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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个人所得税”App上线，人们可以在上面填报6种个人所得税抵扣项目：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这6项支出按照一定额度可以在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额中扣除，然后再计税。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指出：“自行申报既是纳税人的义务，也是纳税人的权利，这将有助于唤起纳税人的权利意识。”换句话说，自行申报纳税才能让人们切实地具有“税感”，感知“税痛”，关心自己的钱被政府花到哪儿了。它的出现，是中国居民主动申报纳税信息的里程碑。
租客与房东扯皮
在6种抵扣项目中，最牵动社会神经的是住房租金抵扣。长期以来，租房无税几乎已經成了大家的一种“共识”。而在这次个税信息填报中，租客可以填写房屋租赁信息，包括合同编号、房屋地址、租赁方信息（中介或房东），根据所在城市规模，每个月可以享受 800元、1100元和1500元不等的个税抵扣额度。
租房信息的公开让整个房屋租赁市场“紧张”了起来。上海一家大型中介机构的业务员说，“我们不建议客户报税”，因为一旦追缴房东的税，金额会比租客的减税额高很多，而房东一定会把这部分成本追加在房租里，从而抬高租房价格。简单算一笔账，在上海租一处月租一万元的房子，房租交税350元，若租客月薪一万元，申报抵扣房租1500元后，实际减税金额是150元。也就是说，为了补上租客减少的150元，房东要多交350元。在好房源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房东会把这350元转嫁到房租里，最终租客要多交200元。而在一般情况下，多出来的税负则会按照议价权强弱，在租客与房东之间进行分配。
据某品牌长租公寓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第一时间在产品首页公示了企业信息，旨在方便租客申报，但具体税收政策需要咨询当地的税务主管部门。该品牌创始人说：“目前只是公告了企业信息方便用户申报，但后续问题企业也没把握。”开始申报以来，公司每天的客服电话中，约有7%是咨询个税抵扣问题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明艺分析，其实中介机构比房东还要紧张，因为这样一来，中介机构的真实业务量就会暴露在税收机构面前，“很可能会突然发现某个地区的某家中介多出了100份租房合同”，追查下去则会涉嫌偷税，需要补增值税、房产税和企业所得税等各种税金。
2019年1月8日，上海税务部门称，针对房租收入的综合税率为3万元以下3.5%，3万元以上5%。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政策制定阶段，有关部门的专家和官员曾考虑需要租金发票以抵扣个税的方案，后经讨论被否定。目前，个人申请抵扣房租时，只需在App上填报金额即可。
“85后”白洁带着丈夫回国工作，因为所在单位可以全款抵扣租金支出，他们便向中介索要房租发票。最终，他们去税务局交了税、计在房东名下，才拿到了发票。她说在美国，房东把房子委托给中介出租，一旦找到租客，中介有义务马上上报税务机关，然后房东会收到通知，按照房屋估值，在税务系统申报。与之相比，国内的房租交税还处在相互扯皮的阶段。
“60后”几乎无可抵扣
财政学博士臧建文认为，个税附加扣除政策的实施是“从0到1”的质变；6项专项附加扣除标准从征求意见稿到公布正式办法，是“从1到10”的量变摸索。但他认为仍有细化空间，比如3岁以下的子女目前不享受抵免，但他们的养育成本是家庭的一大负担，税收抵免应予以照顾。美国个税的税收抵免就包括儿童税收抵免，即年收入在一定限额内，每个未成年子女均可享受定额抵税。
在陈明艺看来，中国此次税收抵扣是“中等水平”，因为惠及的人群仍不算广。“70后”可以抵扣的主要是赡养老人和房屋贷款利息，大多不超过4项，而“60后”在职者几乎没有可抵项。在所有年龄段中，覆盖6项抵扣最多的人群集中在1980年—1985年出生的一代。
在享受实惠的同时，很多人担心会不会把个人信息暴露给国家机关。其实，公民的个人信息原本就广泛存在于各个政府部门，只是这次以个税填报为契机，由税务部门完成了信息的汇总。一位税务专业人士说，身份证号作为纳税人的唯一识别号，只要公司给个人支出填写了身份证号，这个人的收入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纳入监控的。所以不是有了App，你的信息才被掌握，“而是它早已被掌握，只是你不知道”。
高收入人群最担心
在此次个税调整中，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即个人纳税范围的扩大——首次从工资薪金报酬，扩大到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4种收入。登录App以后，也许你会发现自己的雇主不止一家，因为只要你在其他地方获得了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提供了身份证号和银行账户，这个信息就会自动显示在你名下计税。
国际税务师、沃晟法商学院副院长冯骜说，这次征税新政加大了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力度，对于此前财富积累“说不清道不明”的部分高收入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税务部门会不会“秋后算账”，追缴之前没有合规缴纳的个税。实际上，这是中国个人所得税税制从“分类税制”（单项计税）向“综合税制”（综合收入计税）转变的第一步。
在之前的分类税制下，收入结构单一的工薪阶层是最“疏而不漏”的纳税者，而那些收入结构复杂、收入来源广泛的非工薪阶层，却往往因为每一类收入都达不到起征点，且无人跟踪追缴，反而可以不交或少交税。李炜光说，合理税制，就应该是以一个人的综合收入计税，纳税人的所有信息都记在一个身份证号或税务号下面。目前，尚未纳入个税的还有5项：经营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
“直接税”比重不断增加
在中国，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是“直接税”，增值税、营业税等是“间接税”。目前，“直接税”在全国税收收入中占30%，个人所得税占比不到10%，因为中国的大多数税收都是隐藏的。以香水为例，价格1500元左右的香水，包括250元增值税、440元消费税、5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也就是说，一瓶香水差不多一半的价格都是税。
李炜光说，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很难体现税收的公平性，因为它“见发票就开征”，谁买东西谁承担，纳税人在法律上扮演了一个“植物人”的角色，几乎没有权利意识。而欧美国家的税制以直接税为主，个税占比高达30%甚至50%以上，人们对税收的行权意识更强。
通过对2009年—2018年个税规模的观察，陈明艺发现，目前中国税收的趋势是间接税为主，但直接税比重在不断增加，10年间，个税在全国税收的占比从6.6%提高到了8.7%。眼下的个税改革也是在为以后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目标做准备。但为什么人们对于较高的个税税率没有太大感觉呢？主要原因在于征税方式。中国个税长期以来都由单位“代缴”，这等于在国家和纳税人之间增设了“第三人”。好处是可以切实保证税务机关的税收来源，一定程度减轻纳税人的申报负担，但缺点在于它切断了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直接联系，淡化了人们的“税感”和“税痛”。
“个人所得税”App唤醒了人们的主动申报意识，人们的“税感”被激活了，个人申报有望逐渐成为人们公认的一种经济生活方式。同时，此次改革还实现了从“分类税制”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的转变，减轻了工薪阶层的税收压力，加大了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力度。通过税收抵扣加强人们自主申报纳税信息的意识，使其对个人所得税有更强的“税感”和权利意识，进而监督政府对税款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