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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作家淳子在她的一部著名作品《在这里——张爱玲城市地图》中谈及了张爱玲与上海这个城市的关系，注意到了文学与地理的联系，认为张爱玲的作品就是城市地图。1943年，22岁的张爱玲开始写作生涯，一直到25岁她都生活在上海，在此期间，她写作发表了许多作品，1943年5月和6月分别发表了《沉香屑 第一炉香》和《沉香屑 第二炉香》，7月发表了《茉莉香片》，8月发表了《心经》，9月发表了《倾城之恋》，11月发表了《金锁记》，1944年陆续发表了《花凋》《年青的时候》《红玫瑰与白玫瑰》等重要著作，于8月结成小说集《传奇》。同时期，她还创作了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烬余录》《谈女人》《童言无忌》等。在这以后，她虽然一直以写作为生，但后期的创作成就和水平明显不及前期。1956年，在美国的张爱玲创作了小说《秧歌》《赤地之恋》和许多剧本，这些作品虽以她前半生在上海的生活经验为写作基础，但艺术成就终究不及《传奇》，离开了上海的张爱玲仿佛失去了创作之源。
一、张爱玲与上海文化
纵观张爱玲的所有文学著作，主要包括小说和散文，其中80%都与上海文化有关，或是建立在上海风情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写作，涉及上海文化的各个方面。张爱玲一生在上海、香港和海外三个地方生活过，上海对她的创作影响最大，在上海生活那几年是她的创作高峰期，也是佳作频频发表的时期。她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她来说，上海不仅仅是一座城市，还是她的精神故乡，她饱含深情地描绘这个美丽与丑陋、超脱与世俗兼具的城市。上海的人、事、物是她创作的源泉，离开了上海，她的文章也就失去了震撼人心的灵魂。
张爱玲在上海生活的时期恰逢社会变革，旧的东西在崩塌，而新的东西在建立。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张爱玲见证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市民生活与命运，她写的是上海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由此展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这与侧重于描写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底层人民生活的王安忆不同。张爱玲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上海文化是她文学写作的源泉，其中，上海服饰文化在张爱玲的创作中屡见不鲜。
二、张爱玲与上海服饰
张爱玲自幼就对服装配饰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与追求，从她的《更衣记》《童言无忌》《谈跳舞》等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其中，有5000字之多的散文《更衣记》详尽地记叙了近300年中国的服饰变化，进而凸显了她自己对服饰打扮的迷恋与独特理解。小时候，母亲站在镜子前穿着打扮时，她发愿“八岁要梳爱司头，十岁要穿高跟鞋”，不幸的是，父母因为性格不合而离婚，继母进家，她只能穿继母不要的衣服，后来得了奖学金就立马跟随自己的内心做了一些喜欢的衣服。1943年春天，张爱玲带着稿子求见《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时，是一位“穿鹅黄缎半臂旗袍的亭亭玉立的小姐”，同年夏天，她去拜访《万象》主编柯灵，穿着“色泽淡雅的丝质碎花旗袍”。两次发表作品前拜访前辈，张爱玲穿的都是旗袍，旗袍在当时的上海非常流行，她的穿着打扮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并没有什么夸张奇特之处，可见，当时未出名的张爱玲是内敛稳重、不露锋芒的。
成名之后，她终于能够随心所欲地穿衣了。这时，她的文章人人阅读，她的服饰也引领潮流，数十年后，与她有过接触的人也经常谈起她的奇装异服。出版《传奇》时，她去印刷厂校对稿子，所有人都惊艳于她的穿着。去参加婚礼，她穿了一件前清的绣花袄裤，颜色鲜艳，引人注目。她请苏青和潘柳黛来家里喝茶，这两个人衣着简单随意，但是她本人却穿着“一件柠檬黄袒胸露臂的晚礼服”，这个时候的张爱玲，还与好友炎樱计划合办时装设计公司，不愧是“奇装炫人”。抗战胜利后，张爱玲与新时代潮流不合，再次陷入沉默之中，她的着装也开始变得灰暗。可以说，服饰是她心情、境遇的反映，张爱玲不善言辞，大多数时候是沉默寡言的，衣服就是她的“代言人”。大胆夸张的服饰彰显了她成名的愉悦，而后来色彩黯淡低调的服饰则彰显了她生存境遇的艰难无奈。
张爱玲对服饰的执着热爱不仅体现在她的日常穿戴上，而且在她的文学创作中随处可见，她用心刻画小说中人物的服饰，来展现人物的性格及心情变化。她每一部小说中女主角的服饰都是经过用心思考刻画的，她还经常给小说中的人物画像，且尤为注重人物的服饰。《封锁》中的女主人公吴翠远上车时穿的是一件白洋纱旗袍，这件旗袍是当时上海颇为流行的款式，颜色是寡淡的蓝和白，头发千篇一律;男主人公吕宗桢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文包，显然是斯文书生，但是二人都厌恶生活的平淡无味、没有波澜，因此才有了电车上短暂的恋爱。《花凋》中，川嫦“终年穿着蓝布长衫，夏天浅蓝，冬天深蓝，从来不和姊姊们为了同时看中一件衣料而争吵”，在家里，川嫦是最老实的小女儿，为了省钱，她的姊姊们都说小妹适合学生打扮，服饰的朴素也显示了川嫦安静、不与人争斗的性格，暗示了其生命凋零的悲剧命运。《金锁记》中七巧出场时，“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住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下身上穿着银红衫子”，短短几句话就让读者想象出一个粗俗且明丽的女性形象，与后面她的堕落、死气沉沉形成鲜明对比，揭露了封建残余对人的生命活力的扼杀。
张爱玲在散文《天才梦》中说过她喜欢用色彩浓郁、音调铿锵的字眼词语，如“珠灰”等，同时在创作中将服饰与音乐、色彩结合在一起，以便更好地塑造人物、暗示结局。《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初到姑妈家中，发现壁橱里有许多衣服，夜晚楼下开着宴会，薇龙在楼上做梦试衣服，不同质地的衣服搭配着不同风格的音乐，有爵士乐、古典歌剧、伦巴舞曲等，张爱玲把衣服的质地和音乐联系在一起，形象地展现了薇龙此时刚刚进入另一个天地的陌生与憧憬，也预示了其后来坠入黑暗深渊的结局。张爱玲在创作中喜欢用浓墨重彩、刺激性强的颜色，像大红、柠檬黄、葱绿色、宝石蓝等能引起人们联想的颜色。她认为，颜色尤其是色彩明丽的颜色能使世界变得真实。在《金鎖记》这部作品中，有玫瑰紫的桌布、苹果绿的旗袍、蟹壳青的天、竹根青的长袍、佛青的袄子……不同的颜色对应不同的事物，同样的颜色加上不同的修饰语又会产生不同的表达效果，给读者以具体形象之感。
张爱玲出身官宦之家，从小熟读《红楼梦》，十分了解中国传统服饰，对服装也很有研究，从颜色、款式到饰品，她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经常自己设计服装。《传奇》世界里每个人物的服装都是经过她精心安排设计的，力求每个人的服饰都独一无二，以此显现每个人的性格及经历。《传奇》中每个人物所穿的衣服或大胆或平淡，都是对那个时代的上海文化的典型反映，像旗袍的各种款式、各个颜色，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都有描写，通过阅读她的作品，读者能了解民国时期的服饰文化，因此，她的作品是研究中国服饰的重要史料。
张爱玲创作中的上海服饰文化，不仅展示了上海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揭示了张爱玲创作中蕴含的上海精神，同时可以窥见张爱玲写作中上海文化的特征，即现代商业化特征和民间世俗化特征。当然，除上文重点阐释的上海服饰文化外，张爱玲作品中的上海元素还包括上海饮食、上海方言和建筑等其他方面，这也是可以去进一步讨论的。在张爱玲之后，书写上海的还有王安忆、白先勇等人，他们都有浓厚的上海情结，并用自己的作品记录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
（华南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黄颖（1998-），女，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写作学。
一、张爱玲与上海文化
纵观张爱玲的所有文学著作，主要包括小说和散文，其中80%都与上海文化有关，或是建立在上海风情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写作，涉及上海文化的各个方面。张爱玲一生在上海、香港和海外三个地方生活过，上海对她的创作影响最大，在上海生活那几年是她的创作高峰期，也是佳作频频发表的时期。她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她来说，上海不仅仅是一座城市，还是她的精神故乡，她饱含深情地描绘这个美丽与丑陋、超脱与世俗兼具的城市。上海的人、事、物是她创作的源泉，离开了上海，她的文章也就失去了震撼人心的灵魂。
张爱玲在上海生活的时期恰逢社会变革，旧的东西在崩塌，而新的东西在建立。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张爱玲见证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市民生活与命运，她写的是上海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由此展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这与侧重于描写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底层人民生活的王安忆不同。张爱玲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上海文化是她文学写作的源泉，其中，上海服饰文化在张爱玲的创作中屡见不鲜。
二、张爱玲与上海服饰
张爱玲自幼就对服装配饰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与追求，从她的《更衣记》《童言无忌》《谈跳舞》等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其中，有5000字之多的散文《更衣记》详尽地记叙了近300年中国的服饰变化，进而凸显了她自己对服饰打扮的迷恋与独特理解。小时候，母亲站在镜子前穿着打扮时，她发愿“八岁要梳爱司头，十岁要穿高跟鞋”，不幸的是，父母因为性格不合而离婚，继母进家，她只能穿继母不要的衣服，后来得了奖学金就立马跟随自己的内心做了一些喜欢的衣服。1943年春天，张爱玲带着稿子求见《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时，是一位“穿鹅黄缎半臂旗袍的亭亭玉立的小姐”，同年夏天，她去拜访《万象》主编柯灵，穿着“色泽淡雅的丝质碎花旗袍”。两次发表作品前拜访前辈，张爱玲穿的都是旗袍，旗袍在当时的上海非常流行，她的穿着打扮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并没有什么夸张奇特之处，可见，当时未出名的张爱玲是内敛稳重、不露锋芒的。
成名之后，她终于能够随心所欲地穿衣了。这时，她的文章人人阅读，她的服饰也引领潮流，数十年后，与她有过接触的人也经常谈起她的奇装异服。出版《传奇》时，她去印刷厂校对稿子，所有人都惊艳于她的穿着。去参加婚礼，她穿了一件前清的绣花袄裤，颜色鲜艳，引人注目。她请苏青和潘柳黛来家里喝茶，这两个人衣着简单随意，但是她本人却穿着“一件柠檬黄袒胸露臂的晚礼服”，这个时候的张爱玲，还与好友炎樱计划合办时装设计公司，不愧是“奇装炫人”。抗战胜利后，张爱玲与新时代潮流不合，再次陷入沉默之中，她的着装也开始变得灰暗。可以说，服饰是她心情、境遇的反映，张爱玲不善言辞，大多数时候是沉默寡言的，衣服就是她的“代言人”。大胆夸张的服饰彰显了她成名的愉悦，而后来色彩黯淡低调的服饰则彰显了她生存境遇的艰难无奈。
张爱玲对服饰的执着热爱不仅体现在她的日常穿戴上，而且在她的文学创作中随处可见，她用心刻画小说中人物的服饰，来展现人物的性格及心情变化。她每一部小说中女主角的服饰都是经过用心思考刻画的，她还经常给小说中的人物画像，且尤为注重人物的服饰。《封锁》中的女主人公吴翠远上车时穿的是一件白洋纱旗袍，这件旗袍是当时上海颇为流行的款式，颜色是寡淡的蓝和白，头发千篇一律;男主人公吕宗桢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文包，显然是斯文书生，但是二人都厌恶生活的平淡无味、没有波澜，因此才有了电车上短暂的恋爱。《花凋》中，川嫦“终年穿着蓝布长衫，夏天浅蓝，冬天深蓝，从来不和姊姊们为了同时看中一件衣料而争吵”，在家里，川嫦是最老实的小女儿，为了省钱，她的姊姊们都说小妹适合学生打扮，服饰的朴素也显示了川嫦安静、不与人争斗的性格，暗示了其生命凋零的悲剧命运。《金锁记》中七巧出场时，“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住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下身上穿着银红衫子”，短短几句话就让读者想象出一个粗俗且明丽的女性形象，与后面她的堕落、死气沉沉形成鲜明对比，揭露了封建残余对人的生命活力的扼杀。
张爱玲在散文《天才梦》中说过她喜欢用色彩浓郁、音调铿锵的字眼词语，如“珠灰”等，同时在创作中将服饰与音乐、色彩结合在一起，以便更好地塑造人物、暗示结局。《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初到姑妈家中，发现壁橱里有许多衣服，夜晚楼下开着宴会，薇龙在楼上做梦试衣服，不同质地的衣服搭配着不同风格的音乐，有爵士乐、古典歌剧、伦巴舞曲等，张爱玲把衣服的质地和音乐联系在一起，形象地展现了薇龙此时刚刚进入另一个天地的陌生与憧憬，也预示了其后来坠入黑暗深渊的结局。张爱玲在创作中喜欢用浓墨重彩、刺激性强的颜色，像大红、柠檬黄、葱绿色、宝石蓝等能引起人们联想的颜色。她认为，颜色尤其是色彩明丽的颜色能使世界变得真实。在《金鎖记》这部作品中，有玫瑰紫的桌布、苹果绿的旗袍、蟹壳青的天、竹根青的长袍、佛青的袄子……不同的颜色对应不同的事物，同样的颜色加上不同的修饰语又会产生不同的表达效果，给读者以具体形象之感。
张爱玲出身官宦之家，从小熟读《红楼梦》，十分了解中国传统服饰，对服装也很有研究，从颜色、款式到饰品，她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经常自己设计服装。《传奇》世界里每个人物的服装都是经过她精心安排设计的，力求每个人的服饰都独一无二，以此显现每个人的性格及经历。《传奇》中每个人物所穿的衣服或大胆或平淡，都是对那个时代的上海文化的典型反映，像旗袍的各种款式、各个颜色，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都有描写，通过阅读她的作品，读者能了解民国时期的服饰文化，因此，她的作品是研究中国服饰的重要史料。
张爱玲创作中的上海服饰文化，不仅展示了上海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揭示了张爱玲创作中蕴含的上海精神，同时可以窥见张爱玲写作中上海文化的特征，即现代商业化特征和民间世俗化特征。当然，除上文重点阐释的上海服饰文化外，张爱玲作品中的上海元素还包括上海饮食、上海方言和建筑等其他方面，这也是可以去进一步讨论的。在张爱玲之后，书写上海的还有王安忆、白先勇等人，他们都有浓厚的上海情结，并用自己的作品记录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
（华南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黄颖（1998-），女，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写作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