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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子上的香港看起来秩序井然，而在这背后驱动这座物质之城前行的轮子是什么，是港人在危机感中进发的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文化沙漠中努力生长却依旧面目模糊的希望?还是东方和西方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杂交中变异出的动力?除了钢筋水泥浇筑的森林外香港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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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前夕，有机会来到香港。同行的都做了一番准备，有的已备好了大号的拉杆箱，议论的中心也都是同一个话题——去购物。这对于我来说，很陌生，也是外行。平时就不太注意这些，十多年的老旧衣服依然穿着，对生活也没有奢望，又早已过了赶时髦的年纪，对于物质的麻木有时也觉得有点隔世的怪异，这倒不仅仅是愚钝的缘故，而是缺乏对生活的敏感所致。不过，忙里偷闲倒是喜欢逛街看风景，不时也会自我私语，或触景生情，激起共鸣，感慨一番。这样的独处，自以为放松，若有老柴(柴科夫斯基)和肖邦等古典音乐相伴，那就不会寂寞，大有放飞起来愉悦。
来香港也是这样。这座城市的诱惑在提示每一个人，若不看香港的夜景等于没来。尽管我不去购物，但可以看看香港的繁华与车水马龙，呼吸一下资本主义的空气是怎么回事不也失之为长见识，开眼界的机会?
事实上，香港是神秘的。对于她的传说无论对于谁都是个巨大的问号，或在脑子里储存了丰富的想象。人们对于她的狐疑，或是猜测，以及既向往又警惕的心态，总是抑制不住复杂的动因和思索。尤其是像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反差显然会形成很强烈的对比或质疑。“九七”之后，香港回归了，内地人相似走动的亲戚与香港有了频繁的交往，了解一个真实香港的机会这才多起来了。
对于香港的概念，可以从身边发生的一些事而被触动。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在香港读完大学留在当地做媒体，家人在内地给她找了一个很体面的工作，本人家境又很富裕，但女儿不愿回去，理由是要在这里拿绿卡，成为香港居民。家人不解，整天唠叨，但又无奈女儿的倔强，甘愿在这里吃苦受罪，却搭在上了父母的忧伤与不安。看得出两代人对于这个世界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代表了不同的世界观出现了分歧。
再有，改革开放初期，邻居有一个女儿嫁到了香港，从此家人生活有了变化，先前邻里的亲近也由走动变得有点疏远了，有了华侨自喻的光环，不时也会拿一些港货示人，在招徕邻里羡慕的同时，却也遭到了来自背后的嫉妒。不过，在我看来也只是市井的烟火气罢了，大时代泛起的小小浪花。倒是折射了老百姓的心态和愿望。但给人印象颇深的是，国门打开之后，港人涌入内地，接触多了，对有些人待人接物的态度不敢恭维，那就是被殖民文化洗过脑子的肤浅有时会盛气凌人，一口乌语的普通话，听起来觉得别扭，这就难怪会成为相声段子被取乐的嘲讽。
同样，女儿从香港回来，告诉我，香港是穷人的地狱，富人的天堂。提醒我，你如果去香港千万不要被中环、港岛的表面所迷惑，要到旺角看看就清楚了。女儿的视角很清纯，但85后的眼光并非白纸一张，犀利的背后写满了思考。
带着这样的印象和好奇来到香港，看到的也许不是表面的光鲜而是背后的忧伤。繁华淹没了历史，模糊了城市的记忆。故有人问港人：“你知道添马舰吗?”也许会给你一脸的茫然或是木呆。尤其当你在商场里遇到用普通话与香港营业员购物时遭到睨视和不耐烦时，那以貌取人的神态，港人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就会联想到香港的前世今生，觉得酸楚与悲凉。所以，有人说，香港是一个身世十分朦胧的城市。原因就是来自一股历史的悲情。如果说港人没有历史感，那未必带有贬义。
港人是不太在意自己的历史，也不会关心时事，倒是非常在意当下的存在和活法。对于“为什么大部分的香港人不知道这些历史?”龙应台的解答是：“因为是在殖民教育中成长；殖民带来物质成就和现代化，同时也剥夺了被殖民者对于历史的细味敏感和自尊自重。”因此，在龙女士看来，香港是“光鲜的难民”，他们的生活就是在“盘子里抢豆子”。
作为印证，陈冠中是这样评价香港四、五十岁的人——
我们整个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么一种教育没有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擅于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快的回报……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们爱钱。
这就是港人，熟悉而又陌生的香港。走在干净的街道和马路上，会感觉到勤奋如蚁的港人，走路都像被鞭子抽得匆忙，有序礼貌下的文明，包裹着冷酷的现实，就像一架运转的商业机器，谁都在为讨生活而奔波，心里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目标也很明确。
“香港人不容易让人理解。因为我们自己也无法说清楚，生于斯长于斯，血脉相连着，我们已经与香港订下一种爱恨交缠的关系。对于她，我们有时很骄傲，有时很自卑，这矛盾缠成不解之结，就是远远离她而去的人，还会时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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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次来香港算起来，我是第三次了。前两次都是当天晚上到，第二天开完会就走人。即便是这样，还是免不了要为人带点东西回去。但不是采购，而是把朋友在这里出版的书带回去。初来咋到，人地生疏对香港不熟，凭着友人的电话充当GPS，费了很大的周折在港岛码头边上的写字楼里找到存书的仓库。当把这些书带回来时，别人以为是什么好东西，打开竟是沉如砖头般的书。印刷精美的直版书，拿在手里有一种书香卷达的气息扑鼻而来，透过繁体字触摸仿佛又回到了文化的源头。
这样的感觉为何能在香港找到?但自小就有人对我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所以，来到香港，就一直想寻找这句活的出处在哪里?此次来港，邀请单位特地安排了港岛文化游，也就是我下榻酒店对面的香港文化中心。位于中环的对面，九龙半岛的尖沙咀。实际上这里是香港最繁华的地方，相当于上海的外难。
香港文化中心原址据导游说，先前这里是九龙火车站，后搬迁至红勘，这里成了香港文化的地标，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构成了香港诸多建筑中的文化景观之一。尽管这在内地看来也不过是个不大的综合性文化场所，但名气不小，国际上诸多的文化活动和演艺节目都曾在这里举行，可以称之为亚洲文化活动的集散地。这就难怪有人如此夸耀，能在这里举行一场音乐会，上演一出戏，或是举办一次画展，那都是蜚声国际的事件。为此，当上海某位从四川出来的歌唱家，出了名后就改做香港人了，包括现在出了名的某年轻钢琴家也申请入港，成了香港公民。所以，香港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镇，其国际地位不可小觑。这就使人想起梨园行的话，如果要想成名，不在天津和上海这样的大码 头闯出个名堂来，就很难在全国立脚。这就难怪，有人把香港看作了国际化的太码头。陈国球说，“香港作为大陆或海外华侨的文化输送点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上，香港成了某些人过渡到西方的跳板。
有机会领略香港国际化艺术算是不虚此行。比如正在香港文化艺术中心展出的装置艺术“墨池”，实际上是个行为艺术。在巨大的墨池旁，聚集众多的人围着墨池书写或临摹汉字，这就意味着把人带回到汉文化的世界里，以为这就是艺术了。由此，演绎出诸多抽象的印刷品或商品被兜售，似乎被跌入工业化复制的怪圈，成了一种被商业化的游戏。在这样的装置艺术面前你可以质疑它的含金量，却很难否认它的创意不无理由。
这是商业文化并不高明的嫁接，但能看到被所谓国际化和现代化俘虏的设计在此泛滥，良莠难以甄别。在学人李欧梵看来，香港不明白“文化是城市核心竞争力。”正如一位来港十年的大陆人士所感叹，“总觉得香港好像缺少什么，很无奈，没有亲切感，价值模糊。”而身为港人的中产阶层也都有这种危机，也有属于流不出眼泪的明白人，如有人坦言，“我在香港出世，今年四十四岁，受香港教育。现在可算是中产人士，但现实生活中，我觉得自己只在所谓的贫困线每工作。”
是的，香港人人都有危机感。为什么，当你走进她时，觉得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个性。“大楼的反光，很冷，飞鸟误以为那是天空，撞上去，就死。”
友人带我去看香港的夜景。沿梳士巴利道，散步到天星码头，拾阶登高，从星光大道眺望对岸香港岛连排建筑，煞是壮观，气势如虹。有人说，这是看香港夜景的最佳处，就好比在上海的浦东陆家嘴看外滩月亮湾的建筑群那般，有回到旧时上海的沧桑感。有人说，香港是钢筋水泥铸成的森林城市，到了夜晚就会妩媚起来，那七彩的灯光比天上的星星还要迷人——“亿万金元巨制的堂堂灯火。”层层叠叠，深深浅浅，耐人寻味。
我曾在中环广场的高处看对岸的九龙半岛，天际线都被灯光笼罩，全港最高大楼被当作了“灯箱广告”，提前打出了“欢庆2011年到来”的字幕从高处重复泻下，就像天上滚下来的哗哗银元倒在了香江里……
那么，香港是怎样的城市?
对于它的描述很多，我也看到过不少对于这座城市的叙述。上海一位女作家曾经以身居上海和香港两地的便利，套用英国作家狄更斯同名小说也写了一本“双城记”，那都是沪港两地有钱人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以及生活上的趣闻，代表不了什么，充其量不过是圈子里的怀旧罢了。我想，以下这段文字值得玩味，道出了一丝厚重感——
香港在汉语文化圈里像一个气质奇特的少女。渔村身世给了她清纯的面貌，殖民历史给了她结实的骨架，中国不断的战乱流离给了她不属于她年龄的沧桑，那种沧桑又使得她在妩媚的同时显得脆弱。
在这样的身世面前，香港其实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被愈合的伤口，就像闻一多写澳门的那首七子之歌般凄婉，不绝于耳，萦绕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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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港城的二楼，终于找到了一家书店。这是我来港最大的兴趣，也是想证明我对香港认识的初衷不被误导。走进书店，70％左右都是外文书，港版的书很少，有少量台湾版的书，除传记之外，就是通识、养生、旅游和宗教及工商管理的书。
举目望去，偌大书店，能看得上眼的书其实并不多，有学术价值的书就更少。我问当地的港人，你们喜欢什么样的书?回答是，他们一般很少看书，整天忙于生意和打工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看书，书摊上花花绿绿的报刊不少，翻完报纸后才发现，正经的内容其实并不多，其中有关商品介绍和促销的广告占据了不少篇幅，要么就是那儿发生凶杀案，出了什么车祸，或是豪门及娱乐圈的奇事暴料等，厚厚一迭报纸，真正的新闻有限。
这就是商业社会的特点。香港的书店一般都隐藏在大型商场里，很少单独出现于商业街的店面，或醒目的标志。书店的定位也被当作了商品跻身于茫茫商铺的海洋里，没人指引很难找到。
晚上10点过后，夜市也进入高潮，人气旺盛要远胜于白天。在林林总总的商铺间偶尔也能看到一两家装潢考究的书店，就像漂浮在商海里的装饰物，推门进去，又都是些外文的画册和设计、装潢、美术及摄影之类的书，仅有一小块地方陈列着中文版的书，那都是大陆过时的旧书，或是仅有名气却无内涵的三流之作。
但我还是不死心，经多方打听，终于在远离我住处的美丽华商场的底层商铺找到了香港商务书局，令人失望的是，这里尽管有很多中文书，但大多数都是大陆舶来的简体中文书，而书价则调高到原价的30％以上。望着这些熟悉的书，与港版书相比，即是涨了30％～40％还是便宜的。
快到半夜了，书店的生意虽清冷，但光顾的人不少。我问一位女士，“你经常来买书吗?”
“买啊，经常给小孩买。”她告诉我，大人要看的书还是到深圳书城去买便宜。原来港人也觉得香港的书贵，他们宁可坐火车到邻近的深圳去淘书，就像精明的港人把家安在深圳，工作在香港一样，充分享受和利用两地差别带来的实惠暗自惊喜。加油到深圳，用车在香港。这种香港赚钱深圳花的现象开始多起来了。同样，深圳人也习惯了去香港购物，就像苏州人喜欢到上海购物一样。两地的频繁走动，互为互利，早已模糊了边境的界限，民间的交往扩大了港人的活动半径，视野也跟着发生了变化。
在旺角的新世纪广场二楼，我找到了香港三联生活书店。老牌子了，没有陌生感。重要的是在这里看到了久违的先施公司{老上海的百货公司，即今日南京路上的服装公司。
三联门面不小，但看到的书也是大同小异，远没有上海淮海路三联书店的内容丰富。将过了气的韩寒的书作为门面放在进门的畅销书架上，似乎对大陆图书市场有点不领行情。正如大陆书评者小宝所说，韩寒的小说写得很烂，不如他的博客，他应该更有出息才行。
十年前，我采访他时，还是刚开始走红的男孩，自喻从不读巴、老、曹(巴金、老舍、曹禺)，也不看经典，说话的阴冷如同他文字的艰涩刻薄，声称喜欢买报刊来读。我说不出这是聪明还是经验，但网络成就了他这是事实，赛车让他潇洒起来，拥有了跻身汽车商业活动的资本，开始游走于江湖和名利场，精心于个人的包装和经营，不时出点新闻，倒腾点事，风生水起，目的是为了名气的保鲜度。这就迎合了香港人的口味，把韩氏的书当卖点也就一点者附怪。
在香港的书店里，能看到北岛的书还算是安慰，不是一本，而是多本，最抢眼的还是畅销两岸三地的龙应台的书，如《大江大海》、《目送》、《野火集》，以及新近出的《龙应台香港笔记》等。但我发现真正有书香味的还是被大楼和酒肆淹没在市井中被人忽视的犄角旮旯里的书屋。它们没有商铺，也不用包装，只需小小的指引即可。如在旺角最热闹的步行街上，林立的商业招牌中，横插出个“尚书房”，“田园书局”等箭头，你会被引 人一个很小的门脸，爬上曲里拐弯的楼梯好几层方能找到。
原来这里就是书屋，都是专营从大陆贩来的图书和杂志，也有影像制品。书屋设在香港居民楼里，窗外就是闹市，喧嚣的气浪，把躲进阁楼的书屋挤成了巴掌大的地方，但这里的书香很浓，生意红火，人流不断。这里的书相对便宜，一律八折，品种也多。
我想，来这里买书的人，多数是喜欢书的人，或偏爱汉文的读书人。看得出好多人是来港的大陆人。我问书屋的老板，这里的常客有哪些?回答是，喜欢中文的读者，有大陆、台湾、也有港人。不过，港人和台湾的读者觉得横版简体中文阅读起来有点不习惯。同样，大陆读者对直板繁体字也是有这样的感觉。尽管这样，来这里的人都在对这种表面的差异表示理解，而对于中文所传递出同根同宗同源的汉文化的认同却成了扯不断的纽带，融洽的氛围，化解了隔阂，并在这里形成了对于人文及共同价值的尊崇。于是，文字的力量，化作了血脉相连的情感河流，在此流淌……
文字是根，油墨香味就像是树枝上的花蕾在小屋里飘散开来，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名篇佳作依然具有磁铁般的生命力，吸引着慕名来此的读者。在商业社会包围的香港能看到这样的镜头，无疑是在冬夜里看到了一堆篝火，这使我想起来傅月庵《我书》中所写的那样一
蹲着淘书，不耐久累，最后干脆坐到地上一本一本翻。麻辣烫氤氲继续飘散，耳边偶尔传来四邻喧语笑声，仿佛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等到进入内室发现有一大架台版旧书，本本都是熟悉的封面、作者时，更让人“疑将他乡作故乡”了。
直到买完书，下了楼梯，正当话别之时，一阵寒风吹起，路边法国梧桐残叶沙沙，头顶冷月淡淡，方才回转了神：这路终于又是张爱玲走过，月又是邵洵美看过，书乃是弄堂，石库门里散出来的。岁月难得静好。此真上海之夜也。
不过，我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当走出阁楼里的书屋，随即被商贩的叫卖声卷进熙熙攘攘的人海里，就像是上海的七浦路、北京的秀水街，置身于世俗的喧嚣中，仿佛倾听到在700多万人口的香港中还有145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呻吟。于是我想，不到旺角和深水涉你就不会了解香港。当好多名人商贾、演艺明星、俊男靓女在半岛酒店排上几个小时就是为了喝上一杯下午茶时，时间的奢侈成了一种礼仪式的风花雪月，或是社交场的虚情假意，在悠扬的爵士中除了纸醉金迷的优雅之外，还是掩饰不住殖民文化下的思维在弥漫。
我只是个观光客，但在香港的小住几天中确实发现了不少难以忍受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那就是以金钱衡量一切，即所谓代表香港的“中环价值观”。这就使我想起了上海的“陆家嘴”，北京的国贸。只是大陆还没有这样赤裸裸罢了。
在香港，中环代表了香港。是以追求个人财富、讲究商业竞争，或以经济、致富、效率、发展，全球化作为社会进步的驱动力。但在地铁里，旺角的小巷里，我还是看到了与中环极不相称的情景，“有很多独居的老人像鸡鸭一样长年住在笼子里”。我在一个繁华街市的小巷里与一位独脚的卖花老人攀谈起来，他说，生活艰辛，凄风苦雨，一声长叹，活着不易。看到乞讨的老人蜷缩在路沿铁栅的角落里，可怜到连狗都不如。
我惊讶这种反差，冷漠与慈善，贫穷与富有，极度两极分化，怀疑香港的社会保证体系如同虚设。这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香港的表面光鲜还是遮挡不住败絮其中的尴尬。钱穆说过，“向外的人生，是一种涂饰的人生。而向内的人生，是一种洗刷的人生。”这种联想并非多愁善感，而是难以平抑的悲凉，恰似倒在酒杯中的忧伤。
在“城市书写，文化缺席”三人(李欧梵、陈平原、陈国球)谈中，陈平原说以香港经济地位。财政实力，资助香港的文史研究只是小菜一碟。其实不然政府却把文化责任推给了市场。所以，对于贫穷的漠然，正如对于文化的漠视，连慈善家们都假装没看见，那冠冕堂皇的哀叹又有何意义?这样的公民社会岂能不引人思考?
这就是香港。有人这样写道“东方和西方，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们都自由地、杂乱地填塞在这里。”它制造了一种“各色人等来者不拒的开放空间”的形象。香港诗人梁秉钧写到——
兰桂坊总是让我想起香港。我们拥有的空间是一个混合的、杂交的空间，一个拥挤的、危险的空间，即使在危难时刻也像狂欢节一样，如同天堂，但是与灾难相去不远，很容易进入，也很容易被政治，经济和其他力量盗用……这个对我们开放的空间也非常容易让我们感到迷惑。
上海也有兰桂坊，但没有港人体会得那样深。这是为什么?我想，香港除了钢筋水泥浇筑的森林之外，看来只剩下她的投影，一汪深蓝的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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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前夕，有机会来到香港。同行的都做了一番准备，有的已备好了大号的拉杆箱，议论的中心也都是同一个话题——去购物。这对于我来说，很陌生，也是外行。平时就不太注意这些，十多年的老旧衣服依然穿着，对生活也没有奢望，又早已过了赶时髦的年纪，对于物质的麻木有时也觉得有点隔世的怪异，这倒不仅仅是愚钝的缘故，而是缺乏对生活的敏感所致。不过，忙里偷闲倒是喜欢逛街看风景，不时也会自我私语，或触景生情，激起共鸣，感慨一番。这样的独处，自以为放松，若有老柴(柴科夫斯基)和肖邦等古典音乐相伴，那就不会寂寞，大有放飞起来愉悦。
来香港也是这样。这座城市的诱惑在提示每一个人，若不看香港的夜景等于没来。尽管我不去购物，但可以看看香港的繁华与车水马龙，呼吸一下资本主义的空气是怎么回事不也失之为长见识，开眼界的机会?
事实上，香港是神秘的。对于她的传说无论对于谁都是个巨大的问号，或在脑子里储存了丰富的想象。人们对于她的狐疑，或是猜测，以及既向往又警惕的心态，总是抑制不住复杂的动因和思索。尤其是像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反差显然会形成很强烈的对比或质疑。“九七”之后，香港回归了，内地人相似走动的亲戚与香港有了频繁的交往，了解一个真实香港的机会这才多起来了。
对于香港的概念，可以从身边发生的一些事而被触动。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在香港读完大学留在当地做媒体，家人在内地给她找了一个很体面的工作，本人家境又很富裕，但女儿不愿回去，理由是要在这里拿绿卡，成为香港居民。家人不解，整天唠叨，但又无奈女儿的倔强，甘愿在这里吃苦受罪，却搭在上了父母的忧伤与不安。看得出两代人对于这个世界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代表了不同的世界观出现了分歧。
再有，改革开放初期，邻居有一个女儿嫁到了香港，从此家人生活有了变化，先前邻里的亲近也由走动变得有点疏远了，有了华侨自喻的光环，不时也会拿一些港货示人，在招徕邻里羡慕的同时，却也遭到了来自背后的嫉妒。不过，在我看来也只是市井的烟火气罢了，大时代泛起的小小浪花。倒是折射了老百姓的心态和愿望。但给人印象颇深的是，国门打开之后，港人涌入内地，接触多了，对有些人待人接物的态度不敢恭维，那就是被殖民文化洗过脑子的肤浅有时会盛气凌人，一口乌语的普通话，听起来觉得别扭，这就难怪会成为相声段子被取乐的嘲讽。
同样，女儿从香港回来，告诉我，香港是穷人的地狱，富人的天堂。提醒我，你如果去香港千万不要被中环、港岛的表面所迷惑，要到旺角看看就清楚了。女儿的视角很清纯，但85后的眼光并非白纸一张，犀利的背后写满了思考。
带着这样的印象和好奇来到香港，看到的也许不是表面的光鲜而是背后的忧伤。繁华淹没了历史，模糊了城市的记忆。故有人问港人：“你知道添马舰吗?”也许会给你一脸的茫然或是木呆。尤其当你在商场里遇到用普通话与香港营业员购物时遭到睨视和不耐烦时，那以貌取人的神态，港人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就会联想到香港的前世今生，觉得酸楚与悲凉。所以，有人说，香港是一个身世十分朦胧的城市。原因就是来自一股历史的悲情。如果说港人没有历史感，那未必带有贬义。
港人是不太在意自己的历史，也不会关心时事，倒是非常在意当下的存在和活法。对于“为什么大部分的香港人不知道这些历史?”龙应台的解答是：“因为是在殖民教育中成长；殖民带来物质成就和现代化，同时也剥夺了被殖民者对于历史的细味敏感和自尊自重。”因此，在龙女士看来，香港是“光鲜的难民”，他们的生活就是在“盘子里抢豆子”。
作为印证，陈冠中是这样评价香港四、五十岁的人——
我们整个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么一种教育没有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擅于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快的回报……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们爱钱。
这就是港人，熟悉而又陌生的香港。走在干净的街道和马路上，会感觉到勤奋如蚁的港人，走路都像被鞭子抽得匆忙，有序礼貌下的文明，包裹着冷酷的现实，就像一架运转的商业机器，谁都在为讨生活而奔波，心里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目标也很明确。
“香港人不容易让人理解。因为我们自己也无法说清楚，生于斯长于斯，血脉相连着，我们已经与香港订下一种爱恨交缠的关系。对于她，我们有时很骄傲，有时很自卑，这矛盾缠成不解之结，就是远远离她而去的人，还会时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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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次来香港算起来，我是第三次了。前两次都是当天晚上到，第二天开完会就走人。即便是这样，还是免不了要为人带点东西回去。但不是采购，而是把朋友在这里出版的书带回去。初来咋到，人地生疏对香港不熟，凭着友人的电话充当GPS，费了很大的周折在港岛码头边上的写字楼里找到存书的仓库。当把这些书带回来时，别人以为是什么好东西，打开竟是沉如砖头般的书。印刷精美的直版书，拿在手里有一种书香卷达的气息扑鼻而来，透过繁体字触摸仿佛又回到了文化的源头。
这样的感觉为何能在香港找到?但自小就有人对我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所以，来到香港，就一直想寻找这句活的出处在哪里?此次来港，邀请单位特地安排了港岛文化游，也就是我下榻酒店对面的香港文化中心。位于中环的对面，九龙半岛的尖沙咀。实际上这里是香港最繁华的地方，相当于上海的外难。
香港文化中心原址据导游说，先前这里是九龙火车站，后搬迁至红勘，这里成了香港文化的地标，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构成了香港诸多建筑中的文化景观之一。尽管这在内地看来也不过是个不大的综合性文化场所，但名气不小，国际上诸多的文化活动和演艺节目都曾在这里举行，可以称之为亚洲文化活动的集散地。这就难怪有人如此夸耀，能在这里举行一场音乐会，上演一出戏，或是举办一次画展，那都是蜚声国际的事件。为此，当上海某位从四川出来的歌唱家，出了名后就改做香港人了，包括现在出了名的某年轻钢琴家也申请入港，成了香港公民。所以，香港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镇，其国际地位不可小觑。这就使人想起梨园行的话，如果要想成名，不在天津和上海这样的大码 头闯出个名堂来，就很难在全国立脚。这就难怪，有人把香港看作了国际化的太码头。陈国球说，“香港作为大陆或海外华侨的文化输送点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上，香港成了某些人过渡到西方的跳板。
有机会领略香港国际化艺术算是不虚此行。比如正在香港文化艺术中心展出的装置艺术“墨池”，实际上是个行为艺术。在巨大的墨池旁，聚集众多的人围着墨池书写或临摹汉字，这就意味着把人带回到汉文化的世界里，以为这就是艺术了。由此，演绎出诸多抽象的印刷品或商品被兜售，似乎被跌入工业化复制的怪圈，成了一种被商业化的游戏。在这样的装置艺术面前你可以质疑它的含金量，却很难否认它的创意不无理由。
这是商业文化并不高明的嫁接，但能看到被所谓国际化和现代化俘虏的设计在此泛滥，良莠难以甄别。在学人李欧梵看来，香港不明白“文化是城市核心竞争力。”正如一位来港十年的大陆人士所感叹，“总觉得香港好像缺少什么，很无奈，没有亲切感，价值模糊。”而身为港人的中产阶层也都有这种危机，也有属于流不出眼泪的明白人，如有人坦言，“我在香港出世，今年四十四岁，受香港教育。现在可算是中产人士，但现实生活中，我觉得自己只在所谓的贫困线每工作。”
是的，香港人人都有危机感。为什么，当你走进她时，觉得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个性。“大楼的反光，很冷，飞鸟误以为那是天空，撞上去，就死。”
友人带我去看香港的夜景。沿梳士巴利道，散步到天星码头，拾阶登高，从星光大道眺望对岸香港岛连排建筑，煞是壮观，气势如虹。有人说，这是看香港夜景的最佳处，就好比在上海的浦东陆家嘴看外滩月亮湾的建筑群那般，有回到旧时上海的沧桑感。有人说，香港是钢筋水泥铸成的森林城市，到了夜晚就会妩媚起来，那七彩的灯光比天上的星星还要迷人——“亿万金元巨制的堂堂灯火。”层层叠叠，深深浅浅，耐人寻味。
我曾在中环广场的高处看对岸的九龙半岛，天际线都被灯光笼罩，全港最高大楼被当作了“灯箱广告”，提前打出了“欢庆2011年到来”的字幕从高处重复泻下，就像天上滚下来的哗哗银元倒在了香江里……
那么，香港是怎样的城市?
对于它的描述很多，我也看到过不少对于这座城市的叙述。上海一位女作家曾经以身居上海和香港两地的便利，套用英国作家狄更斯同名小说也写了一本“双城记”，那都是沪港两地有钱人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以及生活上的趣闻，代表不了什么，充其量不过是圈子里的怀旧罢了。我想，以下这段文字值得玩味，道出了一丝厚重感——
香港在汉语文化圈里像一个气质奇特的少女。渔村身世给了她清纯的面貌，殖民历史给了她结实的骨架，中国不断的战乱流离给了她不属于她年龄的沧桑，那种沧桑又使得她在妩媚的同时显得脆弱。
在这样的身世面前，香港其实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被愈合的伤口，就像闻一多写澳门的那首七子之歌般凄婉，不绝于耳，萦绕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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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港城的二楼，终于找到了一家书店。这是我来港最大的兴趣，也是想证明我对香港认识的初衷不被误导。走进书店，70％左右都是外文书，港版的书很少，有少量台湾版的书，除传记之外，就是通识、养生、旅游和宗教及工商管理的书。
举目望去，偌大书店，能看得上眼的书其实并不多，有学术价值的书就更少。我问当地的港人，你们喜欢什么样的书?回答是，他们一般很少看书，整天忙于生意和打工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看书，书摊上花花绿绿的报刊不少，翻完报纸后才发现，正经的内容其实并不多，其中有关商品介绍和促销的广告占据了不少篇幅，要么就是那儿发生凶杀案，出了什么车祸，或是豪门及娱乐圈的奇事暴料等，厚厚一迭报纸，真正的新闻有限。
这就是商业社会的特点。香港的书店一般都隐藏在大型商场里，很少单独出现于商业街的店面，或醒目的标志。书店的定位也被当作了商品跻身于茫茫商铺的海洋里，没人指引很难找到。
晚上10点过后，夜市也进入高潮，人气旺盛要远胜于白天。在林林总总的商铺间偶尔也能看到一两家装潢考究的书店，就像漂浮在商海里的装饰物，推门进去，又都是些外文的画册和设计、装潢、美术及摄影之类的书，仅有一小块地方陈列着中文版的书，那都是大陆过时的旧书，或是仅有名气却无内涵的三流之作。
但我还是不死心，经多方打听，终于在远离我住处的美丽华商场的底层商铺找到了香港商务书局，令人失望的是，这里尽管有很多中文书，但大多数都是大陆舶来的简体中文书，而书价则调高到原价的30％以上。望着这些熟悉的书，与港版书相比，即是涨了30％～40％还是便宜的。
快到半夜了，书店的生意虽清冷，但光顾的人不少。我问一位女士，“你经常来买书吗?”
“买啊，经常给小孩买。”她告诉我，大人要看的书还是到深圳书城去买便宜。原来港人也觉得香港的书贵，他们宁可坐火车到邻近的深圳去淘书，就像精明的港人把家安在深圳，工作在香港一样，充分享受和利用两地差别带来的实惠暗自惊喜。加油到深圳，用车在香港。这种香港赚钱深圳花的现象开始多起来了。同样，深圳人也习惯了去香港购物，就像苏州人喜欢到上海购物一样。两地的频繁走动，互为互利，早已模糊了边境的界限，民间的交往扩大了港人的活动半径，视野也跟着发生了变化。
在旺角的新世纪广场二楼，我找到了香港三联生活书店。老牌子了，没有陌生感。重要的是在这里看到了久违的先施公司{老上海的百货公司，即今日南京路上的服装公司。
三联门面不小，但看到的书也是大同小异，远没有上海淮海路三联书店的内容丰富。将过了气的韩寒的书作为门面放在进门的畅销书架上，似乎对大陆图书市场有点不领行情。正如大陆书评者小宝所说，韩寒的小说写得很烂，不如他的博客，他应该更有出息才行。
十年前，我采访他时，还是刚开始走红的男孩，自喻从不读巴、老、曹(巴金、老舍、曹禺)，也不看经典，说话的阴冷如同他文字的艰涩刻薄，声称喜欢买报刊来读。我说不出这是聪明还是经验，但网络成就了他这是事实，赛车让他潇洒起来，拥有了跻身汽车商业活动的资本，开始游走于江湖和名利场，精心于个人的包装和经营，不时出点新闻，倒腾点事，风生水起，目的是为了名气的保鲜度。这就迎合了香港人的口味，把韩氏的书当卖点也就一点者附怪。
在香港的书店里，能看到北岛的书还算是安慰，不是一本，而是多本，最抢眼的还是畅销两岸三地的龙应台的书，如《大江大海》、《目送》、《野火集》，以及新近出的《龙应台香港笔记》等。但我发现真正有书香味的还是被大楼和酒肆淹没在市井中被人忽视的犄角旮旯里的书屋。它们没有商铺，也不用包装，只需小小的指引即可。如在旺角最热闹的步行街上，林立的商业招牌中，横插出个“尚书房”，“田园书局”等箭头，你会被引 人一个很小的门脸，爬上曲里拐弯的楼梯好几层方能找到。
原来这里就是书屋，都是专营从大陆贩来的图书和杂志，也有影像制品。书屋设在香港居民楼里，窗外就是闹市，喧嚣的气浪，把躲进阁楼的书屋挤成了巴掌大的地方，但这里的书香很浓，生意红火，人流不断。这里的书相对便宜，一律八折，品种也多。
我想，来这里买书的人，多数是喜欢书的人，或偏爱汉文的读书人。看得出好多人是来港的大陆人。我问书屋的老板，这里的常客有哪些?回答是，喜欢中文的读者，有大陆、台湾、也有港人。不过，港人和台湾的读者觉得横版简体中文阅读起来有点不习惯。同样，大陆读者对直板繁体字也是有这样的感觉。尽管这样，来这里的人都在对这种表面的差异表示理解，而对于中文所传递出同根同宗同源的汉文化的认同却成了扯不断的纽带，融洽的氛围，化解了隔阂，并在这里形成了对于人文及共同价值的尊崇。于是，文字的力量，化作了血脉相连的情感河流，在此流淌……
文字是根，油墨香味就像是树枝上的花蕾在小屋里飘散开来，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名篇佳作依然具有磁铁般的生命力，吸引着慕名来此的读者。在商业社会包围的香港能看到这样的镜头，无疑是在冬夜里看到了一堆篝火，这使我想起来傅月庵《我书》中所写的那样一
蹲着淘书，不耐久累，最后干脆坐到地上一本一本翻。麻辣烫氤氲继续飘散，耳边偶尔传来四邻喧语笑声，仿佛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等到进入内室发现有一大架台版旧书，本本都是熟悉的封面、作者时，更让人“疑将他乡作故乡”了。
直到买完书，下了楼梯，正当话别之时，一阵寒风吹起，路边法国梧桐残叶沙沙，头顶冷月淡淡，方才回转了神：这路终于又是张爱玲走过，月又是邵洵美看过，书乃是弄堂，石库门里散出来的。岁月难得静好。此真上海之夜也。
不过，我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当走出阁楼里的书屋，随即被商贩的叫卖声卷进熙熙攘攘的人海里，就像是上海的七浦路、北京的秀水街，置身于世俗的喧嚣中，仿佛倾听到在700多万人口的香港中还有145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呻吟。于是我想，不到旺角和深水涉你就不会了解香港。当好多名人商贾、演艺明星、俊男靓女在半岛酒店排上几个小时就是为了喝上一杯下午茶时，时间的奢侈成了一种礼仪式的风花雪月，或是社交场的虚情假意，在悠扬的爵士中除了纸醉金迷的优雅之外，还是掩饰不住殖民文化下的思维在弥漫。
我只是个观光客，但在香港的小住几天中确实发现了不少难以忍受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那就是以金钱衡量一切，即所谓代表香港的“中环价值观”。这就使我想起了上海的“陆家嘴”，北京的国贸。只是大陆还没有这样赤裸裸罢了。
在香港，中环代表了香港。是以追求个人财富、讲究商业竞争，或以经济、致富、效率、发展，全球化作为社会进步的驱动力。但在地铁里，旺角的小巷里，我还是看到了与中环极不相称的情景，“有很多独居的老人像鸡鸭一样长年住在笼子里”。我在一个繁华街市的小巷里与一位独脚的卖花老人攀谈起来，他说，生活艰辛，凄风苦雨，一声长叹，活着不易。看到乞讨的老人蜷缩在路沿铁栅的角落里，可怜到连狗都不如。
我惊讶这种反差，冷漠与慈善，贫穷与富有，极度两极分化，怀疑香港的社会保证体系如同虚设。这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香港的表面光鲜还是遮挡不住败絮其中的尴尬。钱穆说过，“向外的人生，是一种涂饰的人生。而向内的人生，是一种洗刷的人生。”这种联想并非多愁善感，而是难以平抑的悲凉，恰似倒在酒杯中的忧伤。
在“城市书写，文化缺席”三人(李欧梵、陈平原、陈国球)谈中，陈平原说以香港经济地位。财政实力，资助香港的文史研究只是小菜一碟。其实不然政府却把文化责任推给了市场。所以，对于贫穷的漠然，正如对于文化的漠视，连慈善家们都假装没看见，那冠冕堂皇的哀叹又有何意义?这样的公民社会岂能不引人思考?
这就是香港。有人这样写道“东方和西方，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们都自由地、杂乱地填塞在这里。”它制造了一种“各色人等来者不拒的开放空间”的形象。香港诗人梁秉钧写到——
兰桂坊总是让我想起香港。我们拥有的空间是一个混合的、杂交的空间，一个拥挤的、危险的空间，即使在危难时刻也像狂欢节一样，如同天堂，但是与灾难相去不远，很容易进入，也很容易被政治，经济和其他力量盗用……这个对我们开放的空间也非常容易让我们感到迷惑。
上海也有兰桂坊，但没有港人体会得那样深。这是为什么?我想，香港除了钢筋水泥浇筑的森林之外，看来只剩下她的投影，一汪深蓝的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