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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岁月，精神支柱的力量尤为巨大。“一支笔，百万兵”，“一张报纸就是一个方面军”，这样的说法绝不是虚辞。
血与火的抗战，将士在前线以生命换取民族独立;新闻人以笔代枪，烽火铸文，剑胆血字，救亡图存，激励抗战。他们有中华儿女，也有国际友人;或直入战地，或深入后方，在新闻战线上，把民族可歌可泣的抗争传播到世界各地。
在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岁月，精神支柱的力量尤为巨大。“一支笔，百万兵”，“一张报纸就是一个方面军”，这样的说法绝不是虚辞。
进步新闻人身先士卒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不少国统区的爱国进步人士投入新闻业，为民族利益振臂呐喊。范长江和邹韬奋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1933年下半年起，在北大哲学系就读的范长江正式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撰写新闻通讯，后成为《大公报》特约记者。当时，范长江以一个记者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很有必要。范长江的想法得到了《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的赞同。1935年5月1日，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
范长江的这次西北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历经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地。他的报道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西北人民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刻的探讨;更为可贵的是，在大多数国统区新闻人士还称红军为“匪”之时，范长江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字里行间倾注了他对红军的同情，甚至不无敬意。范长江的这些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报纸发行量陡增。不久，报道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读者争相抢购，“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接着数月内，此书又连出了七版，一时风行全国。西北之行结束后，范长江被《大公报》聘为正式记者。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采访：“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西安被各种武装势力重重包围，范长江利用各种私人关系，花了两个多月时间，终于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1937年2月4日，范长江来到杨虎城的公馆，见到了周恩来。采访了周恩来后，范长江对西安事变的真相以及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有了深刻的了解。他把这些写进报道《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中，不仅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而且清楚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
在西安时，范长江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采访的请求，得到了同意。1937年2月9日，他得以成行。在那里，他先后见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晚上，毛泽东在他工作的窑洞里会见了范长江，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一一作了分析，并建议范长江立即回上海，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范长江是当时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外，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
在报道过程中，范长江更多地了解了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范长江作为主要的发起者和负责人，与夏衍、恽逸群等人创办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简称“青记”）。这个组织是中国记协的前身，而这一天后来也成为中国记者节。青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界统一战线组织，除总会外，还在广州、香港、桂林、重庆、延安等地设有分会，会员最多时达到千人。青记在团结进步新闻人、争取民主和新闻自由、进行抗战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春的徐州会战中，范长江等人以青记徐州分会为中心，组织大批青年记者到前线采写新闻，自己也在炮火中采访。徐州突围时，范长江组织他们分批随军撤退，并在事后组织座谈，交流战地采访经验，编辑通讯合集。周恩来在给他的信中说：“听到你报道的前线上英勇的战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为配合新四军东进，青记组织了东进支队，报道新四军抗战和抗日根据地建设情况。
1938年9月，青记的骨干在长沙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团结了一批进步新闻人，向国内外发稿，影响很大，特别受到海外数十家华侨中文报纸的欢迎。
1939年5月，由周恩来做介绍人，范长江在重庆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范长江的记者生涯源自北京，而邹韬奋投身新闻之处在上海。从1926年接编《生活》周刊开始，他正式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九一八”后，《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的舆论阵地。邹韬奋还以实际行动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
邹韬奋的爱国民主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1933年6月，他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黑名单，不得不于次月流亡出国。是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生活》的热心读者、实业家杜重远认为数十万读者的精神食粮不可中断，四处筹措，使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继承《生活》的《新生》周刊于1934年2月出版。1935年5月，《新生》刊登了《闲话皇帝》，其中有揭露军部是日本真正统治者的内容，被日本人伺机寻衅。国民党政府应日本驻沪总领事抗议，封闭了《新生》杂志，并将杜重远逮捕判刑，此即“新生事件”。邹韬奋对此深感愤慨，毅然决定回国。
血与火的抗战，将士在前线以生命换取民族独立;新闻人以笔代枪，烽火铸文，剑胆血字，救亡图存，激励抗战。他们有中华儿女，也有国际友人;或直入战地，或深入后方，在新闻战线上，把民族可歌可泣的抗争传播到世界各地。
在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岁月，精神支柱的力量尤为巨大。“一支笔，百万兵”，“一张报纸就是一个方面军”，这样的说法绝不是虚辞。
进步新闻人身先士卒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不少国统区的爱国进步人士投入新闻业，为民族利益振臂呐喊。范长江和邹韬奋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1933年下半年起，在北大哲学系就读的范长江正式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撰写新闻通讯，后成为《大公报》特约记者。当时，范长江以一个记者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很有必要。范长江的想法得到了《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的赞同。1935年5月1日，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
范长江的这次西北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历经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地。他的报道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西北人民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刻的探讨;更为可贵的是，在大多数国统区新闻人士还称红军为“匪”之时，范长江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字里行间倾注了他对红军的同情，甚至不无敬意。范长江的这些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报纸发行量陡增。不久，报道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读者争相抢购，“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接着数月内，此书又连出了七版，一时风行全国。西北之行结束后，范长江被《大公报》聘为正式记者。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采访：“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西安被各种武装势力重重包围，范长江利用各种私人关系，花了两个多月时间，终于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1937年2月4日，范长江来到杨虎城的公馆，见到了周恩来。采访了周恩来后，范长江对西安事变的真相以及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有了深刻的了解。他把这些写进报道《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中，不仅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而且清楚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
在西安时，范长江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采访的请求，得到了同意。1937年2月9日，他得以成行。在那里，他先后见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晚上，毛泽东在他工作的窑洞里会见了范长江，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一一作了分析，并建议范长江立即回上海，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范长江是当时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外，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
在报道过程中，范长江更多地了解了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范长江作为主要的发起者和负责人，与夏衍、恽逸群等人创办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简称“青记”）。这个组织是中国记协的前身，而这一天后来也成为中国记者节。青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界统一战线组织，除总会外，还在广州、香港、桂林、重庆、延安等地设有分会，会员最多时达到千人。青记在团结进步新闻人、争取民主和新闻自由、进行抗战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春的徐州会战中，范长江等人以青记徐州分会为中心，组织大批青年记者到前线采写新闻，自己也在炮火中采访。徐州突围时，范长江组织他们分批随军撤退，并在事后组织座谈，交流战地采访经验，编辑通讯合集。周恩来在给他的信中说：“听到你报道的前线上英勇的战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为配合新四军东进，青记组织了东进支队，报道新四军抗战和抗日根据地建设情况。
1938年9月，青记的骨干在长沙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团结了一批进步新闻人，向国内外发稿，影响很大，特别受到海外数十家华侨中文报纸的欢迎。
1939年5月，由周恩来做介绍人，范长江在重庆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范长江的记者生涯源自北京，而邹韬奋投身新闻之处在上海。从1926年接编《生活》周刊开始，他正式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九一八”后，《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的舆论阵地。邹韬奋还以实际行动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
邹韬奋的爱国民主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1933年6月，他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黑名单，不得不于次月流亡出国。是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生活》的热心读者、实业家杜重远认为数十万读者的精神食粮不可中断，四处筹措，使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继承《生活》的《新生》周刊于1934年2月出版。1935年5月，《新生》刊登了《闲话皇帝》，其中有揭露军部是日本真正统治者的内容，被日本人伺机寻衅。国民党政府应日本驻沪总领事抗议，封闭了《新生》杂志，并将杜重远逮捕判刑，此即“新生事件”。邹韬奋对此深感愤慨，毅然决定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