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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达拉斯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有一支曾夺得2011赛季NBA总冠军的球队达拉斯小牛，这里有基德、诺维茨基等大明星，中国球星易建联曾经也在这支球队服役。而在美国人的记忆中，达拉斯因为一桩总统谋杀案被贴上了“仇恨之城”的标签，半个世纪以来这座城市和它的市民一直笼罩在这层阴影之下。
2013年11月22日，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50周年纪念日，美国各地举行多种悼念仪式，怀念这位曾经在美国最辉煌时期上台的最年轻总统。在达拉斯，在肯尼迪总统倒下的地方，纪念仪式显得更为庄重。5000名民众通过抽签参加了在达拉斯迪利广场举行的纪念活动，历史学家、普利策奖获得者大卫·麦克劳在仪式上宣读了肯尼迪的演讲摘录，在肯尼迪遇害的12点30分，达拉斯教堂钟声响起，全场集体默哀。达拉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这座城市走出过去的伤痛。
达拉斯，暗杀总统的城市；达拉斯，仇恨之城。在《达拉斯1963》一书中，作者之一的比尔·米努塔里奥说：“除了达拉斯，这种事不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生。”在这场悲剧性事件中，这个城市到底做了什么？
“疯狂的国度”
时间退回到50年前。1963年11月22日上午，肯尼迪总统和夫人下榻在得克萨斯州沃斯堡酒店，他们所住的套房里摆放着许多艺术收藏品，包括毕加索、托马斯·伊肯斯、弗朗茨·克莱恩等人的作品，主卧室里则有文森特·梵高的作品。这是得克萨斯州艺术史家斯科特·格兰特·巴克与达拉斯艺术博物馆为欢迎总统之行特意安排的。酒店外面有数千民众在停车场等待了一个晚上。但酒店套房里面的总统心情却是复杂的，他肯定看到了这天早上《达拉斯晨报》刊出的跨页整版广告，上面写着“欢迎肯尼迪先生来到达拉斯”，而不是“总统先生”，还附有明显讽刺性的话语，暗示肯尼迪是一个共产主义同情者。颇不吉利的是，整版广告四周特意设置了黑框。肯尼迪对妻子杰奎琳说：“我们进入了一个疯狂的国度。”
1963年11月22日中午，肯尼迪和夫人乘坐空军一号抵达达拉斯，那里有15万-20万人正在欢迎总统的到来，全城几乎三分之一的市民都走上了街头。总统和夫人坐上了敞篷汽车，当他们的车队即将达到终点，行至迪利广场前那个标志达拉斯起源地的1841号草地时，坐在前面的得克萨斯州州长夫人奈丽·康纳利热情地说：“总统先生，您不能说达拉斯人不爱戴您。”话音刚落没多久，12点30分，总统车队刚转过榆树街弯道，一个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年轻人从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的六楼窗口，将枪口瞄准了敞篷车上的肯尼迪总统。枪声响起，总统的头部、颈部和后背被子弹击中，在送往帕克兰医院途中不治身亡。
几小时后，奥斯瓦尔德被中央情报局在一个剧院里抓获；两天后，奥斯瓦尔德在押往法庭途中被一个外地警察杰克·鲁比枪杀。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继任总统后，组建了以最高法院院长埃德温·沃伦为首的调查组，一年后“沃伦报告”草草出炉，调查结论是奥斯瓦尔德刺杀总统纯粹是个人行为。对于这样的调查结论，民众普遍表示不相信，关于暗杀背后真正的谋划者已经演绎出三四十个版本，如今美国人还在破解肯尼迪总统遭暗杀之谜。
右翼大本营
暗杀事件发生第二天，达拉斯的教堂坐满了人，达拉斯人集体陷入自我反思，而来自全国各地表达愤怒的信件如雪片般飞往达拉斯市政厅。达拉斯陷入集体反思不是没有道理的。很多达拉斯人爱戴肯尼迪总统，但在一些当地右翼分子眼里，肯尼迪是个虚伪的家伙。达拉斯人非常保守，笃信宗教，右翼分子对于年轻的总统充满愤怒。在肯尼迪访问之前，达拉斯街头出现大量反肯尼迪的传单海报，反对者在肯尼迪的头像上印上“通缉”字样。
在肯尼迪到达达拉斯4周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到达拉斯参加联合国诞生日庆典，他在市中心礼堂讲话时，遭到了极端保守团体的抗议。弗兰克·麦吉希——民族愤怒公约组织创建者，举着扩音器高喊问题出自史蒂文森身上，一名妇女还拿出防喷器对准大使头部，史蒂文森的演讲被打断，仓促离场。这起抗议很快就登上全国报纸的头条。此前，早在1960年，副总统候选人林登·约翰逊和妻子在达拉斯曾被示威者从一个酒店追到另一个酒店。
这样的事件在达拉斯发生并非偶然，这个城市充斥着右翼的声音。H.L.亨特、克林特·默奇森等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大亨们大多是右翼保守主义者，他们用金钱影响当地的政治，宣传右翼思潮。保守团体约翰·柏奇协会，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少将埃德温·沃克因为在军队散播极右翼主义而被肯尼迪辞退，沃克在达拉斯的家门口倒挂着美国国旗。
肯尼迪之所以会在1963年底来到得克萨斯州，也与此地的政治情况有关。当时的肯尼迪在为1964年的总统大选做准备，但是得克萨斯州以参议员拉尔夫·W·亚巴勒为首的民主党自由派和以约翰·康纳利州长为首的保守派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达拉斯等得州的大城市，反对肯尼迪竞选的声音也非常高。肯尼迪希望在未来大选中能团结一致，修补政治藩篱，所以决定在11月下旬由副总统陪同前往得克萨斯州。
一份报纸的保守与激进
在达拉斯，反对肯尼迪的音调最高的莫过于《达拉斯晨报》了。就是这份达拉斯最重量级的报纸，在肯尼迪到达当天刊载了整版的“欢迎肯尼迪”的黑框广告。《达拉斯晨报》隶属于极右翼分子泰德·迪利，距离晨报大厦3个街区的迪利广场就是以他的父亲乔治·B·迪利命名，而那里就是肯尼迪总统被暗杀倒下之地。
《达拉斯晨报》由乔治·B·迪利创办于1885年，很快就成为得克萨斯州的重要报纸之一。20世纪20年代，白人种族主义团体三K党选择达拉斯作为其全国总部，他们在白天举行游行，晚上焚烧和鞭打年轻的黑人男子，导致许多人无故失踪。达拉斯市的保守当权派与三K党站在了一起，《达拉斯晨报》的竞争对手《达拉斯时代先驱报》的总编辑辞职成为三K党的公关总监。达拉斯不知道自己作为三K党总部在美国获得了怎样的名声。年轻的泰德·迪利说服父亲站起来反对三K党，于是《达拉斯晨报》领导了反对三K党的公开活动，同时遭到了广告商的抵制，愤怒的暴徒常常聚集在报社总部外面。而此时的《达拉斯晨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在得州它作为主流报纸已经没有对手了。在接下来的20年里，新闻的政治化毫无疑问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传统。《达拉斯晨报》表示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及其新政方案，因为这将有利于保住迪利家族在达拉斯的财产。 乔治·B·迪利是一个温和有礼的人，但他的儿子泰德·迪利从1961年起却做出一些令人诧异的举动。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高材生被认为是《达拉斯晨报》最好的作者，大部分时间都在写社论，他反对肯尼迪温和的共产主义做派，也反对他的种族主义政策。1961年，在泰德的领导下，《达拉斯晨报》放弃了政治缓和的立场，嘲笑罗斯福“新政”为“怪政”，抨击政府的干预政策将削弱达拉斯的经济以及活力。泰德甚至在报纸上公开反对肯尼迪的竞选活动。
1961年，肯尼迪总统邀请了包括泰德·迪利在内的19家得克萨斯州出版商在白宫共进午宴。此前，泰德从知情人那里了解到肯尼迪正为《达拉斯晨报》的激进而感到头痛。泰德认为肯尼迪此举不过是为安抚媒体。在白宫午宴上，他当面指责肯尼迪，说领导这个国家需要的是骑在马背上的男人，而不是骑着卡洛琳三轮车的人。反对者指责泰德领导了美国西南部最大的法西斯运动。双方爆发了一番席卷全国的口水战。无疑，《达拉斯晨报》塑造了一个对肯尼迪充满敌意的环境，这个靠石油富裕起来的城市，连领导者都不自觉地走到了肯尼迪的对立面。
很多评论认为是达拉斯的极右翼主义害死了肯尼迪总统，但讽刺的是，枪杀肯尼迪的凶手奥斯瓦尔德却不是个极右分子，他在1959-1962年期间曾居住在苏联。一个寂寂无名的落泊者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历史，改变了一个城市的命运，这让很多人无法接受，但是历史就是这样书写的。
为自己正名
因为总统之死，这座城市背上了沉重的道德枷锁，多年以来达拉斯人羞于讨论总统暗杀事件，也羞于向外界承认自己来自达拉斯。暗杀事件发生后，达拉斯人心脏病发作的数量上升了40%，自杀率也在上升，同时达拉斯的慈善捐赠数额也在大幅上涨。
“在暗杀事件发生5年后周游世界不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体验，特别是在西欧和那些总统受欢迎的地方，起初的交流会很好，直到别人问起你来自哪里，口气瞬间发生变化。”《达拉斯晨报》创始人的曾孙罗伯特·德克德说：“达拉斯没有做好应付暗杀的准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达拉斯人意识到自己要做些什么才能改变这种状况。1970年，在肯尼迪遇刺的迪利广场修建起一个四四方方、悬空的“衣冠冢”，向肯尼迪表示永远的敬意。枪手奥斯瓦尔德行凶的教科书仓库所在的大楼被达拉斯市政府买下，1989年仓库六楼被改建为“第六层博物馆”，展示当年肯尼迪被暗杀时的情景。达拉斯无法回避这段历史，民众也没有遗忘。今年11月份参观第六层博物馆的人次比去年同期高出50%，大量游客也涌入达拉斯，重走“肯尼迪遇刺之路”。
在肯尼迪遇刺50周年纪念日前夕，达拉斯从学校的孩子到业余艺术家再到当地监狱囚犯，超过2万人纷纷贡献自己的创意和想法，他们将爱心画在了一万张海报上，张贴在城市各个角落。这是艺术家卡伦·布雷森开展的一项名为“达拉斯爱心工程”的公益项目。当布雷森知道达拉斯作为肯尼迪被暗杀之城的名声不可能被永远抹去时，她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知道爱和同情正在达拉斯茁壮成长，也让那些不知道50年前发生过什么的达拉斯人，了解在达拉斯发生的悲剧以及由此引发席卷整个得克萨斯州的愤怒。
达拉斯正在发生变化，它已经成为美国远离衰退的重要经济引擎。这个拥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城市，将成为美国能源独立的重要地缘战略目标。达拉斯-沃斯堡地区拥有世界第六大富豪群，修建有世界第三大机场，拥有高水平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在改善民生方面，达拉斯为无家可归者和贫困人士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其效果也要优于纽约和旧金山的租金控制政策。达拉斯的篮球队和足球队都已跻身这个体育强国的前列，当地的电视台也在输出高质量的电视节目。现在的达拉斯与过去已大不同，总统暗杀事件不再是这个城市的“主旋律”，达拉斯人应该走出长久以来“杀死了总统的城市”的阴影。
2013年11月22日，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50周年纪念日，美国各地举行多种悼念仪式，怀念这位曾经在美国最辉煌时期上台的最年轻总统。在达拉斯，在肯尼迪总统倒下的地方，纪念仪式显得更为庄重。5000名民众通过抽签参加了在达拉斯迪利广场举行的纪念活动，历史学家、普利策奖获得者大卫·麦克劳在仪式上宣读了肯尼迪的演讲摘录，在肯尼迪遇害的12点30分，达拉斯教堂钟声响起，全场集体默哀。达拉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这座城市走出过去的伤痛。
达拉斯，暗杀总统的城市；达拉斯，仇恨之城。在《达拉斯1963》一书中，作者之一的比尔·米努塔里奥说：“除了达拉斯，这种事不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生。”在这场悲剧性事件中，这个城市到底做了什么？
“疯狂的国度”
时间退回到50年前。1963年11月22日上午，肯尼迪总统和夫人下榻在得克萨斯州沃斯堡酒店，他们所住的套房里摆放着许多艺术收藏品，包括毕加索、托马斯·伊肯斯、弗朗茨·克莱恩等人的作品，主卧室里则有文森特·梵高的作品。这是得克萨斯州艺术史家斯科特·格兰特·巴克与达拉斯艺术博物馆为欢迎总统之行特意安排的。酒店外面有数千民众在停车场等待了一个晚上。但酒店套房里面的总统心情却是复杂的，他肯定看到了这天早上《达拉斯晨报》刊出的跨页整版广告，上面写着“欢迎肯尼迪先生来到达拉斯”，而不是“总统先生”，还附有明显讽刺性的话语，暗示肯尼迪是一个共产主义同情者。颇不吉利的是，整版广告四周特意设置了黑框。肯尼迪对妻子杰奎琳说：“我们进入了一个疯狂的国度。”
1963年11月22日中午，肯尼迪和夫人乘坐空军一号抵达达拉斯，那里有15万-20万人正在欢迎总统的到来，全城几乎三分之一的市民都走上了街头。总统和夫人坐上了敞篷汽车，当他们的车队即将达到终点，行至迪利广场前那个标志达拉斯起源地的1841号草地时，坐在前面的得克萨斯州州长夫人奈丽·康纳利热情地说：“总统先生，您不能说达拉斯人不爱戴您。”话音刚落没多久，12点30分，总统车队刚转过榆树街弯道，一个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年轻人从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的六楼窗口，将枪口瞄准了敞篷车上的肯尼迪总统。枪声响起，总统的头部、颈部和后背被子弹击中，在送往帕克兰医院途中不治身亡。
几小时后，奥斯瓦尔德被中央情报局在一个剧院里抓获；两天后，奥斯瓦尔德在押往法庭途中被一个外地警察杰克·鲁比枪杀。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继任总统后，组建了以最高法院院长埃德温·沃伦为首的调查组，一年后“沃伦报告”草草出炉，调查结论是奥斯瓦尔德刺杀总统纯粹是个人行为。对于这样的调查结论，民众普遍表示不相信，关于暗杀背后真正的谋划者已经演绎出三四十个版本，如今美国人还在破解肯尼迪总统遭暗杀之谜。
右翼大本营
暗杀事件发生第二天，达拉斯的教堂坐满了人，达拉斯人集体陷入自我反思，而来自全国各地表达愤怒的信件如雪片般飞往达拉斯市政厅。达拉斯陷入集体反思不是没有道理的。很多达拉斯人爱戴肯尼迪总统，但在一些当地右翼分子眼里，肯尼迪是个虚伪的家伙。达拉斯人非常保守，笃信宗教，右翼分子对于年轻的总统充满愤怒。在肯尼迪访问之前，达拉斯街头出现大量反肯尼迪的传单海报，反对者在肯尼迪的头像上印上“通缉”字样。
在肯尼迪到达达拉斯4周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到达拉斯参加联合国诞生日庆典，他在市中心礼堂讲话时，遭到了极端保守团体的抗议。弗兰克·麦吉希——民族愤怒公约组织创建者，举着扩音器高喊问题出自史蒂文森身上，一名妇女还拿出防喷器对准大使头部，史蒂文森的演讲被打断，仓促离场。这起抗议很快就登上全国报纸的头条。此前，早在1960年，副总统候选人林登·约翰逊和妻子在达拉斯曾被示威者从一个酒店追到另一个酒店。
这样的事件在达拉斯发生并非偶然，这个城市充斥着右翼的声音。H.L.亨特、克林特·默奇森等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大亨们大多是右翼保守主义者，他们用金钱影响当地的政治，宣传右翼思潮。保守团体约翰·柏奇协会，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少将埃德温·沃克因为在军队散播极右翼主义而被肯尼迪辞退，沃克在达拉斯的家门口倒挂着美国国旗。
肯尼迪之所以会在1963年底来到得克萨斯州，也与此地的政治情况有关。当时的肯尼迪在为1964年的总统大选做准备，但是得克萨斯州以参议员拉尔夫·W·亚巴勒为首的民主党自由派和以约翰·康纳利州长为首的保守派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达拉斯等得州的大城市，反对肯尼迪竞选的声音也非常高。肯尼迪希望在未来大选中能团结一致，修补政治藩篱，所以决定在11月下旬由副总统陪同前往得克萨斯州。
一份报纸的保守与激进
在达拉斯，反对肯尼迪的音调最高的莫过于《达拉斯晨报》了。就是这份达拉斯最重量级的报纸，在肯尼迪到达当天刊载了整版的“欢迎肯尼迪”的黑框广告。《达拉斯晨报》隶属于极右翼分子泰德·迪利，距离晨报大厦3个街区的迪利广场就是以他的父亲乔治·B·迪利命名，而那里就是肯尼迪总统被暗杀倒下之地。
《达拉斯晨报》由乔治·B·迪利创办于1885年，很快就成为得克萨斯州的重要报纸之一。20世纪20年代，白人种族主义团体三K党选择达拉斯作为其全国总部，他们在白天举行游行，晚上焚烧和鞭打年轻的黑人男子，导致许多人无故失踪。达拉斯市的保守当权派与三K党站在了一起，《达拉斯晨报》的竞争对手《达拉斯时代先驱报》的总编辑辞职成为三K党的公关总监。达拉斯不知道自己作为三K党总部在美国获得了怎样的名声。年轻的泰德·迪利说服父亲站起来反对三K党，于是《达拉斯晨报》领导了反对三K党的公开活动，同时遭到了广告商的抵制，愤怒的暴徒常常聚集在报社总部外面。而此时的《达拉斯晨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在得州它作为主流报纸已经没有对手了。在接下来的20年里，新闻的政治化毫无疑问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传统。《达拉斯晨报》表示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及其新政方案，因为这将有利于保住迪利家族在达拉斯的财产。 乔治·B·迪利是一个温和有礼的人，但他的儿子泰德·迪利从1961年起却做出一些令人诧异的举动。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高材生被认为是《达拉斯晨报》最好的作者，大部分时间都在写社论，他反对肯尼迪温和的共产主义做派，也反对他的种族主义政策。1961年，在泰德的领导下，《达拉斯晨报》放弃了政治缓和的立场，嘲笑罗斯福“新政”为“怪政”，抨击政府的干预政策将削弱达拉斯的经济以及活力。泰德甚至在报纸上公开反对肯尼迪的竞选活动。
1961年，肯尼迪总统邀请了包括泰德·迪利在内的19家得克萨斯州出版商在白宫共进午宴。此前，泰德从知情人那里了解到肯尼迪正为《达拉斯晨报》的激进而感到头痛。泰德认为肯尼迪此举不过是为安抚媒体。在白宫午宴上，他当面指责肯尼迪，说领导这个国家需要的是骑在马背上的男人，而不是骑着卡洛琳三轮车的人。反对者指责泰德领导了美国西南部最大的法西斯运动。双方爆发了一番席卷全国的口水战。无疑，《达拉斯晨报》塑造了一个对肯尼迪充满敌意的环境，这个靠石油富裕起来的城市，连领导者都不自觉地走到了肯尼迪的对立面。
很多评论认为是达拉斯的极右翼主义害死了肯尼迪总统，但讽刺的是，枪杀肯尼迪的凶手奥斯瓦尔德却不是个极右分子，他在1959-1962年期间曾居住在苏联。一个寂寂无名的落泊者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历史，改变了一个城市的命运，这让很多人无法接受，但是历史就是这样书写的。
为自己正名
因为总统之死，这座城市背上了沉重的道德枷锁，多年以来达拉斯人羞于讨论总统暗杀事件，也羞于向外界承认自己来自达拉斯。暗杀事件发生后，达拉斯人心脏病发作的数量上升了40%，自杀率也在上升，同时达拉斯的慈善捐赠数额也在大幅上涨。
“在暗杀事件发生5年后周游世界不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体验，特别是在西欧和那些总统受欢迎的地方，起初的交流会很好，直到别人问起你来自哪里，口气瞬间发生变化。”《达拉斯晨报》创始人的曾孙罗伯特·德克德说：“达拉斯没有做好应付暗杀的准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达拉斯人意识到自己要做些什么才能改变这种状况。1970年，在肯尼迪遇刺的迪利广场修建起一个四四方方、悬空的“衣冠冢”，向肯尼迪表示永远的敬意。枪手奥斯瓦尔德行凶的教科书仓库所在的大楼被达拉斯市政府买下，1989年仓库六楼被改建为“第六层博物馆”，展示当年肯尼迪被暗杀时的情景。达拉斯无法回避这段历史，民众也没有遗忘。今年11月份参观第六层博物馆的人次比去年同期高出50%，大量游客也涌入达拉斯，重走“肯尼迪遇刺之路”。
在肯尼迪遇刺50周年纪念日前夕，达拉斯从学校的孩子到业余艺术家再到当地监狱囚犯，超过2万人纷纷贡献自己的创意和想法，他们将爱心画在了一万张海报上，张贴在城市各个角落。这是艺术家卡伦·布雷森开展的一项名为“达拉斯爱心工程”的公益项目。当布雷森知道达拉斯作为肯尼迪被暗杀之城的名声不可能被永远抹去时，她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知道爱和同情正在达拉斯茁壮成长，也让那些不知道50年前发生过什么的达拉斯人，了解在达拉斯发生的悲剧以及由此引发席卷整个得克萨斯州的愤怒。
达拉斯正在发生变化，它已经成为美国远离衰退的重要经济引擎。这个拥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城市，将成为美国能源独立的重要地缘战略目标。达拉斯-沃斯堡地区拥有世界第六大富豪群，修建有世界第三大机场，拥有高水平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在改善民生方面，达拉斯为无家可归者和贫困人士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其效果也要优于纽约和旧金山的租金控制政策。达拉斯的篮球队和足球队都已跻身这个体育强国的前列，当地的电视台也在输出高质量的电视节目。现在的达拉斯与过去已大不同，总统暗杀事件不再是这个城市的“主旋律”，达拉斯人应该走出长久以来“杀死了总统的城市”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