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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3年5月底开始，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塔克西姆广场成为土耳其政治的中心。政府一项对这个古老广场周边公园的拆迁和改造工程，遭遇了愤怒的群众的阻止和抗议，最后演变成为蔓延全国的反政府示威活动。6月中旬，土耳其政府开始采取强硬手段驱散了塔克西姆广场的示威群众，但随后民众的示威并没有完全停止，并且开创了一种“静止站立”示威新形式。土耳其政府对示威民众的驱赶和镇压引来西方国家的强烈批评。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土耳其的发展道路一向被誉为中东穆斯林国家迈向民主和现代化的典范，如今，不断持续的广场骚乱和民众的“静站”抗议，对土耳其政局的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也对埃尔多安政府提出了多重考验。
一、并非毫无征兆的土耳其骚乱
土耳其骚乱的直接原因是民众不满政府对塔克西姆广场周边的“改造”方案。
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位于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市中心，也是该市最大的广场。在伊斯坦布尔这个饱经沧桑的城市，塔克西姆广场见证了无数重大事件和激动人心的时刻，毋庸置疑地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矗立在广场南面的是著名的独立纪念碑，用来纪念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建者——民众心中的国父凯末尔。每到重大节庆日，总会有许多土耳其人自发送来花圈以示敬仰。塔克西姆广场又是土耳其球迷心中的圣地，每当土耳其国家足球队参加重大比赛，这里便会聚集起众多的球迷。2008年4月，作为北京奥运圣火伊斯坦布尔站的传递终点，塔克西姆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此外，塔克西姆广场还是伊斯坦布尔公共交通的重要枢纽，是该市重要的公共汽车和地铁换乘点。广场西面就是这次骚乱的大本营——格济公园（Gezi Park），这个绿树环绕的公园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2013年5月，政府一项对这个公园进行“商业化改造”的工程点燃了民众抗议的火花。
由于地跨欧亚两大洲，伊斯坦布尔当之无愧成为土耳其联系欧洲大陆的桥头堡和土耳其经济中心。土耳其的骚乱发生在经济持续繁荣十年之后。在塔克西姆公园抗议活动爆发前，土耳其似乎正在缔造一个经济奇迹。在埃尔多安执政的十年里，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总收入都翻了三倍。十年里，土耳其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增长，外国资本注册的公司从2003年的6000多个，增加到2011年的3万个。在科尔尼公司发布的2012年外国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中，土耳其排名第13位。微软、可口可乐、麦肯锡等国际企业也纷纷将地区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2013年5月，美国辉瑞医药公司宣布将欧洲总部从布鲁塞尔迁往伊斯坦布尔。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土耳其的邻国先后陷入经济泥潭，希腊和塞浦路斯深受欧洲债务危机困扰，伊拉克、叙利亚和格鲁吉亚则因为战争或冲突而经济凋敝，而土耳其则保持经济高速增长。2010年和2011年，当全球不少国家都在危机中挣扎时，土耳其经济年增长率达到8%。经过十年的发展，土耳其已成为世界上第17大经济体[1]。
随着持续的经济繁荣，土耳其许多城市也陆续开始大兴土木，政府和土地开发商自然不会放过攫取伊斯坦布尔这个土耳其最大城市商业财富的机会。近年来，星级酒店和高楼大厦在塔克西姆广场周围拔地而起。格济公园虽面积不大，但这个位于黄金宝地的市民休闲公园自然也落入了政府和开发商的眼中。伊斯坦布尔市政府2012年年底开始对塔克西姆广场实施改造，根据计划，政府将拆毁格济公园，改建购物中心。自2013年5月31日开始，眼见着格济公园树木不断遭到砍伐，民众开始举行抗议集会，数万人聚在广场以及附近主要街道进行抗议，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警方动用高压水枪、催泪瓦斯、胡椒粉喷剂对付抗议者，并建立路障和隔离带进行阻止，抗议民众则通过点燃火堆、投掷石块等方式向警察发动攻击。6月1日，抗议示威蔓延到全国各地。土耳其一家智库认为，“一场反拆迁的和平示威很快演变为反政府的大规模骚乱，这在土耳其民主史上还是第一次”。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6月2日分析称，不断积聚的国内矛盾是导致这场全国性骚乱的主要原因。由于警察的粗暴镇压，引起全国对埃尔多安政府的强烈不满，这场抗议集会演变成为反对政府示威，并蔓延至多个城市。6月中旬，政府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决定和示威者及反对派谈判，并且承诺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来决定是否继续对塔克西姆广场周边进行改造。此后，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逐渐平息。
以塔克西姆广场抗议为代表的蔓延全国的土耳其抗议示威活动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土耳其社会虽表面经济繁荣，但繁荣背后，全社会在执政党地位、政教关系、宗教与世俗化的矛盾、军队的地位等方面存在的矛盾正日益尖锐。
二、世俗与宗教之争：
土耳其社会永远的痛
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是1923年在废除奥斯曼帝国的基础上建立的，由凯末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沿袭几百年的苏丹制和哈里发制度，建立了效仿西方的民主共和国。凯末尔从根本上改革了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他提倡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思想，实施政教分离，使土耳其社会非宗教化，降低伊斯兰教的主导地位。1938年凯末尔去世后，议会政治和多党制在土耳其已逐步建立并基本成型，尽管在半个多世纪里曾出现过不稳定时期和短时期的军人统治，但土耳其一直被认为是中东最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模式”因而被国际社会广泛推崇。
然而，土耳其社会中世俗和宗教的关系仍然拷问着土耳其的现代民主制度。
1999年和2001年，土耳其经历了两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引发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萧条。当时的联合政府对此束手无策，政策失误不断，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和社会危机，也动摇了民众对世俗政党的信心。在此背景下，具有浓厚伊斯兰宗教背景的正义和发展党（简称“正发党”）成立，并且影响不断扩大。2002年11月，该党在提前举行的议会大选中异军突起，获得议会550席中的363席，一举成为建国79年来第一个在议会占据多数议席并单独组阁、具有伊斯兰宗教背景的政党。埃尔多安于2003年3月出任政府总理。该党执政后，政治上主张民主、自由，经济上倡导市场经济，对外实行全方位外交，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拥戴。2004年3月，该党在全国地方选举中再次大获全胜，得票率比议会大选时增加了8%，不仅巩固了原有中下阶层选民的基础，而且也吸引了部分中上阶层的选票，执政基础进一步扩大。在2007年和2011年连续两次大选中，正发党两次获胜连任，埃尔多安继续担任总理，成为土耳其的一位政治强权人物。 不可否认的是，正发党执政的十年是土耳其经济获得巨大发展的十年，但正发党的伊斯兰背景和执政过程中不断强化的伊斯兰特点也广为社会诟病。
土耳其建国后一直坚持世俗化方向，但宗教势力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仍具有广泛影响，各种宗教政党此伏彼起，但不少遭到取缔。正发党脱胎于美德党，而后者曾遭到过政府取缔。为避免重蹈宗教政党被取缔的覆辙，正发党在坚持伊斯兰价值观的同时，努力淡化本党的宗教色彩，将党定位为“民主保守党”，强调党的全民性和民主性，坚持世俗化方向，主张政教分离。在执政的前几年，该党的内外政策较为温和、务实，政策主张与世俗政党日趋相同，得到了军方和世俗势力的认可。但随着执政基础的稳固，执政党的很多做法引起土耳其世俗力量的不满。比如，2007年大选胜出后，正发党在政府中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出现了伊斯兰倾向，即政教相连的风格，在处理妇女“盖头”、禁酒等社会事务及处理加沙危机等对外事务中，埃尔多安政府开始出现穆斯林道德观和世界观的倾向。
埃尔多安政府在处理与军队的关系方面的做法也体现了这一倾向。20世纪80年代，由于土耳其国内政治不稳，危机四伏，军队在一次不流血政变中接管了政府并实行军事管制法。两年后，一部新宪法由多数选民投票通过。随后在1983年举行议会选举，军事管制法逐渐被取消。在祖国党总理厄扎尔执政时期（1983—1989），土耳其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稳步增长。军队的世俗化与西方化被认为是土耳其民主体制的重要基础。2010年2月22日，土耳其政府指挥下的反恐警察在首都安卡拉、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和西部城市伊兹米尔等八座城市同时行动，拘留大批高级军官。这一事件被认为是执政党大力削弱世俗力量的一个支柱，是正义和发展党试图进一步巩固权力基础的象征。
三、骚乱对埃尔多安
政府内政外交提出挑战
埃尔多安执政十年里，土耳其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外交舞台上也多方出击，彰显了土耳其欲作中东新盟主的自信和雄心。然而，最近爆发的民众反政府示威活动，却对埃尔多安政府的内政外交提出了多重挑战。
首先，土耳其政局的稳定性成为最新提出的一个议题。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和现任政府在处理反政府示威活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反映出正发党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了动摇。参与反政府示威活动的主要群体是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这部分人原来是拥护正发党执政的有生力量。但基础民众并没有在土耳其经济繁荣过程中足够受益，相反，民众认为政府如今对他们切实利益的诉求重视不够，而土耳其政府对示威群众的粗暴态度，以及政令的反复无常，显然会影响到民众对正发党的支持程度，很难保证下一场大选正发党会获得再次单独执政的选票。
其次，土耳其最近在地区问题上不断受挫，反映出如今土耳其在处理地区问题上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西亚北非政局动荡之初，土耳其不仅大张旗鼓地声援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国民众推翻当权者的行动，而且积极参与斡旋解决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2010年初，土外长达乌特奥卢在土驻外使节会议上阐述国家外交新思维及前景时曾说，土耳其不仅具有军事实力，而且具有“软实力”，在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即2023年时，土将实现同邻国在安全与经济领域的一体化，主导地区秩序建设，并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国内发生的骚乱在一定程度上牵扯了埃尔多安政府的精力，遂在处理地区问题上稍显力不从心。比如在组合地区主导力量方面，土耳其政府热心推动“土耳其—埃及—沙特—伊朗”这个“中东四方”来主导地区问题，但受到其他三方的冷遇。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一开始踌躇满志，想一手扶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府，但如今土耳其恐怕要担心的是叙利亚局势的恶化是否会影响到土耳其境内的安全。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土耳其政府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正在软化。在伊朗核问题上，土耳其能发挥的作用其实有限。土耳其与邻国伊拉克的关系也在恶化。所有这些迹象表明，土耳其欲成为中东“盟主”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国内发生的示威抗议活动加剧了外界对土耳其主宰地区事务能力的担心。
再次，西方国家对土耳其镇压反政府示威活动感到担忧，并不时发出批评之声，将影响土与西方关系的发展。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土耳其局势的发展表示深切关注。美国白宫曾表态说，它对土耳其政府企图对付那些行使言论自由权的人“感到不安”。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指出，土耳其政府对付示威者的行动向国内与国外人士发出了错误的信息。他说：“基于欧洲价值观，我们希望总理埃尔多安使局势逐步平静下来，并且与民众展开具有建设性的交流与和平对话。” 6月13日，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发表声明称，土耳其警方在伊斯坦布尔及其他城市针对示威者过度使用暴力“应给予尽快和仔细的调查，责任者应被追究”。[2]西方国家对埃尔多安政府的批评反映了他们对土耳其政局前景的担忧，同时也表明，西方对土耳其在对待民主、人权、自由、世俗价值等方面仍然有成见，这势必会影响到今后土耳其与欧盟及西方世界的关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丹丹）
[1] 骚乱给土耳其经济泼了冷水. 青年参考. 2013—06—19.
[2]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土耳其警方针对示威者过渡使用暴力应于仔细调查[EB/OL]. http：//www.2muslim.com/forum.php？mod=viewthread
一、并非毫无征兆的土耳其骚乱
土耳其骚乱的直接原因是民众不满政府对塔克西姆广场周边的“改造”方案。
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位于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市中心，也是该市最大的广场。在伊斯坦布尔这个饱经沧桑的城市，塔克西姆广场见证了无数重大事件和激动人心的时刻，毋庸置疑地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矗立在广场南面的是著名的独立纪念碑，用来纪念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建者——民众心中的国父凯末尔。每到重大节庆日，总会有许多土耳其人自发送来花圈以示敬仰。塔克西姆广场又是土耳其球迷心中的圣地，每当土耳其国家足球队参加重大比赛，这里便会聚集起众多的球迷。2008年4月，作为北京奥运圣火伊斯坦布尔站的传递终点，塔克西姆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此外，塔克西姆广场还是伊斯坦布尔公共交通的重要枢纽，是该市重要的公共汽车和地铁换乘点。广场西面就是这次骚乱的大本营——格济公园（Gezi Park），这个绿树环绕的公园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2013年5月，政府一项对这个公园进行“商业化改造”的工程点燃了民众抗议的火花。
由于地跨欧亚两大洲，伊斯坦布尔当之无愧成为土耳其联系欧洲大陆的桥头堡和土耳其经济中心。土耳其的骚乱发生在经济持续繁荣十年之后。在塔克西姆公园抗议活动爆发前，土耳其似乎正在缔造一个经济奇迹。在埃尔多安执政的十年里，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总收入都翻了三倍。十年里，土耳其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增长，外国资本注册的公司从2003年的6000多个，增加到2011年的3万个。在科尔尼公司发布的2012年外国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中，土耳其排名第13位。微软、可口可乐、麦肯锡等国际企业也纷纷将地区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2013年5月，美国辉瑞医药公司宣布将欧洲总部从布鲁塞尔迁往伊斯坦布尔。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土耳其的邻国先后陷入经济泥潭，希腊和塞浦路斯深受欧洲债务危机困扰，伊拉克、叙利亚和格鲁吉亚则因为战争或冲突而经济凋敝，而土耳其则保持经济高速增长。2010年和2011年，当全球不少国家都在危机中挣扎时，土耳其经济年增长率达到8%。经过十年的发展，土耳其已成为世界上第17大经济体[1]。
随着持续的经济繁荣，土耳其许多城市也陆续开始大兴土木，政府和土地开发商自然不会放过攫取伊斯坦布尔这个土耳其最大城市商业财富的机会。近年来，星级酒店和高楼大厦在塔克西姆广场周围拔地而起。格济公园虽面积不大，但这个位于黄金宝地的市民休闲公园自然也落入了政府和开发商的眼中。伊斯坦布尔市政府2012年年底开始对塔克西姆广场实施改造，根据计划，政府将拆毁格济公园，改建购物中心。自2013年5月31日开始，眼见着格济公园树木不断遭到砍伐，民众开始举行抗议集会，数万人聚在广场以及附近主要街道进行抗议，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警方动用高压水枪、催泪瓦斯、胡椒粉喷剂对付抗议者，并建立路障和隔离带进行阻止，抗议民众则通过点燃火堆、投掷石块等方式向警察发动攻击。6月1日，抗议示威蔓延到全国各地。土耳其一家智库认为，“一场反拆迁的和平示威很快演变为反政府的大规模骚乱，这在土耳其民主史上还是第一次”。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6月2日分析称，不断积聚的国内矛盾是导致这场全国性骚乱的主要原因。由于警察的粗暴镇压，引起全国对埃尔多安政府的强烈不满，这场抗议集会演变成为反对政府示威，并蔓延至多个城市。6月中旬，政府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决定和示威者及反对派谈判，并且承诺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来决定是否继续对塔克西姆广场周边进行改造。此后，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逐渐平息。
以塔克西姆广场抗议为代表的蔓延全国的土耳其抗议示威活动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土耳其社会虽表面经济繁荣，但繁荣背后，全社会在执政党地位、政教关系、宗教与世俗化的矛盾、军队的地位等方面存在的矛盾正日益尖锐。
二、世俗与宗教之争：
土耳其社会永远的痛
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是1923年在废除奥斯曼帝国的基础上建立的，由凯末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沿袭几百年的苏丹制和哈里发制度，建立了效仿西方的民主共和国。凯末尔从根本上改革了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他提倡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思想，实施政教分离，使土耳其社会非宗教化，降低伊斯兰教的主导地位。1938年凯末尔去世后，议会政治和多党制在土耳其已逐步建立并基本成型，尽管在半个多世纪里曾出现过不稳定时期和短时期的军人统治，但土耳其一直被认为是中东最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模式”因而被国际社会广泛推崇。
然而，土耳其社会中世俗和宗教的关系仍然拷问着土耳其的现代民主制度。
1999年和2001年，土耳其经历了两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引发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萧条。当时的联合政府对此束手无策，政策失误不断，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和社会危机，也动摇了民众对世俗政党的信心。在此背景下，具有浓厚伊斯兰宗教背景的正义和发展党（简称“正发党”）成立，并且影响不断扩大。2002年11月，该党在提前举行的议会大选中异军突起，获得议会550席中的363席，一举成为建国79年来第一个在议会占据多数议席并单独组阁、具有伊斯兰宗教背景的政党。埃尔多安于2003年3月出任政府总理。该党执政后，政治上主张民主、自由，经济上倡导市场经济，对外实行全方位外交，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拥戴。2004年3月，该党在全国地方选举中再次大获全胜，得票率比议会大选时增加了8%，不仅巩固了原有中下阶层选民的基础，而且也吸引了部分中上阶层的选票，执政基础进一步扩大。在2007年和2011年连续两次大选中，正发党两次获胜连任，埃尔多安继续担任总理，成为土耳其的一位政治强权人物。 不可否认的是，正发党执政的十年是土耳其经济获得巨大发展的十年，但正发党的伊斯兰背景和执政过程中不断强化的伊斯兰特点也广为社会诟病。
土耳其建国后一直坚持世俗化方向，但宗教势力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仍具有广泛影响，各种宗教政党此伏彼起，但不少遭到取缔。正发党脱胎于美德党，而后者曾遭到过政府取缔。为避免重蹈宗教政党被取缔的覆辙，正发党在坚持伊斯兰价值观的同时，努力淡化本党的宗教色彩，将党定位为“民主保守党”，强调党的全民性和民主性，坚持世俗化方向，主张政教分离。在执政的前几年，该党的内外政策较为温和、务实，政策主张与世俗政党日趋相同，得到了军方和世俗势力的认可。但随着执政基础的稳固，执政党的很多做法引起土耳其世俗力量的不满。比如，2007年大选胜出后，正发党在政府中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出现了伊斯兰倾向，即政教相连的风格，在处理妇女“盖头”、禁酒等社会事务及处理加沙危机等对外事务中，埃尔多安政府开始出现穆斯林道德观和世界观的倾向。
埃尔多安政府在处理与军队的关系方面的做法也体现了这一倾向。20世纪80年代，由于土耳其国内政治不稳，危机四伏，军队在一次不流血政变中接管了政府并实行军事管制法。两年后，一部新宪法由多数选民投票通过。随后在1983年举行议会选举，军事管制法逐渐被取消。在祖国党总理厄扎尔执政时期（1983—1989），土耳其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稳步增长。军队的世俗化与西方化被认为是土耳其民主体制的重要基础。2010年2月22日，土耳其政府指挥下的反恐警察在首都安卡拉、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和西部城市伊兹米尔等八座城市同时行动，拘留大批高级军官。这一事件被认为是执政党大力削弱世俗力量的一个支柱，是正义和发展党试图进一步巩固权力基础的象征。
三、骚乱对埃尔多安
政府内政外交提出挑战
埃尔多安执政十年里，土耳其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外交舞台上也多方出击，彰显了土耳其欲作中东新盟主的自信和雄心。然而，最近爆发的民众反政府示威活动，却对埃尔多安政府的内政外交提出了多重挑战。
首先，土耳其政局的稳定性成为最新提出的一个议题。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和现任政府在处理反政府示威活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反映出正发党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了动摇。参与反政府示威活动的主要群体是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这部分人原来是拥护正发党执政的有生力量。但基础民众并没有在土耳其经济繁荣过程中足够受益，相反，民众认为政府如今对他们切实利益的诉求重视不够，而土耳其政府对示威群众的粗暴态度，以及政令的反复无常，显然会影响到民众对正发党的支持程度，很难保证下一场大选正发党会获得再次单独执政的选票。
其次，土耳其最近在地区问题上不断受挫，反映出如今土耳其在处理地区问题上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西亚北非政局动荡之初，土耳其不仅大张旗鼓地声援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国民众推翻当权者的行动，而且积极参与斡旋解决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2010年初，土外长达乌特奥卢在土驻外使节会议上阐述国家外交新思维及前景时曾说，土耳其不仅具有军事实力，而且具有“软实力”，在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即2023年时，土将实现同邻国在安全与经济领域的一体化，主导地区秩序建设，并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国内发生的骚乱在一定程度上牵扯了埃尔多安政府的精力，遂在处理地区问题上稍显力不从心。比如在组合地区主导力量方面，土耳其政府热心推动“土耳其—埃及—沙特—伊朗”这个“中东四方”来主导地区问题，但受到其他三方的冷遇。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一开始踌躇满志，想一手扶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府，但如今土耳其恐怕要担心的是叙利亚局势的恶化是否会影响到土耳其境内的安全。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土耳其政府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正在软化。在伊朗核问题上，土耳其能发挥的作用其实有限。土耳其与邻国伊拉克的关系也在恶化。所有这些迹象表明，土耳其欲成为中东“盟主”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国内发生的示威抗议活动加剧了外界对土耳其主宰地区事务能力的担心。
再次，西方国家对土耳其镇压反政府示威活动感到担忧，并不时发出批评之声，将影响土与西方关系的发展。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土耳其局势的发展表示深切关注。美国白宫曾表态说，它对土耳其政府企图对付那些行使言论自由权的人“感到不安”。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指出，土耳其政府对付示威者的行动向国内与国外人士发出了错误的信息。他说：“基于欧洲价值观，我们希望总理埃尔多安使局势逐步平静下来，并且与民众展开具有建设性的交流与和平对话。” 6月13日，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发表声明称，土耳其警方在伊斯坦布尔及其他城市针对示威者过度使用暴力“应给予尽快和仔细的调查，责任者应被追究”。[2]西方国家对埃尔多安政府的批评反映了他们对土耳其政局前景的担忧，同时也表明，西方对土耳其在对待民主、人权、自由、世俗价值等方面仍然有成见，这势必会影响到今后土耳其与欧盟及西方世界的关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丹丹）
[1] 骚乱给土耳其经济泼了冷水. 青年参考. 2013—06—19.
[2]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土耳其警方针对示威者过渡使用暴力应于仔细调查[EB/OL]. http：//www.2muslim.com/forum.php？mod=viewth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