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大选背后的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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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6月12日,伊朗迎来新一届总统大选。选前几天,通过现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和另外几名候选人近乎白热化的电视辩论,可以看出,政府是否应当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强硬,是竞选辩论的重点。改革派候选人穆萨维指控现任总统的强烈反美行为以及反美言论给伊朗招来了制裁,伤害了伊朗人民的利益;现任总统则指责对方试图成为西方国家在伊朗的“第五纵队”。
  对政治人物来说,这是改革与保守两派再次争锋、重新调整利益格局的好机会;而对7000万伊朗老百姓来说,则意味着今后几年内,他们的生活和价值取向将何去何从。
  去伊朗前,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就是上世纪80年代伊斯兰大学生攻占美国大使馆,和近年来动不动就焚烧美、以国旗的游行示威。看电视上伊朗人那种声嘶力竭的激动,似乎和西方有着天大仇恨。
  在伊朗生活久了,每次在网上遇到国内的朋友,都会关切地问我伊朗是不是很危险,伊朗人是不是很反美。我都得反复解释:事实并非如此。伊朗人占领过美国大使馆并把美国外交官扣为人质,这是事实,可那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近年来,由于在核问题上分歧严重,西方媒体存在严重妖魔化伊朗的倾向。亲身体验才知道,世界各国媒体对伊朗的报道往往不尽客观。
  一次从阿联酋的迪拜转机去伊朗首都德黑兰,在机场免税店买化妆品,导购小姐很漂亮很热情,当听说我在伊朗生活,脸上立刻露出看怪物的表情:“天哪,你怎么能住在那儿!”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媒体被面对西方妖魔化中国的报道会反应激烈,而对于针对其他国家的不真实报道,却经常抱着“事不关己”的心态,跟风就好。国人通过电视画面或者报纸了解到的伊朗,总是充斥着带有暴力性质的“反美”倾向,比如焚烧美国国旗的游行示威,又或者是进行军事演习等“挑衅美国”的举动。这种报道往往脱离伊朗普通民众的生活,不能客观地反映伊朗社会,也不能反映出普通伊朗民众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人的态度,让国人对伊朗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
  伊朗是一个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国度。德黑兰街头经常可以看到雅思、托福、GRE等英文培训班的大幅广告牌,考托福在伊朗年轻人当中已经成为时髦的玩意儿。我的几个伊朗朋友就曾通过网上报名参加托福考试,他们的目的和很多伊朗年轻人一样,就是希望去美国留学。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全球化,伊朗年轻人接触外部世界不再是件困难的事,德黑兰随处可见穿着Lee和Levi’s牛仔裤的年轻人,他们爱听Jimmy Hendrix的吉他摇滚和每年格莱美奖的TOP10,也狂热地购买诸如《猎杀红色十月》等好莱坞大片以及《芳芳郁金香》这样的“小资”影片。
  可口可乐是美国流行文化的象征,在伊朗这个以反美著称的伊斯兰国家,却满大街全是可口可乐。只不过伊朗人从来都“强词夺理”说那是伊朗自己的配方,和美国无关。可是喝进嘴里,和全世界的可口可乐没有任何区别。
  2006年我去伊朗总统府采访,参加了第一副总统的招待午宴。服务员端上来的饮料居然全是可口可乐,这是哪门子的“反美”?似乎伊朗人自己也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一个位高权重的毛拉(Mawla,伊斯兰教职)曾经在报纸上公开呼吁人们抵制可口可乐这种“美国霸权主义的象征”,在社会引发广泛讨论。老百姓对此倒是不以为然,我一个邻居就揶揄地说:“革命后我们没有酒、没有好莱坞电影,要是可口可乐也禁了,我们喝什么去?再说了,政府不是说这是伊朗自产的可乐么,那还抵制什么?难道抵制国货?”
  “可是伊朗确实经常爆发反美、反以游行,这怎么解释?”答案其实很简单:在伊朗这个政教合一又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民众的任何大规模运动都很难说是自发的,大多不过是政府在幕后组织的一项活动罢了。
  2007年3月底,伊朗以“越界”为由扣押了15名英国水兵,上千名抗议者冲击英国大使馆。我在现场看到,早在示威前五六个小时,警察就开始在使馆前布置防护网和水泥隔离墩。如果不是官方提前组织好,警方怎么可能知道要发生严重示威并作出准备?而且参与示威的民众看起来文化层次都不高,无法用英语和我对话,他们打着与官方口径一致的标语。问他们标语是什么意思,他们却完全不知道。
  每年11月4日是占领前美国大使馆的纪念日,届时伊朗都要在大使馆前举办大型纪念活动。2007年我去现场采访,发现使馆周边停着至少几十辆大客车,分批将参与群众运输过来。参加抗议的很多孩子身穿丑化西方的衣服,举着反美标语,见到记者的镜头立刻兴奋不已,拼命指着自己要求我为他们拍照。整个场面充斥着嘻嘻哈哈,像个狂欢节派对。我匪夷所思地把这些照片拿给邻居看,他们很平静地告诉我:“这不是真实的伊朗,是官方希望你们看到的伊朗;我们不喜欢这种游行,因为没有什么意义并且堵塞交通。”
  伊朗学生虽然喜欢西方的新鲜气息,却更推崇自己的文化。出身于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他们对本国的历史充满了认同和敬重。在他们看来,不管是伊斯兰时期的壁画,还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宫殿遗址,甚至亚历山大大帝这样的外族入侵带来的希腊化文明,都是波斯民族的宝贵遗产。
  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很少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我在德黑兰大学采访了几个学生,他们都对“反思”这个词感到十分茫然。一个叫米兹的大三男生说:“我喜欢吃比萨、爱喝可乐、爱穿性感的紧身裤,但它们远远没有伊斯法罕的四十柱宫对我的震撼来得强烈。我们的文化成就是举世公认的,而以现代的观点去评判我们祖先的伟大成就,这是可笑的。”
  即便西方的物质文明已经渗透到伊朗社会的各个角落,但伊朗青年学生在追求开放的同时,仍笃信伊斯兰宗教的传统信念,古兰经的教义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一个叫马坎的大学生对我说:“我们和你们一样爱漂亮,但这和我们尊重宗教习俗并不矛盾。我们想开放,但衣服绝对不会只穿一半。”他旁边一位穿着黑色长袍的女生搭话说:“其实要比衣服,我觉得我身上的更好、更舒服。”
  我也逐渐发现了一个“规律”:很多青年在20多岁时追求自由、追求靓丽的颜色,但一到30岁结婚后,通常就开始频繁地进出清真寺,和长者们一起祷告。他们认为,那些浪漫惬意的生活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阶段,之后还是需要回归传统,开始承担起社会责任。
  从总统大选可以看到,伊朗的政治活动有两个鲜明特点,呈现出一派极有趣味的众生相。
  德黑兰官方每次举办大型集会或抗议示威运动,主办方经常一车一车地从城郊或外地运人来参加。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大城市的老百姓不太愿意凑这种热闹,所以不得不从外地找人“增援”;小城镇或农村的伊朗人对此倒是热情高涨。
  2008年年初,伊朗举行议会选举,强硬保守派、温和保守派和改革派为选举人资格、席位分配打得不亦乐乎,德黑兰的老百姓却没啥大反应。虽然官方宣称当时投票率超过60%,但我在街头反复转悠,除了几个政府用来做典型宣传的投票点人满为患,其他站点多是三三两两。德黑兰南城的一个五金店老板侯赛尼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很不满:“这(选举)只是个游戏,我才不管谁获胜呢;只要能控制目前的通货膨胀,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就成。”当被问及会否去投票时,43岁的伊朗朋友马吉德无所谓地摆摆手:“我们的选票根本就决定不了什么,明天我女儿还要考试呢,我和老婆都要去陪她,投什么票啊!”
  德黑兰以外地区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在诞生过伊朗国父霍梅尼的宗教圣城库姆,身穿黑袍的妇女们抱着孩子在清真寺外排起长队,焦急地询问什么时候能轮到自己投票。我们几个记者不得不惊叹城市与乡镇间的巨大反差。
  德黑兰阿米尔·卡比尔大学的一名教授分析说,大城市的人受全球化影响要多些,对物价、失业率等问题的反应更为明显,这两年由于受到安理会制裁,伊朗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因此城市人较为现实,更关注自己的生活状况;而在农村,老百姓世代生活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经济交流较少,受制裁影响就较小,对政府施政的不满也就很少,所以乐于参加官方组织的各项活动。
  伊朗政治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民众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就越支持改革派,反之就越支持内贾德的强硬保守派。这是因为,德黑兰的精英阶层在1979年革命爆发前大多曾留学欧美,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对政治形势有自己敏锐的判断,对选举中的意识形态不感兴趣,更希望改革派能转变国家目前生活的保守状态,与西方接轨。而农村底层百姓则不同,受高等教育较少,思想单纯,很容易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煽动,被保守派“抵抗西方”的论调吸引。
  内贾德执政4年来,频繁到各地视察并许诺当地种种行政资源和好处。农村老百姓想得很简单:谁给我好处我就支持谁。要知道,伊朗7000多万人,大多都是生活水平一般乃至贫穷的农村人口。因此别看内贾德在德黑兰相对“不招人待见”,在伊朗民间却拥有相当深厚的群众基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拥有全国所有大事的最终决定权,他的宗教影响深入农村每个角落,本来他应当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保持中立,结果在本次总统大选中他公开呼吁民众支持“抵抗西方威胁的政治家”,用意和影响不言而喻。
  总统大选的结果,决定着伊朗今后几年的内政外交走向。伊朗立志扛起伊斯兰世界同西方斗争的大旗,成为中东地区的强权,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近几年核计划的发展更是有目共睹。从幅员辽阔的国土、深厚的人口基础到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伊朗发展的先天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历史上也曾作为世界性强权——波斯帝国傲视群雄。然而但凡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都有一定的“文化特色”,伊朗民族本身就是个矛盾的综合体,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这使得初来乍到的旅游者和长期生活在那儿的外国人有着大不一样的感受。
  伊朗是个彬彬有礼的民族,两个同性朋友见面会相互行亲吻礼;男人对女人处处谦让;外国人在伊朗旅游遇到困难时更是经常得到热情帮助,甚至会被热情的当地人邀请到家中免费食宿。我刚到德黑兰时,一次开车去机场,迷了路还丢了钱包,两个小伙子开车经过,主动停下来询问情况,虽然语言不通,但通过比划他们还是明白了我的困境,很努力地在地图上给我指路。为了不让我再次迷路,一个小伙子决定坐上我的车,亲自送我到目的地,然后再自己打车回家。我拿出钱表示感谢,却被坚决地拒绝了。让我更为惊喜的是,到家不久我居然又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伙子捡到了我的钱包,约好第二天前来奉还。结果钱包、驾照、记者证和现金都完璧归赵,我激动得死去活来,在屡遭拒绝的情况下,强行要求对方收下200块钱(合人民币)以表谢意。
  然而,待得久了,伊朗人的很多习惯也让外国人抓狂不已。时间观念差是这个民族的显著特征,说白了就是责任感差。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连正式官方场合也是如此。2006年11月,第一届亚洲议会大会在伊朗举行,我作为记者早就拿到了各国代表的发言时间和顺序。结果会议主办方根本不按照计划来,随意打乱发言顺序:下个你上!再下个是他!我们看得目瞪口呆,采访计划完全被搅成一锅粥。对此,德黑兰政治评论家拉马迪和我说:“伊朗人的祖先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是没有准确的时间概念的,生活也就随意惯了。”
  伊朗人做事大大咧咧成性,造成效率低下、错误百出。外国人办事时总能听到当地人满口的“No problem(没问题)”,但有经验的就知道,这时候得小心了,因为结果90%是“Full of problems(充满各种问题)”。德黑兰的中国人在这方面吃的亏简直不胜枚举。2007年11月,某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团访问伊朗,我在现场采访。伊朗方面的行程安排直到对方飞机降落前几分钟还在反复更改,都说是“以此为准”。所谓“最新计划”我都不知道拿了多少份,简直不知道哪个可信,只能硬着头皮以最后一个为准。还有一次,我在德黑兰的旅行社买国际机票,售票小姐美丽大方热情,还周到地端上茶水点心,对我提出的各种问题不停“No problem”,她一这样我就紧张起来,但当时忙着赶其他活动就没细想。晚上回到家拿出机票一瞧,差点没晕过去:航班号写错,出发机场写错。当即打电话给售票小姐,人家毫不在乎地说:“没问题,你要登不了机我负责!”
  回国后,我经常忽悠身边的朋友去伊朗旅行,从女生那里得到的答复常常使我愕然:“不去!在那边女人太没有地位!”事实果真如此吗?国内最常误传的是:伊朗女人不能单独上街,没有丈夫的证明不能离开所在城市,可能要和3个女人分享丈夫。我不禁要替伊朗女性“讨个公道”。
  穆罕默德是我办公室旁边一个餐馆的经理,会说英文,总是笑容可掬,去他那儿吃饭的外国人一直不少。一次吃饭时,我看到他躲在柜台里神情紧张地小声打电话,等他放下电话才对我尴尬地笑笑,说老婆觉得他这个月拿回家的钱比以前少了,骂了他一通。
  很多伊朗男人都笑称,尽管外界都以为伊朗女人的地位很低,但事实上他们在家里都很怕老婆,伊朗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都有“妻管严”。此话不假,和以前相比,伊朗女性的地位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我在亚兹德时,问导游萨莱米为何不娶4个老婆,他就像中国男人一样摆摆手说:“别开玩笑了,One is far more enough(一个就远远吃不消了)!”逗得周边的伊朗男人哈哈大笑,看来都深有同感。
  前不久我和伊朗朋友哈加尼通电话,谈及他一家对这次总统大选的看法。他气哼哼地说:老婆和女儿都支持改革派的穆萨维,但他认为内贾德维护伊朗核权利的功绩应当得到认可,于是到现在老婆和孩子都不理他。
  伊朗的职业女性相当多,不仅有公司职员,还有不少媒体记者,社会地位都比较高。前不久被伊朗当局以间谍罪关押的女记者萨贝里(后被释放),人长得漂亮,举手投足间优雅而自信,我曾多次和她共同采访。一些伊朗女人近年来还积极从政,内贾德总统的姐姐就在2006年年底当选德黑兰市议员,在前任哈塔米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妇女有100多人。
  相对于一些阿拉伯国家妇女没有参政、议政和投票权,伊朗妇女却能在某些领域充分发挥“半边天”作用,这得益于伊朗《宪法》对妇女权益保护的重视。伊朗《宪法》第21条规定:政府有义务在维护伊斯兰原则的前提下,保障妇女的所有权利,创造有利于提高妇女尊严和人格、恢复妇女的物质与精神权益的环境。
  在此基础上,只要不是特别过分,伊朗社会对于年轻女孩子追求时髦、漂亮也逐渐宽容起来。傍晚坐车穿过德黑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可以看到好多女子身着米兰、巴黎流行的凉鞋、牛仔裤,或是俄罗斯、印度的休闲长裙,个个眉如春山、眼若秋水,黑色的眸子、褐色的唇膏、凸现的高鼻梁与醉人的法国香水、钻石黄金手镯交相辉映。
  真正的伊朗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人之下的民主”,伊朗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总统、议会都是选举产生的,但总统、议会、司法都受最高领袖领导。
  伊斯兰宗教的神权体系在伊朗有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拥有凌驾于政府之上的绝对政治权力,实质上统治着这个国家的一切。由此,名义上作为伊朗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总统就成为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一方面,作为民主选举的总统,拥有伊朗的最高行政权,无论国内政治还是外交事务中,在电视里、报纸上抛头露面、风光大造的多是总统。而实质上,总统事无巨细都要按照最高领袖的意志行事。
  然而,行政机关和议会之间的相互钳制近年来也愈发表现出来。2007年,总统内贾德与议长阿德勒就立法问题曾爆发近年来罕见的激烈争吵,双方在报纸上互为攻讦,一直闹到最高领袖那里。
  此次伊朗总统大选噱头十足,各个候选人还被允许举办集会、在电视台相互辩论政见,这在以前是极为罕见的。说到底,是领导层生怕大选吸引力不够,影响投票率。德黑兰的朋友哈米德给我打电话说:“每天街上都有大游行,热闹死了,有支持穆萨维的,有支持内贾德的,人多到车都开不动。”而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画面上可以看到,数万名穆萨维的支持者在体育场里挥舞旗帜为其助选,声势甚为浩大。然而,伊朗独特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宗教领袖们可以垄断国家的政治权力,并牢牢控制在集团内部,只能在内部成员之间流转。不管谁当选,他只是行政首脑,不同的只是具体施政措施,内政外交的根本价值观不会变。哈米德说的一句话相当精辟:“这就是游戏,换个CEO而已,董事长和董事会都没变。”
  伊朗6月12日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属于保守阵营的在任总统内贾德以超过60%的得票率连任,不料这一结果却引发该国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骚乱。改革派候选人穆萨维在选前的民调中曾领先内贾德,不料却以惨败收场。穆萨维阵营指责对方存在严重舞弊行为,号召百万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继而同政府支持者发生严重暴力冲突。
  伊朗以最高领袖为首,改革派和强硬派总统轮流执政的独特道路,决定了这次“街头斗争”属于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实质。以强硬著称的内贾德,过去4年执政的最大“政绩”,就是顶住西方巨大压力,成功推进伊朗的核计划。但是,他诸如“消灭以色列”等激进的言辞和强硬面对国际社会的态度,使得伊朗连续3次被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受此影响,伊朗国内这几年通胀严重,失业率飙升,国民经济愈发脆弱。而前总统哈塔米和前总理穆萨维为首的改革派,主张关注国内民生,对外改善同西方国家关系。由于改革派过去4年不仅失去执政权,还沦为议会绝对少数派,他们在伊朗政坛的号召力几乎边缘化,因而期盼这次大选能够卷土重来。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对政治不太感兴趣的德黑兰市民,这次却纷纷走上街头抗议选举舞弊,实际上反映了对内贾德过去几年执政的严重不满。伊朗的伊斯兰政权经过毁灭性的两伊战争的考验,经历过美国和国际社会近30年制裁和孤立的考验之后,在改革派和强硬派总统轮流执政的独特道路上,这个政权从来没有退缩过,但是现在却面临一种全新的、完全来自内部的考验。
  此后,虽然两派发生了严重对峙,但这场“街头革命”注定走不了多远。因为内贾德政府对政权的掌控能力还是很强。保守派在伊朗军队、革命卫队、宪监会乃至行政、立法、司法机构中的势力占绝对优势,而且其动员和组织民众的能力很强。另外,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不允许骚乱的事态继续发展,他是伊朗拥有一切事务最终决定权的人,于是由他出面协调各派利益,结束了这场“街头革命”。
  8月3日,哈梅内伊正式宣布艾哈迈迪·内贾德连任伊朗总统,任期4年。8月5日,内贾德在国会宣誓就职。与此同时,针对被指参与了总统大选后暴力事件人员的审判已经开始。被告中包括反对党派领导成员和一名前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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