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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镜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兼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建筑师的最高荣誉——首届国家“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以“中国馆之父”闻名于世。
即使如今年过七旬，依然在建筑前沿奔走，依然秉持着老一代建筑师的“匠人精神”，对作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绝大多数建筑师早已退隐江湖，安享名望声誉之际，他依然在自己创作的黄金时代一骑绝尘。
建筑与文化不可分割
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说：“历来建筑师可分两类，一类是专心致志研究理论著书立说的，一类是埋头苦干承担实际设计任务的，两类建筑的工作都很重要，不可偏废。”
何镜堂既是建筑大师，又是致力于建筑文化和岭南文化研究的资深学者。
何镜堂在早年踏上建筑道路之初就给自己制订了严格的要求：第一，每个重要设计要力争“精品”；第二，每个重要设计完成后要写论文总结，给全国重要的学术期刊《建筑学报》投稿；第三，每个重要设计完成后要参加优秀设计评奖。
20多年来，何镜堂先后主持和负责设计的重大工程超过200项。代表作品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深圳科学馆等。但他为更多人所知是因为世博会中国馆，他是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总设计师，被称作“中国馆之父”。
何镜堂十分重视建筑与文化的关系。中华传统建筑文化的和谐观念主要体现在对自然和社会的适应，中国传统都城注重相天法地，因地制宜，城市形成南北轴线明确、中心突出、肌理清晰的棋盘式布局。
在他的理解中，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的哲学体系以及与之相配的‘天人合一、师法自然、和谐共生、厚德载物’的价值观”，核心观念则是“和谐”。
“和谐”不但是中华文明的政治主张、哲学思想、艺术审美、伦理道德等各个层面的共同文化理想，也是建筑设计、艺术创作的智慧源泉。
他所推崇的有文化性的建筑，不单要满足物质功能的要求，同时要给人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能提高人的精神内涵品位。
为此，何镜堂致力于诸多公共建筑，尤其是博物馆和纪念馆的设计上，都十分注重文化性的拓展。
在此基础上，何镜堂还进一步提出了“两观三性”的观点，强调建设设计要实现地域、文化与时代的结合，“反映地域环境、有文化品位和民族特点的现代建筑”。
出自何镜堂手中的世博会中国馆，就立意鲜明地使用了代表中国特色的斗拱，非常高超地把技术和艺术功能完美结合起来。
中国馆中的“国家馆”以“斗冠”造型整合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要素，地区馆的设计也极富中国气韵，借鉴了诸多中国古代传统元素。
在地区馆最外侧的环廊立面上，用叠篆文字印出中国传统朝代名称的34 字，象征中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而环廊中供参观者停留休憩的设施表面，镌刻各省、市、区名称34字，象征中国地大物博和团结进取。
创作应立足本土
作为致力于岭南文化的建筑学者，何镜堂特别强调建筑的地域性，即建筑必须和当地的环境、气候和当地的文化相融。
如岭南地区，气候潮湿、炎热，日照时间长，高温多雨，岭南建筑必须考虑遮阳、隔热、通风、防潮，这个是搞任何岭南建筑都应注意的影响因素。
反之，在北京则不同，在北京首要考虑防寒和防风沙问题。北京的四合院，院子很大，就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实际上，岭南建筑始于20世纪30年代，一批留学美国、德国、日本的中国建筑师，把现代主义思潮与岭南文化务实的思想结合起来，创作出一批和广东环境、园林结合的优秀建筑。
早在建国初期，“现代岭南建筑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夏昌世先生设计了著名的广东中山医学院，提出了设计广东建筑要注意遮阳、隔热、通风、防潮的思想。
此后，何镜堂与莫伯治先生进一步开拓了岭南建筑学派。如今，岭南建筑学派用灵活的手法和务实的精神走向全国。
对于建筑材料，无论是住宅还是公共建筑，有部分设计者往往秉持着使用高科技或高端材料的想法，但何镜堂并非如此。他表示，要尽可能多用当地的技术条件，在这个前提之下再使用高科技。
面对中西建筑的差异，何镜堂指出，欧洲城市的特色是有整体的秩序机理在里面，建筑个性首先要服从城市整体形象，中国古建筑形象也以整体效应来表达传统的个性特色。
不过，眼下许多中国城市设计却丢掉整体性特征，去盲目追求个性。几乎每一个建设项目，甲方都提出“标志性”的要求，设计者往往也认为只要标新立异就是有个性。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是，设计者往往对城市设计的整体性缺乏深刻理解，造成了“千城一面”的局面。
“流行并非经典，对传统形式符号的模拟，也不等于传承。”何镜堂认为，中国的建筑设计必须融入世界发展中，吸收先进的设计思想，“同时要立足本土，走扎根中国文化的创作道路，将创新和传承结合”。
在时代的大潮之中，何镜堂常常鼓励学生一定要有匠人精神，做100个产品不如做一个作品，做100个设计不如创作一个精品，要“一生努力，一生学习，一生坚持”。他认为，尽管建筑没有完美，但一定要追求卓越，要执着于追求对传统的传承和创新，维护建筑本体的基本理念。
即使如今年过七旬，依然在建筑前沿奔走，依然秉持着老一代建筑师的“匠人精神”，对作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绝大多数建筑师早已退隐江湖，安享名望声誉之际，他依然在自己创作的黄金时代一骑绝尘。
建筑与文化不可分割
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说：“历来建筑师可分两类，一类是专心致志研究理论著书立说的，一类是埋头苦干承担实际设计任务的，两类建筑的工作都很重要，不可偏废。”
何镜堂既是建筑大师，又是致力于建筑文化和岭南文化研究的资深学者。
何镜堂在早年踏上建筑道路之初就给自己制订了严格的要求：第一，每个重要设计要力争“精品”；第二，每个重要设计完成后要写论文总结，给全国重要的学术期刊《建筑学报》投稿；第三，每个重要设计完成后要参加优秀设计评奖。
20多年来，何镜堂先后主持和负责设计的重大工程超过200项。代表作品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深圳科学馆等。但他为更多人所知是因为世博会中国馆，他是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总设计师，被称作“中国馆之父”。
何镜堂十分重视建筑与文化的关系。中华传统建筑文化的和谐观念主要体现在对自然和社会的适应，中国传统都城注重相天法地，因地制宜，城市形成南北轴线明确、中心突出、肌理清晰的棋盘式布局。
在他的理解中，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的哲学体系以及与之相配的‘天人合一、师法自然、和谐共生、厚德载物’的价值观”，核心观念则是“和谐”。
“和谐”不但是中华文明的政治主张、哲学思想、艺术审美、伦理道德等各个层面的共同文化理想，也是建筑设计、艺术创作的智慧源泉。
他所推崇的有文化性的建筑，不单要满足物质功能的要求，同时要给人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能提高人的精神内涵品位。
为此，何镜堂致力于诸多公共建筑，尤其是博物馆和纪念馆的设计上，都十分注重文化性的拓展。
在此基础上，何镜堂还进一步提出了“两观三性”的观点，强调建设设计要实现地域、文化与时代的结合，“反映地域环境、有文化品位和民族特点的现代建筑”。
出自何镜堂手中的世博会中国馆，就立意鲜明地使用了代表中国特色的斗拱，非常高超地把技术和艺术功能完美结合起来。
中国馆中的“国家馆”以“斗冠”造型整合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要素，地区馆的设计也极富中国气韵，借鉴了诸多中国古代传统元素。
在地区馆最外侧的环廊立面上，用叠篆文字印出中国传统朝代名称的34 字，象征中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而环廊中供参观者停留休憩的设施表面，镌刻各省、市、区名称34字，象征中国地大物博和团结进取。
创作应立足本土
作为致力于岭南文化的建筑学者，何镜堂特别强调建筑的地域性，即建筑必须和当地的环境、气候和当地的文化相融。
如岭南地区，气候潮湿、炎热，日照时间长，高温多雨，岭南建筑必须考虑遮阳、隔热、通风、防潮，这个是搞任何岭南建筑都应注意的影响因素。
反之，在北京则不同，在北京首要考虑防寒和防风沙问题。北京的四合院，院子很大，就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实际上，岭南建筑始于20世纪30年代，一批留学美国、德国、日本的中国建筑师，把现代主义思潮与岭南文化务实的思想结合起来，创作出一批和广东环境、园林结合的优秀建筑。
早在建国初期，“现代岭南建筑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夏昌世先生设计了著名的广东中山医学院，提出了设计广东建筑要注意遮阳、隔热、通风、防潮的思想。
此后，何镜堂与莫伯治先生进一步开拓了岭南建筑学派。如今，岭南建筑学派用灵活的手法和务实的精神走向全国。
对于建筑材料，无论是住宅还是公共建筑，有部分设计者往往秉持着使用高科技或高端材料的想法，但何镜堂并非如此。他表示，要尽可能多用当地的技术条件，在这个前提之下再使用高科技。
面对中西建筑的差异，何镜堂指出，欧洲城市的特色是有整体的秩序机理在里面，建筑个性首先要服从城市整体形象，中国古建筑形象也以整体效应来表达传统的个性特色。
不过，眼下许多中国城市设计却丢掉整体性特征，去盲目追求个性。几乎每一个建设项目，甲方都提出“标志性”的要求，设计者往往也认为只要标新立异就是有个性。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是，设计者往往对城市设计的整体性缺乏深刻理解，造成了“千城一面”的局面。
“流行并非经典，对传统形式符号的模拟，也不等于传承。”何镜堂认为，中国的建筑设计必须融入世界发展中，吸收先进的设计思想，“同时要立足本土，走扎根中国文化的创作道路，将创新和传承结合”。
在时代的大潮之中，何镜堂常常鼓励学生一定要有匠人精神，做100个产品不如做一个作品，做100个设计不如创作一个精品，要“一生努力，一生学习，一生坚持”。他认为，尽管建筑没有完美，但一定要追求卓越，要执着于追求对传统的传承和创新，维护建筑本体的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