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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前任的光，受邀走访布须曼村庄
我上任后不久，博茨瓦纳通讯和科技部长文松来使馆见我，说她选区内的巴萨瓦人（国际通常译为布须曼人，下统称为布须曼人）处境艰难，我前任的几位大使先后资助15万普拉（1普拉目前相当于1.1元人民币），帮助他们盖了些小房子。“你去看看。我解决不了他们所有人的居住问题，但解决一个是一个，前任中国大使帮了我不小的忙。”
我一听明白了，前任做的好事，给我的脸上添了彩。当然，我也要“继承”他们的事业。我立即表示，“我一定去，你放心，我也会像前任一样为你的善举尽一分力。”
半年后，我到文松部长办公室见她。我们又谈到去布须曼人居住区的事，我问她我能为她做点什么。她说:“布须曼人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爱踢足球，一共有12支足球队，你捐些运动服给他们吧。”我心想，12支足球队的运动服，夏冬两季各一套，那得好几万普拉啊。我便问她:“是夏装，还是冬装？”她说:“T恤衫加短裤就行了，他们不挑剔。他们一个季度举行一次比赛，我就奖励获胜的队。”我记得首都哈博罗内东方城（中国商品集散中心）出售的运动服是60普拉一套，这样心里就有底了。
接着，她谈起盖房子的事。她说，盖一间4平方米的简易住房要花1万～1.2万普拉。当地人自己盖房，就地取材，既节约开支，又可以解决就业问题。我说我下次一定再帮助建几间这样的房子。
2008年春节，我在国内述职休假。文松部长打来越洋电话说，捐助的房子建好了，请我去看看。返回博茨瓦纳之后，我与同事们商量:一是再资助盖两间简易住房;二是带些吃的给当地孩子。同事周志刚去东方城买了800多普拉的零食，装了满满一大纸箱。他还准备了一些T恤衫和太阳帽。
2008年3月7日，我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走到了布须曼人当中。
礼物带少了，科特拉会议上的尴尬
当我们的车开进村里科特拉会议所在地（非洲人传统的议事场所，常常设在部落酋长家附近的大树下，这种议事方式被称作“大树下的民主”）时，发现那里已聚集了七八十人。文松部长递来一个眼色——显然，她也没有料到，简单的问候竟变成了一个正儿八经的科特拉会议。
酋长来了，部落长老来了，区议员也来了。他们用当地人最亲切的方式欢迎我——先贴面，再握手:先握手掌，再相互握对方的大拇指，也就是说，要握三下。
文松部长对我说:“今天除了村民，还来了两拨儿人:一拨儿是足球协会的代表，另一拨儿是防治艾滋病志愿者代表。”我一听就蒙了，我没有给他们准备任何礼物——文松部长只说这次是为盖房子来的啊。文松部长说:“给足球队送运动服的事，你就表个态吧，让他们高兴高兴，下次我给你转交。对艾滋病志愿者，你说几句鼓励的话就行了。”
我趁着酋长讲话的时候，赶紧为自己的讲话打腹稿。文松部长发言时强调:足球运动很重要，可以不让青年人无所事事甚至学坏。中国大使支持你们的足球运动，要给你们支持。说完，村民们热烈鼓掌、欢呼。
轮到我发言时，我说:“很高兴来到你们当中。见到你们，我感到很亲切，你们张开的双臂，微笑的脸庞，热情的歌声，都让我感到了像回家一样。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和你们一样都是村民。”当文松的秘书翻译出来的时候，人群中掌声雷动。
“青年人是我们的未来。足球可以让青年人身体更健康、生活更快乐，可以让他们对前途更有信心。我将代表中国大使馆为村里这些足球队提供帮助，我希望年轻的足球运动员能踢到首都哈博罗内，能踢到2010年南非世界杯赛。”人群再次欢呼起来。“我会经常来看望你们。不过，下次来，我一定要晒得黑一些，和你们的皮肤一样黑。”台下又是一阵欢呼。
看着他们一张张热情而纯朴的脸庞，我提醒自己回馆后一定要尽快把运动服准备好，送到他们的手中。
生存劣境让大使夫人落泪
下车后，我们走到一间圆锥形草屋前。屋外是用树枝和绳子搭起的晾物架，晾着一些破旧不堪、满是大洞小洞的毯子、衣服和袋子，墙角堆着沾满尘土和污渍的瓶瓶罐罐。苍蝇不时飞到我们的脸上，我不得不摇头或拍打。
这时，文松部长已蹲在不到两人高、直径不到3米的锥形草屋前。她面前坐着一个小老太太——坐在地上，什么也没垫。说她小，我推测她站起来，身高不会超过1.3米;说她老，她不仅是皮包骨头、满脸皱纹，而且头上的少许鬈发已经白得像食物坏了长出的霉一样——如果不是仔细打量，加之她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我一定会认为她因为长年不洗头而长出了什么怪东西。小老太太身上与其说穿着一件衣服，不如说裹着一块硬布。她那只小手一直放在布里，不停地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地挠痒痒。她耳朵不好，文松部长不得不大声跟她交谈。
我往“屋”里观瞧:这里好像不能称之为家，因为没有一样家具，没一件衣服，也没有锅碗瓢盆，只有几块既像旧布又像垃圾的东西扔在地上。这屋子肯定是经不住大风大雨的。房子里面透出一阵难以忍受的怪味，虽然四面通风，但也许因为潮湿或杂物堆放太久，里面的空气并不新鲜。
我开始琢磨这位老太太的年龄，我问文松部长。她不假思索地说，她是不会知道的。我突然想起在这个国家，别说这个生活在沙漠中的老太太，就是生活在普通村庄的人们，在1966年独立以前出生的人，大都不知道自己的年龄，生日就更不用说了。
不一会儿，老太太的女儿拿出两张有些发旧的像是身份证的卡片。我看到，老太太的出生时间是1918年，她女儿的出生时间是1939年。如此推算，老太太今年应当是90岁。文松说，这个年龄只是猜测，是她的亲人和朋友估算出来的。
我注意到，这两个身份证上各有一个很怪的手写体图形。老太太的身份证上的图形是一个十字，横很短，四个点上各有一个小钩。她女儿的身份证上十字上的小钩更小，更像个小点。记者告诉我，巴萨瓦人没有文字，但政府要他们在身份证上签字，他们便画上这么个图形，以示与其他人的区别。
（图片摄影/丁孝文 周志刚）
我上任后不久，博茨瓦纳通讯和科技部长文松来使馆见我，说她选区内的巴萨瓦人（国际通常译为布须曼人，下统称为布须曼人）处境艰难，我前任的几位大使先后资助15万普拉（1普拉目前相当于1.1元人民币），帮助他们盖了些小房子。“你去看看。我解决不了他们所有人的居住问题，但解决一个是一个，前任中国大使帮了我不小的忙。”
我一听明白了，前任做的好事，给我的脸上添了彩。当然，我也要“继承”他们的事业。我立即表示，“我一定去，你放心，我也会像前任一样为你的善举尽一分力。”
半年后，我到文松部长办公室见她。我们又谈到去布须曼人居住区的事，我问她我能为她做点什么。她说:“布须曼人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爱踢足球，一共有12支足球队，你捐些运动服给他们吧。”我心想，12支足球队的运动服，夏冬两季各一套，那得好几万普拉啊。我便问她:“是夏装，还是冬装？”她说:“T恤衫加短裤就行了，他们不挑剔。他们一个季度举行一次比赛，我就奖励获胜的队。”我记得首都哈博罗内东方城（中国商品集散中心）出售的运动服是60普拉一套，这样心里就有底了。
接着，她谈起盖房子的事。她说，盖一间4平方米的简易住房要花1万～1.2万普拉。当地人自己盖房，就地取材，既节约开支，又可以解决就业问题。我说我下次一定再帮助建几间这样的房子。
2008年春节，我在国内述职休假。文松部长打来越洋电话说，捐助的房子建好了，请我去看看。返回博茨瓦纳之后，我与同事们商量:一是再资助盖两间简易住房;二是带些吃的给当地孩子。同事周志刚去东方城买了800多普拉的零食，装了满满一大纸箱。他还准备了一些T恤衫和太阳帽。
2008年3月7日，我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走到了布须曼人当中。
礼物带少了，科特拉会议上的尴尬
当我们的车开进村里科特拉会议所在地（非洲人传统的议事场所，常常设在部落酋长家附近的大树下，这种议事方式被称作“大树下的民主”）时，发现那里已聚集了七八十人。文松部长递来一个眼色——显然，她也没有料到，简单的问候竟变成了一个正儿八经的科特拉会议。
酋长来了，部落长老来了，区议员也来了。他们用当地人最亲切的方式欢迎我——先贴面，再握手:先握手掌，再相互握对方的大拇指，也就是说，要握三下。
文松部长对我说:“今天除了村民，还来了两拨儿人:一拨儿是足球协会的代表，另一拨儿是防治艾滋病志愿者代表。”我一听就蒙了，我没有给他们准备任何礼物——文松部长只说这次是为盖房子来的啊。文松部长说:“给足球队送运动服的事，你就表个态吧，让他们高兴高兴，下次我给你转交。对艾滋病志愿者，你说几句鼓励的话就行了。”
我趁着酋长讲话的时候，赶紧为自己的讲话打腹稿。文松部长发言时强调:足球运动很重要，可以不让青年人无所事事甚至学坏。中国大使支持你们的足球运动，要给你们支持。说完，村民们热烈鼓掌、欢呼。
轮到我发言时，我说:“很高兴来到你们当中。见到你们，我感到很亲切，你们张开的双臂，微笑的脸庞，热情的歌声，都让我感到了像回家一样。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和你们一样都是村民。”当文松的秘书翻译出来的时候，人群中掌声雷动。
“青年人是我们的未来。足球可以让青年人身体更健康、生活更快乐，可以让他们对前途更有信心。我将代表中国大使馆为村里这些足球队提供帮助，我希望年轻的足球运动员能踢到首都哈博罗内，能踢到2010年南非世界杯赛。”人群再次欢呼起来。“我会经常来看望你们。不过，下次来，我一定要晒得黑一些，和你们的皮肤一样黑。”台下又是一阵欢呼。
看着他们一张张热情而纯朴的脸庞，我提醒自己回馆后一定要尽快把运动服准备好，送到他们的手中。
生存劣境让大使夫人落泪
下车后，我们走到一间圆锥形草屋前。屋外是用树枝和绳子搭起的晾物架，晾着一些破旧不堪、满是大洞小洞的毯子、衣服和袋子，墙角堆着沾满尘土和污渍的瓶瓶罐罐。苍蝇不时飞到我们的脸上，我不得不摇头或拍打。
这时，文松部长已蹲在不到两人高、直径不到3米的锥形草屋前。她面前坐着一个小老太太——坐在地上，什么也没垫。说她小，我推测她站起来，身高不会超过1.3米;说她老，她不仅是皮包骨头、满脸皱纹，而且头上的少许鬈发已经白得像食物坏了长出的霉一样——如果不是仔细打量，加之她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我一定会认为她因为长年不洗头而长出了什么怪东西。小老太太身上与其说穿着一件衣服，不如说裹着一块硬布。她那只小手一直放在布里，不停地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地挠痒痒。她耳朵不好，文松部长不得不大声跟她交谈。
我往“屋”里观瞧:这里好像不能称之为家，因为没有一样家具，没一件衣服，也没有锅碗瓢盆，只有几块既像旧布又像垃圾的东西扔在地上。这屋子肯定是经不住大风大雨的。房子里面透出一阵难以忍受的怪味，虽然四面通风，但也许因为潮湿或杂物堆放太久，里面的空气并不新鲜。
我开始琢磨这位老太太的年龄，我问文松部长。她不假思索地说，她是不会知道的。我突然想起在这个国家，别说这个生活在沙漠中的老太太，就是生活在普通村庄的人们，在1966年独立以前出生的人，大都不知道自己的年龄，生日就更不用说了。
不一会儿，老太太的女儿拿出两张有些发旧的像是身份证的卡片。我看到，老太太的出生时间是1918年，她女儿的出生时间是1939年。如此推算，老太太今年应当是90岁。文松说，这个年龄只是猜测，是她的亲人和朋友估算出来的。
我注意到，这两个身份证上各有一个很怪的手写体图形。老太太的身份证上的图形是一个十字，横很短，四个点上各有一个小钩。她女儿的身份证上十字上的小钩更小，更像个小点。记者告诉我，巴萨瓦人没有文字，但政府要他们在身份证上签字，他们便画上这么个图形，以示与其他人的区别。
（图片摄影/丁孝文 周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