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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谈到《边城》的悲剧美时，大部分研究会提到“人性美”与“自然外力”的冲突。本文运用罗兰·巴尔特作品中语言分歧与话语地位、符号的“隐喻链”与类比性等理论进行分析，指出《边城》人物间的话语分歧和文化环境的“暧昧”描写亦是小说悲剧美形成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边城》；话语分歧；隐喻链；悲剧美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2-0036-03
《边城》所虚构的悲剧，总被解读为源于宇宙不可预知的外力，或个体无法掌握的偶然。好像美好的牧歌式的“人性庙宇”，总要因了偶然外力的压制，才能浮雕式地凸显。事实上，相对于自然外力对人物命运的折断式作为，氤氲于故事中人物话语的言语分歧，更有对悲剧顺势而为的效力。
语言作为文化生成与传达的工具，首先具有多义性及分歧之处。按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中语言转向言语时“个人习语”受语言的制度规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来看，《边城》中人物关系因话语分歧而产生的隔膜冲突亦是这一爱情悲剧酿成的重要原因。人与人之间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无意之中相互撕扯却彼此隔离的关系网。这便是悲剧形成的背景之一。
从另一方面来说，语言作为符号的一种，具有类比性和理据性。这一类比性和理据性又会造成语言符号的暧昧。于是，语言意义的阐释将跟随《文之悦》中作者被取消，处于交战之外，读者处于意指主动地位的趋势走向引申和扩散。在《边城》中看似散漫的、脱离中心的文化地理环境描写，实际上因这类比和理据的作用，指向了混沌偶然宇宙这个恰和小说中心的氛围。这种氛围正是《边城》营造悲剧美的重要因素。
一、 《边城》语言分歧与话语地位
《边城》整个的人物关系中，“祖父”是这个网络的中心。他作为一个言语行为的发出者，力图通过自身与周围人物的周旋来使翠翠获得爱情，然而他所希冀达到的语言或话语效果往往会因“语言制度”和“话语地位不同”等原因被吞没或被曲解。从《边城》的人物关系网来看，看似一片唯美宁静的人性和谐之中实则暗藏着以祖父为中心的语言冲突。《边城》的底部不仅有一股宇宙混沌世界“不确定”暴虐般的暗流，也有一股人间无意而致的语言倾斜的暗流。这些暗流聚在一起，不知不觉地潜入读者内心，才汇成一股沉郁的悲叹哀婉之情。
（一）“语言制度”对言语的规约
在《符号学原理》中，虽然罗兰·巴尔特一直热衷于二元论、中心和整体性的结构分析，然而在谈论“语言”与“言语”的问题时，却指出了在“语言”向“言语”过渡过程中，“语言制度”对言语的规约作用。
在“问题（1）系统的起源”小节中，罗兰·巴尔特曾写道：“在大多数符号系统中，‘语言’不是由‘说话的大众’而是由决策集团制定的。”“使用者遵循这些语言，从中抽取信息，但并不参与语言的制定，作为系统的起源的决策集团是个范围狭小的群体，既可以是非常够格的技术专家，也可以是更分散更为匿名的集团，交流的制度性本质”。①于是，作为符号的语言在化为个人言语时，说话人常常会从决策集团已建立的语言制度中抽取信息。个人言语便受到决策集团，即语言常规制造者的规约。这样个人言语（符号的一种）在其诞生并由语言转向言语的过程中便会因为语言制度的规约而“词不达意”，以至于作为符号本身的“个人言语”常常带有个人意图和语言制度所赋予的色彩等多种语言目的。在《边城》中，正是语言制度对个人言语施加作用，成为人物关系产生隔阂的重要原因。
《边城》中，大佬和祖父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老伯伯，你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再过两年，若我有闲空能留在茶峒照料事情，不必像老鸦到处飞，我一定每夜到这溪边来为翠翠唱歌。”
祖父用微笑奖励这种自白。一面把船拉动，一面把那双小眼睛瞅着大佬。
于是大佬又说：
“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
祖父慢条斯理把船掉了头，让船尾傍岸，就说：“大佬，也有这种事儿！你瞧着吧。”
究竟是什么事，祖父可并不明白说下去。那青年走去后，祖父温习着那些出于一个男子口中的真话，实在又愁又喜。翠翠若应当交把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照料翠翠？当真交把了他，翠翠是不是愿意。②
在这段对话关系中，语言制度成为控制话语走向的重要角色。从罗兰·巴尔特“语言”到“言语”的转变过程来看，“言语”会受制于“语言制度的规约”，个人言语的产生背后必定有一个语言的决策集团在支配。那么大佬和祖父的对话，它的决策集团是什么，它的重心又是受什么所支配的呢。文中“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这段话语很显然取自湘西茶峒人日益积累起来的一整套婚姻关系中的话语体系，这话语体系的组织者便是对话的决策集团，大佬只是处于被决策集团支配的地位。对话中，大佬的主要意图在于表达对翠翠的爱慕之情，关于茶峒人媳妇之类的要求则是在祖父微笑的鼓励之下，才在湘西语言文化背景下挑选出的个人言语。而在传达过程中，由于祖父同属于湘西语言文化系统的控制之下，这一整套“婚姻关系”的语言制度很显然加重了后者的意义。这时候语言制度所赋予的色彩盖过了个人意图便成了大佬整段语言的主要目的。很显然，这造成了对话的隔阂，导致了祖父“又愁又喜”的犹豫，亦间接导致了祖父后来面对大佬天佑提亲时的模糊态度，诱使天佑出船后死亡。这段对话很显然埋下了整个故事情节走向悲剧的种子。于是，语言制度常常对个人言语施加影响产生“语言分歧”，“人”在无意中成为被“语言”支配与控制的“小丑”，这便加深了《边城》内部深层的悲哀。
（二）发送者在符号表意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如果说符号一定程度上是由“决策集团”来决定，这会造成词不达意。那么在《文之悦》中，罗兰·巴尔特则道出了在人物话语关系中，发送者的主导地位往往会指向符号意指的曲解或多重阐释。并因这发送者的主导地位，话语一旦发出以后往往被社会地位或意识形态等因素所吞没。 在《文之悦》关于发送者的主导地位，以及“意识形态”在语言中对主导地位的影响包含以下两点：第一，在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中，接收者只作为“吸纳物”和“场地”而存在。第二，完整的语言结构一旦形成便会受到“政治语言”的控制，成为意识形态之物。于是在对话关系中，说话者作为符号意指的发送者总是会从事态语境和社会语境中的个人地位出发，忽略接收者的存在。《边城》中祖父和船总顺顺都曾承担这种角色。
小说中，大佬曾两次托人问祖父的态度，祖父因为茶峒山城的规矩和不了解翠翠的想法等原因都用借口搪塞了过去。实际上，根据两次打探过程中，“老船夫记得前一次大佬亲口所说的话，知道大佬的意思很真，且知道顺顺也喜欢翠翠，心里很高兴”。“在河街见到了大佬，就一把拉住那小伙子，很快乐地说：‘大佬，你这个人，又走车路又走马路，是怎样一个狡猾东西！’”等描写来看，他对大佬打心底是很愿意的。然而，正如《文之悦》分析作者与读者之间关系时所写的那样，“你针对我而说以便我可读你，然而我只是你倾卸此說的人物而已；在你眼中，我是乌有先生的替身，无相无形；就你来说，我不是一个身体，甚至不是一个对象，而仅仅是一个宜于吐露的场地、接纳物。”③在他与大佬通过媒人做中介的两次对话关系中，对祖父来说，大佬只是作为形如“读者”的身份即话语的吸纳场地隐约存在，是“乌有先生的替身”，“无相无形”。祖父的搪塞态度虽然只在于根据事态的发展单纯延后故事结果的产生，可大佬作为这一“搪塞态度”倾吐场地，却完全接纳了这个犹豫摇摆的话语世界，甚至恼愠于“老的口上含李子，说不明白”。于是，“祖父 ”作为符号表意的发送者，他只沉浸在自身的事态语境的主导地位，“禁锢在由我的言语织成的茧缚之中”，④符号接收者的地位反而被取消。这时候，作为话语的符号本身，在传达过程中，不仅没有达到表意的意图，反而被曲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如果说祖父和大佬的关系中，发送者在事态语境中的主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那么从意识形态与语言关系的角度来看，祖父和船总顺顺的关系，则因在社会环境这个语境中发送者的主导地位引起了符号表意的歧义。在意识形态与语言关系中，罗兰·巴尔特在强调字的单独性时认为：“词语、特别是句子为符合逻辑的单位，是依照定型进行连接并能够终止的产物，因而是典型的意识形态之物。”⑤于是，以词句单位为主要介质的对话言说免不了会冒着意识形态的风险。在对话关系中，符号的传送者总是占据主导地位，话语形成后便无形中借由社会地位等意识形态从个人角度发声，忽略了在接收者那儿的传达效果。小说中，祖父和船总顺顺虽都是茶桐城的年长者，都有着极好的品行与性情。然而在大佬被淹坏后，两者的对话均从个人的社会地位出发，被意识形态所附着，进而走向隔阂与交错。在船夫来到顺顺家准备探个究竟的对话中，对话开始后，船夫无意中便被压制到较低的带有祈求和询问的地位，只说道：“没有什么，只是三五句话，不便扫兴，不敢说出。”这时候的语言符号是祖父从意识形态所控制的个人社会地位出发，发出的低微的声音。面对这声音，顺顺则只是简短的一句话“是有这事”。这句话在无意中又带有了对较低社会身份的冷漠态度。所以，不管是船夫还是船总，其话语从单独的字组织起来以后总是按照其社会身份进行规约。他们的符号话语一经发出只从发送者的主导地位出发，按意识形态的线路发声，却忽略话语的传达效果。以至于，小说中“我以为我们只应当谈点自己分上的事情，不适宜于想那些年青人的门路了”，⑥在船总顺顺看来，对这话题的冷漠和主动终止只是略微发泄心中的不顺而已。但在船夫看来，事情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于是郁结加深，指向了船夫的死亡。
总之，不管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来看，还是人物之间的话语关系来看，话语的歧义常常会成为诸多矛盾的中心，使语言在发出到抵达时常常会发生曲解，以造成各种说话人预想不到的效果，成为故事悲剧的原因。《边城》中人物话语试图投递却不可抵达之处，正是导致翠翠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美好人物间不可避免的语言投递的凄凉使得田园牧歌更加具有透彻沉郁的美感。
二、《边城》环境与习俗中的符号“隐喻链”
在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意义的关联”一节中，指出意指即为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产生符号。意指活动由于是约定的具有局部无理据性。但是“当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是类比性的关系时，符号就具有理据性”。⑦在“S/s即拉康及其后的拉普朗施与列可莱尔”对“意指”进行探究的尝试中，他们认为“能指（S）是总括，由一条多层的链接（隐喻链）组成，能指与所指处于一种游离的关系中，只在某些锚定点‘遇合’”。⑧于是，当隐喻链在“能指”与“所指”之间产生一种类比关系时，由于这类比的理据性，能指便可能指向语言表面之外的类比意义。这时候，语言符号便具有暧昧性，这暧昧性常常因符号的意指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以一种拐弯的方式对其所指进行引申和延展。
《边城》中关于地理环境和文化习惯的散漫描绘由于符号“隐喻链”产生的“类比性”，正指向了小说悲剧美的气质和和谐被打破的悲剧状态。
（一）地理环境
《边城》中，对山城的地理环境是这样描述的：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
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贯串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河中涨了春水，到水逐渐进街后，河街上人家，便各用长长的梯子，一端搭在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墙上，人人皆骂着嚷着，带了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去，水退时方又从城门口出城。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⑨ “茶峒”城靠溪靠河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这山城是一个有水灵动的地方，被山水萦绕，在涨水来去中颤颤巍巍。如果说这一看似偏僻纯净的地理环境是一个符号，那么这一山城被水萦绕的颤颤巍巍的氛围与湘西人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则有某种类比性。这一类比性被能指的“隐喻链”连接起来，使这一地理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暗指了“湘西人”包括祖父和翠翠主要人物飘渺不定却坦然诚实的生活态度。所以，小说中对这一地理环境的描绘，亦曲折地暗指了，这一方被水浸渍过的人们虽如溪边白塔一般朴素地屹立，却作为一个“人的整体”在飘摇着生活。这种散漫的环境营造看似脱离悲剧中心，却因这意义的引申和扩散浸染了悲剧的汁液，无形中浸入读者内心，淡淡地透露了悲剧美的气质。
（二）文化习俗
《边城》中茶峒山城的民风淳朴，人们独自享乐人间的祥和。文中有多处描写湘西民风民俗。如小城虽驻扎一营的戍兵，却安静和平；虽为川东商业交易接头处，却热闹有趣；即便“妓女”在湘西人看来也是率性的性情中人，是自然浑厚的，是理应被尊重的职业，而到端午节气时，赛船、捉鸭子，峒城更是热闹，水手们亦勇敢、好胜却又和谐无争斗。小说中描写湘西民风民俗的语言，所指对象除了人世间的和睦，更是湘西文化的整体气质。这一整体气质与小说中的风日里长养起来、自然淳朴的主人公“翠翠”和和睦、好助、忠实的“祖父”的性格气质形成类比，间接指向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使其浸染了文化的习气而带有某些固定的特色。这样湘西民风民俗的描绘便无形中将小说的典型人物形象纳入到集体中来，使湘西人的世界成为一个整体。正是这一和睦温馨的整体，在无形中从内向外被语言的潜流所打破，从外向内又作为一个飘零的形象被自然外力所打破。在这样的背景中，这热闹温馨的氛围反而显得格外凄凉。
三、結语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发生在一些“较好的人”身上的“一连串完整严肃的行为动作”，⑩鲁迅则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1那么对《边城》来说，语言作用于美好品性的人物而产生一系列个人无法掌控却对他人产生破坏性的动作，则从内向外推动故事走向悲剧，在小说内部埋下了难以排遣的悲剧张力。与此同时，由于语言的类比作用，这一系列动作被浸在悲剧的环境氛围之中，使得这一张力在美好被破坏时更加凸显。总之，从罗兰·巴尔特言语歧义、符号类比等角度来分析《边城》，我们可以发现语言成了人的驾驭者，支配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营造了故事情节的氛围，它潜流在小说底部，成为《边城》难以言说的悲剧美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注 释]
①⑦⑧法·罗兰·巴尔特著、王东亮等译：《符号学原理》，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第41页、第43页.
②⑥⑨沈从文：《边城》，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66～67页、第184页、第1～9页。
③⑤法·罗兰·巴尔特著、屠友祥译：《文之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第3页。
④法·罗兰·巴尔特著，汪耀进、武佩荣译：《恋人絮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3页。
1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关键词]《边城》；话语分歧；隐喻链；悲剧美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2-0036-03
《边城》所虚构的悲剧，总被解读为源于宇宙不可预知的外力，或个体无法掌握的偶然。好像美好的牧歌式的“人性庙宇”，总要因了偶然外力的压制，才能浮雕式地凸显。事实上，相对于自然外力对人物命运的折断式作为，氤氲于故事中人物话语的言语分歧，更有对悲剧顺势而为的效力。
语言作为文化生成与传达的工具，首先具有多义性及分歧之处。按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中语言转向言语时“个人习语”受语言的制度规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来看，《边城》中人物关系因话语分歧而产生的隔膜冲突亦是这一爱情悲剧酿成的重要原因。人与人之间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无意之中相互撕扯却彼此隔离的关系网。这便是悲剧形成的背景之一。
从另一方面来说，语言作为符号的一种，具有类比性和理据性。这一类比性和理据性又会造成语言符号的暧昧。于是，语言意义的阐释将跟随《文之悦》中作者被取消，处于交战之外，读者处于意指主动地位的趋势走向引申和扩散。在《边城》中看似散漫的、脱离中心的文化地理环境描写，实际上因这类比和理据的作用，指向了混沌偶然宇宙这个恰和小说中心的氛围。这种氛围正是《边城》营造悲剧美的重要因素。
一、 《边城》语言分歧与话语地位
《边城》整个的人物关系中，“祖父”是这个网络的中心。他作为一个言语行为的发出者，力图通过自身与周围人物的周旋来使翠翠获得爱情，然而他所希冀达到的语言或话语效果往往会因“语言制度”和“话语地位不同”等原因被吞没或被曲解。从《边城》的人物关系网来看，看似一片唯美宁静的人性和谐之中实则暗藏着以祖父为中心的语言冲突。《边城》的底部不仅有一股宇宙混沌世界“不确定”暴虐般的暗流，也有一股人间无意而致的语言倾斜的暗流。这些暗流聚在一起，不知不觉地潜入读者内心，才汇成一股沉郁的悲叹哀婉之情。
（一）“语言制度”对言语的规约
在《符号学原理》中，虽然罗兰·巴尔特一直热衷于二元论、中心和整体性的结构分析，然而在谈论“语言”与“言语”的问题时，却指出了在“语言”向“言语”过渡过程中，“语言制度”对言语的规约作用。
在“问题（1）系统的起源”小节中，罗兰·巴尔特曾写道：“在大多数符号系统中，‘语言’不是由‘说话的大众’而是由决策集团制定的。”“使用者遵循这些语言，从中抽取信息，但并不参与语言的制定，作为系统的起源的决策集团是个范围狭小的群体，既可以是非常够格的技术专家，也可以是更分散更为匿名的集团，交流的制度性本质”。①于是，作为符号的语言在化为个人言语时，说话人常常会从决策集团已建立的语言制度中抽取信息。个人言语便受到决策集团，即语言常规制造者的规约。这样个人言语（符号的一种）在其诞生并由语言转向言语的过程中便会因为语言制度的规约而“词不达意”，以至于作为符号本身的“个人言语”常常带有个人意图和语言制度所赋予的色彩等多种语言目的。在《边城》中，正是语言制度对个人言语施加作用，成为人物关系产生隔阂的重要原因。
《边城》中，大佬和祖父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老伯伯，你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再过两年，若我有闲空能留在茶峒照料事情，不必像老鸦到处飞，我一定每夜到这溪边来为翠翠唱歌。”
祖父用微笑奖励这种自白。一面把船拉动，一面把那双小眼睛瞅着大佬。
于是大佬又说：
“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
祖父慢条斯理把船掉了头，让船尾傍岸，就说：“大佬，也有这种事儿！你瞧着吧。”
究竟是什么事，祖父可并不明白说下去。那青年走去后，祖父温习着那些出于一个男子口中的真话，实在又愁又喜。翠翠若应当交把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照料翠翠？当真交把了他，翠翠是不是愿意。②
在这段对话关系中，语言制度成为控制话语走向的重要角色。从罗兰·巴尔特“语言”到“言语”的转变过程来看，“言语”会受制于“语言制度的规约”，个人言语的产生背后必定有一个语言的决策集团在支配。那么大佬和祖父的对话，它的决策集团是什么，它的重心又是受什么所支配的呢。文中“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这段话语很显然取自湘西茶峒人日益积累起来的一整套婚姻关系中的话语体系，这话语体系的组织者便是对话的决策集团，大佬只是处于被决策集团支配的地位。对话中，大佬的主要意图在于表达对翠翠的爱慕之情，关于茶峒人媳妇之类的要求则是在祖父微笑的鼓励之下，才在湘西语言文化背景下挑选出的个人言语。而在传达过程中，由于祖父同属于湘西语言文化系统的控制之下，这一整套“婚姻关系”的语言制度很显然加重了后者的意义。这时候语言制度所赋予的色彩盖过了个人意图便成了大佬整段语言的主要目的。很显然，这造成了对话的隔阂，导致了祖父“又愁又喜”的犹豫，亦间接导致了祖父后来面对大佬天佑提亲时的模糊态度，诱使天佑出船后死亡。这段对话很显然埋下了整个故事情节走向悲剧的种子。于是，语言制度常常对个人言语施加影响产生“语言分歧”，“人”在无意中成为被“语言”支配与控制的“小丑”，这便加深了《边城》内部深层的悲哀。
（二）发送者在符号表意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如果说符号一定程度上是由“决策集团”来决定，这会造成词不达意。那么在《文之悦》中，罗兰·巴尔特则道出了在人物话语关系中，发送者的主导地位往往会指向符号意指的曲解或多重阐释。并因这发送者的主导地位，话语一旦发出以后往往被社会地位或意识形态等因素所吞没。 在《文之悦》关于发送者的主导地位，以及“意识形态”在语言中对主导地位的影响包含以下两点：第一，在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中，接收者只作为“吸纳物”和“场地”而存在。第二，完整的语言结构一旦形成便会受到“政治语言”的控制，成为意识形态之物。于是在对话关系中，说话者作为符号意指的发送者总是会从事态语境和社会语境中的个人地位出发，忽略接收者的存在。《边城》中祖父和船总顺顺都曾承担这种角色。
小说中，大佬曾两次托人问祖父的态度，祖父因为茶峒山城的规矩和不了解翠翠的想法等原因都用借口搪塞了过去。实际上，根据两次打探过程中，“老船夫记得前一次大佬亲口所说的话，知道大佬的意思很真，且知道顺顺也喜欢翠翠，心里很高兴”。“在河街见到了大佬，就一把拉住那小伙子，很快乐地说：‘大佬，你这个人，又走车路又走马路，是怎样一个狡猾东西！’”等描写来看，他对大佬打心底是很愿意的。然而，正如《文之悦》分析作者与读者之间关系时所写的那样，“你针对我而说以便我可读你，然而我只是你倾卸此說的人物而已；在你眼中，我是乌有先生的替身，无相无形；就你来说，我不是一个身体，甚至不是一个对象，而仅仅是一个宜于吐露的场地、接纳物。”③在他与大佬通过媒人做中介的两次对话关系中，对祖父来说，大佬只是作为形如“读者”的身份即话语的吸纳场地隐约存在，是“乌有先生的替身”，“无相无形”。祖父的搪塞态度虽然只在于根据事态的发展单纯延后故事结果的产生，可大佬作为这一“搪塞态度”倾吐场地，却完全接纳了这个犹豫摇摆的话语世界，甚至恼愠于“老的口上含李子，说不明白”。于是，“祖父 ”作为符号表意的发送者，他只沉浸在自身的事态语境的主导地位，“禁锢在由我的言语织成的茧缚之中”，④符号接收者的地位反而被取消。这时候，作为话语的符号本身，在传达过程中，不仅没有达到表意的意图，反而被曲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如果说祖父和大佬的关系中，发送者在事态语境中的主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那么从意识形态与语言关系的角度来看，祖父和船总顺顺的关系，则因在社会环境这个语境中发送者的主导地位引起了符号表意的歧义。在意识形态与语言关系中，罗兰·巴尔特在强调字的单独性时认为：“词语、特别是句子为符合逻辑的单位，是依照定型进行连接并能够终止的产物，因而是典型的意识形态之物。”⑤于是，以词句单位为主要介质的对话言说免不了会冒着意识形态的风险。在对话关系中，符号的传送者总是占据主导地位，话语形成后便无形中借由社会地位等意识形态从个人角度发声，忽略了在接收者那儿的传达效果。小说中，祖父和船总顺顺虽都是茶桐城的年长者，都有着极好的品行与性情。然而在大佬被淹坏后，两者的对话均从个人的社会地位出发，被意识形态所附着，进而走向隔阂与交错。在船夫来到顺顺家准备探个究竟的对话中，对话开始后，船夫无意中便被压制到较低的带有祈求和询问的地位，只说道：“没有什么，只是三五句话，不便扫兴，不敢说出。”这时候的语言符号是祖父从意识形态所控制的个人社会地位出发，发出的低微的声音。面对这声音，顺顺则只是简短的一句话“是有这事”。这句话在无意中又带有了对较低社会身份的冷漠态度。所以，不管是船夫还是船总，其话语从单独的字组织起来以后总是按照其社会身份进行规约。他们的符号话语一经发出只从发送者的主导地位出发，按意识形态的线路发声，却忽略话语的传达效果。以至于，小说中“我以为我们只应当谈点自己分上的事情，不适宜于想那些年青人的门路了”，⑥在船总顺顺看来，对这话题的冷漠和主动终止只是略微发泄心中的不顺而已。但在船夫看来，事情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于是郁结加深，指向了船夫的死亡。
总之，不管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来看，还是人物之间的话语关系来看，话语的歧义常常会成为诸多矛盾的中心，使语言在发出到抵达时常常会发生曲解，以造成各种说话人预想不到的效果，成为故事悲剧的原因。《边城》中人物话语试图投递却不可抵达之处，正是导致翠翠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美好人物间不可避免的语言投递的凄凉使得田园牧歌更加具有透彻沉郁的美感。
二、《边城》环境与习俗中的符号“隐喻链”
在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意义的关联”一节中，指出意指即为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产生符号。意指活动由于是约定的具有局部无理据性。但是“当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是类比性的关系时，符号就具有理据性”。⑦在“S/s即拉康及其后的拉普朗施与列可莱尔”对“意指”进行探究的尝试中，他们认为“能指（S）是总括，由一条多层的链接（隐喻链）组成，能指与所指处于一种游离的关系中，只在某些锚定点‘遇合’”。⑧于是，当隐喻链在“能指”与“所指”之间产生一种类比关系时，由于这类比的理据性，能指便可能指向语言表面之外的类比意义。这时候，语言符号便具有暧昧性，这暧昧性常常因符号的意指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以一种拐弯的方式对其所指进行引申和延展。
《边城》中关于地理环境和文化习惯的散漫描绘由于符号“隐喻链”产生的“类比性”，正指向了小说悲剧美的气质和和谐被打破的悲剧状态。
（一）地理环境
《边城》中，对山城的地理环境是这样描述的：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
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贯串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河中涨了春水，到水逐渐进街后，河街上人家，便各用长长的梯子，一端搭在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墙上，人人皆骂着嚷着，带了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去，水退时方又从城门口出城。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⑨ “茶峒”城靠溪靠河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这山城是一个有水灵动的地方，被山水萦绕，在涨水来去中颤颤巍巍。如果说这一看似偏僻纯净的地理环境是一个符号，那么这一山城被水萦绕的颤颤巍巍的氛围与湘西人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则有某种类比性。这一类比性被能指的“隐喻链”连接起来，使这一地理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暗指了“湘西人”包括祖父和翠翠主要人物飘渺不定却坦然诚实的生活态度。所以，小说中对这一地理环境的描绘，亦曲折地暗指了，这一方被水浸渍过的人们虽如溪边白塔一般朴素地屹立，却作为一个“人的整体”在飘摇着生活。这种散漫的环境营造看似脱离悲剧中心，却因这意义的引申和扩散浸染了悲剧的汁液，无形中浸入读者内心，淡淡地透露了悲剧美的气质。
（二）文化习俗
《边城》中茶峒山城的民风淳朴，人们独自享乐人间的祥和。文中有多处描写湘西民风民俗。如小城虽驻扎一营的戍兵，却安静和平；虽为川东商业交易接头处，却热闹有趣；即便“妓女”在湘西人看来也是率性的性情中人，是自然浑厚的，是理应被尊重的职业，而到端午节气时，赛船、捉鸭子，峒城更是热闹，水手们亦勇敢、好胜却又和谐无争斗。小说中描写湘西民风民俗的语言，所指对象除了人世间的和睦，更是湘西文化的整体气质。这一整体气质与小说中的风日里长养起来、自然淳朴的主人公“翠翠”和和睦、好助、忠实的“祖父”的性格气质形成类比，间接指向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使其浸染了文化的习气而带有某些固定的特色。这样湘西民风民俗的描绘便无形中将小说的典型人物形象纳入到集体中来，使湘西人的世界成为一个整体。正是这一和睦温馨的整体，在无形中从内向外被语言的潜流所打破，从外向内又作为一个飘零的形象被自然外力所打破。在这样的背景中，这热闹温馨的氛围反而显得格外凄凉。
三、結语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发生在一些“较好的人”身上的“一连串完整严肃的行为动作”，⑩鲁迅则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1那么对《边城》来说，语言作用于美好品性的人物而产生一系列个人无法掌控却对他人产生破坏性的动作，则从内向外推动故事走向悲剧，在小说内部埋下了难以排遣的悲剧张力。与此同时，由于语言的类比作用，这一系列动作被浸在悲剧的环境氛围之中，使得这一张力在美好被破坏时更加凸显。总之，从罗兰·巴尔特言语歧义、符号类比等角度来分析《边城》，我们可以发现语言成了人的驾驭者，支配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营造了故事情节的氛围，它潜流在小说底部，成为《边城》难以言说的悲剧美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注 释]
①⑦⑧法·罗兰·巴尔特著、王东亮等译：《符号学原理》，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第41页、第43页.
②⑥⑨沈从文：《边城》，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66～67页、第184页、第1～9页。
③⑤法·罗兰·巴尔特著、屠友祥译：《文之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第3页。
④法·罗兰·巴尔特著，汪耀进、武佩荣译：《恋人絮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3页。
1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