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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金寨县的短短四天，我们看了很多，听了很多，也想了很多；也是在这里，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接触到贫困乡村的教师。和以往接触到的浸润在文字中的人物不同，她们是那么有血有肉有感情。我心灵所受到的那种震撼，毫不夸张的说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虽然痛苦，但是对于自己，仍然感到庆幸的是虽常年驻在象牙塔里，并没有磨灭那仅存的一点良知。
她叫屈萍，职高毕业，年仅28岁的她作为一个代课教师在大山腹地的一个深山里独立支撑着一个办学点。由于身处深山，我想她以及这个办学点几乎是处在被人遗忘的角落，所以当我们一行几人到达那里的时候，她显然是高兴的，也有着强烈的倾诉欲望。在谈话中她说了许多，多次落泪，听着她哽咽的声音，看着她悲伤无奈的神情，我们三个无不动容。陶行知曾说，从心头留下的眼泪是能感动人的。我们当时就有这样的冲动：一定要为她做些什么!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就当时而言，也许倾听就是一件对她来说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了。在她的叙述中，我们对她的生活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她的家在山下的镇上，由于山里到山下的镇上，路途遥远且崎岖，所以平时就住在这个深山里。她的住处很简陋，却很整洁。屋里的摆设也极其简单：一张床以供平日休息；一张小课桌上却放着一台34寸的电视机，显得那么讽刺和突兀一—据说这是应远程网络教育的呼吁，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贫困的山区来说，用电显然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所以它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一件摆设；墙上贴着几张明星画，是唯一提醒我们她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子的物件。她的住处隔壁就是教室，据说这两间屋子还是近几年才建的。
在这个大山深处的办学点，她独自一人带着从学前教育到二年级的12个孩子(据她自己说，因为能力不够，所以没带三年级)。她一人身兼数职，包办语文和数学的全科教学。更难能可贵的是，她没有当过母亲却爱生如子，对孩子的那份关爱和呵护让人动容(她代村人照看一个幼儿，由于我们的到来，这个本在她床上睡觉的孩子被我们吵醒了，之后她把这个孩子抱在怀里，那份呵护令人震撼)，在我们眼中，这份爱并不输于任何一个母亲。她告诉我们，她从深圳(她的爱人在深圳)这个大都市回到大山区，半年500元的微薄工资，待遇很差。平时的生活范围就是宿舍、教室，周末偶尔回趟家。我们注意到她的住处和教室并没有任何的报刊杂志以供阅读，所以为学生上课、教学，和孩子们在一起几乎就是她目前生活的全部。我们姑且不论这样的状况造成多么严重的精神食粮的匮乏，就她个人而言，我们无法想象，当学生离开学校之后，这位年轻的教师如何度过每一个傍晚和每一个漫漫长夜，而她却在这里一待就是八年。
八年来，在这个闭塞的小山村，她忍受着与爱人的分离、微薄的工资、生活的孤寂和艰难，还有一些她无法向外人畅所欲言的不公平的待遇，默默地在此守候着十几个孩子。让我们感到敬佩的同时，也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个年轻的女教师从喧嚣的大都市来到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山深处?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她默默地在此守候八年?当我们问及此，这位可敬的老师落泪了，却也只是纯朴的回答：实在合不得孩子，还有家长的委托(她向我们谈到以前的老师不为家长认可，家长央求她回来，听得出来这也许是极少让她感到有成就感的事)。如果说在这个大山里守望了八年有什么回报的话，那么我想孩子对她的依赖和家长对她的信任与肯定无疑是最好的回报了。我们深受震动和感动，但是我们似乎并不满足于她那简单的回答，总是想挖掘一些所谓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者理论解释。因此在后续的联系中，我们对这个问题仍是孜孜以求，奈何得到的还是同样的回答，我们才就此作罢。后来，读到陶行知先生的一些著作，记得陶行知先生曾说到，“要想完成乡村教育的使命。属于什么计划方法都是次要的，那超过一切的条件是同志们肯不肯把整个的心献给乡村人民和儿童。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有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这才恍然大悟：就是这么简单的回答，却包含了这位老师对乡村教育的一片真心和对孩子的深切之爱，这是任何深刻的理论都比不上的。我们这些长期待在书屋里的所谓学子、学者们经常在讨论、思考陶行知先生的“爱满天下”，有力的事实摆在眼前了却又不认识它了，这不是很可笑吗!我们差点用习惯的定势思维践踏了这位可敬的教师对教育的一片真心和爱心1真是汗颜!我们不得不深省我们似乎算不上合格的学陶人。
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她有些依依不舍，邀请我们有空再来，我们明知无法兑现，还是不忍拒绝而答应了她。临走之前，我们和那个可敬可爱的老师留了影。虽然还是依稀看得出她那红肿的眼睛，但是她脸上那抹纯真和灿烂的笑容不仅定格在镜头前，也永远刻在我们的心上!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即使清苦、即使有不满，我还是会尽力守着这些山里的孩子。故我把她称为“大山里的教育守望者”。
这就是一个乡村代课教师的故事。我们知道这样的教师在贫困的乡村远远不止一个。在广大的贫困乡村，中国的乡村教育形成了这样一种怪现状：正是无数个像屈萍一样的民办、代课老师在支撑着几乎整个贫困乡村的义务教育!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教师职业化趋势愈渐明朗的时代背景下，在广漠的西部、在贫瘠的山区和乡村，乡村教师仍然是一项不得不用奉献来支撑的悲壮事业，这是感人的，同时又是可悲的。如果我们的乡村教育几十年如一日循着这种轨迹在发展，那么不仅是乡村教育、甚至整个的教育就要走到崩溃的边缘了!只要细细思量，这就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社会的整个发展离不开乡村社会的发展，而乡村要发展，无疑是要靠教育，教育要发展，教师是灵魂—这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发展的一条生存之链!所以对教师尤其是乡村教师无论进行何种的政策倾斜和关怀都是不过分的。
乡村教师的困境一则显示了目前乡村教育的无奈，更为重要的是说明了政府职能的缺失。近年来，尽管政府对乡村教育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相关政策和法律也一一出台，但是现实是令人失望的。教师的工资低、待遇差甚至难以维持乡间一个知识分子的起码尊严，教师队伍老化，业务能力低，新课改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形式；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教师工资拖欠仍然悬而未决，危房还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培训、进修对他们来说依旧是一个遥远的梦。在经费使用上，捉襟见肘的经费多用来改造学校的硬件设施，教师待遇的改善永远排不到首位，“不争先”不仅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高尚和光荣”。在这里，不禁又想起陶行知先生的话来，“我们要达到运用教育改造乡村的目的，必须出代价去培养教师，去培养教师的教师”、“教师得人，则学校活；学校活，则社会活”。在70多年前就分析得如此透彻的问题，70年后的今天，这种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变，至少在理念上甚至是倒退的。这样的现状令人忧思。
同样的状况发生在社会力量对乡村教育的支持上。近年来，社会力量的加入让人看到了乡村教育发展的希望之火，希望工程的兴起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是社会支持的方向也永远不会把教师排在一个优先的地位，这也反映了其实教师这个职业群体的社会地位远没有宣传口号那么高。这样一个全社会的问题也不得不令人深思：我们的国人对教师究竟应该具有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和态度?
作为一个研究者，力量有限，所能做的就是呼吁全社会的人都来给予我们可敬可爱的乡村教师以切实的、温暖的人文关怀：不仅是口号式的，还是实践性的；不仅是群体性的，更是个体式的。新课改的口号是“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发展”，解释开来就是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一切为了孩子，我们期盼对教师的关爱有一天也能做到“为了一切教师，为了教师的一切”!
她叫屈萍，职高毕业，年仅28岁的她作为一个代课教师在大山腹地的一个深山里独立支撑着一个办学点。由于身处深山，我想她以及这个办学点几乎是处在被人遗忘的角落，所以当我们一行几人到达那里的时候，她显然是高兴的，也有着强烈的倾诉欲望。在谈话中她说了许多，多次落泪，听着她哽咽的声音，看着她悲伤无奈的神情，我们三个无不动容。陶行知曾说，从心头留下的眼泪是能感动人的。我们当时就有这样的冲动：一定要为她做些什么!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就当时而言，也许倾听就是一件对她来说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了。在她的叙述中，我们对她的生活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她的家在山下的镇上，由于山里到山下的镇上，路途遥远且崎岖，所以平时就住在这个深山里。她的住处很简陋，却很整洁。屋里的摆设也极其简单：一张床以供平日休息；一张小课桌上却放着一台34寸的电视机，显得那么讽刺和突兀一—据说这是应远程网络教育的呼吁，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贫困的山区来说，用电显然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所以它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一件摆设；墙上贴着几张明星画，是唯一提醒我们她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子的物件。她的住处隔壁就是教室，据说这两间屋子还是近几年才建的。
在这个大山深处的办学点，她独自一人带着从学前教育到二年级的12个孩子(据她自己说，因为能力不够，所以没带三年级)。她一人身兼数职，包办语文和数学的全科教学。更难能可贵的是，她没有当过母亲却爱生如子，对孩子的那份关爱和呵护让人动容(她代村人照看一个幼儿，由于我们的到来，这个本在她床上睡觉的孩子被我们吵醒了，之后她把这个孩子抱在怀里，那份呵护令人震撼)，在我们眼中，这份爱并不输于任何一个母亲。她告诉我们，她从深圳(她的爱人在深圳)这个大都市回到大山区，半年500元的微薄工资，待遇很差。平时的生活范围就是宿舍、教室，周末偶尔回趟家。我们注意到她的住处和教室并没有任何的报刊杂志以供阅读，所以为学生上课、教学，和孩子们在一起几乎就是她目前生活的全部。我们姑且不论这样的状况造成多么严重的精神食粮的匮乏，就她个人而言，我们无法想象，当学生离开学校之后，这位年轻的教师如何度过每一个傍晚和每一个漫漫长夜，而她却在这里一待就是八年。
八年来，在这个闭塞的小山村，她忍受着与爱人的分离、微薄的工资、生活的孤寂和艰难，还有一些她无法向外人畅所欲言的不公平的待遇，默默地在此守候着十几个孩子。让我们感到敬佩的同时，也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个年轻的女教师从喧嚣的大都市来到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山深处?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她默默地在此守候八年?当我们问及此，这位可敬的老师落泪了，却也只是纯朴的回答：实在合不得孩子，还有家长的委托(她向我们谈到以前的老师不为家长认可，家长央求她回来，听得出来这也许是极少让她感到有成就感的事)。如果说在这个大山里守望了八年有什么回报的话，那么我想孩子对她的依赖和家长对她的信任与肯定无疑是最好的回报了。我们深受震动和感动，但是我们似乎并不满足于她那简单的回答，总是想挖掘一些所谓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者理论解释。因此在后续的联系中，我们对这个问题仍是孜孜以求，奈何得到的还是同样的回答，我们才就此作罢。后来，读到陶行知先生的一些著作，记得陶行知先生曾说到，“要想完成乡村教育的使命。属于什么计划方法都是次要的，那超过一切的条件是同志们肯不肯把整个的心献给乡村人民和儿童。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有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这才恍然大悟：就是这么简单的回答，却包含了这位老师对乡村教育的一片真心和对孩子的深切之爱，这是任何深刻的理论都比不上的。我们这些长期待在书屋里的所谓学子、学者们经常在讨论、思考陶行知先生的“爱满天下”，有力的事实摆在眼前了却又不认识它了，这不是很可笑吗!我们差点用习惯的定势思维践踏了这位可敬的教师对教育的一片真心和爱心1真是汗颜!我们不得不深省我们似乎算不上合格的学陶人。
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她有些依依不舍，邀请我们有空再来，我们明知无法兑现，还是不忍拒绝而答应了她。临走之前，我们和那个可敬可爱的老师留了影。虽然还是依稀看得出她那红肿的眼睛，但是她脸上那抹纯真和灿烂的笑容不仅定格在镜头前，也永远刻在我们的心上!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即使清苦、即使有不满，我还是会尽力守着这些山里的孩子。故我把她称为“大山里的教育守望者”。
这就是一个乡村代课教师的故事。我们知道这样的教师在贫困的乡村远远不止一个。在广大的贫困乡村，中国的乡村教育形成了这样一种怪现状：正是无数个像屈萍一样的民办、代课老师在支撑着几乎整个贫困乡村的义务教育!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教师职业化趋势愈渐明朗的时代背景下，在广漠的西部、在贫瘠的山区和乡村，乡村教师仍然是一项不得不用奉献来支撑的悲壮事业，这是感人的，同时又是可悲的。如果我们的乡村教育几十年如一日循着这种轨迹在发展，那么不仅是乡村教育、甚至整个的教育就要走到崩溃的边缘了!只要细细思量，这就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社会的整个发展离不开乡村社会的发展，而乡村要发展，无疑是要靠教育，教育要发展，教师是灵魂—这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发展的一条生存之链!所以对教师尤其是乡村教师无论进行何种的政策倾斜和关怀都是不过分的。
乡村教师的困境一则显示了目前乡村教育的无奈，更为重要的是说明了政府职能的缺失。近年来，尽管政府对乡村教育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相关政策和法律也一一出台，但是现实是令人失望的。教师的工资低、待遇差甚至难以维持乡间一个知识分子的起码尊严，教师队伍老化，业务能力低，新课改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形式；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教师工资拖欠仍然悬而未决，危房还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培训、进修对他们来说依旧是一个遥远的梦。在经费使用上，捉襟见肘的经费多用来改造学校的硬件设施，教师待遇的改善永远排不到首位，“不争先”不仅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高尚和光荣”。在这里，不禁又想起陶行知先生的话来，“我们要达到运用教育改造乡村的目的，必须出代价去培养教师，去培养教师的教师”、“教师得人，则学校活；学校活，则社会活”。在70多年前就分析得如此透彻的问题，70年后的今天，这种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变，至少在理念上甚至是倒退的。这样的现状令人忧思。
同样的状况发生在社会力量对乡村教育的支持上。近年来，社会力量的加入让人看到了乡村教育发展的希望之火，希望工程的兴起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是社会支持的方向也永远不会把教师排在一个优先的地位，这也反映了其实教师这个职业群体的社会地位远没有宣传口号那么高。这样一个全社会的问题也不得不令人深思：我们的国人对教师究竟应该具有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和态度?
作为一个研究者，力量有限，所能做的就是呼吁全社会的人都来给予我们可敬可爱的乡村教师以切实的、温暖的人文关怀：不仅是口号式的，还是实践性的；不仅是群体性的，更是个体式的。新课改的口号是“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发展”，解释开来就是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一切为了孩子，我们期盼对教师的关爱有一天也能做到“为了一切教师，为了教师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