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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师未捷身先死 留得重任付后人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从此，开辟了中美关系的新前景。
同年9月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3年6月27日，我国又在西北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中共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调解。遗憾的是曹聚仁已于1972年7月2日因患癌症逝世，这是个很大损失，这方面的人选一下子成了空白。
在外交部工作的章含之把中共欲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进行和谈的打算透露给父亲，章士钊很高兴，决心为国效力，替毛主席分忧。章士钊与毛泽东私交甚厚。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毛泽东就曾受章士钊的帮助。1920年春，毛泽东为筹集建党经费及送部分同志赴法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费用，便向章士钊求助。章士钊一口答应，随即向工商界名流募集了两万银元给毛泽东，为革命帮了大忙。
章士钊先生晚年洋洋洒洒百万字力作《柳文指要》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冲破康生的阻挠而问世的。他对毛泽东有一份特殊的感情。1972年下半年，章士钊想回香港看望三夫人殷德贞，同时他还想为和平统一祖国再尽一份力，因为当时他已92岁高龄了，自知来日无多，他要抓紧时间。于是，他要女儿章含之向周总理转达他的意愿。
周恩来听后说：“与台湾方面的对话，行老（章士钊字行严）去是再合适不过了。1962年和1964年行老两次赴港，做了大量工作。可惜后来中断了。”周恩来虽然希望章士钊能再作此行，但考虑到章士钊毕竟年事已高，头脑虽然清醒，但耳朵已听不大清，腿因骨折而使肌肉萎缩，行动不便，这样虚弱的身体已不允许长途旅行了。于是暂时没有同意章士钊的请求。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
毛泽东反复权衡，认为章士钊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于是提出：“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可以去呢？比如说派个专机去。“
1973年春天，毛泽东在会见时突然问章含之：“行老还有没有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的念头？”章含之深深知道父亲的秉性，父亲常常谈到他见不到国共和谈、祖国统一是他一大遗憾，他表示他一生最后一个愿望是台湾回归，所以当毛泽东问话时自然回答说有。
最后，在征得章士钊家属同意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派章士钊去香港。
当章士钊从章含之那里了解到毛泽东的意思后激动不已，他认为还是毛泽东明白他的心思，他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
1973年5月25日，周恩来特意安排了中国民航的一架专机送章士钊、章含之等人去香港，随机还派了警卫、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张惠芬医师及护士等人。周恩来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
当时中国民航与香港还没有通航，外交部等单位事前已同港英当局进行了细致的洽谈和安排，章士钊乘坐的专机就成了第一架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的大陆飞机。
章士钊随身带有中共关于和谈的基本条件：希望尽快举行国共两党谈判，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央可给予台湾省类似当年陕甘宁边区的地位，经费不足可以由中央政府负担。如果台湾认为谈判条件不成熟，可以先进行官方或团体互访，作一定接触，暂不举行谈判。
再说在台湾的蒋介石，他经常想起在大陆的日子，想到与大陆沟通的问题。就在他出任第五届“总统”之前的一个月，即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竟把他称为“老朋友”。这个消息在美国和香港流传了很久。蒋介石注意到，毛泽东对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对毛泽东说这句话，蒋介石思考了很久。
此时的蒋介石十分孤立，在国际上，中共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而台湾的国际活动范围则越来越小，连“忠实的盟友”美国也倒向了中共。但他认为这时主动向中共提出沟通，有点近似于投降。
正在蒋介石这么犹豫之时，中共恢复了“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也出面发表讲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
蒋介石得到这些消息后，心中佩服毛泽东胸怀博大，但还是没有采取主动行动。其原因，主要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沟通人选。
正在这时，毛泽东却派章士钊来了。蒋介石暗暗高兴，等候着章士钊的消息。
却说章士钊先生到香港后，就急忙找原来的各种关系，以便恢复与台湾的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和国民党方面联系上了。他当时乐观地派章含之回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各方面关系初步接上，他在香港顶多住三个月即可完成任务。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应，加之年事已高，到六月下旬，章士钊便一病不起。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病重的消息，派医疗队急忙赶到香港时，章士钊已于7月1日与世长辞。
章士钊在完成民族使命的过程中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章士钊逝世后，许孝炎等表示要尽快将章士钊带来的中共和谈条件转告台湾方面。
由于中共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蒋介石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他找不到合适的沟通人选，就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方式向大陆方面发出信号。
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秘密召来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给他布置任务。陈立夫在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对此有一定经验。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他们两人都不能亲自到台湾访问。毛泽东找来邓小平，亲自向邓小平交代，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
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中说：“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希望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与大陆沟通之时，蒋介石却因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第二年的1月、7月和9月，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也先后与世长辞。国共重开和谈、再次合作之事只得暂时作罢。
邓小平频频示好 李光耀往来穿梭
毛泽东与蒋介石相继辞世之后，统一祖国的历史重担便落在了他们的继任者邓小平与蒋经国身上。
在和平统一中国的问题上，邓小平主动伸手，对蒋经国频频示好，而蒋经国则是小心再小心，谨慎又谨慎；邓小平认为祖国统一后，两岸会有光明灿烂的前途，而小蒋对统一后台湾的未来充满疑虑。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提议两岸开放经贸、旅游和通邮，希望重开国共和谈。
同一天，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1980年2月15日，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发出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希望台湾各界人士敦促国民党当局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首先实现通邮、通航。国台办向台湾、东南亚、全世界的华人亲友发动信海攻势，呼吁促成两岸修好。
1981年9月20日，叶剑英又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身份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谈话，即著名的和平统一祖国的“九条”。
蒋经国领导的台湾国民党在中共和平统一方针政策的影响下，也开始调整其大陆政策，放弃了武力“反攻大陆”的方针，并提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
蒋经国的方法是，先让两岸关系在民间自发性地发展起来，持续下去，然后再观察事态进展情况。这当然为不失稳妥的策略，然而时间不等人，蒋经国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身体恶化的迹象在1983年就非常明显地显露出来。
蒋经国认为与祖国大陆的对话应该提上日程了，强烈的使命感使他不得不这样做。但沟通必须有合适的信息传递者，这个人应该不带任何一方的政治色彩，又能为双方所共同接受。几经推敲，最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成了双方认可的人选。新加坡是华人国家，当时与台湾海峡两岸均无外交关系，而李光耀则是唯一可以穿梭往来于两岸的领袖人物。
李光耀对中国有感情，1976年，他首次访问北京，曾会晤过毛泽东。1978年，邓小平到新加坡考察，与李光耀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谈。1980年，李光耀再次访问中国。邓小平通过李光耀转达了对蒋经国的问候和有关统一的策略。
邓小平一再强调，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大陆方面没有绝对的条件，所有其他问题都可以谈判、调整和商榷。
大陆的政策十分诚恳而又务实，谈判的起点非常富有弹性，条件也非常优厚。但蒋经国却停滞不前。有一些不确定因素让他犹豫不决：第一、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谈判的可能到底有多大？第二、他不认为岛内调整“三不政策”已获得共识。第三、即使他相信此刻大陆的诚意，但由于文革的冲击和影响，内地的局势与政策是否可以一直稳定下去也令他担忧。最后，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大陆开出的条件虽然优厚，但与他的期望与设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或者说根本无法并轨。1986年，李光耀又到台湾访问三天， 向蒋经国转达了中共和谈的优厚条件。对于谈判一事，蒋经国因为自觉时间不多，十分关切。他积极起来了，在他有限的时间里，哪怕是先获得名义上的统一也有必要，也要寻找机会。他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以独立存在，台湾必须主动踏上统一之路。
沈诚奔波穿针引线 和谈代表即将派出
在李光耀公开往来于台湾海峡两岸的同时，蒋经国还安排了一个秘密使者保持着与大陆的联系，这个人叫沈诚。而中共方面也看中了沈诚。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在1981年10月9日召开规模宏大的纪念大会。会议召开之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发函邀请蒋经国、宋美龄、蒋纬国、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沈诚以及其他台湾各界人士参加纪念大会，请他们回大陆和家乡看一看，并明确表示：蒋经国等先生来大陆和故乡游览时，“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欢迎”。
在应邀与会的人士中，来自香港的沈诚最为显眼。他是《新香港时报》的社长兼总编辑，是蒋经国的同乡，曾在蒋经国于抗战时期苦心建立起来的青年军中任师长，少将军衔，立有战功。到台湾后担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大部分的重要文件都出自沈诚之手。蒋经国视其为心腹，沈诚亦忠心耿耿为小蒋效劳。他曾在台湾“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担任过蒋经国的侍从参谋，退役前官阶为陆军少将。退职后到《新香港时报》任职。他常去台湾和老友叙旧，与蒋经国私交甚厚。沈诚接到中共的请柬后，专程去台湾向蒋经国当面请示机宜。
蒋经国对沈诚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实际上是同意沈诚去北京，而且还嘱托沈诚一定代他到溪口老家看看，“最好能拍一些现场照片”。
沈诚到了北京后，受到了热情接待。纪念大会过后，叶剑英委员长还接见了他，双方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叶剑英欢迎他常来大陆看望、走访。在统战部的安排下，沈诚游览了长城、故宫，到溪口参观。他拍了大量的蒋介石故居和祖坟保护完好的照片。
蒋经国看了照片，笑容满面，说：“很好，很好。”他又一次默许沈诚成为其探听中共政策的“密使”。蒋经国的这位原机要秘书就这样奔波往返于祖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成为国共两党进行联系和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但开始几年，沈诚只是肩负着了解中共对台的政策、动态的使命。蒋经国还没有与中共和谈的意图。
对此，中共加大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宣传力度，不断地向台湾发出呼吁，希望尽快实现国共谈判，解决统一祖国的问题。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信国民党主席、台湾“总统”蒋经国，切盼蒋捐弃前嫌，“依时顺势，择善而从，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共图振兴中华大业。信中还以诚恳的态度阐明了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重大意义。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谈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一些设想，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办法”。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代表团，在谈到中国统一问题时指出：“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国家。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5年6月11日至16日，黄埔军校同学会致同学书，呼吁海内外校友发扬黄埔精神，按照“一国两制”设想，促进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和谈浪潮滚滚而来。在中共的诚意面前，蒋经国动心了，开始考虑与中共接触。1986年夏初，蒋经国秘密地把沈诚召到台北，要他拟出一个谈判方案。沈诚根据多次与中共方面接触及中共方面的建议，全面考虑，多次推敲，拟定了《国是建言》。蒋经国仔细地看后，没有表态，没提任何意见。沈诚问他要不要把这份《国是建言》副本交给中共，试探情况。蒋经国点点头。于是，沈诚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国是建议备忘录》，经蒋经国过目首肯后，于当年8月交给中共方面。
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有：
（1）分析两岸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2）双方对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和互相执着；（3）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分歧；（4）如何在“国家至上、同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为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5）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6）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
中共中央对《国是建议备忘录》高度重视，进行了充分的商议，于1987年3月邀请沈诚进京晤谈。沈诚十分高兴，赴京前，他以记者身份到台湾采访，秘密进总统府，当面向蒋经国请示。蒋经国原则上已同意对等谈判，但反对操之过急，他指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的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这一积极的表示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原先僵硬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向前迈了可喜的一大步。
沈诚返回香港，稍稍休息一下，立刻上京。3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接见了沈诚。寒暄几句后直奔主题，询问蒋经国先生对《备忘录》的态度。沈诚回答说：“经国先生同意对等谈判，他对于两岸、两党问题，深信必定能够在理念认同下求得解决。因此，他希望在求实、求同的原则下能够突破。所以，他虽然看到我的《国是建议备忘录》后，还没正式表示什么意见，从他那次找我谈话中，约略可以看到还是认可的。”
杨尚昆说：“我们理解经国先生的处境，希望他早日坐到谈判桌前来。”
沈诚看到了中共的宽容大度，这次他不敢在北京逗留，归心似箭，立即返港，然后秘密赴台，详细地向蒋经国汇报此行的情况。
尽管蒋经国同意国共两党谈判，但他对中国共产党仍抱有极强的戒心，他担心：大陆大，台湾小，共产党人多势众，国民党将寡兵弱，国际社会不承认台湾当局，中共主导谈判，谈判的结果将是台湾被中共统一掉。因此，听取了沈诚的汇报后，他强调“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要求沈诚把这个观点转达给中共中央领导人。
谈判之门已稍稍打开，沈诚满怀信心，马不停蹄，绕道香港，飞往北京。
几天后，邓小平在杨尚昆的陪同下，亲自接见了沈诚，他赞扬了沈诚的爱国精神。在谈话中，对蒋经国希望的技术上的“具体表达”作了完整而明确的阐述，那就是“实行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沈诚说：“一国两制是个创举，史无前例，好。”邓小平明确指出：“所谓一国两制，就是在祖国统一后，台湾、香港、澳门可以实行与大陆不同的制度，他们可以搞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国家是一个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听了邓小平的话，沈诚十分感动，立即把这个重要消息反馈给台湾。
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经认真研究决定，以杨尚昆的名义致函蒋经国，正式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进行两党谈判。密函如下：
经国先生大鉴：
近闻先生身体健康，不胜欣慰！
沈君数次来访，道及先生于国家统一之想，昆等印象良深。祖国统一，民族振兴，诚我中华民族之崇高愿望，亦历史赋予国共两党之神圣使命。对此，我党主张通过平等谈判而谋其实现。今自沈君得悉先生高瞻远瞩，吾人深为赞叹！唯愿能早付诸实施，使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
为早日实现双方领导人的直接谈判计，昆谨代表中共中央邀请贵党派出负责代表进行初步协商。望早日决断，书不尽意，临颖神驰，伫候佳音。
沈诚从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手中接过密函，表示决不辱使命，保证将密函交到蒋经国手中。
1987年3月29日，台湾“总统”府里，暖意融融。沈诚将杨尚昆的亲笔信交给蒋经国，蒋经国满脸笑容地握住沈诚之手说：“则明弟，你辛苦了。”沈诚说：“为和平效力，不胜荣幸。”蒋经国说：“你先在台湾休息几天。走前我们再谈一次。”
1987年4月4日，蒋经国约见沈诚，开门见山地问道：“他们态度如何？”沈诚道：“他们是真心实意的。”蒋经国说：“我仔细地阅读他们的来函，觉得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沈诚说：“欲速则不达。但也要考虑到夜长梦多。”蒋经国说：“党对党谈判是可行的，最重要的是大家认同大家的党中央，都以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才不使双方有尊卑的感觉。”沈诚说：“仁兄考虑周全。”蒋经国说：“以后要谈判，也要在我们自己党内求得共识，因为党内一部分人还持着反对态度，他们的理由是党对党谈，台湾人民会不赞成。”他指示沈诚“多多留意中共的意向”。蒋经国说：“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动作。”这次谈话的时间较长，沈诚看到蒋经国精神很好。
7月14日，台湾宣布从15日零时起，在台澎地区解除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同时实施“国安法”。这是开启两岸接触的试金石。但保守派认为，准许民众赴大陆旅行，等于背叛了整个反共斗争的基石。蒋经国安抚他们说，不用担心，到大陆看看，可以让台湾人民了解大陆的情势，大陆人民也可以了解台湾的情势。
10月，李焕公开宣布，国民党不再寻求在内地取代共产党，而是推动“政治改革、言论自由和经济自由化”。右派又铁青脸色，责难国民党：怎么可以放弃推翻中共的历史责任？蒋经国解释说，我们不是提倡自由吗？大陆人民有权选择共产党，也有权选择国民党或其他政党。
10月14日，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国民党继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再全面开放岛内民众前往大陆旅行。这一举动，暗示不再进行反共斗争了。
与此同时，和谈代表团的成员已初步落实。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国民党方面的国共和谈正式代表即将派出之时，蒋经国的病情突然恶化， 1988年1月13日，带着无限遗恨与苍凉，蒋经国永久地离开了人间。14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吊唁蒋的逝世。
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谈话，对蒋经国不幸逝世表示悼念，并重申和平统一的方针不变。他说：“当此国民党领导人更替之际，我们重申，我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希望新的国民党领导人，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把海峡两岸关系上开始出现的良好势头推向前进，为早日结束我们国家的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作出积极贡献。”
蒋经国的去世，使秘密进行的两岸接触突然中断，国共两党正式对等谈判的美好计划也因此未能实现。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以史为鉴，可以观古今中外兴衰隆替；以人为鉴，可以观古今中外忠烈奸佞。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规律。
炎黄一族，陆台一脉，两岸一家不可分；兄弟同胞，山水同源，千秋同史终需合。（续完）（责编 兴柱）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从此，开辟了中美关系的新前景。
同年9月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3年6月27日，我国又在西北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中共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调解。遗憾的是曹聚仁已于1972年7月2日因患癌症逝世，这是个很大损失，这方面的人选一下子成了空白。
在外交部工作的章含之把中共欲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进行和谈的打算透露给父亲，章士钊很高兴，决心为国效力，替毛主席分忧。章士钊与毛泽东私交甚厚。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毛泽东就曾受章士钊的帮助。1920年春，毛泽东为筹集建党经费及送部分同志赴法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费用，便向章士钊求助。章士钊一口答应，随即向工商界名流募集了两万银元给毛泽东，为革命帮了大忙。
章士钊先生晚年洋洋洒洒百万字力作《柳文指要》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冲破康生的阻挠而问世的。他对毛泽东有一份特殊的感情。1972年下半年，章士钊想回香港看望三夫人殷德贞，同时他还想为和平统一祖国再尽一份力，因为当时他已92岁高龄了，自知来日无多，他要抓紧时间。于是，他要女儿章含之向周总理转达他的意愿。
周恩来听后说：“与台湾方面的对话，行老（章士钊字行严）去是再合适不过了。1962年和1964年行老两次赴港，做了大量工作。可惜后来中断了。”周恩来虽然希望章士钊能再作此行，但考虑到章士钊毕竟年事已高，头脑虽然清醒，但耳朵已听不大清，腿因骨折而使肌肉萎缩，行动不便，这样虚弱的身体已不允许长途旅行了。于是暂时没有同意章士钊的请求。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
毛泽东反复权衡，认为章士钊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于是提出：“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可以去呢？比如说派个专机去。“
1973年春天，毛泽东在会见时突然问章含之：“行老还有没有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的念头？”章含之深深知道父亲的秉性，父亲常常谈到他见不到国共和谈、祖国统一是他一大遗憾，他表示他一生最后一个愿望是台湾回归，所以当毛泽东问话时自然回答说有。
最后，在征得章士钊家属同意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派章士钊去香港。
当章士钊从章含之那里了解到毛泽东的意思后激动不已，他认为还是毛泽东明白他的心思，他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
1973年5月25日，周恩来特意安排了中国民航的一架专机送章士钊、章含之等人去香港，随机还派了警卫、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张惠芬医师及护士等人。周恩来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
当时中国民航与香港还没有通航，外交部等单位事前已同港英当局进行了细致的洽谈和安排，章士钊乘坐的专机就成了第一架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的大陆飞机。
章士钊随身带有中共关于和谈的基本条件：希望尽快举行国共两党谈判，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央可给予台湾省类似当年陕甘宁边区的地位，经费不足可以由中央政府负担。如果台湾认为谈判条件不成熟，可以先进行官方或团体互访，作一定接触，暂不举行谈判。
再说在台湾的蒋介石，他经常想起在大陆的日子，想到与大陆沟通的问题。就在他出任第五届“总统”之前的一个月，即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竟把他称为“老朋友”。这个消息在美国和香港流传了很久。蒋介石注意到，毛泽东对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对毛泽东说这句话，蒋介石思考了很久。
此时的蒋介石十分孤立，在国际上，中共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而台湾的国际活动范围则越来越小，连“忠实的盟友”美国也倒向了中共。但他认为这时主动向中共提出沟通，有点近似于投降。
正在蒋介石这么犹豫之时，中共恢复了“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也出面发表讲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
蒋介石得到这些消息后，心中佩服毛泽东胸怀博大，但还是没有采取主动行动。其原因，主要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沟通人选。
正在这时，毛泽东却派章士钊来了。蒋介石暗暗高兴，等候着章士钊的消息。
却说章士钊先生到香港后，就急忙找原来的各种关系，以便恢复与台湾的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和国民党方面联系上了。他当时乐观地派章含之回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各方面关系初步接上，他在香港顶多住三个月即可完成任务。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应，加之年事已高，到六月下旬，章士钊便一病不起。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病重的消息，派医疗队急忙赶到香港时，章士钊已于7月1日与世长辞。
章士钊在完成民族使命的过程中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章士钊逝世后，许孝炎等表示要尽快将章士钊带来的中共和谈条件转告台湾方面。
由于中共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蒋介石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他找不到合适的沟通人选，就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方式向大陆方面发出信号。
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秘密召来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给他布置任务。陈立夫在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对此有一定经验。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他们两人都不能亲自到台湾访问。毛泽东找来邓小平，亲自向邓小平交代，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
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中说：“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希望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与大陆沟通之时，蒋介石却因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第二年的1月、7月和9月，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也先后与世长辞。国共重开和谈、再次合作之事只得暂时作罢。
邓小平频频示好 李光耀往来穿梭
毛泽东与蒋介石相继辞世之后，统一祖国的历史重担便落在了他们的继任者邓小平与蒋经国身上。
在和平统一中国的问题上，邓小平主动伸手，对蒋经国频频示好，而蒋经国则是小心再小心，谨慎又谨慎；邓小平认为祖国统一后，两岸会有光明灿烂的前途，而小蒋对统一后台湾的未来充满疑虑。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提议两岸开放经贸、旅游和通邮，希望重开国共和谈。
同一天，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1980年2月15日，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发出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希望台湾各界人士敦促国民党当局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首先实现通邮、通航。国台办向台湾、东南亚、全世界的华人亲友发动信海攻势，呼吁促成两岸修好。
1981年9月20日，叶剑英又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身份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谈话，即著名的和平统一祖国的“九条”。
蒋经国领导的台湾国民党在中共和平统一方针政策的影响下，也开始调整其大陆政策，放弃了武力“反攻大陆”的方针，并提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
蒋经国的方法是，先让两岸关系在民间自发性地发展起来，持续下去，然后再观察事态进展情况。这当然为不失稳妥的策略，然而时间不等人，蒋经国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身体恶化的迹象在1983年就非常明显地显露出来。
蒋经国认为与祖国大陆的对话应该提上日程了，强烈的使命感使他不得不这样做。但沟通必须有合适的信息传递者，这个人应该不带任何一方的政治色彩，又能为双方所共同接受。几经推敲，最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成了双方认可的人选。新加坡是华人国家，当时与台湾海峡两岸均无外交关系，而李光耀则是唯一可以穿梭往来于两岸的领袖人物。
李光耀对中国有感情，1976年，他首次访问北京，曾会晤过毛泽东。1978年，邓小平到新加坡考察，与李光耀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谈。1980年，李光耀再次访问中国。邓小平通过李光耀转达了对蒋经国的问候和有关统一的策略。
邓小平一再强调，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大陆方面没有绝对的条件，所有其他问题都可以谈判、调整和商榷。
大陆的政策十分诚恳而又务实，谈判的起点非常富有弹性，条件也非常优厚。但蒋经国却停滞不前。有一些不确定因素让他犹豫不决：第一、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谈判的可能到底有多大？第二、他不认为岛内调整“三不政策”已获得共识。第三、即使他相信此刻大陆的诚意，但由于文革的冲击和影响，内地的局势与政策是否可以一直稳定下去也令他担忧。最后，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大陆开出的条件虽然优厚，但与他的期望与设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或者说根本无法并轨。1986年，李光耀又到台湾访问三天， 向蒋经国转达了中共和谈的优厚条件。对于谈判一事，蒋经国因为自觉时间不多，十分关切。他积极起来了，在他有限的时间里，哪怕是先获得名义上的统一也有必要，也要寻找机会。他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以独立存在，台湾必须主动踏上统一之路。
沈诚奔波穿针引线 和谈代表即将派出
在李光耀公开往来于台湾海峡两岸的同时，蒋经国还安排了一个秘密使者保持着与大陆的联系，这个人叫沈诚。而中共方面也看中了沈诚。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在1981年10月9日召开规模宏大的纪念大会。会议召开之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发函邀请蒋经国、宋美龄、蒋纬国、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沈诚以及其他台湾各界人士参加纪念大会，请他们回大陆和家乡看一看，并明确表示：蒋经国等先生来大陆和故乡游览时，“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欢迎”。
在应邀与会的人士中，来自香港的沈诚最为显眼。他是《新香港时报》的社长兼总编辑，是蒋经国的同乡，曾在蒋经国于抗战时期苦心建立起来的青年军中任师长，少将军衔，立有战功。到台湾后担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大部分的重要文件都出自沈诚之手。蒋经国视其为心腹，沈诚亦忠心耿耿为小蒋效劳。他曾在台湾“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担任过蒋经国的侍从参谋，退役前官阶为陆军少将。退职后到《新香港时报》任职。他常去台湾和老友叙旧，与蒋经国私交甚厚。沈诚接到中共的请柬后，专程去台湾向蒋经国当面请示机宜。
蒋经国对沈诚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实际上是同意沈诚去北京，而且还嘱托沈诚一定代他到溪口老家看看，“最好能拍一些现场照片”。
沈诚到了北京后，受到了热情接待。纪念大会过后，叶剑英委员长还接见了他，双方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叶剑英欢迎他常来大陆看望、走访。在统战部的安排下，沈诚游览了长城、故宫，到溪口参观。他拍了大量的蒋介石故居和祖坟保护完好的照片。
蒋经国看了照片，笑容满面，说：“很好，很好。”他又一次默许沈诚成为其探听中共政策的“密使”。蒋经国的这位原机要秘书就这样奔波往返于祖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成为国共两党进行联系和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但开始几年，沈诚只是肩负着了解中共对台的政策、动态的使命。蒋经国还没有与中共和谈的意图。
对此，中共加大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宣传力度，不断地向台湾发出呼吁，希望尽快实现国共谈判，解决统一祖国的问题。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信国民党主席、台湾“总统”蒋经国，切盼蒋捐弃前嫌，“依时顺势，择善而从，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共图振兴中华大业。信中还以诚恳的态度阐明了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重大意义。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谈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一些设想，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办法”。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代表团，在谈到中国统一问题时指出：“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国家。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5年6月11日至16日，黄埔军校同学会致同学书，呼吁海内外校友发扬黄埔精神，按照“一国两制”设想，促进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和谈浪潮滚滚而来。在中共的诚意面前，蒋经国动心了，开始考虑与中共接触。1986年夏初，蒋经国秘密地把沈诚召到台北，要他拟出一个谈判方案。沈诚根据多次与中共方面接触及中共方面的建议，全面考虑，多次推敲，拟定了《国是建言》。蒋经国仔细地看后，没有表态，没提任何意见。沈诚问他要不要把这份《国是建言》副本交给中共，试探情况。蒋经国点点头。于是，沈诚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国是建议备忘录》，经蒋经国过目首肯后，于当年8月交给中共方面。
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有：
（1）分析两岸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2）双方对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和互相执着；（3）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分歧；（4）如何在“国家至上、同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为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5）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6）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
中共中央对《国是建议备忘录》高度重视，进行了充分的商议，于1987年3月邀请沈诚进京晤谈。沈诚十分高兴，赴京前，他以记者身份到台湾采访，秘密进总统府，当面向蒋经国请示。蒋经国原则上已同意对等谈判，但反对操之过急，他指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的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这一积极的表示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原先僵硬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向前迈了可喜的一大步。
沈诚返回香港，稍稍休息一下，立刻上京。3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接见了沈诚。寒暄几句后直奔主题，询问蒋经国先生对《备忘录》的态度。沈诚回答说：“经国先生同意对等谈判，他对于两岸、两党问题，深信必定能够在理念认同下求得解决。因此，他希望在求实、求同的原则下能够突破。所以，他虽然看到我的《国是建议备忘录》后，还没正式表示什么意见，从他那次找我谈话中，约略可以看到还是认可的。”
杨尚昆说：“我们理解经国先生的处境，希望他早日坐到谈判桌前来。”
沈诚看到了中共的宽容大度，这次他不敢在北京逗留，归心似箭，立即返港，然后秘密赴台，详细地向蒋经国汇报此行的情况。
尽管蒋经国同意国共两党谈判，但他对中国共产党仍抱有极强的戒心，他担心：大陆大，台湾小，共产党人多势众，国民党将寡兵弱，国际社会不承认台湾当局，中共主导谈判，谈判的结果将是台湾被中共统一掉。因此，听取了沈诚的汇报后，他强调“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要求沈诚把这个观点转达给中共中央领导人。
谈判之门已稍稍打开，沈诚满怀信心，马不停蹄，绕道香港，飞往北京。
几天后，邓小平在杨尚昆的陪同下，亲自接见了沈诚，他赞扬了沈诚的爱国精神。在谈话中，对蒋经国希望的技术上的“具体表达”作了完整而明确的阐述，那就是“实行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沈诚说：“一国两制是个创举，史无前例，好。”邓小平明确指出：“所谓一国两制，就是在祖国统一后，台湾、香港、澳门可以实行与大陆不同的制度，他们可以搞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国家是一个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听了邓小平的话，沈诚十分感动，立即把这个重要消息反馈给台湾。
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经认真研究决定，以杨尚昆的名义致函蒋经国，正式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进行两党谈判。密函如下：
经国先生大鉴：
近闻先生身体健康，不胜欣慰！
沈君数次来访，道及先生于国家统一之想，昆等印象良深。祖国统一，民族振兴，诚我中华民族之崇高愿望，亦历史赋予国共两党之神圣使命。对此，我党主张通过平等谈判而谋其实现。今自沈君得悉先生高瞻远瞩，吾人深为赞叹！唯愿能早付诸实施，使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
为早日实现双方领导人的直接谈判计，昆谨代表中共中央邀请贵党派出负责代表进行初步协商。望早日决断，书不尽意，临颖神驰，伫候佳音。
沈诚从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手中接过密函，表示决不辱使命，保证将密函交到蒋经国手中。
1987年3月29日，台湾“总统”府里，暖意融融。沈诚将杨尚昆的亲笔信交给蒋经国，蒋经国满脸笑容地握住沈诚之手说：“则明弟，你辛苦了。”沈诚说：“为和平效力，不胜荣幸。”蒋经国说：“你先在台湾休息几天。走前我们再谈一次。”
1987年4月4日，蒋经国约见沈诚，开门见山地问道：“他们态度如何？”沈诚道：“他们是真心实意的。”蒋经国说：“我仔细地阅读他们的来函，觉得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沈诚说：“欲速则不达。但也要考虑到夜长梦多。”蒋经国说：“党对党谈判是可行的，最重要的是大家认同大家的党中央，都以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才不使双方有尊卑的感觉。”沈诚说：“仁兄考虑周全。”蒋经国说：“以后要谈判，也要在我们自己党内求得共识，因为党内一部分人还持着反对态度，他们的理由是党对党谈，台湾人民会不赞成。”他指示沈诚“多多留意中共的意向”。蒋经国说：“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动作。”这次谈话的时间较长，沈诚看到蒋经国精神很好。
7月14日，台湾宣布从15日零时起，在台澎地区解除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同时实施“国安法”。这是开启两岸接触的试金石。但保守派认为，准许民众赴大陆旅行，等于背叛了整个反共斗争的基石。蒋经国安抚他们说，不用担心，到大陆看看，可以让台湾人民了解大陆的情势，大陆人民也可以了解台湾的情势。
10月，李焕公开宣布，国民党不再寻求在内地取代共产党，而是推动“政治改革、言论自由和经济自由化”。右派又铁青脸色，责难国民党：怎么可以放弃推翻中共的历史责任？蒋经国解释说，我们不是提倡自由吗？大陆人民有权选择共产党，也有权选择国民党或其他政党。
10月14日，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国民党继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再全面开放岛内民众前往大陆旅行。这一举动，暗示不再进行反共斗争了。
与此同时，和谈代表团的成员已初步落实。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国民党方面的国共和谈正式代表即将派出之时，蒋经国的病情突然恶化， 1988年1月13日，带着无限遗恨与苍凉，蒋经国永久地离开了人间。14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吊唁蒋的逝世。
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谈话，对蒋经国不幸逝世表示悼念，并重申和平统一的方针不变。他说：“当此国民党领导人更替之际，我们重申，我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希望新的国民党领导人，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把海峡两岸关系上开始出现的良好势头推向前进，为早日结束我们国家的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作出积极贡献。”
蒋经国的去世，使秘密进行的两岸接触突然中断，国共两党正式对等谈判的美好计划也因此未能实现。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以史为鉴，可以观古今中外兴衰隆替；以人为鉴，可以观古今中外忠烈奸佞。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规律。
炎黄一族，陆台一脉，两岸一家不可分；兄弟同胞，山水同源，千秋同史终需合。（续完）（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