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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皖中，1962年生，安徽省潜山县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曾在大学任教，后在法制日报担任记者、编辑。曾任法制日报驻云南记者站站长，主任记者。曾出版《问道于民》《新闻传播心理学教程等著作。现居北京。
一家红木博物馆刚刚鸣锣开张，门口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大厦内人头攒动、客商云集……类似的红木家具馆在北京可说是随处可见，大有席卷京城、甚嚣尘上之势。
红木家具热潮，并不自今日始。10到20年前还只是极小部分人的雅好。自王世襄《明式家具集萃》问世，知道红木家具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王世襄标出明式家具有五美，居其首者就是木材美。传统的考究的家具多用硬木制成，如紫檀、黄花梨、乌木等，它们或以纹理胜，或以质色胜，或以色泽胜。但明式家具很多都是稀世孤品，经过文革劫难，国内存世稀少，还有一部分流散在海外。能得到明式家具，即便家资巨万，也未必就能办到。于是人们就把目光盯在了用红木、硬木制作的仿古家具了。
随着国人腰包的鼓起，收藏古董、字画、名贵家具的热潮涌起，红木家具也随之水涨船高。红木的身价如鹞子翻身，有人形容，一套红木家具，或仅仅一吨红木材料，就抵得上一处郊区别墅或闹市区楼房！
炒作红木的是商人，而推波助澜的收藏者则是成功的企业家、达官贵人、学界名流、文化艺术界的明星大腕。一位电视主持界的大人物曾在网上晒出他的豪华别墅内的收藏，真可谓叠床架屋、琳琅满目，有人估计，仅就红木家具一项就价值上亿！
红木热的兴起，或者有人将其包装成的红木文化的兴起，一方面反映出国人随着物质的富足，追求更高层次的享受，一如时下的奢侈品热;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部分国人对物质财富的过度占有欲，以及膨胀的虚荣心。比权力、比享受、比阔气，反映了当代人在传统面子文化影响下的自私心理与精神空虚。其弊害有二，一是浪费了珍贵的森林资源，加剧了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二是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心理，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是降低了文化人的品格，腐蚀了文化人的心灵。
红木是生长在南方的珍贵树木，如我国的海南、云南、福建等，目前这些地方经过多年掠夺性的砍伐，已经毁灭殆尽，只在少数偏远山区，才有少量幸存;市面上的红木大多来自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俗话说，十年树人，百年树木，红木材质坚硬，生长缓慢，一棵成材的红木需要长达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当掠夺加剧，红木数量急剧减少，其种质资源也亮起红灯。专家估计，靠自然力量繁殖，许多红木将在数年内灭绝，一如许多动物一样。而靠人工繁殖培育，不仅需要漫长的时间，而且，有的树种目前还不能完全实现人工种植。一种植物或生物资源的消失，带来的是一个生物链条的断裂。在我们对某些生物资源的特性、可利用的价值得到充分研究之前，该物种就消失，这种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核算的，甚至是无法弥补的。
现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珍贵树木资源被砍伐所带来的生物灾难，对红木的砍伐、出口做出了限制。一些国家环保组织、新闻媒体，对中国的红木热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希望我们能虚心地听听这些逆耳之言，而不要偏执地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丑化和攻击。
“红木热”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造成的冲击，对文化人心理的腐蚀，同样不可小觑。我们的先贤有一些训诫，至今都是有意义的，如孔子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虽然收藏、销售通过正规渠道得到的红木，并不违法，也不违反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但由于这种病态的藏、购热，导致了对红木资源的毁灭性的破坏，间接造成了对地球资源的破坏，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行为就是不道德的，更不用说，采取盗采、盗运等非法手段获取的红木了。建立在这种非道德意义上的所谓“阔气”“贵气”，是虚荣的，也是低俗的，一如穿着用藏羚羊的绒毛制成的披肩出来显摆一样。
不仅如此，对文化人来说，过分追求物质享受，甚至以此为荣耀，是可耻的媚俗。对外在事物的过分炫耀和占有，就会忽视内在心灵的修为。古人云，淡薄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唯有对名利、物质的部分放弃，才能专注于精神的创造。古往今来，真正在文化、学术上有建树的人物，都是在孤独、静寂的心境下，冥心独造、清贫自守、孜孜以求，最后达到不平凡的成就。《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当因在鲁卫两国间贩买贩卖取得巨富的子贡，“结驷联骑”（也就是现在的带着奔驰、宝马的豪华车队），浩浩荡荡地去看原宪——一个住在穷巷陋屋中的同学时，得意洋洋的子贡问满面憔悴的原宪：“你老先生是病了吗？”，得到的回答是：“没有财富叫做贫，学道而不能实行才叫做病。我原宪，只是贫困，而不是有病。”，子贡满面羞惭而去，终身对自己的炫耀行为感到耻辱。原宪与子贡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原宪的许多嘉言懿行流传至今，对孔子思想的传播也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与古代的原宪不同的是，当代的某些文化人，不贫，但却有病，这病是文化病，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精神病。
同时，这种精神病还会有传染性。文化人，特别是一些文化名人，他的言行举止，对整个社会都起示范作用，古语云，楚王好细腰，楚人多饿死。名人好之，大众应之。因此，文化人比普通人要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心、公益心和道德心。窃以为，文化人的使命是创造，而不在过多的占有，是建设而不是浪费，更不应该是破坏。在红木热的问题上如此，在其他问题上也应如此。
最后要提到的是，所谓的红木热，与电视媒体的大肆宣传有极大关系，有的电视台将那些收藏家收购红木而一夜暴富的故事娓娓道来，或者，以介绍红木知识的名义，炒作红木收藏的财富秘密，以吸引观众眼球，耸动大众通过捷径发家致富的心理，而这其实不过是替商家做了一档广告而已。至于这样做的破坏性后果，就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了。电视节目也是文化产品，能只考虑广告效应，而不考虑社会的整体效应么？希望有良知的电视人深长思之！
一家红木博物馆刚刚鸣锣开张，门口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大厦内人头攒动、客商云集……类似的红木家具馆在北京可说是随处可见，大有席卷京城、甚嚣尘上之势。
红木家具热潮，并不自今日始。10到20年前还只是极小部分人的雅好。自王世襄《明式家具集萃》问世，知道红木家具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王世襄标出明式家具有五美，居其首者就是木材美。传统的考究的家具多用硬木制成，如紫檀、黄花梨、乌木等，它们或以纹理胜，或以质色胜，或以色泽胜。但明式家具很多都是稀世孤品，经过文革劫难，国内存世稀少，还有一部分流散在海外。能得到明式家具，即便家资巨万，也未必就能办到。于是人们就把目光盯在了用红木、硬木制作的仿古家具了。
随着国人腰包的鼓起，收藏古董、字画、名贵家具的热潮涌起，红木家具也随之水涨船高。红木的身价如鹞子翻身，有人形容，一套红木家具，或仅仅一吨红木材料，就抵得上一处郊区别墅或闹市区楼房！
炒作红木的是商人，而推波助澜的收藏者则是成功的企业家、达官贵人、学界名流、文化艺术界的明星大腕。一位电视主持界的大人物曾在网上晒出他的豪华别墅内的收藏，真可谓叠床架屋、琳琅满目，有人估计，仅就红木家具一项就价值上亿！
红木热的兴起，或者有人将其包装成的红木文化的兴起，一方面反映出国人随着物质的富足，追求更高层次的享受，一如时下的奢侈品热;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部分国人对物质财富的过度占有欲，以及膨胀的虚荣心。比权力、比享受、比阔气，反映了当代人在传统面子文化影响下的自私心理与精神空虚。其弊害有二，一是浪费了珍贵的森林资源，加剧了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二是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心理，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是降低了文化人的品格，腐蚀了文化人的心灵。
红木是生长在南方的珍贵树木，如我国的海南、云南、福建等，目前这些地方经过多年掠夺性的砍伐，已经毁灭殆尽，只在少数偏远山区，才有少量幸存;市面上的红木大多来自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俗话说，十年树人，百年树木，红木材质坚硬，生长缓慢，一棵成材的红木需要长达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当掠夺加剧，红木数量急剧减少，其种质资源也亮起红灯。专家估计，靠自然力量繁殖，许多红木将在数年内灭绝，一如许多动物一样。而靠人工繁殖培育，不仅需要漫长的时间，而且，有的树种目前还不能完全实现人工种植。一种植物或生物资源的消失，带来的是一个生物链条的断裂。在我们对某些生物资源的特性、可利用的价值得到充分研究之前，该物种就消失，这种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核算的，甚至是无法弥补的。
现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珍贵树木资源被砍伐所带来的生物灾难，对红木的砍伐、出口做出了限制。一些国家环保组织、新闻媒体，对中国的红木热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希望我们能虚心地听听这些逆耳之言，而不要偏执地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丑化和攻击。
“红木热”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造成的冲击，对文化人心理的腐蚀，同样不可小觑。我们的先贤有一些训诫，至今都是有意义的，如孔子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虽然收藏、销售通过正规渠道得到的红木，并不违法，也不违反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但由于这种病态的藏、购热，导致了对红木资源的毁灭性的破坏，间接造成了对地球资源的破坏，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行为就是不道德的，更不用说，采取盗采、盗运等非法手段获取的红木了。建立在这种非道德意义上的所谓“阔气”“贵气”，是虚荣的，也是低俗的，一如穿着用藏羚羊的绒毛制成的披肩出来显摆一样。
不仅如此，对文化人来说，过分追求物质享受，甚至以此为荣耀，是可耻的媚俗。对外在事物的过分炫耀和占有，就会忽视内在心灵的修为。古人云，淡薄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唯有对名利、物质的部分放弃，才能专注于精神的创造。古往今来，真正在文化、学术上有建树的人物，都是在孤独、静寂的心境下，冥心独造、清贫自守、孜孜以求，最后达到不平凡的成就。《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当因在鲁卫两国间贩买贩卖取得巨富的子贡，“结驷联骑”（也就是现在的带着奔驰、宝马的豪华车队），浩浩荡荡地去看原宪——一个住在穷巷陋屋中的同学时，得意洋洋的子贡问满面憔悴的原宪：“你老先生是病了吗？”，得到的回答是：“没有财富叫做贫，学道而不能实行才叫做病。我原宪，只是贫困，而不是有病。”，子贡满面羞惭而去，终身对自己的炫耀行为感到耻辱。原宪与子贡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原宪的许多嘉言懿行流传至今，对孔子思想的传播也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与古代的原宪不同的是，当代的某些文化人，不贫，但却有病，这病是文化病，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精神病。
同时，这种精神病还会有传染性。文化人，特别是一些文化名人，他的言行举止，对整个社会都起示范作用，古语云，楚王好细腰，楚人多饿死。名人好之，大众应之。因此，文化人比普通人要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心、公益心和道德心。窃以为，文化人的使命是创造，而不在过多的占有，是建设而不是浪费，更不应该是破坏。在红木热的问题上如此，在其他问题上也应如此。
最后要提到的是，所谓的红木热，与电视媒体的大肆宣传有极大关系，有的电视台将那些收藏家收购红木而一夜暴富的故事娓娓道来，或者，以介绍红木知识的名义，炒作红木收藏的财富秘密，以吸引观众眼球，耸动大众通过捷径发家致富的心理，而这其实不过是替商家做了一档广告而已。至于这样做的破坏性后果，就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了。电视节目也是文化产品，能只考虑广告效应，而不考虑社会的整体效应么？希望有良知的电视人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