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释民族感的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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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主义对全球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对精英主义,才是这个十年政治冲突的最大特色。目之所及—美国、意大利、德国、英国,更不用说中国、俄罗斯、印度—民族感的激增成为政治事件背后的主要推动力。
  相反,所谓的“普通人”背叛精英,并未表现出多少迹象。亿万富翁跟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掌控了美国政治;非选举产生的教授主持着“民粹主义”意大利政府;放眼全球,金融家、技术专家和公司管理层收入不断上升,税收不断下降。与此同时,普通工人似乎认命地接受了高到令人绝望的住房、教育乃至医疗价格。
  民族主义压倒平均主义的情况,在意大利和英国尤其突出。两国曾经都以漠视民族身份而闻名。在英国,旗帜是一件稀罕物,哪怕政府建筑中都难得一见。在英国退欧公投前,英国人对国家的概念十分宽松,甚至连国名都无所谓,管它是联合王国、不列颠,还是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
  意大利人的民族主义情怀比英国还要小。自欧盟成立以来,意大利人便是联邦主义的最大支持者,民调表明直到最近,意大利选民对布鲁塞尔欧盟领导人的信任度要高于罗马的本国政府。意大利人热衷于文化、历史、食物和足球,但他们的爱国主义大部分给了地区和城市,而不是民族国家。
  那么,怎么解釋民族主义突然就占了上风?意大利、英国乃至美国的新民族主义中,没有多少积极的爱国成分;相反,民族感的激增,看上去主要是一种仇外现象。捷克裔美国社会学家卡尔·多伊奇对此有过著名的定义:“民族是被关于血统的共同错误和对邻居的共同厌恶联系起来的。”坏光景—低工资、不平等、地区性剥夺、危机后紧缩等—刺激人们寻找替罪羊,而外国人永远是最吸引人的目标。
  特朗普“怼”墨西哥移民和加拿大进口品,完全和爱国无关;意大利新政府的本土主义政策,以及梅在成为英国首相后的名言“如果你认为你是世界公民,你就什么公民也不是”,也是如此。
  对那些仍然自豪于身为“世界公民”的人来说,也有好消息:将经济困难归咎于外国人的仇外举动,注定要失败。
  比如,英国正在逐渐清醒地认识一个事实:欧洲问题其实与煽动了很大一部分“退欧”选票的真正的政治仇恨毫无关系。相反,英国退欧谈判将在多年甚至几十年内主导英国政坛,分散英国的精力。而英国与欧洲其余部分的民族主义冲突,将为无法改善日常生活的各党派政客,提供数不尽的借口。
  未来多个月或多年,美国和意大利选民也将学到同样的教训。在这两个国家,作为替罪羊的外国势力—不管是贸易还是移民—都与提升生活水平和解决政治不满的根源无关。
  金融危机以来的历届意大利政府,逐渐打好了退休金、劳动力市场和银行改革的基础。这些变革为经济复苏创造了条件,从去年开始,意大利从持续了十年的衰退中恢复;但这些改革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现在更被谴责是精英主义外国压迫的象征。如果新政府放弃所有三项改革,意大利的经济复苏希望也有可能付之东流,下一场复苏也许又要等个十年。
  特朗普认为,他针对中国、德国和加拿大进口品的措施将影响这些贸易伙伴,为美国创造就业。如果美国经济正在经历弱增长和通缩,也许确实如此。但在需求强劲、通胀抬头的时候,德国和中国出口商能够为它们的出口品找到新市场,而美国制造商难以取代外国供应商。宝马和华为都会一切安好,而关税将通过物价上涨成为美国消费者的税收,通过利率上升成为美国工人和企业的税收。
  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反面不是全球主义、精英主义,而是经济现实主义。而到最后,现实会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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