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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在珠海第八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巴基斯坦空军派出3架JF-17“雷电”战斗机首度参展，其中1架进行静态展示，2架进行飞行表演。在航展期间，巴基斯坦空军为中外观众进行了精彩的飞行表演，成为本届航展的一大亮点。
JF-17“雷电”战斗机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合作研制的一种全天候多用途轻型战斗机。2003年8月25日首飞成功后，中方正式命名为FC-1“枭龙”，巴方命名为JF-17“雷电”。
“枭龙”战机是针对21世纪的作战环境特点，满足国际、国内市场需求，由中国一航和巴基斯坦空军共同投资，中国一航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中国一航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等单位，自主创新、自主开发研制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天候、单发、单座、新一代轻型战斗机。
“枭龙”战机研制的成功，是中国先进航空武器装备研制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实现了向新一代先进战斗机研发的跨越，同时也是中国航空工业注重开辟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开创对外军事合作项目、自主创新的成功范例。“枭龙”战机的研制成功，为此后的批量生产和打入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航空武器升级换代带来机遇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力战机已逐步更新换代为第三代战机，而中国的主力战机依然是歼-7、歼-8，一些发展中国家装备的也大都是一些老旧型号的战机。为了跟上世界航空武器升级换代的步伐，以及维护和保证本国的国家安全和根本利益，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提升本国的安全防护能力，但发达国家对先进武器装备实行严密封锁和禁运，再加上高昂的价格，即使发展中国家想买也买不起。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一种性能先进且价格比较适中的新型作战飞机，以取代老旧飞机。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开始尝试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军事合作。以加快研制新一代先进战机的进程。1988年，中国开始启动“FC-1计划”，当时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格鲁曼公司签署了一项军事合作项目合同，该计划是在歼-7飞机的基础上，由对方提供一定技术支持，研制出一种性能先进的轻型歼击机。然而，由于1989年中美关系突然恶化，美国政府单方取消了对华所有军事合作项目，致使该计划搁浅。
由于政治、技术和历史原因，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军事合作方面长期受制于人。这类合作，不是带有苛刻的附加条件，就是加以严格的技术条件限制，价格高昂且不说，往往由于政治原因单方面撕毁合同，不仅给中国的国防建设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严重影响到解放军装备现代化的进程。
对此，中国适时调整装备发展战略，坚持引进和自行研发两条腿走路，发展基点立足于自力更生，从而赢得更快的发展速度。这期间，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航空装备老旧而无法应对的复杂多变的安全形势。因此，中国亟须研制一种超越第二代、和第三代性能接近的新型战斗机，用来替换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老化的第二代战斗机。基于当时的航空技术条件，尽管困难重重，但却是一次难得机遇。
这时，巴基斯坦空军正在筹划航空装备更新换代，以适应该国安全形势的需要。于是，巴空军一方面引进美国的F-16战机，一方面积极与中国合作，试图借助中方的力量研制一种高低搭配且较为先进的战斗机。1991年，中国基于发展需要和当时能够获得的航空技术，再次启动新机研制计划，并命名为“超-7计划”。巴空军表示有兴趣参加联合研制工作。1992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邀请巴空军投资“超-7计划”。作为合作项目，巴方有权全面参与研发过程，并拥有合作生产权。
起初，双方的合作比较顺利。1992年5月，中巴两国专家组开始“超-7”飞机项目可行性论证。10月，经过多轮谈判，两国签署合作备忘录。1994年10月，巴基斯坦政府开始与中国有关方面进行正式谈判。1995年7月，巴空军对战术技术提出要求，双方于10月签署了新的战术技术要求。然而，巴空军在航电系统技术要求方面与中方意见不一，这也是双方谈判的核心分歧点。
巴方曾提出使用西方先进的航电系统，中方极力推荐自己生产的航电设备，双方就此僵持不下。最后，中方把航电系统设计方案的关键部分复印给巴方谈判代表，并告诉对方，我们就是按照这种先进的航电系统来设计该型飞机的，巴方谈判代表这才吃了定心丸。1996年6月，双方确定了航电系统的技术要求。1997年11月12日，巴基斯坦空军“超-7”项目办访华。通过系统考察，巴基斯坦空军认可了飞机的初步设计。与巴方的谈判前后持续了7年，终于在1999年初签署联合研制新型战斗机的协议。
2001年2月，为了满足客户需求，中方大胆采用将原型机研制分“两步走”的策略，即分为平台状态(01、03架)和全状态(04架)两个阶段，一方面可让飞机尽早飞起来，加快平台鉴定；另一方面，利用平台鉴定这段时间，研发更为先进的航电武器系统，进一步优化飞机的性能。但此时，巴方又明确要求研制进程提速，对首飞时间的要求近乎苛刻：两年半。
创造“枭龙”奇迹
中国一航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担负“枭龙”飞机的研发重任，从确定技术状态到实现首飞，只有不到两年时间，研制周期之短，在中国航空史上前所未有。按国际惯例，研制一架新型战机从设计到定型生产，需要15年至20年的时间。“枭龙”方案确定后，距离首飞的节点仅有两年半的时间。如果按常规，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中国航空人以超凡的智慧和勇气打破常规，敢于创新，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枭龙速度”。
1998年，杨伟受命担任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副所长、副总设计师，并兼任飞控系统总设计师。不久，他肩挑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歼-10重点型号双座型飞机总设计师和“枭龙”飞机总设计师三副担子。每一个型号都有严格的任务节点，杨伟没有退路，唯一的出路在于大胆改革创新。
研制观念和体制机制创新。“枭龙”项目在国内首次探索出了一条以市场和用户为牵引，参研各方自筹资金，风险投入，开发适应市场需要和客户需求的新型战斗机的研发新路，开创了军工单位采用市场经济模式运作的新局面。在体制方面建立高效运转的项目管理系统，并创造性地采用了“共同投资、共同开发、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合作模式，闯出了一条对外军事合作的新路。在具体研制过程中，采用灵活机制，建立了高度统一的行政指挥线、技术指挥线和综合保障支持线，改变传统的串行工作模式，实行了高度平行交叉、并行协同工作的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设计理念、设计流程和设计手段创新。在多种重点任务的压力下，杨伟开始尝试创建新的大型武器装备研制管理平台，在设计师系统中引入现代管理理念，建立柔性组织，实施设计流程再造，大量运用数字化设计等先进手段，以精密设计和敏捷管理为核心，构建了全新现代化多项目管理新模式。
致力于重大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与创新。为了使新研制的“枭龙”战机超越二代战机并具备三代战机的作战能力，杨伟率领团队在核心技术上寻求突破和创新。在“枭龙”战机上大胆采用国产系列先进技术，如先进的总体气动布局设计技术、先进的航空电子核心设计技术、高性价比的飞行控制系统设计技术、先进的供配电系统综合设计技术、先进的应急电源设计技术、先进的舱盖设计技术等。
在创新理念的引领下，杨伟主持完成了“枭龙”战机设计方案调整，全机总体分区协调，全尺寸样机的改造，结构、系统重点试验组建的任务。2001年9月，“枭龙”战机由冻结技术状态转入详细设计阶段。经过9个多月的努力，“枭龙”战机提前进入生产阶段。这一系列创新和变革，将“枭龙”战机的研制时间，由最初计划的4年缩短为23个月，创造了中国航空史上的奇迹!
2003年8月25日，“枭龙”战机首飞成功，首架原型机在空中飞行17分钟后安全着陆。在飞机平稳落地的那一刻，杨伟和他的团队心潮澎湃。当试飞员从飞机上下来后，杨伟第一个走上去与他热烈拥抱，没有什么语言能比拥抱更能表达他们此刻的心情。
“枭龙”战机的研制成功，实现了中国航空工业军用飞机开辟国际市场的突破，实现了中国航空工业军用飞机技术输出的突破，实现了中国航空工业飞机研制体制与机制的突破。
性能堪比第三代战机
“枭龙”原型机首飞成功后，按照“两步走”策略，在完成后续试验试飞的同时，又紧锣密鼓地进行全状态机型的研制。
如果说原型机第一步是“基础版”的话，那么第二步就是全状态的“完整版”。为了使“枭龙”战机能够适应21世纪战争环境的特点，最大程度满足用户需求，符合国际市场运行规律，中方在“枭龙”01、03架原型机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技术创新。先后进行了气动、结构和系统的优化设计，采用了先进的“蚌”式进气道等创新技术，应用了复杂薄壁零件多孔精密加工等综合制造技术，配装了国内最为先进的高度综合化的航空电子和武器系统，配置了国际领先的具有良好人机界面的座舱综合显示设备，从而大幅度地提升“枭龙”战机的整体性能和综合作战能力。最后，形成了全状态航电系统和武器系统的“枭龙”04架战机。
巴方最关注的还是“枭龙”战机的航电系统技术能否满足他们的需求。巴方代表在长达一年多的考察中，目睹了中国的武器、航电技术的突飞猛进，从而打消了对中国航电系统性能的疑虑。2004年，巴方代表正式在航电系统签约仪式上签字，并承认“中国的技术是一流的”。紧接着，“枭龙”04架战机首次安装了中国研制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航电系统。
2006年4月28日，中国自行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04架“枭龙”战机在成都进行首次试飞。这架新型“枭龙”战机在空中飞行16分钟，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首飞获得圆满成功。9月，“枭龙”06架战机也实现了首飞成功。与“基础版”不同的是，04架和06架战机是一种全状态的“完整版”飞机，也就是说，除了飞机的机体平台以外，飞机上的航电系统及武器系统都已经全部装载。这就意味着“枭龙”战机已进入到一个全面验证阶段，同时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
经过后续试飞验证，“枭龙”战机的出色表现展示了其良好的性能。其中，采用先进的总体气动布局，尤其是采用“蚌”式进气道设计技术，大大提高了飞机的超音速性能；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综合化航空电子和武器系统，使“枭龙”战机可实施超视距双目标攻击，可挂载包括精确制导武器在内的多种武器，具有多种先进的精确导航、战场态势感知、目标探测与识别、作战攻击以及电子战等功能。
此外，“枭龙”战机还可以根据用户的不同要求，选配不同的航空电子系统组合方案；首次采用了数字式电传和机械混合系统综合设计，这不仅使飞机具有良好的飞行品质和多种自动驾驶模态，而且实现了低成本；采用了先进的供配电系统综合设计和试验验证技术。其核心是采用了由中国自主研发的数字式电源控制盒，系统的故障检测率达95％，缩短了故障排除时间，提高了飞机的出勤率；采用了先进的座舱设计技术、先进的微爆索穿盖弹射救生系统设计技术、全液动式供输油系统设计技术、整体油箱设计技术、钛合金结构设计技术、结构综合分析试验技术等一系列先进设计技术。
实际上，在“枭龙”第二步启动的时候，中国已经把整个的研制要求和飞机最终要实现的目标锁定在第三代战斗机的性能指标上了。
“枭龙”全状态飞机的成功首飞，为该型战机的批量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国先进航空武器装备研制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自主创新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并实现了向新一代先进战斗机研发的新跨越。
中巴军事合作的范例
特殊的地缘关系，使中国与巴基斯坦建立了友好的邻邦关系，也开始了中巴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军事合作。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就同巴基斯坦开始了军事合作项目。1965年底，中国向巴基斯坦空军提供了首批歼-6战斗机。之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向巴基斯坦空军提供了253架歼-6战斗机。最鼎盛的时候，巴基斯坦空军曾拥有10个歼-6战斗机中队。歼-6战斗机一度成为巴基斯坦空军的主力战机之一，并在实际空战中创造了辉煌战绩。
由于中国具有良好的信誉，再加上在技术方面给予全力支持，中巴两国的军事合作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发展。中国除了向巴基斯坦提供大量的歼-6战斗机外，还批量向巴空军援助了在当时比较先进的A-5(强-5)、F-7(歼-7)等先进战机，这些战机构成了巴基斯坦空军的主要空中力量。
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世界各国竞相加速提升本国的空中力量。由于南亚地区局势日趋紧张，巴基斯坦亟须提升空军战斗力来保卫领空安全和维持地区安全力量的平衡。这期间，巴基斯坦试图寻求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军事合作，以加速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步伐。然而，这类合作受到诸多条件制约。1998年，巴基斯坦核试验后遭到美国制裁，美国随即停止了对巴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单方面冻结了巴基斯坦当时急需的38架F-16战斗机合同。在地区安全形势的巨大压力下，巴基斯坦又开始寻求与中国的新型合作。这时，中国一如既往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与巴基斯坦共同研发满足巴方空军需求的新型战机，这便催生了“枭龙”。
2006年4月，装配了完整航电系统的04架“枭龙”战机成功实现了首飞。随后，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坦威尔·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上将在“枭龙”战机全状态首飞仪式上说：“巴基斯坦空军希望能够大量装备‘枭龙’战斗机。目前，巴基斯坦空军订购的数量是150架，但这是远远不够的。”
不久，“枭龙”战机就走出了国门。2007年、2008年，“枭龙”战机连续两年参加了巴基斯坦的国庆阅兵典礼，受到了各界的高度赞誉。2009年7月，巴基斯坦正式启动了国产化“枭龙”战机的生产线，这使得巴基斯坦成为世界上少数能组装生产第三代战机的国家之一。目前，世界上只有美、俄、法、英、瑞典、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具备完整研发、制造第三代战机的能力。中巴“枭龙”战机项目的合作，不仅加速了巴方空军力量的提升，重要的是通过后续卓有成效的合作，使巴基斯坦逐步建立起本国的航空工业。
JF-17“雷电”战斗机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合作研制的一种全天候多用途轻型战斗机。2003年8月25日首飞成功后，中方正式命名为FC-1“枭龙”，巴方命名为JF-17“雷电”。
“枭龙”战机是针对21世纪的作战环境特点，满足国际、国内市场需求，由中国一航和巴基斯坦空军共同投资，中国一航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中国一航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等单位，自主创新、自主开发研制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天候、单发、单座、新一代轻型战斗机。
“枭龙”战机研制的成功，是中国先进航空武器装备研制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实现了向新一代先进战斗机研发的跨越，同时也是中国航空工业注重开辟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开创对外军事合作项目、自主创新的成功范例。“枭龙”战机的研制成功，为此后的批量生产和打入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航空武器升级换代带来机遇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力战机已逐步更新换代为第三代战机，而中国的主力战机依然是歼-7、歼-8，一些发展中国家装备的也大都是一些老旧型号的战机。为了跟上世界航空武器升级换代的步伐，以及维护和保证本国的国家安全和根本利益，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提升本国的安全防护能力，但发达国家对先进武器装备实行严密封锁和禁运，再加上高昂的价格，即使发展中国家想买也买不起。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一种性能先进且价格比较适中的新型作战飞机，以取代老旧飞机。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开始尝试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军事合作。以加快研制新一代先进战机的进程。1988年，中国开始启动“FC-1计划”，当时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格鲁曼公司签署了一项军事合作项目合同，该计划是在歼-7飞机的基础上，由对方提供一定技术支持，研制出一种性能先进的轻型歼击机。然而，由于1989年中美关系突然恶化，美国政府单方取消了对华所有军事合作项目，致使该计划搁浅。
由于政治、技术和历史原因，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军事合作方面长期受制于人。这类合作，不是带有苛刻的附加条件，就是加以严格的技术条件限制，价格高昂且不说，往往由于政治原因单方面撕毁合同，不仅给中国的国防建设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严重影响到解放军装备现代化的进程。
对此，中国适时调整装备发展战略，坚持引进和自行研发两条腿走路，发展基点立足于自力更生，从而赢得更快的发展速度。这期间，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航空装备老旧而无法应对的复杂多变的安全形势。因此，中国亟须研制一种超越第二代、和第三代性能接近的新型战斗机，用来替换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老化的第二代战斗机。基于当时的航空技术条件，尽管困难重重，但却是一次难得机遇。
这时，巴基斯坦空军正在筹划航空装备更新换代，以适应该国安全形势的需要。于是，巴空军一方面引进美国的F-16战机，一方面积极与中国合作，试图借助中方的力量研制一种高低搭配且较为先进的战斗机。1991年，中国基于发展需要和当时能够获得的航空技术，再次启动新机研制计划，并命名为“超-7计划”。巴空军表示有兴趣参加联合研制工作。1992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邀请巴空军投资“超-7计划”。作为合作项目，巴方有权全面参与研发过程，并拥有合作生产权。
起初，双方的合作比较顺利。1992年5月，中巴两国专家组开始“超-7”飞机项目可行性论证。10月，经过多轮谈判，两国签署合作备忘录。1994年10月，巴基斯坦政府开始与中国有关方面进行正式谈判。1995年7月，巴空军对战术技术提出要求，双方于10月签署了新的战术技术要求。然而，巴空军在航电系统技术要求方面与中方意见不一，这也是双方谈判的核心分歧点。
巴方曾提出使用西方先进的航电系统，中方极力推荐自己生产的航电设备，双方就此僵持不下。最后，中方把航电系统设计方案的关键部分复印给巴方谈判代表，并告诉对方，我们就是按照这种先进的航电系统来设计该型飞机的，巴方谈判代表这才吃了定心丸。1996年6月，双方确定了航电系统的技术要求。1997年11月12日，巴基斯坦空军“超-7”项目办访华。通过系统考察，巴基斯坦空军认可了飞机的初步设计。与巴方的谈判前后持续了7年，终于在1999年初签署联合研制新型战斗机的协议。
2001年2月，为了满足客户需求，中方大胆采用将原型机研制分“两步走”的策略，即分为平台状态(01、03架)和全状态(04架)两个阶段，一方面可让飞机尽早飞起来，加快平台鉴定；另一方面，利用平台鉴定这段时间，研发更为先进的航电武器系统，进一步优化飞机的性能。但此时，巴方又明确要求研制进程提速，对首飞时间的要求近乎苛刻：两年半。
创造“枭龙”奇迹
中国一航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担负“枭龙”飞机的研发重任，从确定技术状态到实现首飞，只有不到两年时间，研制周期之短，在中国航空史上前所未有。按国际惯例，研制一架新型战机从设计到定型生产，需要15年至20年的时间。“枭龙”方案确定后，距离首飞的节点仅有两年半的时间。如果按常规，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中国航空人以超凡的智慧和勇气打破常规，敢于创新，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枭龙速度”。
1998年，杨伟受命担任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副所长、副总设计师，并兼任飞控系统总设计师。不久，他肩挑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歼-10重点型号双座型飞机总设计师和“枭龙”飞机总设计师三副担子。每一个型号都有严格的任务节点，杨伟没有退路，唯一的出路在于大胆改革创新。
研制观念和体制机制创新。“枭龙”项目在国内首次探索出了一条以市场和用户为牵引，参研各方自筹资金，风险投入，开发适应市场需要和客户需求的新型战斗机的研发新路，开创了军工单位采用市场经济模式运作的新局面。在体制方面建立高效运转的项目管理系统，并创造性地采用了“共同投资、共同开发、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合作模式，闯出了一条对外军事合作的新路。在具体研制过程中，采用灵活机制，建立了高度统一的行政指挥线、技术指挥线和综合保障支持线，改变传统的串行工作模式，实行了高度平行交叉、并行协同工作的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设计理念、设计流程和设计手段创新。在多种重点任务的压力下，杨伟开始尝试创建新的大型武器装备研制管理平台，在设计师系统中引入现代管理理念，建立柔性组织，实施设计流程再造，大量运用数字化设计等先进手段，以精密设计和敏捷管理为核心，构建了全新现代化多项目管理新模式。
致力于重大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与创新。为了使新研制的“枭龙”战机超越二代战机并具备三代战机的作战能力，杨伟率领团队在核心技术上寻求突破和创新。在“枭龙”战机上大胆采用国产系列先进技术，如先进的总体气动布局设计技术、先进的航空电子核心设计技术、高性价比的飞行控制系统设计技术、先进的供配电系统综合设计技术、先进的应急电源设计技术、先进的舱盖设计技术等。
在创新理念的引领下，杨伟主持完成了“枭龙”战机设计方案调整，全机总体分区协调，全尺寸样机的改造，结构、系统重点试验组建的任务。2001年9月，“枭龙”战机由冻结技术状态转入详细设计阶段。经过9个多月的努力，“枭龙”战机提前进入生产阶段。这一系列创新和变革，将“枭龙”战机的研制时间，由最初计划的4年缩短为23个月，创造了中国航空史上的奇迹!
2003年8月25日，“枭龙”战机首飞成功，首架原型机在空中飞行17分钟后安全着陆。在飞机平稳落地的那一刻，杨伟和他的团队心潮澎湃。当试飞员从飞机上下来后，杨伟第一个走上去与他热烈拥抱，没有什么语言能比拥抱更能表达他们此刻的心情。
“枭龙”战机的研制成功，实现了中国航空工业军用飞机开辟国际市场的突破，实现了中国航空工业军用飞机技术输出的突破，实现了中国航空工业飞机研制体制与机制的突破。
性能堪比第三代战机
“枭龙”原型机首飞成功后，按照“两步走”策略，在完成后续试验试飞的同时，又紧锣密鼓地进行全状态机型的研制。
如果说原型机第一步是“基础版”的话，那么第二步就是全状态的“完整版”。为了使“枭龙”战机能够适应21世纪战争环境的特点，最大程度满足用户需求，符合国际市场运行规律，中方在“枭龙”01、03架原型机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技术创新。先后进行了气动、结构和系统的优化设计，采用了先进的“蚌”式进气道等创新技术，应用了复杂薄壁零件多孔精密加工等综合制造技术，配装了国内最为先进的高度综合化的航空电子和武器系统，配置了国际领先的具有良好人机界面的座舱综合显示设备，从而大幅度地提升“枭龙”战机的整体性能和综合作战能力。最后，形成了全状态航电系统和武器系统的“枭龙”04架战机。
巴方最关注的还是“枭龙”战机的航电系统技术能否满足他们的需求。巴方代表在长达一年多的考察中，目睹了中国的武器、航电技术的突飞猛进，从而打消了对中国航电系统性能的疑虑。2004年，巴方代表正式在航电系统签约仪式上签字，并承认“中国的技术是一流的”。紧接着，“枭龙”04架战机首次安装了中国研制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航电系统。
2006年4月28日，中国自行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04架“枭龙”战机在成都进行首次试飞。这架新型“枭龙”战机在空中飞行16分钟，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首飞获得圆满成功。9月，“枭龙”06架战机也实现了首飞成功。与“基础版”不同的是，04架和06架战机是一种全状态的“完整版”飞机，也就是说，除了飞机的机体平台以外，飞机上的航电系统及武器系统都已经全部装载。这就意味着“枭龙”战机已进入到一个全面验证阶段，同时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
经过后续试飞验证，“枭龙”战机的出色表现展示了其良好的性能。其中，采用先进的总体气动布局，尤其是采用“蚌”式进气道设计技术，大大提高了飞机的超音速性能；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综合化航空电子和武器系统，使“枭龙”战机可实施超视距双目标攻击，可挂载包括精确制导武器在内的多种武器，具有多种先进的精确导航、战场态势感知、目标探测与识别、作战攻击以及电子战等功能。
此外，“枭龙”战机还可以根据用户的不同要求，选配不同的航空电子系统组合方案；首次采用了数字式电传和机械混合系统综合设计，这不仅使飞机具有良好的飞行品质和多种自动驾驶模态，而且实现了低成本；采用了先进的供配电系统综合设计和试验验证技术。其核心是采用了由中国自主研发的数字式电源控制盒，系统的故障检测率达95％，缩短了故障排除时间，提高了飞机的出勤率；采用了先进的座舱设计技术、先进的微爆索穿盖弹射救生系统设计技术、全液动式供输油系统设计技术、整体油箱设计技术、钛合金结构设计技术、结构综合分析试验技术等一系列先进设计技术。
实际上，在“枭龙”第二步启动的时候，中国已经把整个的研制要求和飞机最终要实现的目标锁定在第三代战斗机的性能指标上了。
“枭龙”全状态飞机的成功首飞，为该型战机的批量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国先进航空武器装备研制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自主创新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并实现了向新一代先进战斗机研发的新跨越。
中巴军事合作的范例
特殊的地缘关系，使中国与巴基斯坦建立了友好的邻邦关系，也开始了中巴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军事合作。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就同巴基斯坦开始了军事合作项目。1965年底，中国向巴基斯坦空军提供了首批歼-6战斗机。之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向巴基斯坦空军提供了253架歼-6战斗机。最鼎盛的时候，巴基斯坦空军曾拥有10个歼-6战斗机中队。歼-6战斗机一度成为巴基斯坦空军的主力战机之一，并在实际空战中创造了辉煌战绩。
由于中国具有良好的信誉，再加上在技术方面给予全力支持，中巴两国的军事合作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发展。中国除了向巴基斯坦提供大量的歼-6战斗机外，还批量向巴空军援助了在当时比较先进的A-5(强-5)、F-7(歼-7)等先进战机，这些战机构成了巴基斯坦空军的主要空中力量。
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世界各国竞相加速提升本国的空中力量。由于南亚地区局势日趋紧张，巴基斯坦亟须提升空军战斗力来保卫领空安全和维持地区安全力量的平衡。这期间，巴基斯坦试图寻求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军事合作，以加速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步伐。然而，这类合作受到诸多条件制约。1998年，巴基斯坦核试验后遭到美国制裁，美国随即停止了对巴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单方面冻结了巴基斯坦当时急需的38架F-16战斗机合同。在地区安全形势的巨大压力下，巴基斯坦又开始寻求与中国的新型合作。这时，中国一如既往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与巴基斯坦共同研发满足巴方空军需求的新型战机，这便催生了“枭龙”。
2006年4月，装配了完整航电系统的04架“枭龙”战机成功实现了首飞。随后，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坦威尔·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上将在“枭龙”战机全状态首飞仪式上说：“巴基斯坦空军希望能够大量装备‘枭龙’战斗机。目前，巴基斯坦空军订购的数量是150架，但这是远远不够的。”
不久，“枭龙”战机就走出了国门。2007年、2008年，“枭龙”战机连续两年参加了巴基斯坦的国庆阅兵典礼，受到了各界的高度赞誉。2009年7月，巴基斯坦正式启动了国产化“枭龙”战机的生产线，这使得巴基斯坦成为世界上少数能组装生产第三代战机的国家之一。目前，世界上只有美、俄、法、英、瑞典、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具备完整研发、制造第三代战机的能力。中巴“枭龙”战机项目的合作，不仅加速了巴方空军力量的提升，重要的是通过后续卓有成效的合作，使巴基斯坦逐步建立起本国的航空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