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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当中国经济进入“稳增长、保就业、防通胀”的新常态，破坏金融市场稳定的威胁之一依旧来自于信用冻结
9月16日，一则有关五大国有银行获得央行5，000亿SLF（常设借贷便利）的“传言”突然引爆了整个市场，救市举措推出后市场一片欢腾。但仅仅过了一天，央行就对此做出回应，称“有消息会及时通知”，五大行亦有三家对记者表示“不清楚”。政策方的模糊态度更加剧了市场的猜测，绝大多数市场分析师判断SLF已经发放。他们认为，包括长债品种收益率下行、银行股普遍大涨等都是清晰的“市场信号”。孰是孰非，我们暂且不做判断，仅单看这则“传言”发布的时间点就颇为微妙。
当是时，随着一系列金融数据的陆续公布，从年中持续发酵的银行业整体资金匮乏局面并无根本性改善，甚至有人担心，目前以外汇占款为主的基础货币发放体系将面临不小挑战。其中，8月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减少311.47亿元，再度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生命线——存贷款额也在下降，仅当月就减少4，500亿，动荡的银行业显然成为了刚刚企稳的中国经济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难以捉摸的SLF
SLF全称为常设借贷便利，属于中央人民银行在2013年初刚刚创设的短期货币流动性调节工具，细究概念很复杂，大体说它就是央行以一定利息率为基础向银行注资的一种货币政策。但这次的不同在于，5，000亿（效果几乎等同于降准一个点）如此大的数目却长时间没有准确态度，看来央行是下决心通过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打游击”了。
对此，瑞穗（Mizuho）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注资时机恰当，但货币工具却并不理想。沈建光悲观地指出，“央行越来越依赖透明性较低、随意性较高的政策工具进行流动性管理。作为特殊手段，我认为这种应用不应被常规化、固定化、大规模化。”他甚至进一步表示，2014年9月16日是中国金融改革倒退的一天，“这是一种退步，动用SLF相当于创造了基础货币，也可以理解为印钞。”
假使真的进行了大规模注资，这只能说明管理层对于银行业资金匮乏问题的严重性估计提高了数个层级，也说明旨在更好发挥市场作用，优化银行业务构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存在刚性障碍。不过，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另一种观点认为，央行对于五大银行的注资可能并非单纯为了救市。事实上，各大商业银行将大量存款准备金以超低利率存储在央行，却无法作用于实体经济。目前央行对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1.62%、超额部分按0.75%的利率支付利息，假设现在央行以常设借贷便利向银行提供短期资金，只要利率高于市场拆借利率，就无异于是对银行的再次盘剥。
花旗中国零售银行研究与投资分析主管邱思甥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货币工具SLF是央行对银行的惩罚性措施。“央行只公布了余额数据，但并未公开具体利率，从数字上看，相比6月SLF余额的4，160亿元，9月的3，860亿元的余额是减少的，这说明央行给出的利率要高于市场拆借利率，也可以说是央行为了调整流动性对向央行借款的银行实施的一种惩罚性利率。”
记者尚未拿到准确的各月SLF余额，但如果SLF利率真的高于市场一般利率，则银行只能将其投放到货币市场和债务市场止损，而不能用于非标准化债务和信贷投放，这也就能看出央行对于此次SLF的态度：这次政策调整的目标是将银行拆借利率和长期债券收益控制在央行可以忍受的范围，避免再次出现隔夜拆借利率高企，银行间互借高利贷的局面，至于市场普遍期待的大幅降息降准，近期也许依然无法成为现实。
打破信用冻结
纵观整个事件，支持和反对阵营的态度都异常鲜明，数据、理论支持也相对合理，这说明市场有了自我思考的能力。但遗憾的是，“可能”永远是这次争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因此，即使是最乐观的政府派人士也只能反复强调央行借用行政性手段达到了维护市场、避免风险的目的。但模糊的货币政策不仅无法给市场传递明确信号，实施效果如何也令人怀疑。资本依市场预期逐利而行，并不完全听决策层的“指挥”，就好像目前针对“三农”、小微企业的定向降准并未吸引大量资金准确进入一样，市场也用“波澜不惊”回应了央行的这则“传言”。
2014年，当中国经济进入“稳增长、保就业、防通胀”的新常态，破坏金融市场的风险之一依旧来自于信用冻结。货币政策着眼于调控预期，明确的信息异常重要。过往的实践经验证明，波动且不可预期的资本市场并不能充分激发所有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而在五大银行外汇占款、存贷款双双下行的大背景下，制造业、房地产业将会变得越来越人人自危。这时，需要的是宏观管理者打破金融市场的信用冻结状态，加快市场资金流动，以最坚定的毅力推行实体领域的市场化。
诚然，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远比以往复杂，但十八大报告中确立的相关市场规则、市场信号、市场竞争的原则已经为我们找到了应对之法。其中，市场规则是要规范竞争秩序，市场信号是要让资源在市场中合理分布，市场竞争则在于优胜劣汰。当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发展至世界第二，坚持改革不动摇、不后退、不停步就显得更加重要。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了36个年头，我们应该相信市场已经培育到可以相对合理运行的，而不必过分干涉的阶段。
最后，根本的解困出路还在于将改革的着力点尽快回归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上来。事实上，对于城市化和创新产业这两大“新支柱”，市场的关注热情并不匮乏，而央行明确货币不刺激不紧缩、加快改革，对于社会资本是否进入至关重要。相反，模糊的政策，波动的预期，破碎的信用体系并不能起到推进改革的作用。
9月16日，一则有关五大国有银行获得央行5，000亿SLF（常设借贷便利）的“传言”突然引爆了整个市场，救市举措推出后市场一片欢腾。但仅仅过了一天，央行就对此做出回应，称“有消息会及时通知”，五大行亦有三家对记者表示“不清楚”。政策方的模糊态度更加剧了市场的猜测，绝大多数市场分析师判断SLF已经发放。他们认为，包括长债品种收益率下行、银行股普遍大涨等都是清晰的“市场信号”。孰是孰非，我们暂且不做判断，仅单看这则“传言”发布的时间点就颇为微妙。
当是时，随着一系列金融数据的陆续公布，从年中持续发酵的银行业整体资金匮乏局面并无根本性改善，甚至有人担心，目前以外汇占款为主的基础货币发放体系将面临不小挑战。其中，8月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减少311.47亿元，再度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生命线——存贷款额也在下降，仅当月就减少4，500亿，动荡的银行业显然成为了刚刚企稳的中国经济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难以捉摸的SLF
SLF全称为常设借贷便利，属于中央人民银行在2013年初刚刚创设的短期货币流动性调节工具，细究概念很复杂，大体说它就是央行以一定利息率为基础向银行注资的一种货币政策。但这次的不同在于，5，000亿（效果几乎等同于降准一个点）如此大的数目却长时间没有准确态度，看来央行是下决心通过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打游击”了。
对此，瑞穗（Mizuho）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注资时机恰当，但货币工具却并不理想。沈建光悲观地指出，“央行越来越依赖透明性较低、随意性较高的政策工具进行流动性管理。作为特殊手段，我认为这种应用不应被常规化、固定化、大规模化。”他甚至进一步表示，2014年9月16日是中国金融改革倒退的一天，“这是一种退步，动用SLF相当于创造了基础货币，也可以理解为印钞。”
假使真的进行了大规模注资，这只能说明管理层对于银行业资金匮乏问题的严重性估计提高了数个层级，也说明旨在更好发挥市场作用，优化银行业务构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存在刚性障碍。不过，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另一种观点认为，央行对于五大银行的注资可能并非单纯为了救市。事实上，各大商业银行将大量存款准备金以超低利率存储在央行，却无法作用于实体经济。目前央行对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1.62%、超额部分按0.75%的利率支付利息，假设现在央行以常设借贷便利向银行提供短期资金，只要利率高于市场拆借利率，就无异于是对银行的再次盘剥。
花旗中国零售银行研究与投资分析主管邱思甥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货币工具SLF是央行对银行的惩罚性措施。“央行只公布了余额数据，但并未公开具体利率，从数字上看，相比6月SLF余额的4，160亿元，9月的3，860亿元的余额是减少的，这说明央行给出的利率要高于市场拆借利率，也可以说是央行为了调整流动性对向央行借款的银行实施的一种惩罚性利率。”
记者尚未拿到准确的各月SLF余额，但如果SLF利率真的高于市场一般利率，则银行只能将其投放到货币市场和债务市场止损，而不能用于非标准化债务和信贷投放，这也就能看出央行对于此次SLF的态度：这次政策调整的目标是将银行拆借利率和长期债券收益控制在央行可以忍受的范围，避免再次出现隔夜拆借利率高企，银行间互借高利贷的局面，至于市场普遍期待的大幅降息降准，近期也许依然无法成为现实。
打破信用冻结
纵观整个事件，支持和反对阵营的态度都异常鲜明，数据、理论支持也相对合理，这说明市场有了自我思考的能力。但遗憾的是，“可能”永远是这次争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因此，即使是最乐观的政府派人士也只能反复强调央行借用行政性手段达到了维护市场、避免风险的目的。但模糊的货币政策不仅无法给市场传递明确信号，实施效果如何也令人怀疑。资本依市场预期逐利而行，并不完全听决策层的“指挥”，就好像目前针对“三农”、小微企业的定向降准并未吸引大量资金准确进入一样，市场也用“波澜不惊”回应了央行的这则“传言”。
2014年，当中国经济进入“稳增长、保就业、防通胀”的新常态，破坏金融市场的风险之一依旧来自于信用冻结。货币政策着眼于调控预期，明确的信息异常重要。过往的实践经验证明，波动且不可预期的资本市场并不能充分激发所有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而在五大银行外汇占款、存贷款双双下行的大背景下，制造业、房地产业将会变得越来越人人自危。这时，需要的是宏观管理者打破金融市场的信用冻结状态，加快市场资金流动，以最坚定的毅力推行实体领域的市场化。
诚然，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远比以往复杂，但十八大报告中确立的相关市场规则、市场信号、市场竞争的原则已经为我们找到了应对之法。其中，市场规则是要规范竞争秩序，市场信号是要让资源在市场中合理分布，市场竞争则在于优胜劣汰。当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发展至世界第二，坚持改革不动摇、不后退、不停步就显得更加重要。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了36个年头，我们应该相信市场已经培育到可以相对合理运行的，而不必过分干涉的阶段。
最后，根本的解困出路还在于将改革的着力点尽快回归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上来。事实上，对于城市化和创新产业这两大“新支柱”，市场的关注热情并不匮乏，而央行明确货币不刺激不紧缩、加快改革，对于社会资本是否进入至关重要。相反，模糊的政策，波动的预期，破碎的信用体系并不能起到推进改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