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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不时传来几声狗叫。深夜，正是在烤肉摊喝啤酒吃烤串聊人生的好时机。因为卧室靠街道的原因，我躺在床上，听着楼下的喧哗，眼睛一眨一眨，明明很困了，可就是睡不着。隔壁杨老师早就已经睡下，我和黑暗对视着，心里有个声音一遍遍传来：“平衡了吗……”
杨老师是我母亲，一米五的小个儿，19岁开始参加工作，语文从小学教到高中。她是很坚毅的一个人，因为家里原因放弃了保送高中的机会，去读了一个师专，于是早早开始工作赚钱。教小学的时候，因为公开课讲得好的原因，被调去教初中。据说那所初中离我家很远，每天早上4点多就要骑上自行车出发去上早自习，晚上回家就要11点多了。于是杨老师去学函授，又自学考了本科，这才来到离家近一点儿的高中。
我不喜欢这所高中。我至今仍然觉得，它的存在，毀掉了我眼里的光。
其实说来很可笑，我作为我妈的女儿，她的毅力我没有学到半点。杨老师的教案、作文、课件，都是每天按时完成一点儿，不疾不徐。而我就是那个寒假要结束的时候，一支笔，一个晚上，一个奇迹的实践者。
换言之，我十分极端。
我的高中语文是杨老师教的，我仍记得第一节课，杨老师说：“人生是一个跷跷板，只有在最中间的时候，才是最高点。否则无论你在哪一个极端点，等你回过神来，你都已经在最低点了。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平衡的重要性。”
我当时十分不屑，依旧我行我素。心情好的时候，3点半就一个人打开灯写卷子;心情不好的时候，10点钟还在与周公约会。忙的时候，中午和晚上就不吃饭了，悲伤的时候，又恨不得吃三碗米饭。
在我看来，这都在我的计划之内，而一旦有人打乱我的计划，我的情绪就变得很不好。愤怒像野草一样在我心里疯长，我会大哭，然后将家里的玩偶扔得到处都是，踢翻脚边的凳子，我爸的竹子被我打得叶子掉了一地，那些弱不禁风的花儿也被我搞秃。终于我的精力耗费得差不多的时候，杨老师开始替我收拾残局。
她不会骂我，只是安静地把地上的玩偶摆放回原来的位置，将凳子扶起，然后拿过扫把，把那些叶子扫进垃圾桶。
我知道她为什么不生气，因为她觉得愧疚。
中考那年我异常努力，同时也被好运眷顾，拿到了省重点高中实验班的录取通知书。可是我妈不想让我去。
当我所在的班级在自习课吵闹时，我心想：市一中就不会这样，然后我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颗“不公”的种子。后来我发现有许多同学上课偷偷睡觉而老师也并不理睬时，我感到一丝讽刺，我心想：市一中就不会这样，于是心底生出的悲凉给“不公”浇水施肥，提供养料。“不公”的花一朵朵绽开，我觉得自己身处的环境乌烟瘴气。
终于，高二这年，当我得知只有省重点高中的学生才有机会参加化学竞赛的时候，我感觉心里所谓的“公平”的天平彻底失衡，“不公”的花遍地盛开，占据了所有。
我愈发极端。上课睡觉，晚上回家挑灯夜战。一旦杨老师想要劝我早点儿休息，就会被我责怪的眼神逼退。她只好搬个小板凳在旁边陪着我。
一次，我写完英语卷子打算出去喝口水，一回头，就发现用手支撑着脑袋昏昏欲睡的杨老师。我悄悄靠近，看着她眼角生出的皱纹，看着她不再年轻的皮肤，看着她疲惫的面容以及头顶生出的几根白发。
她的头一点一点，每次低下头去，又强撑着抬起，我觉得有点儿好笑，有点儿好哭，还有点儿辛酸。
至今我也不知道是我的极端改变了她，还是她的平衡影响了我。
总之自那之后，我开始学着去调整自己的作息，安顿自己的情绪。那个不太好的选择，不是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她无需自责，我不必难过。
高考之后我非要和她一起去看当年那所重高的红榜，结果意外地发现我的成绩放进去也能排在前十。她很开心，满面笑容。
那一刻，心里“不公”的花大片大片地枯萎，我知道，那个严重失衡的天平，正一点点趋于平衡。
编辑/王语嫣
杨老师是我母亲，一米五的小个儿，19岁开始参加工作，语文从小学教到高中。她是很坚毅的一个人，因为家里原因放弃了保送高中的机会，去读了一个师专，于是早早开始工作赚钱。教小学的时候，因为公开课讲得好的原因，被调去教初中。据说那所初中离我家很远，每天早上4点多就要骑上自行车出发去上早自习，晚上回家就要11点多了。于是杨老师去学函授，又自学考了本科，这才来到离家近一点儿的高中。
我不喜欢这所高中。我至今仍然觉得，它的存在，毀掉了我眼里的光。
其实说来很可笑，我作为我妈的女儿，她的毅力我没有学到半点。杨老师的教案、作文、课件，都是每天按时完成一点儿，不疾不徐。而我就是那个寒假要结束的时候，一支笔，一个晚上，一个奇迹的实践者。
换言之，我十分极端。
我的高中语文是杨老师教的，我仍记得第一节课，杨老师说：“人生是一个跷跷板，只有在最中间的时候，才是最高点。否则无论你在哪一个极端点，等你回过神来，你都已经在最低点了。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平衡的重要性。”
我当时十分不屑，依旧我行我素。心情好的时候，3点半就一个人打开灯写卷子;心情不好的时候，10点钟还在与周公约会。忙的时候，中午和晚上就不吃饭了，悲伤的时候，又恨不得吃三碗米饭。
在我看来，这都在我的计划之内，而一旦有人打乱我的计划，我的情绪就变得很不好。愤怒像野草一样在我心里疯长，我会大哭，然后将家里的玩偶扔得到处都是，踢翻脚边的凳子，我爸的竹子被我打得叶子掉了一地，那些弱不禁风的花儿也被我搞秃。终于我的精力耗费得差不多的时候，杨老师开始替我收拾残局。
她不会骂我，只是安静地把地上的玩偶摆放回原来的位置，将凳子扶起，然后拿过扫把，把那些叶子扫进垃圾桶。
我知道她为什么不生气，因为她觉得愧疚。
中考那年我异常努力，同时也被好运眷顾，拿到了省重点高中实验班的录取通知书。可是我妈不想让我去。
当我所在的班级在自习课吵闹时，我心想：市一中就不会这样，然后我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颗“不公”的种子。后来我发现有许多同学上课偷偷睡觉而老师也并不理睬时，我感到一丝讽刺，我心想：市一中就不会这样，于是心底生出的悲凉给“不公”浇水施肥，提供养料。“不公”的花一朵朵绽开，我觉得自己身处的环境乌烟瘴气。
终于，高二这年，当我得知只有省重点高中的学生才有机会参加化学竞赛的时候，我感觉心里所谓的“公平”的天平彻底失衡，“不公”的花遍地盛开，占据了所有。
我愈发极端。上课睡觉，晚上回家挑灯夜战。一旦杨老师想要劝我早点儿休息，就会被我责怪的眼神逼退。她只好搬个小板凳在旁边陪着我。
一次，我写完英语卷子打算出去喝口水，一回头，就发现用手支撑着脑袋昏昏欲睡的杨老师。我悄悄靠近，看着她眼角生出的皱纹，看着她不再年轻的皮肤，看着她疲惫的面容以及头顶生出的几根白发。
她的头一点一点，每次低下头去，又强撑着抬起，我觉得有点儿好笑，有点儿好哭，还有点儿辛酸。
至今我也不知道是我的极端改变了她，还是她的平衡影响了我。
总之自那之后，我开始学着去调整自己的作息，安顿自己的情绪。那个不太好的选择，不是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她无需自责，我不必难过。
高考之后我非要和她一起去看当年那所重高的红榜，结果意外地发现我的成绩放进去也能排在前十。她很开心，满面笑容。
那一刻，心里“不公”的花大片大片地枯萎，我知道，那个严重失衡的天平，正一点点趋于平衡。
编辑/王语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