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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以来，我国始终聚焦“三农”问题，农民收入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陕西省2007-2016年相关数据，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收入水平角度出发，探索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收入与农村金融效率呈负相关关系，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民收人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总体而言，陕西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有限。
一、引言
农村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难点都在农村，并高度重视农民收入增长情况。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对于实现社会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提供的服务覆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金融显然已成为经济资源配置的关键。农民收入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农村金融的发展有关联。
目前国内已有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 农村金融发展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胡邦勇等（2013）指出，农村地区金融产业的运营水平、发展规模和组织结构对农民收入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杜江等（2017）指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农村金融发展在整体上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民增收。
第二， 农村金融发展会阻碍农民收入增长。陶建平、田杰 （2011）通过对1772个县市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存在负效应。朱德莉 （2014） 研究得出，从长远来看，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阻碍农民增收，农村金融发展抑制农民收入增长。
通过上述研究可知，不同区域发展存在差异，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应深入至具体省市，不应仅局限在国家层面上。2017年陕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265元，同比增长了9.2%，但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8110元相比，农民收入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本文选用2007-2016年陕西统计年鉴相关数据，选取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指标，并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对策建议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二、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中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 、《陕西统计年鉴》，选择样本区间为2007-2016年的相关数据。
（二）模型指标选取
1.农民收人指标。本研究选取陕西省2007-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衡量农民真实收入水平。记为Y。
2.农村金融发展指标
（1）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研究选择农户储蓄存款余额与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之和占第一产业总产值的比值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规模。记为 。
（2）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本研究用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与农户储蓄存款余额的比值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效率。记为 。
（三）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探究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回归模型：Y=+++e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SPSS 20.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输出的结果如下：
（一）拟合度分析
在表2模型汇总表中，调整R方为0.931，表示自变量可以反映因变量93.1%的变化，表明该模型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比较好。Durbin-Watson用于检验数据之间是否存在序列相关，判断是否可能会产生伪回归。从表2可知，D-W统计量为1.866，接近2，表明数据之间不存在自相关，基本可以排除伪回归。
表3表示方差分析结果，主要看F和sig值。由表3可知，模型的设定检验F统计量值为61.469，对应的Sig值为零，小于0.05。进一步表明该模型中所有自变量都不能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这一事件发生概率为0，也就是说，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金融发展规模至少存在一个能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影响。
方差分析
从表4可以诊断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即可以判断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一般可以看方差膨胀因子VIF和容忍度这两个指标。从表4可知，自变量、二者之间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为4.139，均小于10，且二者的容忍度均大于0.1。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的模型中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模型拟合度良好，可以代入模型中回归，无需替换变量。
（四）结果分析
从表4可知，自变量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0.004，小于0.05，因此对因变量农民收入产生显著影响。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显著性水平大于0.05，不能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影响。由非标准化系数可知，农民收入与农民金融发展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民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经过实证结果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陕西省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民收入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农民收入水平随着农村金融效率的增加而降低。第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民收入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上述结论说明，近十年来促进陕西省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相反，陕西省农村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收入增长，这一结果完全与主流观点相反，思考其原因可能是农村金融之外的因素更多地造成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金融发展没有起到支农助农的作用。另外，该结果也很有可能是指标的选取和设定不当导致的。
（二）建议
1.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
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应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优势，支持鼓励符合条件农村信用社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积极推进市辖区联社整合工，扎实做好国家在陕西推进的关于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各项试点工作，以提升金融实力，满足“三农”多样化的资金需求，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2.不断创新金融产品
融资主体不同，融资需求也会不同。金融机构只有不断地推进金融产品的创新，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使农村金融本身吸引农村金融资源聚集的能力增强，才能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因此，陕西省的各金融机构应该立足于农村实际，推出符合当地农村特色与实际的新产品，应全面推出一系列信贷服务新产品，比如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等， 努力搭建金融服务平台，致力于解决农户、中小微企业等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3.加大信贷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
将国家金融策略、宏观政策同陕西省的实际紧密结合，对于中小企业发展积极扶持，对于国家鼓励的产业大力支持，对于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稳健发展，借助信贷手段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各金融机构要积极筹集信贷资金，农村信用社更是要始终坚持支农助农的方向，对农村经济加大信贷投入，进而保证信贷对农村经济的支持。
4.营造农村金融良好发展环境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态势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农村金融机构广泛参与。由于金融创新、涉农融资额度的快速增加，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紧要任务是要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保证未来资金的安全。针对资金发放与使用的问题，既要明确中央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各自的监管责任，还要明确其发生风险后的处置责任。中央政府要督促地方政府的监管职责，减少农村金融风险的发生率。此外，农村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定農村金融机构进退机制，为农村金融的发展营造安全良好的的外部环境。（作者单位为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作者简介：常浩（1994——）男，汉族，陕西西安人，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015级本科生，农村金融专业。
一、引言
农村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难点都在农村，并高度重视农民收入增长情况。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对于实现社会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提供的服务覆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金融显然已成为经济资源配置的关键。农民收入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农村金融的发展有关联。
目前国内已有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 农村金融发展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胡邦勇等（2013）指出，农村地区金融产业的运营水平、发展规模和组织结构对农民收入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杜江等（2017）指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农村金融发展在整体上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民增收。
第二， 农村金融发展会阻碍农民收入增长。陶建平、田杰 （2011）通过对1772个县市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存在负效应。朱德莉 （2014） 研究得出，从长远来看，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阻碍农民增收，农村金融发展抑制农民收入增长。
通过上述研究可知，不同区域发展存在差异，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应深入至具体省市，不应仅局限在国家层面上。2017年陕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265元，同比增长了9.2%，但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8110元相比，农民收入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本文选用2007-2016年陕西统计年鉴相关数据，选取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指标，并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对策建议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二、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中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 、《陕西统计年鉴》，选择样本区间为2007-2016年的相关数据。
（二）模型指标选取
1.农民收人指标。本研究选取陕西省2007-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衡量农民真实收入水平。记为Y。
2.农村金融发展指标
（1）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研究选择农户储蓄存款余额与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之和占第一产业总产值的比值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规模。记为 。
（2）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本研究用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与农户储蓄存款余额的比值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效率。记为 。
（三）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探究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回归模型：Y=+++e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SPSS 20.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输出的结果如下：
（一）拟合度分析
在表2模型汇总表中，调整R方为0.931，表示自变量可以反映因变量93.1%的变化，表明该模型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比较好。Durbin-Watson用于检验数据之间是否存在序列相关，判断是否可能会产生伪回归。从表2可知，D-W统计量为1.866，接近2，表明数据之间不存在自相关，基本可以排除伪回归。
表3表示方差分析结果，主要看F和sig值。由表3可知，模型的设定检验F统计量值为61.469，对应的Sig值为零，小于0.05。进一步表明该模型中所有自变量都不能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这一事件发生概率为0，也就是说，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金融发展规模至少存在一个能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影响。
方差分析
从表4可以诊断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即可以判断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一般可以看方差膨胀因子VIF和容忍度这两个指标。从表4可知，自变量、二者之间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为4.139，均小于10，且二者的容忍度均大于0.1。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的模型中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模型拟合度良好，可以代入模型中回归，无需替换变量。
（四）结果分析
从表4可知，自变量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0.004，小于0.05，因此对因变量农民收入产生显著影响。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显著性水平大于0.05，不能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影响。由非标准化系数可知，农民收入与农民金融发展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民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经过实证结果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陕西省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民收入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农民收入水平随着农村金融效率的增加而降低。第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民收入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上述结论说明，近十年来促进陕西省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相反，陕西省农村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收入增长，这一结果完全与主流观点相反，思考其原因可能是农村金融之外的因素更多地造成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金融发展没有起到支农助农的作用。另外，该结果也很有可能是指标的选取和设定不当导致的。
（二）建议
1.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
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应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优势，支持鼓励符合条件农村信用社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积极推进市辖区联社整合工，扎实做好国家在陕西推进的关于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各项试点工作，以提升金融实力，满足“三农”多样化的资金需求，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2.不断创新金融产品
融资主体不同，融资需求也会不同。金融机构只有不断地推进金融产品的创新，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使农村金融本身吸引农村金融资源聚集的能力增强，才能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因此，陕西省的各金融机构应该立足于农村实际，推出符合当地农村特色与实际的新产品，应全面推出一系列信贷服务新产品，比如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等， 努力搭建金融服务平台，致力于解决农户、中小微企业等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3.加大信贷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
将国家金融策略、宏观政策同陕西省的实际紧密结合，对于中小企业发展积极扶持，对于国家鼓励的产业大力支持，对于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稳健发展，借助信贷手段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各金融机构要积极筹集信贷资金，农村信用社更是要始终坚持支农助农的方向，对农村经济加大信贷投入，进而保证信贷对农村经济的支持。
4.营造农村金融良好发展环境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态势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农村金融机构广泛参与。由于金融创新、涉农融资额度的快速增加，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紧要任务是要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保证未来资金的安全。针对资金发放与使用的问题，既要明确中央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各自的监管责任，还要明确其发生风险后的处置责任。中央政府要督促地方政府的监管职责，减少农村金融风险的发生率。此外，农村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定農村金融机构进退机制，为农村金融的发展营造安全良好的的外部环境。（作者单位为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作者简介：常浩（1994——）男，汉族，陕西西安人，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015级本科生，农村金融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