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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读梁鸿《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版），掩卷之后，留下莫名的伤感和无尽的思考，这种情绪一直笼罩着我很久。当又读到《人民文学》及《青春》上刊出的粱鸿“梁庄在中国”系列时，我发现，自己一直未能从那伤感哀痛中走出，于是有话想说。
“梁庄”，是千千万万个北方农村中的一个，“粱庄”的乡亲父老，是亿万内地农民的缩影。这些乡亲、农民，他们的名字叫“沉默”，他们是不可能有机会自己去发言去表达的一个群体。
当然，愿意为他们代言、发言者，并不缺乏。比如鲁迅、沈从文、废名等，比如当代所谓“寻根文学”。可是，这些发言者表现如何呢？我们如果做一个整体把握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农村书写，往往在两个端点摇摆：要么是高高在上的俯瞰与启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重点还是在“怒其不争”上；要么是展示新式农村的“金光大道”；要么是将农村乡野描写成充斥暴力、阴暗、愚昧、麻木的地方；要么是过滤掉很多真实的状态，将农村书写成一曲世外桃源般的纯美世界。我并不是说他们写得不好，而是这些作家总是从自己出发，而不是从农民出发。就真实地走进农民的内心世界，体会他们的隐痛与悲哀的方面，上述作家往往是不屑的，或者未及考虑的。
现代文学史告诉我们，鲁迅是乡土文学的开创者，他对农村的表述是鞭辟入里、刻骨铭心的。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鲁迅对农村的认知，是从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留洋归国的现代城市人的角度去看待的。我始终感觉，鲁迅并不了解农村，并不了解农民。其实，鲁迅不是农村人，他到农村鲁镇的一段生活，也只是客居，到姥姥家做客的。鲁迅笔下的农民，大多是漫画化的，成年闰土、“豆腐西施”，甚至包括阿Q，这些都远不如他笔下的知识分子来得真切、形象、细致、深入。因为，鲁迅始终是一个旁观者、观察者，而不是一个农村的生活者，他始终是外在于农村、农民的，所以冷峻有余、温情不足，冷静有余、同情不足，批判有余、理解不足。当然，鲁迅对此是有自觉的，《故乡》中他深刻地感觉到与闰土之间“隔着厚厚的壁障”，这种“相隔”，我们以往都单面地理解为闰土的“麻木”。事实上，这里也可以流露出一种信息：鲁迅对农民内心世界与情感状态的隔膜。到了十七年文学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对农村真实状态的遮蔽甚至是屏蔽，自不待言。就是到了80年代以后的新时期，写农村文学的也是以那批知青作家为主。因为他们并非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所以隔膜依然存在，缺少必要的“了解之同情”。
农民只能被代言，而这代言者最好是曾经真正的生于斯长于斯的，然后又获得了理性的自觉和发言的权力机会。所以，对农民的展示、记录、书写、表达，需要成为城市人之后的真正的农村人。也就是说，代言者要理性的自觉，又有感情的投入，去反思那些曾经伴随自己成长的乡亲的生存状况与内心世界，并把这些故事讲述出来。
于是，梁鸿走进了他们的内心。《中国在梁庄》里，一个个的故事，都是压抑在每个乡亲内心的痛，不会轻易流露，而梁鸿能够挖出来，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梁鸿走进了乡亲们的内心。这里是心与心的共鸣相通。那些从来未曾被记录下来的乡土中国平凡世界中一个个农民的爱、恨、哀、愁，都在这部书中逐渐呈现出来。
其实，相比较书中一个个人物、故事和细节本身，任何的评论都是显得无力，因为评论无法绕开一些既定的概念、命题，而这些概念都是空洞的，缺少了生命本身的温度。这也是我犹豫了很久没有动笔的原因。这回又看到了“梁庄在中国”，我往常潜伏在内心的情绪再次被点燃。“梁庄”，这个豫西南的普通乡村，和我的故乡——豫东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极为相似，两地的环境变迁、邻里关系，现在的状况，相似得很。看梁庄，也似乎看到了我故乡的影子。她写出了千千万万个内地乡村的变化，写出了亿万农民的伤痛。
这个痛，来自于城市对乡村的冲击、吞噬。
尽管说百年来中国的总趋势是乡土与城市的冲突，但是80年代以来的当代城市与乡村关系和民国时期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二者并不相同。民国时期，都市化并不是强行展开的，所以都市与乡村能够并行不悖，各自为政，乡村的生活状态、人际网络是相对自足的，乡村人向都市的靠拢，往往是少数人主动的进入。而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之后的都市化进程，则在强度、烈度上前所未有。面对汹涌澎湃的潮流裹挟，每个农村人，特别是中青年的农村人，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得应对这个潮流，不去打工就无法养活家人，去打工又会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如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夫妻长期分离等。农民工的大潮，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迁徙大移民。但是因为体制的原因、城乡二元的结构，农民进城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可是因为长期进城，对乡村也失去了原来的依赖，这种失重感和漂泊感，让他们疼痛又无奈。
正如这本书的标题所暗示的，梁庄只是一个缩影，她投射出来的是整个中国的某些侧面。
在某种程度上，农民是传统中国、乡土中国的体现者、承载者。但是这样一个群体，却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他们往往成为现代化不良后果的受害者，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是建立在这样一批人的付出、牺牲之上的。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做出了极大牺牲的群体，却被赋予“农民”、“农民工”的身份概念，这个概念中隐含着一种固定的形象，隐含着一种歧视。
为什么会这样？除了人的冷漠之外，是不是有观念的原因呢？我们知道，在近代以来的百年中国，现代化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一旦以现代化为理由，那么将无往不利，因为现代、现代化代表着方向、正确、未来、真理，没有人敢质疑它。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现代化”概念往往被置换成了“城市化”，而城市化又被简单地用某个指标进行量化，这个指标就是经济。于是，城市化程度高的、经济水平高的（地域、地方）人，就会有一种道德优越感。因为，他们感觉自己是现代化的代表。于是，带着这种道德优越感、拥有这种话语权力，他们似乎就可以恣意地排斥、指责任何一个经济水平较低的地方的人。这是一个多么普遍的现象。事实上，在这多重的置换当中，概念的内涵早已变异，现代化已经变成了极端的单向度了。
其实，梁庄之于中国，类似于苏北之于江苏，南京之于苏州，中国其他地方之于上海，中国之于世界。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标准，或曰判断的体系，那就是现代化程度、现代，而现代往往又被置换成城市化、都市化，而城市化又是与经济化、商业化紧密相连的。所以，地方之别，其实背后隐含的是传统与现代之争。
近代以来，现代化与进化论的兴起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道德与经济发展是一致的么？社会经济的推进必然会带来道德的进化么？在经济的推进、社会发展的同时，是不是必然带来对人心、人性的关怀？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不变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往往被我们忽略了？其实章太炎早在百年前就写过一篇《俱分进化论》，对进化论、现代化提出质疑。而现在我们反而对现代化缺乏必要的警惕。
所以，梁鸿的书写，又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反思和警惕。警惕现代化焦虑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现代化、都市化与乡土中国，一定是格格不入的吗？乡土中国与都市中国，不能够和平相处并行不悖，或者以另外一种方式互相渗透融合？难道非要用一种侵入式的强势去造成农村的彻底的陷落？
记录“梁庄”，就是在记录中国，就是在记录我们的根。
近几十年，无论经济上还是物质上，农村确实有了进步，而且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原来的农村的生机、文化，却日渐解体消亡。
根在衰微，腐朽。
梁鸿的著作，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然而，解决问题不是作家的任务，让我们和作家一起，期待诸多问题的解决吧。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梁庄”，是千千万万个北方农村中的一个，“粱庄”的乡亲父老，是亿万内地农民的缩影。这些乡亲、农民，他们的名字叫“沉默”，他们是不可能有机会自己去发言去表达的一个群体。
当然，愿意为他们代言、发言者，并不缺乏。比如鲁迅、沈从文、废名等，比如当代所谓“寻根文学”。可是，这些发言者表现如何呢？我们如果做一个整体把握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农村书写，往往在两个端点摇摆：要么是高高在上的俯瞰与启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重点还是在“怒其不争”上；要么是展示新式农村的“金光大道”；要么是将农村乡野描写成充斥暴力、阴暗、愚昧、麻木的地方；要么是过滤掉很多真实的状态，将农村书写成一曲世外桃源般的纯美世界。我并不是说他们写得不好，而是这些作家总是从自己出发，而不是从农民出发。就真实地走进农民的内心世界，体会他们的隐痛与悲哀的方面，上述作家往往是不屑的，或者未及考虑的。
现代文学史告诉我们，鲁迅是乡土文学的开创者，他对农村的表述是鞭辟入里、刻骨铭心的。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鲁迅对农村的认知，是从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留洋归国的现代城市人的角度去看待的。我始终感觉，鲁迅并不了解农村，并不了解农民。其实，鲁迅不是农村人，他到农村鲁镇的一段生活，也只是客居，到姥姥家做客的。鲁迅笔下的农民，大多是漫画化的，成年闰土、“豆腐西施”，甚至包括阿Q，这些都远不如他笔下的知识分子来得真切、形象、细致、深入。因为，鲁迅始终是一个旁观者、观察者，而不是一个农村的生活者，他始终是外在于农村、农民的，所以冷峻有余、温情不足，冷静有余、同情不足，批判有余、理解不足。当然，鲁迅对此是有自觉的，《故乡》中他深刻地感觉到与闰土之间“隔着厚厚的壁障”，这种“相隔”，我们以往都单面地理解为闰土的“麻木”。事实上，这里也可以流露出一种信息：鲁迅对农民内心世界与情感状态的隔膜。到了十七年文学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对农村真实状态的遮蔽甚至是屏蔽，自不待言。就是到了80年代以后的新时期，写农村文学的也是以那批知青作家为主。因为他们并非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所以隔膜依然存在，缺少必要的“了解之同情”。
农民只能被代言，而这代言者最好是曾经真正的生于斯长于斯的，然后又获得了理性的自觉和发言的权力机会。所以，对农民的展示、记录、书写、表达，需要成为城市人之后的真正的农村人。也就是说，代言者要理性的自觉，又有感情的投入，去反思那些曾经伴随自己成长的乡亲的生存状况与内心世界，并把这些故事讲述出来。
于是，梁鸿走进了他们的内心。《中国在梁庄》里，一个个的故事，都是压抑在每个乡亲内心的痛，不会轻易流露，而梁鸿能够挖出来，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梁鸿走进了乡亲们的内心。这里是心与心的共鸣相通。那些从来未曾被记录下来的乡土中国平凡世界中一个个农民的爱、恨、哀、愁，都在这部书中逐渐呈现出来。
其实，相比较书中一个个人物、故事和细节本身，任何的评论都是显得无力，因为评论无法绕开一些既定的概念、命题，而这些概念都是空洞的，缺少了生命本身的温度。这也是我犹豫了很久没有动笔的原因。这回又看到了“梁庄在中国”，我往常潜伏在内心的情绪再次被点燃。“梁庄”，这个豫西南的普通乡村，和我的故乡——豫东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极为相似，两地的环境变迁、邻里关系，现在的状况，相似得很。看梁庄，也似乎看到了我故乡的影子。她写出了千千万万个内地乡村的变化，写出了亿万农民的伤痛。
这个痛，来自于城市对乡村的冲击、吞噬。
尽管说百年来中国的总趋势是乡土与城市的冲突，但是80年代以来的当代城市与乡村关系和民国时期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二者并不相同。民国时期，都市化并不是强行展开的，所以都市与乡村能够并行不悖，各自为政，乡村的生活状态、人际网络是相对自足的，乡村人向都市的靠拢，往往是少数人主动的进入。而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之后的都市化进程，则在强度、烈度上前所未有。面对汹涌澎湃的潮流裹挟，每个农村人，特别是中青年的农村人，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得应对这个潮流，不去打工就无法养活家人，去打工又会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如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夫妻长期分离等。农民工的大潮，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迁徙大移民。但是因为体制的原因、城乡二元的结构，农民进城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可是因为长期进城，对乡村也失去了原来的依赖，这种失重感和漂泊感，让他们疼痛又无奈。
正如这本书的标题所暗示的，梁庄只是一个缩影，她投射出来的是整个中国的某些侧面。
在某种程度上，农民是传统中国、乡土中国的体现者、承载者。但是这样一个群体，却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他们往往成为现代化不良后果的受害者，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是建立在这样一批人的付出、牺牲之上的。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做出了极大牺牲的群体，却被赋予“农民”、“农民工”的身份概念，这个概念中隐含着一种固定的形象，隐含着一种歧视。
为什么会这样？除了人的冷漠之外，是不是有观念的原因呢？我们知道，在近代以来的百年中国，现代化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一旦以现代化为理由，那么将无往不利，因为现代、现代化代表着方向、正确、未来、真理，没有人敢质疑它。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现代化”概念往往被置换成了“城市化”，而城市化又被简单地用某个指标进行量化，这个指标就是经济。于是，城市化程度高的、经济水平高的（地域、地方）人，就会有一种道德优越感。因为，他们感觉自己是现代化的代表。于是，带着这种道德优越感、拥有这种话语权力，他们似乎就可以恣意地排斥、指责任何一个经济水平较低的地方的人。这是一个多么普遍的现象。事实上，在这多重的置换当中，概念的内涵早已变异，现代化已经变成了极端的单向度了。
其实，梁庄之于中国，类似于苏北之于江苏，南京之于苏州，中国其他地方之于上海，中国之于世界。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标准，或曰判断的体系，那就是现代化程度、现代，而现代往往又被置换成城市化、都市化，而城市化又是与经济化、商业化紧密相连的。所以，地方之别，其实背后隐含的是传统与现代之争。
近代以来，现代化与进化论的兴起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道德与经济发展是一致的么？社会经济的推进必然会带来道德的进化么？在经济的推进、社会发展的同时，是不是必然带来对人心、人性的关怀？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不变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往往被我们忽略了？其实章太炎早在百年前就写过一篇《俱分进化论》，对进化论、现代化提出质疑。而现在我们反而对现代化缺乏必要的警惕。
所以，梁鸿的书写，又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反思和警惕。警惕现代化焦虑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现代化、都市化与乡土中国，一定是格格不入的吗？乡土中国与都市中国，不能够和平相处并行不悖，或者以另外一种方式互相渗透融合？难道非要用一种侵入式的强势去造成农村的彻底的陷落？
记录“梁庄”，就是在记录中国，就是在记录我们的根。
近几十年，无论经济上还是物质上，农村确实有了进步，而且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原来的农村的生机、文化，却日渐解体消亡。
根在衰微，腐朽。
梁鸿的著作，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然而，解决问题不是作家的任务，让我们和作家一起，期待诸多问题的解决吧。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