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溶溶:耄耋长者 超级顽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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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儿童文学界,恐怕很难再找出一位像任溶溶先生这样译作蔚为大观、创作成就卓然,且超级风趣幽默、玩兴十足的大师级人物了。
  我曾在不同场合问朋友,如果只选一位,你认为谁是中国最可爱的儿童文学作家。朋友皆笑曰:“那还用说,当然是他啦。”这个“他”就是任溶溶先生。
  的确,他是一位很可爱、很好玩、很随和的人,但越是这样,你越是感到他的了不起和他身上的那份稀有性。
  任先生通晓英、俄、意、日4种外语,译作达数百种之多。他翻译过伊索、科洛迪、安徒生、普希金、巴里、罗大里、达尔、林格伦、米尔恩等人的作品。大家耳熟能详的《木偶奇遇记》、《假话国历险记》、《长袜子皮皮》、《小飞侠彼得·潘》、《女巫》、《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全集》、《普希金童话诗》等都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作家作品几乎就是经他译介后才广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
  任先生的儿童文学翻译数量大,涉及语种多,遵从信、雅、达,注重儿童的阅读感受,特别受小读者欢迎。其成就及巨大影响力,除了叶君健先生,大约无人可与之比肩。也许正是因为任先生的翻译成就太大,他的创作反倒不太为人们所重视了。我们过去对任先生的创作,当然也有好评,但远没到位。目前流行的几种以作家为线索的儿童文学史著作就不曾专门讨论过任溶溶及其创作的重要性,其实,他的创作绝对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资产。
  在我看来,任溶溶的最大贡献恐怕要数他为中国儿童文学带来了久违的游戏精神和幽默品质。在任溶溶之前,张天翼创作了热闹夸张、风靡很久的《大林和小林》等童话。张天翼与任溶溶同属热闹一派,不难发现,后者受前者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任溶溶与张天翼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张天翼的童话更强调“讽刺”,任溶溶的童话则更注重“幽默”,而“游戏”和“幽默”恰恰是中国儿童文学长期缺位的品质。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等几篇童话成为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存在。
  任先生曾说:“自己天生应是儿童文学工作者。根据我的性格、爱好,我应该做这项工作。”为儿童服务、为儿童写作,可以说是他的生活乐趣之所在。他的这种天性和他的国际观、国际视野,使他对外国儿童文学中尤为注重的nonsense(有意味的没意思)有一种天然的默契感和认同感。在他看来:有人认为nonsense没意思,那只是那些大人们觉得没意思而已。nonsense是一种童趣,当然有意思。对儿童来说,nonsense不只是有意思,而且它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游戏精神和幽默品质。在任溶溶的作品里,nonsense可以说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存在。也正是这种写作的纯粹性,使得任溶溶的作品跨越了时代,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好些年前,我陪任先生去广州出席一个活动。班马教授前来探访,我和班马当着任先生的面开玩笑说:“任先生啊,您好像本来不应该出现在中国呢。”任先生听后哈哈大笑。这话的意思当然要反过来理解,无非是说像任先生这样才华出众、满腹经纶又天生乐观通达、玩性十足、真正富有童趣的人在中国实在不多。
  任先生可以说是我认识的儿童文学作家中最好玩、最有趣的一个人,真不知道这样的人以后还会不会有,要有,我想至少也是很稀少很稀少吧。
  任先生喜欢看电影。年轻时去电影院看,现在在家里看碟片。除了悲剧,他几乎什么都看,艺术片、情节片、枪战片、武打片、搞笑片、动画片……他都看。他说,悲剧不想看,看了要流眼泪,太难受。还是喜剧好,看了开心。他还很乐意和大家分享看片心得,和青年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兴致勃勃大谈看过的片子,而这时,大家总不免会有些惊讶:“哈,老爷子还真潮,这么新的片子也看过啊。”
  任先生爱吃会吃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他来杭州,我请他在楼外楼用餐。还没等我点菜,他老人家便抢先点了:“先来两份东坡肉吧,你一份我一份,楼外楼的东坡肉老地道了。解放前,我常从上海坐火车来这里吃东坡肉的。”说罢,呵呵笑了。
  任先生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喜欢吃水果和蔬菜。有时候,大伙聚一块总免不了有水果和蔬菜,任先生就会说:“我也知道水果和蔬菜有利于健康,但就是不爱吃,从小就不爱吃。没办法啊,你们年轻人可是要多吃点。你们吃,你们吃啊,我看着你们吃,很开心的。”不过,近些年来,在医生和家人的强烈要求下,他偶尔也吃上一点果蔬。
  每次他外出,他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寻觅当地的特色小吃,而且越是稀奇古怪的东西,他越来劲。有一次,他点了一种从没听说过的小吃,我说:“这东西好吃吗?”他答:“我也不知道。”我说:“那您还点?”他答:“这你就不懂了,常吃的好东西,回到家里就吃得到,没吃过的不吃就吃不到了,很可惜的。”原来,任先生钟爱特色小吃,是因为他对我们这个未知世界有一颗强烈探寻的好奇之心啊。打那以后,凡是有机会与任先生一同外出觅食,我都会主动对服务生说:“先来两盘本地特色小吃!”任先生听了很满意:“嗯,学得蛮快啊,以后一起外出点餐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虽说任先生很喜欢玩也很喜欢吃,可一旦工作起来,就非常投入。
  2005年,为迎接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庆典,任先生足足花了一年多时间对自己近百万字的《安徒生童话全集》译稿进行认真、仔细的全面修订和增补,其时,任先生已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了。我见过任先生的修订原稿,上面涂满了改动的文字和符号,任先生不用电脑,不少页面上还有多种颜色的笔迹并存(显然是不同时间数次修改后留下的痕迹)。任先生翻译时的严谨态度也让人难忘,有时为了核实安徒生作品中的某一提法、某一注释或增补某项内容,任先生总是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翻阅资料,直至满意为止。比如,安徒生的《没有画的画册》,有的原版书为33个故事,有的原版书为32个故事。任先生初译稿所依原版书为32个故事,这次为了补全整个故事,任先生经过反复查找比较勘正,终于如愿以偿地将另一个故事补入了修订本中。
  七八年前,我和任先生一同受邀去香港参加一个两岸三地的学术研讨会,鉴于他年事已高,会议组委会知道我年轻又深得任先生的信任,便让我和他同住香港教育学院一幢日常生活用品俱全的公寓式住所,以便照料任先生的起居。对我来说,这岂是任务?而是我求之不得的学习机会,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和任先生朝夕相处的七八天里,除了近距离见识任先生与生俱来的豁达、开朗和幽默,更真真切切见识了他对工作的认真与投入。我没想到,一位80多岁的长者,有时晚上睡得比我这个晚辈还迟。每次我去他房间给他请安,都见他在伏案工作,我总是说:“任先生,您该休息了。”他则回答说:“就睡就睡。”可是,过了好一阵子也不见他房间熄灯。有一天,我问任先生:“您昨晚拿着一堆地图研究,是想去什么地方走走吗?”他笑曰:“香港我来过多次,解放前就来过,很熟悉,我是在研究香港地图上那些地名的来历和语义。”说着,他从桌上拿起一叠研究成果给我看。本子上画满了中文、英文、粤语注音符号。他说,香港有些地名如果单从英文字母来拼很别扭,用现在的中文语义也无从解释,得从粤语的流变和香港殖民史的角度切入才解释得通。我又长了见识,真是处处见学问,事事有兴趣啊,任先生兴趣之广、学问之深、工作之投入,由此可见一斑。
  任先生今年90岁了,真为我们有这样一位学问精深、成就斐然,又风趣幽默、童心永驻的长者而高兴、而庆幸。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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