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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天河先生《谈诗与隐遁》一文（见《书屋》2005年第2期）是阅读李青松隐遁诗歌系列的读后感，作者认为，“诗道是人间正道”，无须涉及玄言、奥义，而标示为“写得较好”的李诗《残秋》中三句十五字，“岂不胜于一卷《金刚经》的佛语，胜于一部《五灯会元》的禅偈吗？”最后结论是：“……岂不证明：在现代，诗与文学艺术的自由天地，正是能代替宗教为人们提供庇护与安慰的精神避难所，正是能启示人们安然地泛过孽海直登彼岸的普度慈航吗？”诗人言诗，以正道自居，原本无可厚非，但因学养不足或偏见太盛，非要毫无事实根据地贬低别家来抬高自己，未免让人难以服气。
作者认为，“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隋唐佛偈，不存诗苑”。按“偈”是梵文“偈陀”或“伽他”的省音译，原指佛经在用散文叙述以后，再概括复述一遍所用的韵文，后来很多僧人、文士也喜欢作偈，这种偈便成为一种简短活泼、寓意深刻的诗歌。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中云，佛家作诗曰“偈”，作文曰“莂”。石先生之“隋唐佛偈”，如果指佛经中的韵文则毫无意义，因为那是佛经，当然“不存诗苑”；如果指僧人、文士写的此类简短活泼、寓意深刻的诗歌，或者是佛家（僧人、居士）作的诗而言，则其“不存诗苑”之说明显与事实不符。即便抛开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诸人的有关佛禅的诗歌不论，唐代诗僧如寒山、拾得、皎然、贯休等人，是“诗坛中一批新生力量，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即以被胡适称为“白话诗人”的王梵志为例，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便收录其诗歌三首，不知这算不算是“已存诗苑”？
石先生剥离诗歌与佛禅的关系以示清高，似乎有些过于不尊重史实。因为“唐代以后，历代几乎找不到不写禅诗的诗人”〔2〕。元好问有诗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人切玉刀。”禅宗不仅为中国的诗歌发展提供了语言、意象、理论，更为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运思方法与表现方式。〔3〕石先生认为“历代好禅好佛的诗，多半是野狐外道”。不知石先生凭借什么标准，又作了什么统计，就认定“历代”“多半”禅诗就是“野狐外道”？我见到更多的却是很多“好禅好佛的诗人”与禅师相互唱和的案例，如王维与道光、神会，李翱与药山，白居易与鸟窠，苏洵与圆通居讷，苏轼与照觉、佛印，黄庭坚与湛堂，张商英与兜率悦，耶律楚材与万松秀等。自唐以来，禅学日盛，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间，他们对禅宗多有真参实修的功夫，对佛教教理也非常通达，有的还是某禅师的得法弟子，写出来的诗歌或表示禅理，或含有禅趣，很多都是传世名篇，怎么可以毫无根据地斥之为“多半是野狐外道”之作？
石先生认为胜于《金刚经》和《五灯会元》的诗句是这样的：等待对弈者／以春天的名义／做出裁决。平心而论，《残秋》颇具巧思慧解，其中化用明代诗僧苍雪与英国雪莱诗句意境处痕迹宛然。〔4〕但即便此诗“深得作诗之三昧”，石先生也没有必要以胜于两部佛典为准来凸现其价值，并以此说明“诗歌艺术本身就是精神隐遁的自由天地”的道理。无论是在对人的（思想）启示与（精神）抚慰上，还是在文化价值、精神境界上，两者都毫无可比性。《金刚经》为姚秦鸠摩罗什译，是中国历代流传最为广泛的佛经之一，此经说佛教般若之空慧无有余蕴，故古来传持、弘通甚盛，历代注疏便有上百种，并于十九世纪中期被翻译成德、英等国文字；《五灯会元》二十卷，为宋代僧人普济编集，收录自菩提达摩初来东土到宋代七百年间千余人参禅悟道的机缘、语录等，其中有很多禅偈。此禅偈之作，乃是衲僧投身丛林，坐破多少蒲团、踏穿多少草鞋后对禅法有所顿悟之作，或是表示开悟见地，或是吐露修行境界，是一个人毕生精诚努力从事精神追求的结晶。而石先生竟认为一区区化用他人诗意的十五字现代诗句，能超胜《金刚经》之佛语、《五灯》之禅偈那么深刻影响中国哲学近两千年之久的佛教般若智慧，未免显得太过浅薄鄙陋，七百年中千余人的参禅悟道未免显得太过荒唐无聊，而这十五字的现代诗句未免显得太过金贵。尊己贬人宁有如是者乎？如此大言，石先生欺人耶？自欺耶？抑或在呓语耶？
至于说“诗与文学艺术的自由天地”有代替宗教功能的价值，则更是欺人之谈。现在世界上信仰宗教者有四十多亿人，而以“诗歌与文学艺术的自由天地”为精神皈依者能有几多人？我也从未听说过有哪位诗歌大佬能够凭借诗歌给人解决精神信仰问题的。是鸦片也罢，实有其事也罢，各大宗教却都给信仰者提供了一个超脱苦难的彼岸世界，设计了非常细密的到达彼岸世界的修行途径与方式，并有完成此种超脱的圣者作为信仰者膜拜的对象，诗歌与文学艺术能够有这种巨大的现实影响力量吗？我表示怀疑。
诗人必然有对世间实存之苦难的深度悟解：难以说明的生存之苦，难以理解的生命无常，令人惊恐的残酷竞争，骇人可怕的价值荒谬……然后在诗歌中营造某一境界超脱之，才有“自由天地”可言，也才有如石先生所说的代替宗教功能之可能。但要求一诗人个体陷身于如此绝望的深渊，承载如此沉重的精神负担，未免太过残酷，正如莎剧《李尔王》中葛罗斯特所言：“当我能够看见的时候，我也会失足颠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双重匮乏——旧的价值已经消失，新的价值还处在混沌之中——的时代，与诗人最邻近的精神状态或许是心理失常与绝望，前者如食指，后者如海子、顾城，而绝非超越苦难后的理性、满足、安宁、清净、喜悦……作者以为诗人有如此精神力量来承负自己以及他人的苦难，并能够解脱自己并拯救他人，我看差不多又是在说梦话了。
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诗人海子自杀前曾去一家酒馆想喝酒，却无钱付账。海子对老板说，我给在座的酒客朗读一首诗来代替酒钱吧。老板赶紧说，酒你可以喝，但请你千万不要朗读什么诗。石先生或者在弄清这个故事版本的真伪之后，再来谈什么十五字诗句胜于佛语、禅偈，以及诗歌能代替宗教功能之类的话题也不迟。
注释：
〔1〕〔2〕〔3〕吴为山、王月清主编：《中国佛教文化艺术》，第96、103、105页。
〔4〕苍雪原诗为：松下无人一局残，深山松子落棋盘。神仙更有神仙着，毕竟输赢下不完。雪莱诗句：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读者可以比较李诗《残秋》与苍雪、雪莱诗句意境的相似处。
作者认为，“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隋唐佛偈，不存诗苑”。按“偈”是梵文“偈陀”或“伽他”的省音译，原指佛经在用散文叙述以后，再概括复述一遍所用的韵文，后来很多僧人、文士也喜欢作偈，这种偈便成为一种简短活泼、寓意深刻的诗歌。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中云，佛家作诗曰“偈”，作文曰“莂”。石先生之“隋唐佛偈”，如果指佛经中的韵文则毫无意义，因为那是佛经，当然“不存诗苑”；如果指僧人、文士写的此类简短活泼、寓意深刻的诗歌，或者是佛家（僧人、居士）作的诗而言，则其“不存诗苑”之说明显与事实不符。即便抛开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诸人的有关佛禅的诗歌不论，唐代诗僧如寒山、拾得、皎然、贯休等人，是“诗坛中一批新生力量，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即以被胡适称为“白话诗人”的王梵志为例，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便收录其诗歌三首，不知这算不算是“已存诗苑”？
石先生剥离诗歌与佛禅的关系以示清高，似乎有些过于不尊重史实。因为“唐代以后，历代几乎找不到不写禅诗的诗人”〔2〕。元好问有诗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人切玉刀。”禅宗不仅为中国的诗歌发展提供了语言、意象、理论，更为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运思方法与表现方式。〔3〕石先生认为“历代好禅好佛的诗，多半是野狐外道”。不知石先生凭借什么标准，又作了什么统计，就认定“历代”“多半”禅诗就是“野狐外道”？我见到更多的却是很多“好禅好佛的诗人”与禅师相互唱和的案例，如王维与道光、神会，李翱与药山，白居易与鸟窠，苏洵与圆通居讷，苏轼与照觉、佛印，黄庭坚与湛堂，张商英与兜率悦，耶律楚材与万松秀等。自唐以来，禅学日盛，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间，他们对禅宗多有真参实修的功夫，对佛教教理也非常通达，有的还是某禅师的得法弟子，写出来的诗歌或表示禅理，或含有禅趣，很多都是传世名篇，怎么可以毫无根据地斥之为“多半是野狐外道”之作？
石先生认为胜于《金刚经》和《五灯会元》的诗句是这样的：等待对弈者／以春天的名义／做出裁决。平心而论，《残秋》颇具巧思慧解，其中化用明代诗僧苍雪与英国雪莱诗句意境处痕迹宛然。〔4〕但即便此诗“深得作诗之三昧”，石先生也没有必要以胜于两部佛典为准来凸现其价值，并以此说明“诗歌艺术本身就是精神隐遁的自由天地”的道理。无论是在对人的（思想）启示与（精神）抚慰上，还是在文化价值、精神境界上，两者都毫无可比性。《金刚经》为姚秦鸠摩罗什译，是中国历代流传最为广泛的佛经之一，此经说佛教般若之空慧无有余蕴，故古来传持、弘通甚盛，历代注疏便有上百种，并于十九世纪中期被翻译成德、英等国文字；《五灯会元》二十卷，为宋代僧人普济编集，收录自菩提达摩初来东土到宋代七百年间千余人参禅悟道的机缘、语录等，其中有很多禅偈。此禅偈之作，乃是衲僧投身丛林，坐破多少蒲团、踏穿多少草鞋后对禅法有所顿悟之作，或是表示开悟见地，或是吐露修行境界，是一个人毕生精诚努力从事精神追求的结晶。而石先生竟认为一区区化用他人诗意的十五字现代诗句，能超胜《金刚经》之佛语、《五灯》之禅偈那么深刻影响中国哲学近两千年之久的佛教般若智慧，未免显得太过浅薄鄙陋，七百年中千余人的参禅悟道未免显得太过荒唐无聊，而这十五字的现代诗句未免显得太过金贵。尊己贬人宁有如是者乎？如此大言，石先生欺人耶？自欺耶？抑或在呓语耶？
至于说“诗与文学艺术的自由天地”有代替宗教功能的价值，则更是欺人之谈。现在世界上信仰宗教者有四十多亿人，而以“诗歌与文学艺术的自由天地”为精神皈依者能有几多人？我也从未听说过有哪位诗歌大佬能够凭借诗歌给人解决精神信仰问题的。是鸦片也罢，实有其事也罢，各大宗教却都给信仰者提供了一个超脱苦难的彼岸世界，设计了非常细密的到达彼岸世界的修行途径与方式，并有完成此种超脱的圣者作为信仰者膜拜的对象，诗歌与文学艺术能够有这种巨大的现实影响力量吗？我表示怀疑。
诗人必然有对世间实存之苦难的深度悟解：难以说明的生存之苦，难以理解的生命无常，令人惊恐的残酷竞争，骇人可怕的价值荒谬……然后在诗歌中营造某一境界超脱之，才有“自由天地”可言，也才有如石先生所说的代替宗教功能之可能。但要求一诗人个体陷身于如此绝望的深渊，承载如此沉重的精神负担，未免太过残酷，正如莎剧《李尔王》中葛罗斯特所言：“当我能够看见的时候，我也会失足颠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双重匮乏——旧的价值已经消失，新的价值还处在混沌之中——的时代，与诗人最邻近的精神状态或许是心理失常与绝望，前者如食指，后者如海子、顾城，而绝非超越苦难后的理性、满足、安宁、清净、喜悦……作者以为诗人有如此精神力量来承负自己以及他人的苦难，并能够解脱自己并拯救他人，我看差不多又是在说梦话了。
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诗人海子自杀前曾去一家酒馆想喝酒，却无钱付账。海子对老板说，我给在座的酒客朗读一首诗来代替酒钱吧。老板赶紧说，酒你可以喝，但请你千万不要朗读什么诗。石先生或者在弄清这个故事版本的真伪之后，再来谈什么十五字诗句胜于佛语、禅偈，以及诗歌能代替宗教功能之类的话题也不迟。
注释：
〔1〕〔2〕〔3〕吴为山、王月清主编：《中国佛教文化艺术》，第96、103、105页。
〔4〕苍雪原诗为：松下无人一局残，深山松子落棋盘。神仙更有神仙着，毕竟输赢下不完。雪莱诗句：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读者可以比较李诗《残秋》与苍雪、雪莱诗句意境的相似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