： 女干部难免“娇、骄、弱”？
再能干的女干部，有“女”这个字总有一些老百姓立刻在腦子里蹦出来一个字——“弱”。
一些老百姓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就很容易“不买账”。不买账的行为有很多，比如不信任、使绊子、不看好，再比如说闲话。
带灯漂亮。在初到樱镇时，被当地人认为是“靠颜值上位”，没有真本事，遇到事儿了也不找她解决，要找她的另一位男同事。
在赵德发讲述乡镇基层改革的《经山海》一书中，女主角吴小蒿初到基层时不适应，在他人眼里看起来就非常“稚嫩”。当“二道河子”横行霸道，进行强买强卖的恶行时，她无计可施，只能“傻愣愣”地干站着束手无策，面对安全生产事故的隐瞒也不敢揭露。
不过，即便一开始的工作有些不顺利，她们热爱劳动、为工作奉献的品质，在工作中拥有独特有效处理方法的特质却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些女干部，大多有知识、有文化。其中有一些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清楚准确地了解当地民情。就拿《艳阳天》里的团支部书记焦淑红来说，她以农业社和全体社员的利益为重，当东山坞党支部书记萧长春外出时，她察觉到马之悦想随意分配麦子，立刻通知萧长春，并且最终捍卫了老百姓的利益，自己也成长为萧长春必不可少的左膀右臂。
还有一些女干部对老百姓来说是外来客，可她们在工作中依旧与百姓打成一片。带灯就是典型，虽然她在乡亲们看来有些“小资”，甚至“不接地气”。但她坚持往老乡家跑得勤，重点关注家境不好的家庭，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无论是为十三名矽肺农民工患者申请医疗鉴定、争取赔偿，抑或是自学中医，有意收集各种药方为一些无钱治病的人治病。正是这许多有成效的举动让父老乡亲们信任她，从此改口喊她——“带灯主任”。
融入百姓生活之余，解决百姓问题是基层干部的职责所在，将自己的所长和所学用在工作中为百姓解决问题是她们的共性。山东大学历史专业毕业的吴小蒿有着更长远的眼光。她利用自己所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带动文化发展，建“农家书屋”;举办楷坡祭海节，将“海里高跷”搬上舞台让百姓们更了解当地文化;建立渔业博物馆，让来楷坡的参观者了解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挖掘“香山遗美”的文化内涵，力推鼓乐“斤求两”申遗成功，让它以更生动的面目呈现在当代人面前，自己也成长为一名好镇长。
误判： 干好工作势必牺牲家庭？
基层的工作是忙碌的，也是繁杂的。面对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基层琐事，需要的是耐心、精力，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沟通解决。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如何寻求平衡点是这些基层女干部们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为工作牺牲婚姻和家庭的基层女干部。
“女强男弱”是讲述基层女干部的文艺作品中的一大特色。1981年一部《能媳妇》就塑造了一位做事风风火火的女队长李淑霞，她用三年时间把村子变成了富裕村。无独有偶，2004年电视剧《当家的女人》中的张菊香当选村干部后带领全村致富。然而在她们的感情生活里，过于强势的性格让她们为了“面包”，丢失了“爱情”。
工作的繁忙，让她们常常顾不上家人。吴小蒿的女儿点点专门记录了母亲的失职，把母亲未能如约做到的事情一一“记在了小本本”上，甚至怒斥自己的母亲是“官迷心窍”。而吴小蒿却是有苦难言，面对丈夫的家暴也不敢反抗。
但这并不是基层女干部的命运缩影。《艳阳天》中领导编芦席组的陆素云是会当家、会过日子的一把好手儿，能够把里里外外料理得妥妥当当;《黑凤》中风风火火的青年检查组组长黑凤也不仅擅长缝缝洗洗，绣花的手艺更是惹得青年惊讶和羡慕……这些凸显她们料理家庭事务的能力的描写，正是从侧面写出她们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
和其他人因为工作牺牲家庭不同，带灯则是因为和丈夫道不同志不合而主动放弃。起初她为了丈夫的事业来到樱镇， 但是丈夫却不理解，并为了追求自己的绘画事业而离开了她。对于这样长期分居的夫妻生活，带灯却不以为意，因为在她心里自己和丈夫早就是“两路人”。在竹子问起她的婚姻生活时，带灯说：“我们家他是他， 我是我， 我工资也够我花了， 我不稀罕他那钱。”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带灯明白自己的“诗和远方”在哪里，才能把自己经营得明明白白。
《山乡巨变》连环画中，邓秀梅穿着“列宁服”——根本看不出20岁出头女孩子的腰条儿。
艺术必然源于生活，但也必然高于生活。纵然艺术或现实中，对她们少有着笔，对她们有误解误会和误判，但文艺作品中这些基层女干部里，天真烂漫是她们，泼泼辣辣亦是她们，为情所困是她们，挥剑斩情丝的亦是她们，形形色色之间会于一点的还是一个词——能干。
她们勤劳质朴，更不失一颗灿烂明媚的心。带灯写给她敬仰之人元天问的信件里说“你是我城里的神，我是你山里的庙”，想来她到底是最纯粹的一只鸟儿，归去来兮之时，她还有一颗期待少年骑马归来的少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