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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文学课程教学中“性别视角”的运用要做到:了解女性批评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突出性别视角、强调女性自审意识;注意“性别视角”运用的综合性,避免“女性主义”的偏执性。
关键词:女性文学;性别视角;运用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3-0278-02
刘思谦在《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一文中指出:“性别是女性文学研究的一个合理的分析范畴,一个切入和解读文本的视角。”[1] 在女性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性别视角”的引入既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文学、文化、历史中渗透的性别因素现象,关注男女两性的差异性和平等性,促进学生对两性的正确理解;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女性自身的性别意识,使学生们在当今现实的物质关系中重新叩问性别的意义,用女性的眼光来认识自己,审视自己,在个人的爱情、事业、人生的选择中高扬女性的人格和力量。”[2]
那么,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性别视角”呢?本文将以20世纪30年代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萧红的教学个案为例,探讨女性文学教学中性别视角的运用。
一、了解女性批评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
在引入“性别视角”教学的过程中,首先必须让学生了解对作家进行女性批评的历史背景,唯有全面了解作家女性批评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女性作家的创作。以“萧红”的教学为例,如果不首先让学生了解萧红七十多年来被人们接受的历史,就不能明白何以在新时期以前被当作“抗日作家”的萧红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却频频以“女性”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萧红最初是在民族主义的标准下得到认可和接受的,在当时抗日救亡的时代主潮下,读者侧重的是其小说的民族主义内涵,很长一段时间,萧红小说蕴涵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关怀主题是被众多的研究者所忽略的。这种淡化萧红小说女性意识的评论的历史语境是什么?与萧红的创作有何联系?在教学的过程中必须让学生带着这些问题,将历史背景与作家的创作联系起来思考。与西方女性文学不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是在较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的历史际遇中发展起来的。“五四”时代的到来,激起了妇女解放的新浪潮,也决定了中国女性文学在探寻女性命运的主题时从一开始就与人的解放、民族的解放等时代命题在一起。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这种在五四运动时萌发的现代女性意识便迅速地让位于“救亡”和“革命”的号角,一些女作家开始放弃“五四”时期仅从个性解放出发追求女性解放的姿态,走上一条把个性解放与民族的解放相结合的道路,女性文学创作呈现出与男性文学趋同的特征。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语境则更加无视女性话语的存在,女性的声音淹没在以男权和国家为中心的权力话语中,女性文学批评更没有它存在的土壤和空间,在这种语境下,很长一段时间,萧红是个被文学史忘却了性别的作家。文艺凋敝的“文革”过后,文学批评才出现新的转机,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在经历了“译介引进”阶段后,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女性批评实践勃兴”的阶段,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此时,萧红创作体现出来的鲜明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特色才得到了研究者的发掘,也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萧红研究的最主要视角。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只有让学生了解这段历史背景,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女性文学创作和女性文学批评话语在我国走过的艰辛历程,质疑且批判千百年来以男性为中心建立的话语世界,从而更有效地批判男权文化把女性客体化的霸权意识。
二、突出性别视角,强调女性自审意识
性别视角的运用要求教学者首先必须站在鲜明的女性人文立场上,引入社会性别理论,运用独特的性别视角、使用性别话语解读现当代女作家的文学作品,帮助学生纠正传统文学史书写和文学批评中的性别偏见,重新评价女性创作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
以“萧红”的教学为例,在教学过程中,应引导学生对萧红创作文本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进行深入解读,同时可以结合萧红自身的人生经历,对中国女性千百年来作为男权话语附庸的真相进行讨论,并对萧红在创作中体现出来的不同于当时宏大的民族国家主流文学创作的主题和风格进行分析,讨论萧红创作的“女性蕴涵”和“女性气味”。在授课的过程中,除了引导学生对萧红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对传统男权的批判进行解读外,更重要的是要求学生对萧红的女性意识进行深层探究,可以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不止于从萧红小说对传统男权中心的道德观念进行批判和挑战的角度进行观照,更应该看到萧红作品体现的“对女性深层精神心理结构的理解与探测深度”,可通过作品分析,比如《呼兰河传》里小团圆媳妇一幕,让学生讨论萧红在作品里表达的女性主义立场,探寻中国女性命运长期被奴役的根源。萧红小说里展现出来的女性对她们自身坎坷经历的不幸的“屈从”与“认同”,这种“被虐”与“自虐”的两重迫害正是中国女性最大的悲哀与不幸,通过讨论和分析,可以让学生结合目前中国女性的生存处境及社会地位,探讨女性解放的途径,特别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应让学生明白,唯有解放女性自身,并对这种长期“屈从”的自身性格进行反思,寻求作为“人”的独立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才能为女性的真正解放画上句号。萧红小说在展现女性生存本相、认识女性自我、理解社会等方面所达到的深度以及所面临的困惑在当今的女性教育中都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其中蕴涵的女性自审意识尤具现代意味,在教学中,要紧紧抓住这种女性自审意识,引导学生认识自我、审视自我,高扬女性的人格和力量。
三、注意性别视角运用的综合性
运用性别理论进行教学,要注意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女性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避免单纯将女性主义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性别对抗,将女性写作单纯地理解为女性身体经验写作、性隐私写作,避免女性主义的偏执性。刘思谦指出在具体运用性别视角解读文本时要注意“完整性”和“综合性”,所谓性别理论的“综合性”是指:“研究者在以性别视角切人文本时,能够把社会的、文化的、阶级的和民族的内涵聚集在研究视野之内,根据文本的具体情况作出综合分析,既防止对性别内涵的盲视,也要防止对性别作过渡阐释,也就是既要看到文本中的性别内涵,又不能将性别内涵看做是唯一的,将性别内涵与民族内涵和阶级内涵相对立,以性别内涵代替、甚至否定三者在文本中浑然一体的存在。”[3]
以“萧红”的教学为例,在教学过程中,对一些女性批评家从鲜明的女权主义立场出发进行的解读,应注意引导学生加以判断分析。比如刘禾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一文中单纯强调萧红作品“女性生活经验”、“女性身体经验”,并对民族主义话语进行解构和颠覆的“女性主义”解读,在授课的课程中,应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可采取分组讨论或者辩论的形式,引导学生对“女性”和“民族”的关系进行辨析,让学生明白,“女性主义”的解读无疑对萧红作品长期以来被“庸俗社会学”所遮蔽的女性身体经验的批评现象进行了有力的反拨,从而将萧红小说从民族国家话语的宰制中解救出来,发挥了女性主义的批判力量,但必须看到,妇女与民族、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织关系往往是复杂的,不能采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将其截然分开。“如果说,民族主义遮蔽了我们一只看待妇女与民族之间复杂关系眼睛的话,女性主义同样会遮蔽另外一只。”[4]完全离开一部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语境去观照它在当时产生的特定意义是不够客观的,萧红《生死场》出版之际,正是全民族抗战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刻,在这种特定的历史境遇下,小说的民族主义内涵无疑会得到强化,时过境迁,当新的文化语境出现之时,人们从新的角度、以新的视角去关照它,审视它,自然又会得出新的认识。在特定的时代,萧红的创作呈现出的是“女性本位”与“民族本位”两种倾向并存的状况,但性别批判、人性剖析和生命探索无疑是萧红创作的主要精神内涵。通过讨论和分析,可让学生重新解读和思考中国女性历史的书写,对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进行深入的反思,在倡导男女两性主体性平等的基础上,也包含着女性主义立场对男性合理生命逻辑的尊重,从而避免女性主义的偏执性。
参考文献:
[1]刘思谦.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J].文艺理论研究,2003,(1).
[2]陈晓娴.女子高等院校女性文学课程建设和教学实践探索[J].河南教育:高校版,2010,(9).
[3]刘思谦.女性文字研究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续)[J].职大学报,2003,(3).
[4]吴晓佳.萧红:民族与女性间的大智勇者[J].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S2).
[责任编辑 魏杰]
关键词:女性文学;性别视角;运用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3-0278-02
刘思谦在《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一文中指出:“性别是女性文学研究的一个合理的分析范畴,一个切入和解读文本的视角。”[1] 在女性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性别视角”的引入既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文学、文化、历史中渗透的性别因素现象,关注男女两性的差异性和平等性,促进学生对两性的正确理解;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女性自身的性别意识,使学生们在当今现实的物质关系中重新叩问性别的意义,用女性的眼光来认识自己,审视自己,在个人的爱情、事业、人生的选择中高扬女性的人格和力量。”[2]
那么,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性别视角”呢?本文将以20世纪30年代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萧红的教学个案为例,探讨女性文学教学中性别视角的运用。
一、了解女性批评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
在引入“性别视角”教学的过程中,首先必须让学生了解对作家进行女性批评的历史背景,唯有全面了解作家女性批评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女性作家的创作。以“萧红”的教学为例,如果不首先让学生了解萧红七十多年来被人们接受的历史,就不能明白何以在新时期以前被当作“抗日作家”的萧红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却频频以“女性”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萧红最初是在民族主义的标准下得到认可和接受的,在当时抗日救亡的时代主潮下,读者侧重的是其小说的民族主义内涵,很长一段时间,萧红小说蕴涵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关怀主题是被众多的研究者所忽略的。这种淡化萧红小说女性意识的评论的历史语境是什么?与萧红的创作有何联系?在教学的过程中必须让学生带着这些问题,将历史背景与作家的创作联系起来思考。与西方女性文学不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是在较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的历史际遇中发展起来的。“五四”时代的到来,激起了妇女解放的新浪潮,也决定了中国女性文学在探寻女性命运的主题时从一开始就与人的解放、民族的解放等时代命题在一起。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这种在五四运动时萌发的现代女性意识便迅速地让位于“救亡”和“革命”的号角,一些女作家开始放弃“五四”时期仅从个性解放出发追求女性解放的姿态,走上一条把个性解放与民族的解放相结合的道路,女性文学创作呈现出与男性文学趋同的特征。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语境则更加无视女性话语的存在,女性的声音淹没在以男权和国家为中心的权力话语中,女性文学批评更没有它存在的土壤和空间,在这种语境下,很长一段时间,萧红是个被文学史忘却了性别的作家。文艺凋敝的“文革”过后,文学批评才出现新的转机,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在经历了“译介引进”阶段后,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女性批评实践勃兴”的阶段,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此时,萧红创作体现出来的鲜明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特色才得到了研究者的发掘,也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萧红研究的最主要视角。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只有让学生了解这段历史背景,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女性文学创作和女性文学批评话语在我国走过的艰辛历程,质疑且批判千百年来以男性为中心建立的话语世界,从而更有效地批判男权文化把女性客体化的霸权意识。
二、突出性别视角,强调女性自审意识
性别视角的运用要求教学者首先必须站在鲜明的女性人文立场上,引入社会性别理论,运用独特的性别视角、使用性别话语解读现当代女作家的文学作品,帮助学生纠正传统文学史书写和文学批评中的性别偏见,重新评价女性创作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
以“萧红”的教学为例,在教学过程中,应引导学生对萧红创作文本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进行深入解读,同时可以结合萧红自身的人生经历,对中国女性千百年来作为男权话语附庸的真相进行讨论,并对萧红在创作中体现出来的不同于当时宏大的民族国家主流文学创作的主题和风格进行分析,讨论萧红创作的“女性蕴涵”和“女性气味”。在授课的过程中,除了引导学生对萧红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对传统男权的批判进行解读外,更重要的是要求学生对萧红的女性意识进行深层探究,可以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不止于从萧红小说对传统男权中心的道德观念进行批判和挑战的角度进行观照,更应该看到萧红作品体现的“对女性深层精神心理结构的理解与探测深度”,可通过作品分析,比如《呼兰河传》里小团圆媳妇一幕,让学生讨论萧红在作品里表达的女性主义立场,探寻中国女性命运长期被奴役的根源。萧红小说里展现出来的女性对她们自身坎坷经历的不幸的“屈从”与“认同”,这种“被虐”与“自虐”的两重迫害正是中国女性最大的悲哀与不幸,通过讨论和分析,可以让学生结合目前中国女性的生存处境及社会地位,探讨女性解放的途径,特别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应让学生明白,唯有解放女性自身,并对这种长期“屈从”的自身性格进行反思,寻求作为“人”的独立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才能为女性的真正解放画上句号。萧红小说在展现女性生存本相、认识女性自我、理解社会等方面所达到的深度以及所面临的困惑在当今的女性教育中都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其中蕴涵的女性自审意识尤具现代意味,在教学中,要紧紧抓住这种女性自审意识,引导学生认识自我、审视自我,高扬女性的人格和力量。
三、注意性别视角运用的综合性
运用性别理论进行教学,要注意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女性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避免单纯将女性主义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性别对抗,将女性写作单纯地理解为女性身体经验写作、性隐私写作,避免女性主义的偏执性。刘思谦指出在具体运用性别视角解读文本时要注意“完整性”和“综合性”,所谓性别理论的“综合性”是指:“研究者在以性别视角切人文本时,能够把社会的、文化的、阶级的和民族的内涵聚集在研究视野之内,根据文本的具体情况作出综合分析,既防止对性别内涵的盲视,也要防止对性别作过渡阐释,也就是既要看到文本中的性别内涵,又不能将性别内涵看做是唯一的,将性别内涵与民族内涵和阶级内涵相对立,以性别内涵代替、甚至否定三者在文本中浑然一体的存在。”[3]
以“萧红”的教学为例,在教学过程中,对一些女性批评家从鲜明的女权主义立场出发进行的解读,应注意引导学生加以判断分析。比如刘禾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一文中单纯强调萧红作品“女性生活经验”、“女性身体经验”,并对民族主义话语进行解构和颠覆的“女性主义”解读,在授课的课程中,应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可采取分组讨论或者辩论的形式,引导学生对“女性”和“民族”的关系进行辨析,让学生明白,“女性主义”的解读无疑对萧红作品长期以来被“庸俗社会学”所遮蔽的女性身体经验的批评现象进行了有力的反拨,从而将萧红小说从民族国家话语的宰制中解救出来,发挥了女性主义的批判力量,但必须看到,妇女与民族、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织关系往往是复杂的,不能采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将其截然分开。“如果说,民族主义遮蔽了我们一只看待妇女与民族之间复杂关系眼睛的话,女性主义同样会遮蔽另外一只。”[4]完全离开一部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语境去观照它在当时产生的特定意义是不够客观的,萧红《生死场》出版之际,正是全民族抗战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刻,在这种特定的历史境遇下,小说的民族主义内涵无疑会得到强化,时过境迁,当新的文化语境出现之时,人们从新的角度、以新的视角去关照它,审视它,自然又会得出新的认识。在特定的时代,萧红的创作呈现出的是“女性本位”与“民族本位”两种倾向并存的状况,但性别批判、人性剖析和生命探索无疑是萧红创作的主要精神内涵。通过讨论和分析,可让学生重新解读和思考中国女性历史的书写,对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进行深入的反思,在倡导男女两性主体性平等的基础上,也包含着女性主义立场对男性合理生命逻辑的尊重,从而避免女性主义的偏执性。
参考文献:
[1]刘思谦.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J].文艺理论研究,2003,(1).
[2]陈晓娴.女子高等院校女性文学课程建设和教学实践探索[J].河南教育:高校版,2010,(9).
[3]刘思谦.女性文字研究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续)[J].职大学报,2003,(3).
[4]吴晓佳.萧红:民族与女性间的大智勇者[J].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S2).
[责任编辑 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