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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农民消费的重要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而内需与三农这两大问题的破解之路也因此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交汇点。
“内需不足”、“三农问题”、“农民消费不足”，这是近年来国人耳熟能详的经济词汇。同时更是影响我国经济与社会进一步稳定、快速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200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农民消费的重要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而内需与三农这两大问题的破解之路也因此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交汇点。此时，何去何从不但影响到短期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的改善，更事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能否顺利实施。增加农民消费的问题，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活跃市场流通、增加农民收入等问题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农村消费大市场之“大”不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概念，它更被赋予了联系宏观与微观，立足当前，放眼长远的战略意义。
一、增加农民消费博取“多赢”结果
1. 相对落后——衡量当前农民消费水平的关键词。
长期以来，农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低，农民消费能力差是人们头脑中一个固有的印象，而这一事实也客观地反映在历年来国家公布的经济统计数据上。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5%左右，90年代降为20%左右。1978年，在城乡消费品零售额中，县及县以下地区占67.6%，此后连年下降，到2004年已降到34.1%。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市场销售乏力的状况并未改变，而且消费品市场零售额的增幅持续低于城市。2004年，全年农村消费品市场消费品零售额达到18377亿元，比2003年增长10.7%，但增幅仍低于城市4个百分点。
从消费总量分析，2004年我国乡村人口是城镇人口的1.4倍，但消费总量仅为城市居民消费总量的51%，对2004年城乡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贡献率只有28%。从消费结构上分析，1998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下降到44%，属于小康水平，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高达55%，属于温饱水平，其消费支出仍以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为主，在耐用品方面的消费仍相当低，如1998年彩电、冰箱、洗衣机在农村的普及率分别为32.59%、9.25%和22.81%，大大低于在城镇的普及率105%、90.57%和76%。如果再加上实物商品以外的文化、教育和服务等方面的消费，城乡消费差距可能会更加悬殊。总之，无论从消费的总量、结构还是质量上看，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都要比城镇居民落后10年。
2. 农民消费——当前化解内需不足的主动力。
长期以来，我们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重农业而轻农民的偏向，认为只要把农业问题解决好了，“三农”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样做的结果是农业生产连年发展，但农民的收入水平得不到同步增长，消费自然也受到抑制。随着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进入瓶颈期、工业产能过剩以及城镇居民消费发展遇到结构性阻碍等问题的陆续出现，内需不足再次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此时，人们期盼的目光又落到了农民消费领域，期盼它能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对中国经济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从1997年开始，消费不足、供大于求即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头等问题，当时的主要解决之道是从刺激投资需求入手拉动内需的发展，虽然扩大农民消费的呼声也时有所闻，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并没有构成拉动内需政策的主旋律。
当时，某些产业特别是家电行业的从业者看到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并把未来的盈利目标转向了这一领域。但就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这些实业家夸大了农民消费群体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就是说，他们把农民渴望拥有现代化生活的消费欲望当成了实际的消费需求。此后农村消费市场继续走低，这不但让这些企业从农村市场大举盈利的愿望成了水中捞月，而且以彩电为代表的家电行业很快整体陷入了供大于求的局面至今不能自拔。
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分析，现在中国家电产品生产能力过剩已达50%，而只要农村的2.3亿农户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提高10%，就可以消化这些过剩的产能。另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农村人口每增长１元的消费支出，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２元的消费需求，农村人口对任何家电产品的普及多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增加238万台（件）的消费需求。由此，微观厂商期盼农民提高消费能力的理由是一目了然的，而扩大农民消费的意义决不仅限于此。
3. 农民消费——新一轮社会再生产蓬勃发展的逻辑起点。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中，消费是目的和再生产的动力，生产是手段，交换和分配是中间环节。要发展生产，保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首先必须做好消费这篇文章。在国民经济中，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大部分，两者缺一不可，但投资需求进一步又可以被看作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因此经济的增长取决于最终消费。就目前我国的发展实际而言，占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滞后，是导致我国内需市场发展步伐无法跟上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产能巨大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欲化解内需不足问题，首先应当从农民消费环节入手，农民消费增长带动内需总量增长，内需增长刺激生产发展，生产发展带动全体居民收入提高，收入提高进一步带动社会总消费增长，以农民消费增长为起点的螺旋上升式往复循环，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最终动力和保证。
从更广的角度看，农民现实购买力的增加将为工业品带来广阔的市场，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将拥有可靠的保障，农村的城镇化也将在此基础上得以实现。工业品在农村找到稳定销路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利用自身的产业和行业优势来提高农业装备水平和农产品加工水平，并利用市场的优势来集聚资金反哺农业，为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农村城镇化则可以通过城镇聚集人口和产业的功能以及商品集散地的优势，为农业的发展提供直接的市场，形成农村经济区域发展中心，从根本上促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使农村经济得到有效的升级，这无疑又将成为新一轮农民消费能力增长的动力源泉所在。
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以及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除了增加对轻工业品的需求并带动第三产业的增长之外，还将直接产生对农村基础设施发展的要求。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物资投入，为此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领域内包括冶金轧钢、石油化工、水利设施、输变电设备制造等一系列相关生产部门都将获得广大的市场空间，在质量上也能不断升级换代，从而整个工业体系在反哺农业的同时也将促进自身的发展完善。而重工业的发展势必带动其上游产业也就是采矿业的发展，我国的矿产资源以及能源储备大量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合理开采使用矿产和能源对于中西部经济的启动和走向繁荣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西煤东运、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各项建设所需要的管道、电缆等基础设施反过来又会对重工业的发展水平提出新一轮的更高要求。重工业的发展必将重新激发东部老工业基地的活力，这不但可以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物资保障，同时也能为东部已发展地区提供装备的更新换代，全国范围内工农业协同、城乡统筹的良性发展循环也会就此形成。
二、农民消费能力不足症结何在
造成当前农民消费能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历史因素不容忽视。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自然经济造成了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低下。解放后，在一穷二白又遭到帝国主义国家包围封锁的背景下，我国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获得了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据专家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止，通过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和合同订购方式，农民为我国工业化做出的资金贡献累计达7000亿元，20世纪90年代之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仍高达每年1000亿元左右。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农村消费市场不旺，农民消费水平低下是历史上农民为国家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客观结果。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形势的变化，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从我国的未来发展看，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
一些人认为，增加了农民收入自然就可以提高农民消费能力，从而引发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连锁反应，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农民收入逐年增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农民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同步增长，农村消费冷场的局面也一直存在。由此可见，除了收入因素之外，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更是一个需要从宏、微观政策层面加以多方分析与协调的综合性问题。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无疑应当是全面探究问题的成因，综合各方面因素，近年来我国农村消费市场运转不畅，农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农民收入水平低。
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前期的高速增长之后，我国农民收入增速呈总体回落趋势，1978-1984年这一指标均值为16.2%，而近几年来收入增幅一直在4-5%徘徊。200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936.4元，折合364.2美元，平均每天不足1美元。按照我国现行的年人均收入688元人民币的贫困标准，2005年全国尚有贫困人口2610万。
除了绝对数字方面的低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区域性收入差距的拉大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农民收入水平低下问题的现实性。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1.9：1，90年代末这一比例为2.6：1，到2004年，这一数值进一步扩大到3.2：1。由于农民当年的全部收入中有一部分要用来垫付下一年农业生产资料的支出，因此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收入中可用于生活消费的部分又打了一个折扣。同时，农民用于生产性消费支出的收入部分受物价波动的影响更为明显，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徐小青研究员的分析，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增加5%左右，而石油价格上涨带动化肥、农用柴油价格上涨的幅度在15%至20%，由此农民的收入就要缩水300亿元。
同为农村地区，沿海与内地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十分明显。2004年，全国有18个省市的农村人均收入低于2936.4元的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其中农村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是农村人均收入最低的贵州省的4.1倍。
受收入水平所限，很多地方的农民难以形成强劲的消费能力和旺盛的消费需求。有调查显示，目前相当多的农户在生活消费方面能少买就少买、能贱买就贱买、能不买就不买。基本生活尚且如此，对家用电器以及文化生活的消费需求更成为了一种奢望。
2.农民消费所需基础条件不足。
多年以来，我国公共产品的供应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农村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农民自身筹资进行。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和农民收入水平的低下，很多基础设施应建而未建，这不但影响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也阻碍了农民对家用电器的消费需求。
例如，要用彩电、冰箱、洗衣机就需要有电、电视信号、自来水等作为保障。很多农村地区存在着电网老化、电压不稳定、电价高的问题；很多乡村尚没有安装广播电视接收装置，电视信号微弱，甚至收不到电视节目；到2004年，全国农村自来水的普及率刚刚达到58.2%；还有很多乡村不通公路或路况极差，造成工业品下乡、农副产品进城的困难。以上种种原因，使得农民即使有购买家用电器的经济能力和要求也难以实现。
在农村生产消费领域，由于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生产技术指导等方面建设的滞后，以及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局限，使得一些农民希望扩大土地种植面积、实现集约化经营的愿望一时难以实现，这也抑制了农民对大型农业生产机械和最新农业生产技术的需求。
3. 农村消费环境差。
这个问题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首先，很多农村市场秩序混乱，农民安全消费的基本需求得不到保障。无论生产消费领域还是生活消费领域，生产经营者坑农害农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生活消费领域，由于农民生活水平低，农村信息闭塞，很多厂商把农村市场当成了销售积压、残次产品的主渠道，售后服务跟不上，有些违法者甚至制假售假，完全不顾农民的生命安全，例如安徽阜阳的“大头娃娃”奶粉事件的最主要受害者就是农村消费者。
在农业生产资料消费领域，农资产品质量不过关、售后服务无保证、农机零配件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以及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防不胜防是最让农民头疼的问题。根据河北省消费者协会统计，2004年河北省消协部门受理的涉及农用生产资料问题的投诉高达2704件，比2003年增长了21.91%。其中涉及农资类商品质量问题的投诉1957件，占农用生产资料类投诉总数的72.37%。
其次，消费品结构设置不合理，农民缺乏消费热情。
受收入水平、审美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对消费品的质量、性能与价格都有自己独特的要求。但长期以来，各厂家的生产经营重点一直侧重于城市，大多数企业只是把农村当作处理积压滞销产品的市场，完全不顾自己的商品是不是适合农民使用。他们往往宁愿挖空心思来吸引城市消费者的注意力而不愿对农民的消费需求、消费特点进行基本的市场调研。缺乏适合农民消费的热点产品使得很多先富裕起来的农民有钱无处花。
第三，农村消费品流通渠道不畅。
交通、成本收益分析等等因素造成了城里的生产厂家不愿下乡为农民服务，农民要购买大件耐用消费品，不得不辗转到数十里外的县城或城市，买了之后再雇车运回村里。不但购买产品困难，由于售后服务的滞后，农民即使买到了商品，退换、修理起来也都困难重重；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农村供销社系统的生存遇到很大问题，过去曾遍布乡村的日用品销售网络也因此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新的销售模式尚在探索发展过程中，尚不能完全满足农民的日常消费需要。
4. 农民消费心理不成熟。
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社会发展史让中国农民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心理。一方面，他们习惯了省吃俭用的日常度日方式，另一方面，相当比例的农民却又讲面子、爱攀比，在婚丧嫁娶等方面不惜重金大操大办，并带动了“一人结婚，全村随礼；一家死人，全村举丧”人情往来不断的不良风气，从而把农民手中本来不多的消费支出一点点榨干，更有甚者还把本来有限的消费支出用在一些超出了正常宗教信仰范围的封建迷信活动方面，形成“学校冷冷清清，庙宇香火旺盛”的不正常局面。很多农民宁可拆东墙、补西墙，挤占生产性投入，也不愿意欠“人情债”，如此恶性循环，最大的受害者无疑是农民自己。
同时，受传统思想的影响，除了饮食开支，农民在生活消费方面最重视的首推起屋建房，然后是子女教育、医疗、红白喜事，最后才是购买家用电器。在前几轮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行动中，政府和企业的很多努力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应当说与对农民消费支出规律认识不足有很大关系。
5. 农村社保体系不健全，农民不敢放心消费。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经突破了14万亿元，这也是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一年内第三次跨越万亿元大关。居民的储蓄意愿之所以如此强烈，主要原因在于当前仍处于改革攻坚阶段，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尚不完善，居民在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方面持有较强的不确定心理，一些地区的教育、住房、医疗成本上涨幅度已经超出了居民的可承受能力。有统计显示，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因此居民收入增加的很大比例不会用于当期的消费，而是为防备可能出现的失业、医疗等支出进行储蓄。
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在养老和住房方面的压力相对较小，但在教育、医疗等压力面前显得更为脆弱。现在很多农民盼孩子考上大学，同时却又因为学费的高昂怕孩子上大学，而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尚未建立和完善之前，“一人得病，全家返贫”也是许多农户所担心的。除此之外，农民还要面对自然灾害、病虫害等生产性风险。在乡村金融信贷体系和保险体系还不健全，为农民服务意识不足的情况下，农民只能选用压缩消费、增加储蓄的办法来增强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对症下药激活农民消费欲望
以往各有关方面、各职能部门都曾先后提出提高农民消费能力、扩大农民消费需求的问题，但这些呼吁和举措大多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当时没有很好地挖掘抑制农民消费需求的根源，各项政策措施也没有形成合力，同时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国力条件下也确实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未来发展大政方针的进一步明确，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破除影响扩大农民消费需求阻碍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具体来说，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财政制度建设。
在短期内农民收入增长潜力有限的条件下，针对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消费基础条件匮乏、社保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国家财政应当考虑增加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增加财政的支农资金投入，以便增强农民的消费后劲。
在建设和完善公共财政框架的过程中，应该明确的一条是在农村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领域，政府发挥的作用一定要充分，在不断弥补老的欠账的同时不再欠新账。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了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已达20%左右，充分的财力完全可以保障本届财政部 “让公共财政阳光照耀农村”理财理念的实施。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为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直接有力的政策措施，集中在农村节水灌溉、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水电、农村沼气、草场围栏等方面的建设进展顺利，成效显著。2005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入更多地转向农村，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并明确提出“三个高于”原则：今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2006年，国家财政本着“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继续在支农方面加大力度，其中包括用两年的时间，把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区）覆盖面分别扩大到40%、60%左右；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提高到20元；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国家将用两年的时间在农村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等等。以上举措，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后顾之忧，如此一来其消费热情势必有所增长。
2. 促进农民增收措施建设。
要增加消费，收入的同步增加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近年来国家实施的包括取消农业税、农产品保价收购、增加补贴、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进城务工等一系列政策让农民得到了不少实惠，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常言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国家财政不断向农村“输血”的同时，培养农村自身的“造血”机能显得尤为重要。从根本上说，增加农民收入的出路在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问题的切入点是实现农业的产业化，根本途径是对农村的生产方式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也就是要从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转变成为更有效率和效益的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大生产；生产力不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不可能实现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农民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致富。
为此，当前应当鼓励发展土地的专承包，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农业生产的集中经营，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和金融企业必须发挥相关的职能，为龙头企业的建立和经营运转提供良好的政策扶持和市场服务。要通过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制定实施，活跃农村信用，不能把眼光局限在向分散的农户进行小额贷款的范围内，要充分调动全社会资金向农业生产领域流动。
3. 农村消费市场建设。
要激发农民的消费热情，首先需要消费品生产厂家向农村市场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同时还要建立起顺畅的农村商品流通渠道和流通体系，以保证农民方便、快捷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并安全消费。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企业对于农村市场的需求将越来越敏感，同时国家也可以适当考虑通过制定相应的财税优惠政策来鼓励企业研发和推广适应农村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在流通渠道方面，面对农村居住相对分散，市场分散性大的特点，应当摸索建立起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合农村市场的商品分销渠道。一方面，生产企业应当主动与农村当地的零售企业合作，通过加盟连锁、代理、代销等形式，建立起商品直销系统或委托销售系统；另一方面，仍要大力发挥广大农村现有的分布广泛的供销合作社系统的流通主渠道作用。计划经济时代，供销合作社系统承担着城市日用工业品下乡，农副产品进城的购销任务，在联结生产与流通、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长期服务于农村市场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营销经验，而且网点多，分布广，职工专业素质高，这使其在打造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现代流通经营网络的过程中依然具有独特的优势。
2004年，国家商务部、全国供销总社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推广“万村千乡”和“千村百镇”市场工程，全国培育出25万家连锁店，将覆盖全国70%的乡镇、50%的自然村，通过建立新型农村市场流通网络，改善和提升农村消费。这一工程正是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是引导城市连锁店和超市“下乡”。乡镇级“农家店”提供批零结合的综合性服务，可从事农资、日用小商品的批发与零售经营，以及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购销业务等，而村级“农家店”则以零售服务为主。
2005年，“万村千乡工程”已经在全国777个县进行了试点连锁，新建和改造乡村两级连锁店约7万家。连锁店和超市进入乡村，既让农民可以消费到质优、价廉的商品和服务，又打击了充斥农村自由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商品，它的发展对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4. 农民消费心理建设
今后，由农业生产特点决定的农民独特消费心理，独特的地域性消费习俗等等应当继续得到尊重，但是铺张浪费、互相攀比的不良消费习惯应当及时加以纠正，封建迷信方面的消费更要加以杜绝。
农民健康消费观念的养成，既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又具有经济建设与思想文化建设相结合的特点，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有赖于农村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也应当由各级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和舆论宣传加以积极引导，而乡村党员和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
2005年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宏伟目标。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五项要求离不开对物质、文化的消费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和结构的升级换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达成的目标之一，但同时它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力措施保障。当前，千方百计扩大农民消费，既可以化解内需不足，又可以提升农民群体的生活质量，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同时还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提供保障。与以往不同的是，党中央提出扩大农民消费能力的意义已不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在实现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都发挥着其他举措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这与党中央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是完全一致的。
（作者单位：财政部科研所）
“内需不足”、“三农问题”、“农民消费不足”，这是近年来国人耳熟能详的经济词汇。同时更是影响我国经济与社会进一步稳定、快速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200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农民消费的重要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而内需与三农这两大问题的破解之路也因此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交汇点。此时，何去何从不但影响到短期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的改善，更事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能否顺利实施。增加农民消费的问题，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活跃市场流通、增加农民收入等问题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农村消费大市场之“大”不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概念，它更被赋予了联系宏观与微观，立足当前，放眼长远的战略意义。
一、增加农民消费博取“多赢”结果
1. 相对落后——衡量当前农民消费水平的关键词。
长期以来，农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低，农民消费能力差是人们头脑中一个固有的印象，而这一事实也客观地反映在历年来国家公布的经济统计数据上。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5%左右，90年代降为20%左右。1978年，在城乡消费品零售额中，县及县以下地区占67.6%，此后连年下降，到2004年已降到34.1%。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市场销售乏力的状况并未改变，而且消费品市场零售额的增幅持续低于城市。2004年，全年农村消费品市场消费品零售额达到18377亿元，比2003年增长10.7%，但增幅仍低于城市4个百分点。
从消费总量分析，2004年我国乡村人口是城镇人口的1.4倍，但消费总量仅为城市居民消费总量的51%，对2004年城乡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贡献率只有28%。从消费结构上分析，1998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下降到44%，属于小康水平，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高达55%，属于温饱水平，其消费支出仍以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为主，在耐用品方面的消费仍相当低，如1998年彩电、冰箱、洗衣机在农村的普及率分别为32.59%、9.25%和22.81%，大大低于在城镇的普及率105%、90.57%和76%。如果再加上实物商品以外的文化、教育和服务等方面的消费，城乡消费差距可能会更加悬殊。总之，无论从消费的总量、结构还是质量上看，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都要比城镇居民落后10年。
2. 农民消费——当前化解内需不足的主动力。
长期以来，我们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重农业而轻农民的偏向，认为只要把农业问题解决好了，“三农”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样做的结果是农业生产连年发展，但农民的收入水平得不到同步增长，消费自然也受到抑制。随着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进入瓶颈期、工业产能过剩以及城镇居民消费发展遇到结构性阻碍等问题的陆续出现，内需不足再次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此时，人们期盼的目光又落到了农民消费领域，期盼它能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对中国经济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从1997年开始，消费不足、供大于求即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头等问题，当时的主要解决之道是从刺激投资需求入手拉动内需的发展，虽然扩大农民消费的呼声也时有所闻，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并没有构成拉动内需政策的主旋律。
当时，某些产业特别是家电行业的从业者看到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并把未来的盈利目标转向了这一领域。但就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这些实业家夸大了农民消费群体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就是说，他们把农民渴望拥有现代化生活的消费欲望当成了实际的消费需求。此后农村消费市场继续走低，这不但让这些企业从农村市场大举盈利的愿望成了水中捞月，而且以彩电为代表的家电行业很快整体陷入了供大于求的局面至今不能自拔。
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分析，现在中国家电产品生产能力过剩已达50%，而只要农村的2.3亿农户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提高10%，就可以消化这些过剩的产能。另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农村人口每增长１元的消费支出，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２元的消费需求，农村人口对任何家电产品的普及多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增加238万台（件）的消费需求。由此，微观厂商期盼农民提高消费能力的理由是一目了然的，而扩大农民消费的意义决不仅限于此。
3. 农民消费——新一轮社会再生产蓬勃发展的逻辑起点。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中，消费是目的和再生产的动力，生产是手段，交换和分配是中间环节。要发展生产，保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首先必须做好消费这篇文章。在国民经济中，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大部分，两者缺一不可，但投资需求进一步又可以被看作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因此经济的增长取决于最终消费。就目前我国的发展实际而言，占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滞后，是导致我国内需市场发展步伐无法跟上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产能巨大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欲化解内需不足问题，首先应当从农民消费环节入手，农民消费增长带动内需总量增长，内需增长刺激生产发展，生产发展带动全体居民收入提高，收入提高进一步带动社会总消费增长，以农民消费增长为起点的螺旋上升式往复循环，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最终动力和保证。
从更广的角度看，农民现实购买力的增加将为工业品带来广阔的市场，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将拥有可靠的保障，农村的城镇化也将在此基础上得以实现。工业品在农村找到稳定销路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利用自身的产业和行业优势来提高农业装备水平和农产品加工水平，并利用市场的优势来集聚资金反哺农业，为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农村城镇化则可以通过城镇聚集人口和产业的功能以及商品集散地的优势，为农业的发展提供直接的市场，形成农村经济区域发展中心，从根本上促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使农村经济得到有效的升级，这无疑又将成为新一轮农民消费能力增长的动力源泉所在。
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以及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除了增加对轻工业品的需求并带动第三产业的增长之外，还将直接产生对农村基础设施发展的要求。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物资投入，为此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领域内包括冶金轧钢、石油化工、水利设施、输变电设备制造等一系列相关生产部门都将获得广大的市场空间，在质量上也能不断升级换代，从而整个工业体系在反哺农业的同时也将促进自身的发展完善。而重工业的发展势必带动其上游产业也就是采矿业的发展，我国的矿产资源以及能源储备大量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合理开采使用矿产和能源对于中西部经济的启动和走向繁荣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西煤东运、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各项建设所需要的管道、电缆等基础设施反过来又会对重工业的发展水平提出新一轮的更高要求。重工业的发展必将重新激发东部老工业基地的活力，这不但可以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物资保障，同时也能为东部已发展地区提供装备的更新换代，全国范围内工农业协同、城乡统筹的良性发展循环也会就此形成。
二、农民消费能力不足症结何在
造成当前农民消费能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历史因素不容忽视。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自然经济造成了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低下。解放后，在一穷二白又遭到帝国主义国家包围封锁的背景下，我国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获得了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据专家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止，通过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和合同订购方式，农民为我国工业化做出的资金贡献累计达7000亿元，20世纪90年代之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仍高达每年1000亿元左右。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农村消费市场不旺，农民消费水平低下是历史上农民为国家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客观结果。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形势的变化，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从我国的未来发展看，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
一些人认为，增加了农民收入自然就可以提高农民消费能力，从而引发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连锁反应，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农民收入逐年增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农民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同步增长，农村消费冷场的局面也一直存在。由此可见，除了收入因素之外，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更是一个需要从宏、微观政策层面加以多方分析与协调的综合性问题。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无疑应当是全面探究问题的成因，综合各方面因素，近年来我国农村消费市场运转不畅，农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农民收入水平低。
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前期的高速增长之后，我国农民收入增速呈总体回落趋势，1978-1984年这一指标均值为16.2%，而近几年来收入增幅一直在4-5%徘徊。200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936.4元，折合364.2美元，平均每天不足1美元。按照我国现行的年人均收入688元人民币的贫困标准，2005年全国尚有贫困人口2610万。
除了绝对数字方面的低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区域性收入差距的拉大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农民收入水平低下问题的现实性。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1.9：1，90年代末这一比例为2.6：1，到2004年，这一数值进一步扩大到3.2：1。由于农民当年的全部收入中有一部分要用来垫付下一年农业生产资料的支出，因此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收入中可用于生活消费的部分又打了一个折扣。同时，农民用于生产性消费支出的收入部分受物价波动的影响更为明显，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徐小青研究员的分析，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增加5%左右，而石油价格上涨带动化肥、农用柴油价格上涨的幅度在15%至20%，由此农民的收入就要缩水300亿元。
同为农村地区，沿海与内地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十分明显。2004年，全国有18个省市的农村人均收入低于2936.4元的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其中农村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是农村人均收入最低的贵州省的4.1倍。
受收入水平所限，很多地方的农民难以形成强劲的消费能力和旺盛的消费需求。有调查显示，目前相当多的农户在生活消费方面能少买就少买、能贱买就贱买、能不买就不买。基本生活尚且如此，对家用电器以及文化生活的消费需求更成为了一种奢望。
2.农民消费所需基础条件不足。
多年以来，我国公共产品的供应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农村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农民自身筹资进行。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和农民收入水平的低下，很多基础设施应建而未建，这不但影响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也阻碍了农民对家用电器的消费需求。
例如，要用彩电、冰箱、洗衣机就需要有电、电视信号、自来水等作为保障。很多农村地区存在着电网老化、电压不稳定、电价高的问题；很多乡村尚没有安装广播电视接收装置，电视信号微弱，甚至收不到电视节目；到2004年，全国农村自来水的普及率刚刚达到58.2%；还有很多乡村不通公路或路况极差，造成工业品下乡、农副产品进城的困难。以上种种原因，使得农民即使有购买家用电器的经济能力和要求也难以实现。
在农村生产消费领域，由于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生产技术指导等方面建设的滞后，以及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局限，使得一些农民希望扩大土地种植面积、实现集约化经营的愿望一时难以实现，这也抑制了农民对大型农业生产机械和最新农业生产技术的需求。
3. 农村消费环境差。
这个问题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首先，很多农村市场秩序混乱，农民安全消费的基本需求得不到保障。无论生产消费领域还是生活消费领域，生产经营者坑农害农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生活消费领域，由于农民生活水平低，农村信息闭塞，很多厂商把农村市场当成了销售积压、残次产品的主渠道，售后服务跟不上，有些违法者甚至制假售假，完全不顾农民的生命安全，例如安徽阜阳的“大头娃娃”奶粉事件的最主要受害者就是农村消费者。
在农业生产资料消费领域，农资产品质量不过关、售后服务无保证、农机零配件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以及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防不胜防是最让农民头疼的问题。根据河北省消费者协会统计，2004年河北省消协部门受理的涉及农用生产资料问题的投诉高达2704件，比2003年增长了21.91%。其中涉及农资类商品质量问题的投诉1957件，占农用生产资料类投诉总数的72.37%。
其次，消费品结构设置不合理，农民缺乏消费热情。
受收入水平、审美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对消费品的质量、性能与价格都有自己独特的要求。但长期以来，各厂家的生产经营重点一直侧重于城市，大多数企业只是把农村当作处理积压滞销产品的市场，完全不顾自己的商品是不是适合农民使用。他们往往宁愿挖空心思来吸引城市消费者的注意力而不愿对农民的消费需求、消费特点进行基本的市场调研。缺乏适合农民消费的热点产品使得很多先富裕起来的农民有钱无处花。
第三，农村消费品流通渠道不畅。
交通、成本收益分析等等因素造成了城里的生产厂家不愿下乡为农民服务，农民要购买大件耐用消费品，不得不辗转到数十里外的县城或城市，买了之后再雇车运回村里。不但购买产品困难，由于售后服务的滞后，农民即使买到了商品，退换、修理起来也都困难重重；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农村供销社系统的生存遇到很大问题，过去曾遍布乡村的日用品销售网络也因此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新的销售模式尚在探索发展过程中，尚不能完全满足农民的日常消费需要。
4. 农民消费心理不成熟。
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社会发展史让中国农民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心理。一方面，他们习惯了省吃俭用的日常度日方式，另一方面，相当比例的农民却又讲面子、爱攀比，在婚丧嫁娶等方面不惜重金大操大办，并带动了“一人结婚，全村随礼；一家死人，全村举丧”人情往来不断的不良风气，从而把农民手中本来不多的消费支出一点点榨干，更有甚者还把本来有限的消费支出用在一些超出了正常宗教信仰范围的封建迷信活动方面，形成“学校冷冷清清，庙宇香火旺盛”的不正常局面。很多农民宁可拆东墙、补西墙，挤占生产性投入，也不愿意欠“人情债”，如此恶性循环，最大的受害者无疑是农民自己。
同时，受传统思想的影响，除了饮食开支，农民在生活消费方面最重视的首推起屋建房，然后是子女教育、医疗、红白喜事，最后才是购买家用电器。在前几轮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行动中，政府和企业的很多努力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应当说与对农民消费支出规律认识不足有很大关系。
5. 农村社保体系不健全，农民不敢放心消费。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经突破了14万亿元，这也是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一年内第三次跨越万亿元大关。居民的储蓄意愿之所以如此强烈，主要原因在于当前仍处于改革攻坚阶段，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尚不完善，居民在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方面持有较强的不确定心理，一些地区的教育、住房、医疗成本上涨幅度已经超出了居民的可承受能力。有统计显示，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因此居民收入增加的很大比例不会用于当期的消费，而是为防备可能出现的失业、医疗等支出进行储蓄。
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在养老和住房方面的压力相对较小，但在教育、医疗等压力面前显得更为脆弱。现在很多农民盼孩子考上大学，同时却又因为学费的高昂怕孩子上大学，而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尚未建立和完善之前，“一人得病，全家返贫”也是许多农户所担心的。除此之外，农民还要面对自然灾害、病虫害等生产性风险。在乡村金融信贷体系和保险体系还不健全，为农民服务意识不足的情况下，农民只能选用压缩消费、增加储蓄的办法来增强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对症下药激活农民消费欲望
以往各有关方面、各职能部门都曾先后提出提高农民消费能力、扩大农民消费需求的问题，但这些呼吁和举措大多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当时没有很好地挖掘抑制农民消费需求的根源，各项政策措施也没有形成合力，同时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国力条件下也确实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未来发展大政方针的进一步明确，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破除影响扩大农民消费需求阻碍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具体来说，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财政制度建设。
在短期内农民收入增长潜力有限的条件下，针对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消费基础条件匮乏、社保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国家财政应当考虑增加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增加财政的支农资金投入，以便增强农民的消费后劲。
在建设和完善公共财政框架的过程中，应该明确的一条是在农村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领域，政府发挥的作用一定要充分，在不断弥补老的欠账的同时不再欠新账。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了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已达20%左右，充分的财力完全可以保障本届财政部 “让公共财政阳光照耀农村”理财理念的实施。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为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直接有力的政策措施，集中在农村节水灌溉、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水电、农村沼气、草场围栏等方面的建设进展顺利，成效显著。2005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入更多地转向农村，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并明确提出“三个高于”原则：今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2006年，国家财政本着“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继续在支农方面加大力度，其中包括用两年的时间，把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区）覆盖面分别扩大到40%、60%左右；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提高到20元；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国家将用两年的时间在农村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等等。以上举措，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后顾之忧，如此一来其消费热情势必有所增长。
2. 促进农民增收措施建设。
要增加消费，收入的同步增加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近年来国家实施的包括取消农业税、农产品保价收购、增加补贴、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进城务工等一系列政策让农民得到了不少实惠，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常言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国家财政不断向农村“输血”的同时，培养农村自身的“造血”机能显得尤为重要。从根本上说，增加农民收入的出路在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问题的切入点是实现农业的产业化，根本途径是对农村的生产方式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也就是要从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转变成为更有效率和效益的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大生产；生产力不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不可能实现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农民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致富。
为此，当前应当鼓励发展土地的专承包，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农业生产的集中经营，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和金融企业必须发挥相关的职能，为龙头企业的建立和经营运转提供良好的政策扶持和市场服务。要通过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制定实施，活跃农村信用，不能把眼光局限在向分散的农户进行小额贷款的范围内，要充分调动全社会资金向农业生产领域流动。
3. 农村消费市场建设。
要激发农民的消费热情，首先需要消费品生产厂家向农村市场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同时还要建立起顺畅的农村商品流通渠道和流通体系，以保证农民方便、快捷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并安全消费。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企业对于农村市场的需求将越来越敏感，同时国家也可以适当考虑通过制定相应的财税优惠政策来鼓励企业研发和推广适应农村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在流通渠道方面，面对农村居住相对分散，市场分散性大的特点，应当摸索建立起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合农村市场的商品分销渠道。一方面，生产企业应当主动与农村当地的零售企业合作，通过加盟连锁、代理、代销等形式，建立起商品直销系统或委托销售系统；另一方面，仍要大力发挥广大农村现有的分布广泛的供销合作社系统的流通主渠道作用。计划经济时代，供销合作社系统承担着城市日用工业品下乡，农副产品进城的购销任务，在联结生产与流通、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长期服务于农村市场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营销经验，而且网点多，分布广，职工专业素质高，这使其在打造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现代流通经营网络的过程中依然具有独特的优势。
2004年，国家商务部、全国供销总社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推广“万村千乡”和“千村百镇”市场工程，全国培育出25万家连锁店，将覆盖全国70%的乡镇、50%的自然村，通过建立新型农村市场流通网络，改善和提升农村消费。这一工程正是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是引导城市连锁店和超市“下乡”。乡镇级“农家店”提供批零结合的综合性服务，可从事农资、日用小商品的批发与零售经营，以及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购销业务等，而村级“农家店”则以零售服务为主。
2005年，“万村千乡工程”已经在全国777个县进行了试点连锁，新建和改造乡村两级连锁店约7万家。连锁店和超市进入乡村，既让农民可以消费到质优、价廉的商品和服务，又打击了充斥农村自由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商品，它的发展对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4. 农民消费心理建设
今后，由农业生产特点决定的农民独特消费心理，独特的地域性消费习俗等等应当继续得到尊重，但是铺张浪费、互相攀比的不良消费习惯应当及时加以纠正，封建迷信方面的消费更要加以杜绝。
农民健康消费观念的养成，既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又具有经济建设与思想文化建设相结合的特点，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有赖于农村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也应当由各级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和舆论宣传加以积极引导，而乡村党员和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
2005年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宏伟目标。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五项要求离不开对物质、文化的消费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和结构的升级换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达成的目标之一，但同时它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力措施保障。当前，千方百计扩大农民消费，既可以化解内需不足，又可以提升农民群体的生活质量，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同时还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提供保障。与以往不同的是，党中央提出扩大农民消费能力的意义已不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在实现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都发挥着其他举措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这与党中央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是完全一致的。
（作者单位：财政部科研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