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伯利亚被称为“没有屋顶的大监狱”。从19世纪初到俄国革命，沙皇政权将超过100万名囚犯及其家人流放到乌拉尔山以東的西伯利亚。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本《死屋手记》，就是根据自己在西伯利亚的那段流放经历写成的。
《死屋》这本书启用了俄罗斯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档案馆中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一手资料，全面考察了沙皇统治时期西伯利亚流放制度。讲述了沙皇俄国奋力管理其可怕刑罚殖民地的故事，以及西伯利亚对现代世界政治力量的重大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0年进入西伯利亚刑罚系统，那时，西伯利亚刑罚系统的基础设施和行政机构正遭受着数十年资金短缺、疏于管理带来的痛苦。鄂木斯克的刑罚堡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西伯利亚刑罚定居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叙述者戈梁奇科夫描述了“一个大院子，长约二百步，宽约一百五十步，院子周围是不规则六角形的高高的立柱围墙，那些木柱（立柱）并排竖着深深插进土里，用板条横向牢牢地联结起来，上端削尖：这就是监狱外面的围墙”。在包围着一个内院的立柱围墙里面，“两边各有一长溜原木建造的平房”。这些是罪犯住的营房。1854年2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一个星期后，他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说，狭窄的住房条件迫使罪犯们陷入一种肮脏而亲密的关系，这和监狱制度本身一样都是一种惩罚：
我们紧挨着住在一起，所有人都在一个营房里。请想象 一座破旧、衰败的木构建筑，它本应在很久以前就拆除了，现在不再适于使用。夏天，它无比闷热;冬天，它无比寒冷。所有的地板都烂了，覆盖着两三厘米厚的污物，人走在上面会摔倒。窄小的涂有油脂的窗户上覆着一层厚厚的霜，几乎在一天里的任何时候都无法在室内阅读。窗格上有两三厘米的冰。天花板在滴水，到处都有烟。我们像被装在桶里的鲱鱼一样。炉子里一下子放了六根木头，但没有产生任何热量（屋子里的冰几乎没有融化），只有难以忍受的烟雾，而这一切要延续整个冬天。犯人们常在营房里洗衣服，用水冲洗一切。室内甚至没有地方转身。从日暮到黎明，我们都不能离开营房去大小便，因为营房被锁上了。为了解决我们夜间排便的问题，屋里放了一个木桶，所以屋里的臭气难以忍受。所有的罪犯都臭得像猪一样……我们睡在没有床褥的木板上，只允许有一个枕头。我们把羊皮外套盖在身上，脚总是露在外面。我们整夜发抖。屋里有大群跳蚤、虱子和蟑螂。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4年2月从鄂木斯克刑罚堡获释，当时他年仅 34岁。他的刑罚已经减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西伯利亚陆军第七营服役。他熬过了四年的苦役，但是苦役经历给他留下了终身的创伤，且对于他的写作和思想发展来说至关重要。那些与他一同囚禁的人为他描写盗贼和杀人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心理学研究，这些盗贼和杀人者出现在了他那些伟大的后西伯利亚小说中，即《罪与罚》（1866年）、《白痴》（1868年）、《群魔》（1871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年）。这位作家在西伯利亚对人类灵魂的黑暗冲动进行的观察，汇成了一种对犯罪、责任和道德的无尽痴迷。
围绕着农民阶层的性质和俄国发展的形式展开的辩论支配着19 世纪中叶的俄国知识生活。浪漫派保守主义者（如被称为斯拉夫派的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和伊万·阿克萨科夫）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拒绝接受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化。相反，他们应该拥护农民阶层所遵守的真正的东正教价值观，恢复彼得大帝改革前俄国有机的统一。斯拉夫派声称，俄国农民阶层具有公社生活方式、平静的存在方式、自然的谦恭，是唯一真正的基督教徒，没有被西方自私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污染。民粹主义者（如亚历山大·赫尔岑和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遵循的是早期自由主义西方派的传统。他们认为农民阶层基本上是理性的，是自由的拥护者，是集体主义精神的承载者，这些体现在了农村公社中，而农村公社预示着俄国将迎来明朗的社会主义未来。
然而，保守主义者和激进分子都将自己的意识形态雄心添加到他们只草率地看作农奴、家庭仆人和士兵的人群的价值观和心理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抨击了支持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思考方式的抽象思维：
普通百姓的问题和我们对他们的看法，也就是我们现在对他们的理解，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整个未来倚仗着这个问题;有人或许会说这是目前最实际的问题。然而，普通百姓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仍然是一个理论，他们仍然是我们面前的一个谜。我们这些爱普通百姓的人在看着他们时就像在看一个理论，似乎我们没有一个人照他们本来的样子去爱他们，而只是照他们在我们每个人想象中的样子去爱他们。如果俄国人民最终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那么尽管我们爱他们，但是我们可能都会毫不后悔地立刻放弃他们。我说的是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斯拉夫派，他们也许是第一批放弃普通百姓的人。
相比之下，在鄂木斯克监狱城堡度过的四年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近距离观察普通百姓的极佳机会，而且他为自己获得的见解感到自豪。“我在那里的时间没有白费，”获释一个星期后，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如果说我没有发现俄国，那么我至少切实了解了它的人民，只有少数人能像我这样了解他们。”同罪犯紧挨着生活在一个不是按照沙俄社会的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世界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可以去爱的、什么可以去欣赏的。他在那里既没看到斯拉夫派想象中的无私、谦恭的基督教徒，也没看到民粹主义者想象中的理性的集体主义者。相反，他看到了“性情粗暴、充满敌意和满怀怨恨的”人，他们容易沾染各种恶习，从酗酒到暴力，不一而足。对于一个相信所有人天性善良的年轻理想主义者来说，最令人震惊的是罪犯们完全缺乏悔悟。戈梁奇科夫在《死屋手记》中回忆：
我在这些人之中没有看到一点悔罪的迹象、一点对自己罪行的沉痛的反思，而且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人都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完全无罪……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其原因在于虚荣心、恶劣的榜样、硬充好汉、错误的羞耻感……然而这么多年来，毕竟可以从他们的心情中发现、捕捉、察觉哪怕一点儿线索，来证明他们内心的忧伤和痛苦啊。可是没有，绝对没有。 知识分子企图按照自己的看法重塑农民阶层，但刑罚堡的犯人似乎揭露出，这个计划带有自我欺骗的性质。斯拉夫派和民粹主义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弥合受教育阶层与“无知之人”之间的“鸿沟”，弥合在1851年被赫尔岑斥为“两个俄国”之间的“鸿沟”。在鄂木斯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亲身体验了充斥着这道“鸿沟”的缺乏理解和敌意。即使他的狱友“不理解我们的罪行”，他在1854年给哥哥的信中说：
普通罪犯对于绅士阶层的仇恨是没有止境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我们这些贵族怀有敌意，并且对我们的痛苦幸灾乐祸。如果有机会，他们会把我们生吞活剥。你无法想象我们是多么易受攻击，我们不得不在几年的时间里与这班人一起生活、吃喝、睡觉，甚至去抱怨我们受到的各种欺侮都是不可能的。“你们是贵族，是用来把我们啄死的铁喙。你们过去是老爷，你们过去折磨过人民，但现在你们是最最低等的人。你们已经成了我们中的一员。”这就是四年来他们层出不穷的说辞的主题。这一百五十个敌人不厌其烦地恐吓我们……我们双方无法理解彼此，所以我们[贵族]不得不忍受所有的报复和迫害。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向哥哥描绘的画面并不总是严酷的。这些罪犯或许是粗俗的，但是尽管他们的生活悲惨、残酷，一些人身上却有着人性闪光点。“我在那帮强盗中度过了四年苦役生活，其间我确实还是看到了一些真正的人。”他写道。“不管你信不信，他们当中有一些深沉、强大、高尚的品格，在这样粗糙的外表下发现这些金块是多么令人振奋。”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流放地之后的数年里，他继续重新想象了自己在刑罚堡黑暗、恐怖的世界中的遭际。在他的后西伯利亚小说中，他指出了在流放生活中可以找到的道德复活机会。小说《罪与罚》中的非正统派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最终成功摆脱了自己的虚无主义坚定信念和狂热的功利主义，找到了爱和精神救赎，甚至获得了西伯利亚苦役犯的接受。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在审判放荡的贵族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弑父罪时，他觉察到自己犯有曾希望父亲死去的道德罪过，即便他在这起谋杀案中是无辜的。他希望能在西伯利亚矿山中服苦役，将其作为实现道德净化的机会：
最近两个月我觉得自己换了一个人，一个新人在我身上诞生了。他一直给禁闭在我的躯壳里边，要不是这次晴天霹雳，恐怕永无出头之日。真可怕！我不在乎到矿上去挥二十年铁锤砸矿石，对此，我一点儿也不怕，现在我只怕那个新人离开我！在那边的地下矿层，也能从身边某个同样的苦役犯或杀人犯身上发现一颗还有人味的心并且跟他结交，因为即使在那边，也能活下去，也能爱，也能痛苦！可以设法使这名苦役犯身上冻僵的心复苏，可以连续多年悉心照料他，最终从罪恶的深渊中重铸一颗深知什么是苦难的崇高灵魂，再造一名天使，復活一位英雄！
作者在鄂木斯克刑罚堡的苦难经历或许让他抛弃了对普通百姓的理想化预想，但这段经历最终重新确认了对他们的精神情感和他们对救赎的渴望的确信，或者是使这种确信成为必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 1876年的《作家日记》的一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他能够看出罪犯的基本人性的“奇迹”时刻。当营房里的罪犯正忙着又一次殴打醉酒和凶暴的卡津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想要躲开这场蓄意伤害，然后他陷入了沉思。他想起了自己儿时的一段故事，9岁时的一天，他惊恐地从一个他以为有狼出没的森林中逃出来，跑到了自家庄园的一片田地里。在那里，他父亲的一个农奴——名叫马雷的农民——同情他，并尽力安慰他：
他安静地伸出一根粗短、沾着泥土且有着黑色指甲的手指，然后把手指轻轻地放在我颤抖的嘴唇上。
“好了，好了。”他对我笑着，带有一种明朗的、近乎母性的微笑。“上帝啊，多么可怕的忙乱。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所以当我从铺位上爬下来并环顾四周时，我记得我突然觉得自己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些不幸的人，而且突然间，像是发生了某种奇迹，以前我心中的仇恨和愤怒都消失了。这个不光彩的农民饱受凌辱，头发被剃掉，脸上打着烙印，喝得醉醺醺，咆哮着嘶哑、带着醉意的歌—为什么他也可能是当年的那个马雷;毕竟，我不能窥视他的内心。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3年所写的，这种转变标志着这位作家开始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乌托邦式社会主义转向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现在更接近斯拉夫派的思想。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信念加强，他开始重新设想，不是一小部分人，而是他在鄂木斯克的所有同伴都是有着强烈道德责任感且渴望宽恕的人：“我认为或许他们所有人都蒙受着长久的内心痛苦，这种痛苦使他们得到了净化，使他们强大。我看见他们在忏悔之前进行祈祷……在他们的心中，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在他看来，正是罪犯适应性强的信念——这种信念甚至在监狱要塞的残忍环境中幸存了下来——提供了修复受教育阶层和普通百姓之间那道互相恐惧、互相敌视的裂痕的基础;所有人都会成为在精神上平等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接触鄂木斯克刑罚堡的普通百姓后产生的这段救赎性记忆，成为他随后的弥赛亚式民族主义的试金石：这位作家称颂自己“与人民的直接接触，因共同的不幸而出现的兄弟般的团结，以及明白我们自己已经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和他们平等的人，甚至是把自己当作他们当中最低级别的人的意识”。他回忆，他已经能够“找到普通百姓的根，发现俄国的灵魂，并认识到普通百姓的精神”。
陀思妥耶夫斯最终于1859年返回圣彼得堡，后加入了一个被称为“根基派”的作家团体，该团体认为，在东正教中新的兄弟情谊将使俄国能够回应它作为各民族领袖的伟大精神感召。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西伯利亚远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一块富有想象力的画布，他可以在上面探索个人和集体救赎的可能性，探索俄国的独特国家命运的前景。（摘自《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
《死屋》这本书启用了俄罗斯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档案馆中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一手资料，全面考察了沙皇统治时期西伯利亚流放制度。讲述了沙皇俄国奋力管理其可怕刑罚殖民地的故事，以及西伯利亚对现代世界政治力量的重大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0年进入西伯利亚刑罚系统，那时，西伯利亚刑罚系统的基础设施和行政机构正遭受着数十年资金短缺、疏于管理带来的痛苦。鄂木斯克的刑罚堡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西伯利亚刑罚定居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叙述者戈梁奇科夫描述了“一个大院子，长约二百步，宽约一百五十步，院子周围是不规则六角形的高高的立柱围墙，那些木柱（立柱）并排竖着深深插进土里，用板条横向牢牢地联结起来，上端削尖：这就是监狱外面的围墙”。在包围着一个内院的立柱围墙里面，“两边各有一长溜原木建造的平房”。这些是罪犯住的营房。1854年2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一个星期后，他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说，狭窄的住房条件迫使罪犯们陷入一种肮脏而亲密的关系，这和监狱制度本身一样都是一种惩罚：
我们紧挨着住在一起，所有人都在一个营房里。请想象 一座破旧、衰败的木构建筑，它本应在很久以前就拆除了，现在不再适于使用。夏天，它无比闷热;冬天，它无比寒冷。所有的地板都烂了，覆盖着两三厘米厚的污物，人走在上面会摔倒。窄小的涂有油脂的窗户上覆着一层厚厚的霜，几乎在一天里的任何时候都无法在室内阅读。窗格上有两三厘米的冰。天花板在滴水，到处都有烟。我们像被装在桶里的鲱鱼一样。炉子里一下子放了六根木头，但没有产生任何热量（屋子里的冰几乎没有融化），只有难以忍受的烟雾，而这一切要延续整个冬天。犯人们常在营房里洗衣服，用水冲洗一切。室内甚至没有地方转身。从日暮到黎明，我们都不能离开营房去大小便，因为营房被锁上了。为了解决我们夜间排便的问题，屋里放了一个木桶，所以屋里的臭气难以忍受。所有的罪犯都臭得像猪一样……我们睡在没有床褥的木板上，只允许有一个枕头。我们把羊皮外套盖在身上，脚总是露在外面。我们整夜发抖。屋里有大群跳蚤、虱子和蟑螂。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4年2月从鄂木斯克刑罚堡获释，当时他年仅 34岁。他的刑罚已经减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西伯利亚陆军第七营服役。他熬过了四年的苦役，但是苦役经历给他留下了终身的创伤，且对于他的写作和思想发展来说至关重要。那些与他一同囚禁的人为他描写盗贼和杀人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心理学研究，这些盗贼和杀人者出现在了他那些伟大的后西伯利亚小说中，即《罪与罚》（1866年）、《白痴》（1868年）、《群魔》（1871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年）。这位作家在西伯利亚对人类灵魂的黑暗冲动进行的观察，汇成了一种对犯罪、责任和道德的无尽痴迷。
围绕着农民阶层的性质和俄国发展的形式展开的辩论支配着19 世纪中叶的俄国知识生活。浪漫派保守主义者（如被称为斯拉夫派的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和伊万·阿克萨科夫）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拒绝接受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化。相反，他们应该拥护农民阶层所遵守的真正的东正教价值观，恢复彼得大帝改革前俄国有机的统一。斯拉夫派声称，俄国农民阶层具有公社生活方式、平静的存在方式、自然的谦恭，是唯一真正的基督教徒，没有被西方自私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污染。民粹主义者（如亚历山大·赫尔岑和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遵循的是早期自由主义西方派的传统。他们认为农民阶层基本上是理性的，是自由的拥护者，是集体主义精神的承载者，这些体现在了农村公社中，而农村公社预示着俄国将迎来明朗的社会主义未来。
然而，保守主义者和激进分子都将自己的意识形态雄心添加到他们只草率地看作农奴、家庭仆人和士兵的人群的价值观和心理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抨击了支持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思考方式的抽象思维：
普通百姓的问题和我们对他们的看法，也就是我们现在对他们的理解，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整个未来倚仗着这个问题;有人或许会说这是目前最实际的问题。然而，普通百姓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仍然是一个理论，他们仍然是我们面前的一个谜。我们这些爱普通百姓的人在看着他们时就像在看一个理论，似乎我们没有一个人照他们本来的样子去爱他们，而只是照他们在我们每个人想象中的样子去爱他们。如果俄国人民最终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那么尽管我们爱他们，但是我们可能都会毫不后悔地立刻放弃他们。我说的是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斯拉夫派，他们也许是第一批放弃普通百姓的人。
相比之下，在鄂木斯克监狱城堡度过的四年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近距离观察普通百姓的极佳机会，而且他为自己获得的见解感到自豪。“我在那里的时间没有白费，”获释一个星期后，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如果说我没有发现俄国，那么我至少切实了解了它的人民，只有少数人能像我这样了解他们。”同罪犯紧挨着生活在一个不是按照沙俄社会的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世界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可以去爱的、什么可以去欣赏的。他在那里既没看到斯拉夫派想象中的无私、谦恭的基督教徒，也没看到民粹主义者想象中的理性的集体主义者。相反，他看到了“性情粗暴、充满敌意和满怀怨恨的”人，他们容易沾染各种恶习，从酗酒到暴力，不一而足。对于一个相信所有人天性善良的年轻理想主义者来说，最令人震惊的是罪犯们完全缺乏悔悟。戈梁奇科夫在《死屋手记》中回忆：
我在这些人之中没有看到一点悔罪的迹象、一点对自己罪行的沉痛的反思，而且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人都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完全无罪……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其原因在于虚荣心、恶劣的榜样、硬充好汉、错误的羞耻感……然而这么多年来，毕竟可以从他们的心情中发现、捕捉、察觉哪怕一点儿线索，来证明他们内心的忧伤和痛苦啊。可是没有，绝对没有。 知识分子企图按照自己的看法重塑农民阶层，但刑罚堡的犯人似乎揭露出，这个计划带有自我欺骗的性质。斯拉夫派和民粹主义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弥合受教育阶层与“无知之人”之间的“鸿沟”，弥合在1851年被赫尔岑斥为“两个俄国”之间的“鸿沟”。在鄂木斯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亲身体验了充斥着这道“鸿沟”的缺乏理解和敌意。即使他的狱友“不理解我们的罪行”，他在1854年给哥哥的信中说：
普通罪犯对于绅士阶层的仇恨是没有止境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我们这些贵族怀有敌意，并且对我们的痛苦幸灾乐祸。如果有机会，他们会把我们生吞活剥。你无法想象我们是多么易受攻击，我们不得不在几年的时间里与这班人一起生活、吃喝、睡觉，甚至去抱怨我们受到的各种欺侮都是不可能的。“你们是贵族，是用来把我们啄死的铁喙。你们过去是老爷，你们过去折磨过人民，但现在你们是最最低等的人。你们已经成了我们中的一员。”这就是四年来他们层出不穷的说辞的主题。这一百五十个敌人不厌其烦地恐吓我们……我们双方无法理解彼此，所以我们[贵族]不得不忍受所有的报复和迫害。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向哥哥描绘的画面并不总是严酷的。这些罪犯或许是粗俗的，但是尽管他们的生活悲惨、残酷，一些人身上却有着人性闪光点。“我在那帮强盗中度过了四年苦役生活，其间我确实还是看到了一些真正的人。”他写道。“不管你信不信，他们当中有一些深沉、强大、高尚的品格，在这样粗糙的外表下发现这些金块是多么令人振奋。”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流放地之后的数年里，他继续重新想象了自己在刑罚堡黑暗、恐怖的世界中的遭际。在他的后西伯利亚小说中，他指出了在流放生活中可以找到的道德复活机会。小说《罪与罚》中的非正统派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最终成功摆脱了自己的虚无主义坚定信念和狂热的功利主义，找到了爱和精神救赎，甚至获得了西伯利亚苦役犯的接受。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在审判放荡的贵族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弑父罪时，他觉察到自己犯有曾希望父亲死去的道德罪过，即便他在这起谋杀案中是无辜的。他希望能在西伯利亚矿山中服苦役，将其作为实现道德净化的机会：
最近两个月我觉得自己换了一个人，一个新人在我身上诞生了。他一直给禁闭在我的躯壳里边，要不是这次晴天霹雳，恐怕永无出头之日。真可怕！我不在乎到矿上去挥二十年铁锤砸矿石，对此，我一点儿也不怕，现在我只怕那个新人离开我！在那边的地下矿层，也能从身边某个同样的苦役犯或杀人犯身上发现一颗还有人味的心并且跟他结交，因为即使在那边，也能活下去，也能爱，也能痛苦！可以设法使这名苦役犯身上冻僵的心复苏，可以连续多年悉心照料他，最终从罪恶的深渊中重铸一颗深知什么是苦难的崇高灵魂，再造一名天使，復活一位英雄！
作者在鄂木斯克刑罚堡的苦难经历或许让他抛弃了对普通百姓的理想化预想，但这段经历最终重新确认了对他们的精神情感和他们对救赎的渴望的确信，或者是使这种确信成为必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 1876年的《作家日记》的一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他能够看出罪犯的基本人性的“奇迹”时刻。当营房里的罪犯正忙着又一次殴打醉酒和凶暴的卡津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想要躲开这场蓄意伤害，然后他陷入了沉思。他想起了自己儿时的一段故事，9岁时的一天，他惊恐地从一个他以为有狼出没的森林中逃出来，跑到了自家庄园的一片田地里。在那里，他父亲的一个农奴——名叫马雷的农民——同情他，并尽力安慰他：
他安静地伸出一根粗短、沾着泥土且有着黑色指甲的手指，然后把手指轻轻地放在我颤抖的嘴唇上。
“好了，好了。”他对我笑着，带有一种明朗的、近乎母性的微笑。“上帝啊，多么可怕的忙乱。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所以当我从铺位上爬下来并环顾四周时，我记得我突然觉得自己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些不幸的人，而且突然间，像是发生了某种奇迹，以前我心中的仇恨和愤怒都消失了。这个不光彩的农民饱受凌辱，头发被剃掉，脸上打着烙印，喝得醉醺醺，咆哮着嘶哑、带着醉意的歌—为什么他也可能是当年的那个马雷;毕竟，我不能窥视他的内心。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3年所写的，这种转变标志着这位作家开始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乌托邦式社会主义转向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现在更接近斯拉夫派的思想。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信念加强，他开始重新设想，不是一小部分人，而是他在鄂木斯克的所有同伴都是有着强烈道德责任感且渴望宽恕的人：“我认为或许他们所有人都蒙受着长久的内心痛苦，这种痛苦使他们得到了净化，使他们强大。我看见他们在忏悔之前进行祈祷……在他们的心中，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在他看来，正是罪犯适应性强的信念——这种信念甚至在监狱要塞的残忍环境中幸存了下来——提供了修复受教育阶层和普通百姓之间那道互相恐惧、互相敌视的裂痕的基础;所有人都会成为在精神上平等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接触鄂木斯克刑罚堡的普通百姓后产生的这段救赎性记忆，成为他随后的弥赛亚式民族主义的试金石：这位作家称颂自己“与人民的直接接触，因共同的不幸而出现的兄弟般的团结，以及明白我们自己已经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和他们平等的人，甚至是把自己当作他们当中最低级别的人的意识”。他回忆，他已经能够“找到普通百姓的根，发现俄国的灵魂，并认识到普通百姓的精神”。
陀思妥耶夫斯最终于1859年返回圣彼得堡，后加入了一个被称为“根基派”的作家团体，该团体认为，在东正教中新的兄弟情谊将使俄国能够回应它作为各民族领袖的伟大精神感召。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西伯利亚远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一块富有想象力的画布，他可以在上面探索个人和集体救赎的可能性，探索俄国的独特国家命运的前景。（摘自《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