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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为满足读者的需求，记者专程采访了在国内最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
大国崛起和平发展的需要
◎ 记 者：2006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任务，有人介绍您在其中做过很多工作。请谈谈您的思考。
公方彬：中国共产党有建设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两大目标。两个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核心价值观的支持。
首先看和谐世界建设。很长一段时间，世界存在着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若干年前，我上报一个分析报告。主要观点是：国家间存在着政治博弈、利益博弈、核心价值观博弈。目前，大国博弈已经或者正在进入以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时代，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
我们先看政治制度博弈的特点。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形成了以美苏两大霸主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的对峙。那个时候，国家交往关键看政治制度。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政治制度的博弈就不会消失，但各国不再唯政治制度马首是瞻，已是不争的事实。
再看利益博弈的特点和规律。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有行为的目的，只是为满足本国家本民族的利益，就不敢言大国，至少不敢言是负责任的大国，因而也就无法产生道义力量，不会形成强大的国家软实力。
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凸显出来后，我们的压力要大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博弈是你死我活的，要凝聚本集团的力量相对容易。而核心价值观的博弈，虽然内含政治，但外显的却富含文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治对抗的尖锐性。
从精神调节力上讲，西方国家有三大调节力量：政治调节力、宗教信仰的调节力、职业意识或职业精神的调节力。一个调节力弱化后，仍有其他调节力作补充，因此，博弈规则的变更对其社会影响不是很大。而我们国家主要是依赖政治调节力。因为宗教信仰在中国并不具有很大的精神和社会调节力，因为中国不属于宗教传统国家，且儒道佛三家对人的灵魂关照远远不够，甚至说很多情况下，其实是在满足人的功利目的而非精神需要。西方社会有着深厚的宗教传统，正如但丁所言，西方有两个太阳，一个是政权，另一个是神权。西方的宗教信仰便存在着强大的精神调节和引导能力。至于职业意识，这是伴随工业大生产而来的，西方有几百年的历史，因而大众形成了很强的职业意识或职业精神。中国是一个农业经济的社会，甚至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参与工业生产的人口比例并不大，再加上某些不良文化因子的影响，这种调节力到今天仍然难以发展成大的精神调节力量。如此情况下，当政治制度的博弈弱化后，很容易导致精神调节力的真空。
多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个《大国策》的课题，目的是向决策层提出建议，其中就包括怎样构架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怎样丰富和增加我们的精神调节与引导力。作为执政党来讲，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精神力量真空对稳定和建设都会带来很大的危险。
由于核心价值观影响的是制度设计和权力的运行，进而影响到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因此导致同样的问题在不同国家和社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处理不好，便会发生冲撞。
例如，北京奥运会我们搞了个圣火境外传递，当时的想法很好，借此弘扬奥运精神，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强大的中国。但在欧美国家的反应大出我们的意料之外。之所以出现这个结果，有西方冷战思维的原因，但不能否认也有核心价值观差异造就的不同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原因。记得一位奥运官员到国防大学演讲时说：到我这个年龄，已经很难流泪了，但当我看到到处是国旗形成的红海洋时，眼泪哗地就下来了。问题是你中国人眼泪下来了，别人的眼泪肯定下不来。
有些西方人把中国看作是进了瓷器店的大象，表面看很柔和，并且尚未碰碎什么，但瓷器店的老板已经惴惴不安了。他担心大象的鼻子一甩，就把一个罐子给打碎了，一转身又把一片给打倒了。为什么有这种担心呢？他们说，关键不知道中国人按什么套路出牌。他们认为，世界大国在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担任什么角色应该是清晰的，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含糊的。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有人仍然在激辩中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
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西方访问，一再向世界阐明：中国是和平的力量，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然而，这又涉及到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人认为“政党要轮替，政府要换届，总统是靠不住的”。他们认为，核心价值观是流淌于一个民族的血脉，渗透于民族骨子里的东西，是永恒不变的。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早期是自由、平等和博爱，现在是民主、自由和人权，北欧增加了公正和互助。核心价值观不仅不会因政党轮替、政府换届而变化，并且还由此决定着政党和政府的理念和行为。
因此他们说：中国要让世界知道崛起后将按什么套路出牌，就应该把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告诉世界。诚然，我们并不认同他们的逻辑和思维，也不会依照其制定的规则套路行事，但却必须承认，要实现和谐世界的建设目标，确立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至关重要。
多元经济结构和国情变化的需要
◎ 记 者：我周围的许多人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就是核心价值观吗？既然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建设都离不开核心价值观，精神领域调节力的变化也需要核心价值观的支撑，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命题以往没有提出来呢？
公方彬：改革开放前，我们是一元的经济结构，伴生的是一元价值观，那时候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结构转变为多元。国营、民营、外资、混合经济，这时伴生的是多元价值观。我认为，要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最重要的是对多元的宽容。因为社会已经进入多元的时代，但是宽容多元不是让多元并行，皆为主导，而是在宽容非主流价值观的同时，确立主流价值，以此引领社会，同时避免出现多元之间的相互冲撞。
有一现象很能说明问题。现在全社会的人都在骂腐败，甚至贪官也在骂腐败。有意思的是：台下无权的人骂台上有权的人腐败，然而，当某一天台下的人摇身一变，手中也拥有了权力，其态度迅即变化，此前骂的内容会在自己身上重演。这说明，人们的抨击并不是真正源于价值观念，尤其不是源于深及灵魂的价值观念。 一个社会的和谐很重要的是灵魂的关照，精神的追求。毋庸讳言，我们国家出了一些贪官，原因在于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没有从制度上管住，另一个是没有真正解决灵魂的自我关照，没有找到精神的归宿。不能实现灵魂和精神上的自我教化、美化，即使制度走向相对完善，灵魂丑陋的人还是会贪。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没有人否认。国民收入增加了，口袋里的钱比以前多了，但人们的幸福指数却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这说明，钱可以带来满足感，但不能必然带来幸福感。
建设和谐社会涉及到方方面面：
一是唯有确立起核心价值观，民族文化尤其是精神创造才拥有了骨干和建设的基础，才会成就为巍峨的精神大厦。西方国家“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观数百年不更易，正是永恒性和深厚文化积淀，而深刻影响和塑造了西方世界。中华民族文明史有着大量的精神创造，并且今天正进入一个创造的丰硕期，这无疑需要有效的载体来凝结创造成果。
二是唯有确立起核心价值观，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与价值坐标才会形成并稳定下来，大众的价值追求才能找到正确的起点和归宿。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很重要的一点是保证整个社会拥有一个共同的约定，有一个调整社会关系和各种利益团体的价值坐标系。因为，一个民族或集团灵魂深处失去了永恒的核心价值观作价值坐标和行为规范，很难避免判断事物和决定行止时不搞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很难避免社会中每个人的出发点和归宿皆唯个人利益马首是瞻。失去方向感不管是对一个民族、一个集团或单个人来说都是危险的。
三是唯有确立起核心价值观，才能矫正一个民族或集团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才能保证走向更加理性和成熟。每一种文化传统都会塑造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这一点对于有着五千年文化史的中华民族来说，更具典型意义。我们民族拥有令人骄傲的文化传统，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世界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和知识经济的今天，那种建立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文化体系抑或核心价值观已经与时代不相适应，与中国的角色不相吻合，必须更新，而要做到对一种融于血液中的价值观念作出改变，必需借助核心价值观的支持。
四是唯有确立起核心价值观，多元价值观才会形成主流精神，才能避免因碰撞而失去和谐。实践证明，当一个社会的大众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程度，及其对未来的期待与追求，在差异性上放大至国与国的程度，多元只能带来碰撞，带来紊乱和无序，此时无以实现社会的和谐，无以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和谐，甚至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五是唯有确立起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才拥有了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的精神支撑力与推动力。今日之中华民族要实现崛起，最大挑战就是民族创新能力能否实现跃升。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有悠久的文化，有勤劳的人民，但创新成果却与此不相适应，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精神世界不够丰富，缺少永恒而又崇高的精神作支撑，尤其是缺少与追求真理并行不悖的核心价值观，结果只能是急功近利、短期行为和媚俗化，这对于创新来说是致命的。
民主、平等应为核心价值观主要内容
◎ 记 者：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三个倡导。有人说，这是我们国家核心价值观的雏形。请谈谈您的想法。
公方彬：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说，这“三个倡导”是全党思考的结果，也蕴含着我们所希望的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要面对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另一个是如何塑造全民族的人文品格。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很重要的是领导干部们必须普遍地大力提升独立人格。因为只有拥有独立人格，才能形成独立思维，进而产生智慧。当年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除一个女同志以心脏病发作为由没有举手，其他的全举了手。那是一个脑袋思维，一个声音说话的年代。一个民族、一个政党都去思考的时候，才会走向进步和成熟。
伴随着中国的另一个问题必然凸显出来，这就是改造农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人文性格，特别是上百年屈辱铸就的弱国心态，塑造大国国民的问题。由于封建统治和儒家文化的原因，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人文性格，也就是很重的老爷和奴才心态，缺少成熟的公民意识。
美国几个协会评出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20项重大发明，没有一项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发明。是中国人不聪明吗？不是。世界有两个大学联合对有代表性的60个人种，进行了非文字推理能力的测试，结果证明中国人很聪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平均智商为105，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国家平均智商为100……
西方文化更关注人和自然的关系，人要征服自然，就需要科学，因而其科学创造力更强，我们的文化更关注人与人的关系，沉溺于人际关系之中，尤其是等级文化，下跪文化，这不仅影响了科学的发展，也让人活得沉重。
通过认真研究，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必须要有民主、平等。“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不独享于某个国家、民族和政党。 “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社会主义制度、体制到机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来看，一个主要价值目标就是实现真正的平等。平等的内涵很丰富，包括人与人的平等，国家与国家的平等，民族与民族的平等，文明与文明的平等。
大国崛起和平发展的需要
◎ 记 者：2006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任务，有人介绍您在其中做过很多工作。请谈谈您的思考。
公方彬：中国共产党有建设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两大目标。两个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核心价值观的支持。
首先看和谐世界建设。很长一段时间，世界存在着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若干年前，我上报一个分析报告。主要观点是：国家间存在着政治博弈、利益博弈、核心价值观博弈。目前，大国博弈已经或者正在进入以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时代，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
我们先看政治制度博弈的特点。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形成了以美苏两大霸主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的对峙。那个时候，国家交往关键看政治制度。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政治制度的博弈就不会消失，但各国不再唯政治制度马首是瞻，已是不争的事实。
再看利益博弈的特点和规律。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有行为的目的，只是为满足本国家本民族的利益，就不敢言大国，至少不敢言是负责任的大国，因而也就无法产生道义力量，不会形成强大的国家软实力。
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凸显出来后，我们的压力要大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博弈是你死我活的，要凝聚本集团的力量相对容易。而核心价值观的博弈，虽然内含政治，但外显的却富含文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治对抗的尖锐性。
从精神调节力上讲，西方国家有三大调节力量：政治调节力、宗教信仰的调节力、职业意识或职业精神的调节力。一个调节力弱化后，仍有其他调节力作补充，因此，博弈规则的变更对其社会影响不是很大。而我们国家主要是依赖政治调节力。因为宗教信仰在中国并不具有很大的精神和社会调节力，因为中国不属于宗教传统国家，且儒道佛三家对人的灵魂关照远远不够，甚至说很多情况下，其实是在满足人的功利目的而非精神需要。西方社会有着深厚的宗教传统，正如但丁所言，西方有两个太阳，一个是政权，另一个是神权。西方的宗教信仰便存在着强大的精神调节和引导能力。至于职业意识，这是伴随工业大生产而来的，西方有几百年的历史，因而大众形成了很强的职业意识或职业精神。中国是一个农业经济的社会，甚至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参与工业生产的人口比例并不大，再加上某些不良文化因子的影响，这种调节力到今天仍然难以发展成大的精神调节力量。如此情况下，当政治制度的博弈弱化后，很容易导致精神调节力的真空。
多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个《大国策》的课题，目的是向决策层提出建议，其中就包括怎样构架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怎样丰富和增加我们的精神调节与引导力。作为执政党来讲，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精神力量真空对稳定和建设都会带来很大的危险。
由于核心价值观影响的是制度设计和权力的运行，进而影响到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因此导致同样的问题在不同国家和社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处理不好，便会发生冲撞。
例如，北京奥运会我们搞了个圣火境外传递，当时的想法很好，借此弘扬奥运精神，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强大的中国。但在欧美国家的反应大出我们的意料之外。之所以出现这个结果，有西方冷战思维的原因，但不能否认也有核心价值观差异造就的不同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原因。记得一位奥运官员到国防大学演讲时说：到我这个年龄，已经很难流泪了，但当我看到到处是国旗形成的红海洋时，眼泪哗地就下来了。问题是你中国人眼泪下来了，别人的眼泪肯定下不来。
有些西方人把中国看作是进了瓷器店的大象，表面看很柔和，并且尚未碰碎什么，但瓷器店的老板已经惴惴不安了。他担心大象的鼻子一甩，就把一个罐子给打碎了，一转身又把一片给打倒了。为什么有这种担心呢？他们说，关键不知道中国人按什么套路出牌。他们认为，世界大国在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担任什么角色应该是清晰的，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含糊的。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有人仍然在激辩中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
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西方访问，一再向世界阐明：中国是和平的力量，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然而，这又涉及到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人认为“政党要轮替，政府要换届，总统是靠不住的”。他们认为，核心价值观是流淌于一个民族的血脉，渗透于民族骨子里的东西，是永恒不变的。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早期是自由、平等和博爱，现在是民主、自由和人权，北欧增加了公正和互助。核心价值观不仅不会因政党轮替、政府换届而变化，并且还由此决定着政党和政府的理念和行为。
因此他们说：中国要让世界知道崛起后将按什么套路出牌，就应该把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告诉世界。诚然，我们并不认同他们的逻辑和思维，也不会依照其制定的规则套路行事，但却必须承认，要实现和谐世界的建设目标，确立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至关重要。
多元经济结构和国情变化的需要
◎ 记 者：我周围的许多人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就是核心价值观吗？既然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建设都离不开核心价值观，精神领域调节力的变化也需要核心价值观的支撑，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命题以往没有提出来呢？
公方彬：改革开放前，我们是一元的经济结构，伴生的是一元价值观，那时候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结构转变为多元。国营、民营、外资、混合经济，这时伴生的是多元价值观。我认为，要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最重要的是对多元的宽容。因为社会已经进入多元的时代，但是宽容多元不是让多元并行，皆为主导，而是在宽容非主流价值观的同时，确立主流价值，以此引领社会，同时避免出现多元之间的相互冲撞。
有一现象很能说明问题。现在全社会的人都在骂腐败，甚至贪官也在骂腐败。有意思的是：台下无权的人骂台上有权的人腐败，然而，当某一天台下的人摇身一变，手中也拥有了权力，其态度迅即变化，此前骂的内容会在自己身上重演。这说明，人们的抨击并不是真正源于价值观念，尤其不是源于深及灵魂的价值观念。 一个社会的和谐很重要的是灵魂的关照，精神的追求。毋庸讳言，我们国家出了一些贪官，原因在于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没有从制度上管住，另一个是没有真正解决灵魂的自我关照，没有找到精神的归宿。不能实现灵魂和精神上的自我教化、美化，即使制度走向相对完善，灵魂丑陋的人还是会贪。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没有人否认。国民收入增加了，口袋里的钱比以前多了，但人们的幸福指数却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这说明，钱可以带来满足感，但不能必然带来幸福感。
建设和谐社会涉及到方方面面：
一是唯有确立起核心价值观，民族文化尤其是精神创造才拥有了骨干和建设的基础，才会成就为巍峨的精神大厦。西方国家“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观数百年不更易，正是永恒性和深厚文化积淀，而深刻影响和塑造了西方世界。中华民族文明史有着大量的精神创造，并且今天正进入一个创造的丰硕期，这无疑需要有效的载体来凝结创造成果。
二是唯有确立起核心价值观，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与价值坐标才会形成并稳定下来，大众的价值追求才能找到正确的起点和归宿。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很重要的一点是保证整个社会拥有一个共同的约定，有一个调整社会关系和各种利益团体的价值坐标系。因为，一个民族或集团灵魂深处失去了永恒的核心价值观作价值坐标和行为规范，很难避免判断事物和决定行止时不搞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很难避免社会中每个人的出发点和归宿皆唯个人利益马首是瞻。失去方向感不管是对一个民族、一个集团或单个人来说都是危险的。
三是唯有确立起核心价值观，才能矫正一个民族或集团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才能保证走向更加理性和成熟。每一种文化传统都会塑造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这一点对于有着五千年文化史的中华民族来说，更具典型意义。我们民族拥有令人骄傲的文化传统，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世界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和知识经济的今天，那种建立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文化体系抑或核心价值观已经与时代不相适应，与中国的角色不相吻合，必须更新，而要做到对一种融于血液中的价值观念作出改变，必需借助核心价值观的支持。
四是唯有确立起核心价值观，多元价值观才会形成主流精神，才能避免因碰撞而失去和谐。实践证明，当一个社会的大众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程度，及其对未来的期待与追求，在差异性上放大至国与国的程度，多元只能带来碰撞，带来紊乱和无序，此时无以实现社会的和谐，无以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和谐，甚至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五是唯有确立起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才拥有了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的精神支撑力与推动力。今日之中华民族要实现崛起，最大挑战就是民族创新能力能否实现跃升。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有悠久的文化，有勤劳的人民，但创新成果却与此不相适应，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精神世界不够丰富，缺少永恒而又崇高的精神作支撑，尤其是缺少与追求真理并行不悖的核心价值观，结果只能是急功近利、短期行为和媚俗化，这对于创新来说是致命的。
民主、平等应为核心价值观主要内容
◎ 记 者：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三个倡导。有人说，这是我们国家核心价值观的雏形。请谈谈您的想法。
公方彬：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说，这“三个倡导”是全党思考的结果，也蕴含着我们所希望的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要面对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另一个是如何塑造全民族的人文品格。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很重要的是领导干部们必须普遍地大力提升独立人格。因为只有拥有独立人格，才能形成独立思维，进而产生智慧。当年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除一个女同志以心脏病发作为由没有举手，其他的全举了手。那是一个脑袋思维，一个声音说话的年代。一个民族、一个政党都去思考的时候，才会走向进步和成熟。
伴随着中国的另一个问题必然凸显出来，这就是改造农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人文性格，特别是上百年屈辱铸就的弱国心态，塑造大国国民的问题。由于封建统治和儒家文化的原因，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人文性格，也就是很重的老爷和奴才心态，缺少成熟的公民意识。
美国几个协会评出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20项重大发明，没有一项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发明。是中国人不聪明吗？不是。世界有两个大学联合对有代表性的60个人种，进行了非文字推理能力的测试，结果证明中国人很聪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平均智商为105，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国家平均智商为100……
西方文化更关注人和自然的关系，人要征服自然，就需要科学，因而其科学创造力更强，我们的文化更关注人与人的关系，沉溺于人际关系之中，尤其是等级文化，下跪文化，这不仅影响了科学的发展，也让人活得沉重。
通过认真研究，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必须要有民主、平等。“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不独享于某个国家、民族和政党。 “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社会主义制度、体制到机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来看，一个主要价值目标就是实现真正的平等。平等的内涵很丰富，包括人与人的平等，国家与国家的平等，民族与民族的平等，文明与文明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