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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否认自己很通俗，但通俗也是种能力，你必须对观众有理解，观众才能看懂你的故事
2014年1月下旬，台湾著名编剧吴念真编导的舞台剧《台北上午零时》在大陆首秀。剧中描述了上世纪60年代台湾经济转型期，一群涌进城市的年轻人的故事。
在吴念真看来，今天的上海和北京也有很多这样的外来者，他们生活辛苦，心怀希望，和当年的台湾相似，因而能引起共鸣。
《台北上午零时》首场演出前20分钟，国家大剧院门外的一群“黄牛党”告诉本刊记者，戏票抢手，他们手上已没有余票。
演出结束后，吴念真猫着腰从幕布后钻出来，对观众动情告白：“两岸看似很近，其实很远；看似很远，其实很近。文学、戏剧、电影所呈现的生活经验，才是真正能促进彼此了解的媒介形式。”
吴念真是跨领域能手，作为编剧，写过90余部剧本，5次获得金马奖最佳编剧奖，2次亚太影展最佳编剧奖。作为演员，出演过多个角色，其中在杨德昌电影《一一》中扮演的NJ角色获得大奖。作为导演，他的《多桑》、《太平天国》口碑颇佳。
“我讲故事是为了跟多数人沟通。”吴念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个子不高、穿着朴素的他语速很快，言谈平实风趣，一如其作品所呈现出来的风貌。
故事从哪里来
吴念真有一个头衔：“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在台湾的文化名人中，他的鲜明标记是始终与底层小人物接触。他的故事来自亲人、恋人和朋友，来自街头老妪和出租车司机。故事里有年轻人的希望和苦恋，还有他自己关于台湾过往的青春记忆。
他近年在大陆出版的《这些人，那些事》，用白描的手法书写人生辗转、命运变化，呈现真实的细节，而不作过多的抒情和评论。
吴念真有一个听故事的童年，六七岁就坐在树下，“听大人讲如何当兵到马来西亚去打仗，如何把战亡队友的手剁下来，把肉烧掉，把骨头插进背包带回台湾。也听温州人讲怎么从温州跑到台湾。”
从小学四年级起，他就帮邻居读信、写信，有了接触更多故事的机会。通常邻居会拿着信封、信纸来到他家，交代完内容由他记录。这也养成了他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将身上的知识服务于那些知识不及自己的人。
直到现在，他对年轻人说有两件事可以丰富人生阅历，一是阅读，一是聆听。
他喜欢读《文革百人史》，也喜欢读汪曾祺和沈从文的小说，他在书里看到全世界的人都有共同的情感，“汪曾祺人物刻画非常准确，他写一个人等待鸭子生出来。温度怎么升高，鸭子怎么破壳，人的那种紧张。天哪，那就是带着你用镜头去看。”
他说很多人都会阅读，但是讲不好故事，他最爱的就是听那些原创的故事。
去理发店，他常常会跟洗头的小女孩聊天，问问“你哪里来，愿望是什么”。而现在他是台湾家喻户晓的名人，在街上，常常有人主动跑过来给他讲故事，告诉他“我的人生很悲惨，可以拍成电视剧”。
吴念真对小人物的故事情有独钟，因为他想“给没有发言权的小人物以安慰”。
即便是大老板，吴念真也会把他们看成小人物，“因为他们都是从底层出来的，你可以知道他们的生命轨迹。”
不跳离现实
吴念真与侯孝贤、杨德昌等人一起，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电影新浪潮运动。
他开始写剧本的时候，“台湾整个电影跟生活无关，跟时代无关，都太假了，跳离现实”，到处都是“穷小子也可以在饭店里喝咖啡的不写实爱情故事”。
“只有电影落实到现实，才能跟人民生活扣紧在一起，才能真正跟人有共鸣。”依照这个想法，他写了很多写实的剧本，还导演了以父亲为原型的《多桑》。台湾新浪潮电影让台湾的大银幕上“出现了很多长得很丑的人”。
吴念真的剧本常常使用台语，他希望在电影中体现本土文化。他编剧的《恋恋风尘》是几十年来第一个获得台语片执照的影片，里面大部分对话都是台语，“那才是台湾人平时讲话的方式。”
另一方面，台语片中夹杂着很多国语、日语、英语，表现了台湾的复合文化。
他拿台湾的三貂岭来举例。“台湾那么热，貂是活不下去的，不可能有地名叫貂。实际上是西班牙人把他们占领的最高的地方叫做‘Santiago’，大家口口相传，国民党来了以后用‘三貂岭’套上去，是谐音。”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吴念真在香港看到了大陆电影《夕照街》、《如意》，激动地起立鼓掌。这两部电影都是描写市井生活。
现在，吴念真自己的舞台剧进入大陆，讲述的是台湾人的市井生活。他从来都认为，“透过文学、戏剧甚至电影这些媒介，我们才会真正对彼此更了解，而不是电视新闻报道，我觉得那些是不准确的。”
让观众看懂你
在吴念真看来，台湾新浪潮电影的当下价值是传承写实主义精神，并且让过往的历史有了呈现和被铭记的机会。
“我不会写很多理论，只是描述让自己感动的事。我不否认自己很通俗。但通俗也是种能力，你必须对观众有理解，观众才能看懂你的故事，有的人就通俗不起来。”他说。
“就像诗有晦涩的，也有像白居易那样小孩子都能听懂的，这是导演各自的选择。”他最爱的导演是被称为日本“国民导演”的山田洋次，他拍的故事不深奥不晦涩，很好看。
但让他略感悲观的是，在当下的商业化背景下，创作写实电影的机会越来越少，“大部分台湾电影都是亏本的，失败比例很高，不太容易走出去，全世界的电影都被好莱坞打乱了”。
“电影有两种体系，作者电影和商业电影，但问题是现在电影缺乏多样性。以创作者为主的时代不会再来了。”吴念真告诉本刊记者。
他透露，现在台湾电影生存环境不好，有些导演想要在台湾拍片，还需要通过众筹的方式。虽然他拍电影不用担心资金，但也不能心安理得地去做最自由的电影。在2000年以后，通过舞台剧这种相对低成本的艺术形式，他找到了延续新浪潮写实精神的方式。
他朋友所在的绿光剧团经营困难，他加入进来，意图用通俗戏剧来获得更广大的观众。“有的朋友说做戏剧的成本和票房之间永远有落差。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不能把戏剧这个市场做大，让一个只有一两百名观众的事情变成一个更多人可以欣赏理解的事情呢？”
他的舞台剧《人间条件》系列如今耕耘成了“国民戏剧”品牌。《人间系列6》他还没有写出来，7000多张票5天卖光。等到《人间系列6》演出结束，1000多人趴在墙上写反馈，反馈单写得密密麻麻。
“吴sir谢谢，我们被理解了，我们被安慰了。即便日子辛苦，也总是多出一些力量。”有人这样写。
因为要不断拿出新东西与观众的心灵对谈，吴念真有时感到，“写故事很辛苦”。这时候他就拿山田洋次激励自己——山田洋次的《男人之苦》系列拍了五六十集，日本人把看他的戏当成一个家族仪式。
吴念真对自己说：“可以变成这样的导演多伟大啊，再努力一下，你也能成为这样的导演！”
（自由撰稿人范琳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2014年1月下旬，台湾著名编剧吴念真编导的舞台剧《台北上午零时》在大陆首秀。剧中描述了上世纪60年代台湾经济转型期，一群涌进城市的年轻人的故事。
在吴念真看来，今天的上海和北京也有很多这样的外来者，他们生活辛苦，心怀希望，和当年的台湾相似，因而能引起共鸣。
《台北上午零时》首场演出前20分钟，国家大剧院门外的一群“黄牛党”告诉本刊记者，戏票抢手，他们手上已没有余票。
演出结束后，吴念真猫着腰从幕布后钻出来，对观众动情告白：“两岸看似很近，其实很远；看似很远，其实很近。文学、戏剧、电影所呈现的生活经验，才是真正能促进彼此了解的媒介形式。”
吴念真是跨领域能手，作为编剧，写过90余部剧本，5次获得金马奖最佳编剧奖，2次亚太影展最佳编剧奖。作为演员，出演过多个角色，其中在杨德昌电影《一一》中扮演的NJ角色获得大奖。作为导演，他的《多桑》、《太平天国》口碑颇佳。
“我讲故事是为了跟多数人沟通。”吴念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个子不高、穿着朴素的他语速很快，言谈平实风趣，一如其作品所呈现出来的风貌。
故事从哪里来
吴念真有一个头衔：“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在台湾的文化名人中，他的鲜明标记是始终与底层小人物接触。他的故事来自亲人、恋人和朋友，来自街头老妪和出租车司机。故事里有年轻人的希望和苦恋，还有他自己关于台湾过往的青春记忆。
他近年在大陆出版的《这些人，那些事》，用白描的手法书写人生辗转、命运变化，呈现真实的细节，而不作过多的抒情和评论。
吴念真有一个听故事的童年，六七岁就坐在树下，“听大人讲如何当兵到马来西亚去打仗，如何把战亡队友的手剁下来，把肉烧掉，把骨头插进背包带回台湾。也听温州人讲怎么从温州跑到台湾。”
从小学四年级起，他就帮邻居读信、写信，有了接触更多故事的机会。通常邻居会拿着信封、信纸来到他家，交代完内容由他记录。这也养成了他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将身上的知识服务于那些知识不及自己的人。
直到现在，他对年轻人说有两件事可以丰富人生阅历，一是阅读，一是聆听。
他喜欢读《文革百人史》，也喜欢读汪曾祺和沈从文的小说，他在书里看到全世界的人都有共同的情感，“汪曾祺人物刻画非常准确，他写一个人等待鸭子生出来。温度怎么升高，鸭子怎么破壳，人的那种紧张。天哪，那就是带着你用镜头去看。”
他说很多人都会阅读，但是讲不好故事，他最爱的就是听那些原创的故事。
去理发店，他常常会跟洗头的小女孩聊天，问问“你哪里来，愿望是什么”。而现在他是台湾家喻户晓的名人，在街上，常常有人主动跑过来给他讲故事，告诉他“我的人生很悲惨，可以拍成电视剧”。
吴念真对小人物的故事情有独钟，因为他想“给没有发言权的小人物以安慰”。
即便是大老板，吴念真也会把他们看成小人物，“因为他们都是从底层出来的，你可以知道他们的生命轨迹。”
不跳离现实
吴念真与侯孝贤、杨德昌等人一起，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电影新浪潮运动。
他开始写剧本的时候，“台湾整个电影跟生活无关，跟时代无关，都太假了，跳离现实”，到处都是“穷小子也可以在饭店里喝咖啡的不写实爱情故事”。
“只有电影落实到现实，才能跟人民生活扣紧在一起，才能真正跟人有共鸣。”依照这个想法，他写了很多写实的剧本，还导演了以父亲为原型的《多桑》。台湾新浪潮电影让台湾的大银幕上“出现了很多长得很丑的人”。
吴念真的剧本常常使用台语，他希望在电影中体现本土文化。他编剧的《恋恋风尘》是几十年来第一个获得台语片执照的影片，里面大部分对话都是台语，“那才是台湾人平时讲话的方式。”
另一方面，台语片中夹杂着很多国语、日语、英语，表现了台湾的复合文化。
他拿台湾的三貂岭来举例。“台湾那么热，貂是活不下去的，不可能有地名叫貂。实际上是西班牙人把他们占领的最高的地方叫做‘Santiago’，大家口口相传，国民党来了以后用‘三貂岭’套上去，是谐音。”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吴念真在香港看到了大陆电影《夕照街》、《如意》，激动地起立鼓掌。这两部电影都是描写市井生活。
现在，吴念真自己的舞台剧进入大陆，讲述的是台湾人的市井生活。他从来都认为，“透过文学、戏剧甚至电影这些媒介，我们才会真正对彼此更了解，而不是电视新闻报道，我觉得那些是不准确的。”
让观众看懂你
在吴念真看来，台湾新浪潮电影的当下价值是传承写实主义精神，并且让过往的历史有了呈现和被铭记的机会。
“我不会写很多理论，只是描述让自己感动的事。我不否认自己很通俗。但通俗也是种能力，你必须对观众有理解，观众才能看懂你的故事，有的人就通俗不起来。”他说。
“就像诗有晦涩的，也有像白居易那样小孩子都能听懂的，这是导演各自的选择。”他最爱的导演是被称为日本“国民导演”的山田洋次，他拍的故事不深奥不晦涩，很好看。
但让他略感悲观的是，在当下的商业化背景下，创作写实电影的机会越来越少，“大部分台湾电影都是亏本的，失败比例很高，不太容易走出去，全世界的电影都被好莱坞打乱了”。
“电影有两种体系，作者电影和商业电影，但问题是现在电影缺乏多样性。以创作者为主的时代不会再来了。”吴念真告诉本刊记者。
他透露，现在台湾电影生存环境不好，有些导演想要在台湾拍片，还需要通过众筹的方式。虽然他拍电影不用担心资金，但也不能心安理得地去做最自由的电影。在2000年以后，通过舞台剧这种相对低成本的艺术形式，他找到了延续新浪潮写实精神的方式。
他朋友所在的绿光剧团经营困难，他加入进来，意图用通俗戏剧来获得更广大的观众。“有的朋友说做戏剧的成本和票房之间永远有落差。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不能把戏剧这个市场做大，让一个只有一两百名观众的事情变成一个更多人可以欣赏理解的事情呢？”
他的舞台剧《人间条件》系列如今耕耘成了“国民戏剧”品牌。《人间系列6》他还没有写出来，7000多张票5天卖光。等到《人间系列6》演出结束，1000多人趴在墙上写反馈，反馈单写得密密麻麻。
“吴sir谢谢，我们被理解了，我们被安慰了。即便日子辛苦，也总是多出一些力量。”有人这样写。
因为要不断拿出新东西与观众的心灵对谈，吴念真有时感到，“写故事很辛苦”。这时候他就拿山田洋次激励自己——山田洋次的《男人之苦》系列拍了五六十集，日本人把看他的戏当成一个家族仪式。
吴念真对自己说：“可以变成这样的导演多伟大啊，再努力一下，你也能成为这样的导演！”
（自由撰稿人范琳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