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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宿命论，民主政治，专制主义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3-0057-02
在上“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这一专题时，不少教师都喜欢机械地拿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罗马进行对比。今天这位教师讲雅典的民主政治一课，40分钟内他极力宣扬了两个观点，第一是雅典实行民主政治的时候，中国实行的是专制统治；第二是雅典的民主政治有很大的局限性。依照他的思路，学生很自然就会得出结论：有局限的雅典民主也比中国的专制主义强啊。
对这个问题，我思考得更多。按照这位教师的逻辑，我们是否也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一中国近代的落后，其实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注定了；而近代西方的强盛，早在古希腊时代就种下了善因。说白一点，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秦朝的时候，中国就注定了有1840年鸦片战争的惨败。这样的历史宿命论真有点令人不寒而栗，相信大多数人也是不会接受这样的结论的。但是沿着上面的讲课逻辑，得出这样的结论又是很自然的事情。于是我在想，能不能简单地把雅典政制与中国对比?而且一口咬定雅典就比中国强?
历史事物的对比一定要具体全面，不能够空泛片面。下面我们不妨先对比一下中国与雅典的情况：
首先，从时间上看，雅典实施民主政制的时期如果从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改革算起，到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维持时间大概是200年左右。这段时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末期和战国前期，属于中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时期。
其次，从地理环境和人口上看，古代雅典城邦的面积大约是1060平方英里，鼎盛时期的人口大约是40万人。中国战国七雄中的任何一雄土地面积都比雅典大得多，秦朝的疆域是几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2000万。
再次，从政制的命运上看，公元前4世纪晚期。古希腊被马其顿吞并，包括雅典在内各个希腊城邦都失去了独立地位。其后又接受罗马共和国的统治。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共和国基本上抛弃了雅典式的民主政制，因此可以大致认定，到了公元前4世纪晚期，雅典式的民主政制在实践的层面已经结束。中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形成于战国时期，如果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算起，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体制竟然大体不变地延续了两千多年。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古代雅典与中国的差别非常大，随意地下结论说谁比谁强是极其不严谨、不科学的。雅典选择了民主制度，中国选择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在当时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其实，越是有名望的学者，在中西对比的问题上就越持慎重的态度，当被问及“古希腊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有无可比性”时，陈乐民先生第一句回答就是“这是一个大问题，并且很难讲清楚”。
那么，战国时期中国形成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有什么必然性和合理性呢?刘泽华教授的观点是较传统同时也较有代表性的。他认为在战国和秦汉期间，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这种政体是结束封建割据、推进统一国家产生的关键因素。……而统一国家的产生，又是任何民族形成真正的民族独立与发达的经济文化的前提。第二，作为君主集权附属物的官僚政治取代传统的贵族政治，是古代中国政治的革命性变化。它使整个封建统治机体从褊狭腐朽的宗法藩篱下解脱出来，走向一个新天地……第三，君主集权制在其形成过程中，打破了许多与传统的宗法分封制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给各阶层民众提供了改善原有社会地位的契机……无论在哪个领域，只要按集权统治的需要去拼搏，就有可能改善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由此造成了一种奋发向上的社会风气。而这种风气正是战国时代人才辈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飞跃发展的巨大动力。”而新的研究成果也是进一步强调其制度创新的一面，并且指出在当时中国的国情下，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秦汉以后中国统一的皇权政体虽然为近世以来无数人所诟病，但是在其建立之初。却是一项伟大的创制，因为它所取代和超越的。是以往那种十分狭蹙的制度模式……既然秦汉时代所要成就的，是‘备天地万物古今’这样空前伟岸的国家制度和文化制度，那么建立‘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权力体制、从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所需要的社会能量。就几乎是当时唯一可能的路径选择和必须付出的制度成本。”
如果分开来进行分析，对于中央集权制度我们一直是以肯定的评价为主的，关键是如何评价君主专制。从人类历史来看，君主专制的出现有过两个鼎盛时期：第一个是古典时代，中国、埃及、印度、阿拉伯、拜占庭等都建立起君主专制的政治模式；第二个是从十五六世纪开始到十七八世纪结束，欧洲的君主政制摆脱了中世纪神权政制的桎梏，完成了从贵族君主制到等级君主制再到专制君主制的演变。可以说，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中，君主专制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都代表着进步的潮流，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
因此，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和中国战国、秦汉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在当时都属于伟大的制度创新，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我们不能够简单地下结论说雅典就比中国强。到了明清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是走向了僵化、没落和反人性，中西方在制度上的优劣开始显现出来，但此时西方所兴起的代议民主制度其源头是中世纪英国的《大宪章》，而并不是古代的雅典，所以同样也不能够证明古雅典的民主就比当时的中国强。
如果一定要拿古雅典与中国作比较，有一点倒是可以比的，那就是早在古典时代，希腊城邦就成为各种政治模式的试验场，僭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等等纷纷登场，从而使亚里士多德能够从容地对比各种政体的成败得失，写下了《政治学》一书；相反，自从秦始皇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后的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人就没能接触到其他更先进的政治制度，也想象不出还能够有什么样式的其他的政治制度。因此，“在士大夫的思想里，国家遭致的战乱、分裂、王朝的衰亡。不是封建制度出了问题，不是极权体制具有不可克服的弊病，而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体制受到破坏，甚至是仅仅因为皇帝大权旁落。所以，改朝换代的结果，反而是封建专制制度进一步得到改善和加强”。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文明要健康地发展，走向良性的循环，一定不能够自我封闭，一定要加强文明间的交流合作。
我们常说，历史教育一定要帮助学生树立起民族的自信心。中国文明并非十全十美的文明，有她的闪光点，也有她的阴暗面。但是，几千年来，中国人自强不息，取得起举世瞩目的文化成就，并使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地发展到今天，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每个中国人的自信力所在。我既反对旧课程的内容，片面夸大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点，学生以背诵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堆“世界第一”为能事，也反对某些教师在处理新课程内容时的做法一机械地进行中外对比，把中国古代的政治描绘得一片漆黑，对国外的政治制度顶礼膜拜。我们要学会运用历史主义的思维方法分析历史问题，走出历史宿命论的怪圈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民族并不注定永远兴盛，要不注定没落衰亡，到底是兴盛还是衰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自身的选择。诚如孙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民族到底是昌还是亡，道理其实很简单，就看这个民族有没有做出正确的抉择而已。
责任编辑 陶亚敏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3-0057-02
在上“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这一专题时，不少教师都喜欢机械地拿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罗马进行对比。今天这位教师讲雅典的民主政治一课，40分钟内他极力宣扬了两个观点，第一是雅典实行民主政治的时候，中国实行的是专制统治；第二是雅典的民主政治有很大的局限性。依照他的思路，学生很自然就会得出结论：有局限的雅典民主也比中国的专制主义强啊。
对这个问题，我思考得更多。按照这位教师的逻辑，我们是否也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一中国近代的落后，其实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注定了；而近代西方的强盛，早在古希腊时代就种下了善因。说白一点，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秦朝的时候，中国就注定了有1840年鸦片战争的惨败。这样的历史宿命论真有点令人不寒而栗，相信大多数人也是不会接受这样的结论的。但是沿着上面的讲课逻辑，得出这样的结论又是很自然的事情。于是我在想，能不能简单地把雅典政制与中国对比?而且一口咬定雅典就比中国强?
历史事物的对比一定要具体全面，不能够空泛片面。下面我们不妨先对比一下中国与雅典的情况：
首先，从时间上看，雅典实施民主政制的时期如果从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改革算起，到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维持时间大概是200年左右。这段时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末期和战国前期，属于中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时期。
其次，从地理环境和人口上看，古代雅典城邦的面积大约是1060平方英里，鼎盛时期的人口大约是40万人。中国战国七雄中的任何一雄土地面积都比雅典大得多，秦朝的疆域是几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2000万。
再次，从政制的命运上看，公元前4世纪晚期。古希腊被马其顿吞并，包括雅典在内各个希腊城邦都失去了独立地位。其后又接受罗马共和国的统治。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共和国基本上抛弃了雅典式的民主政制，因此可以大致认定，到了公元前4世纪晚期，雅典式的民主政制在实践的层面已经结束。中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形成于战国时期，如果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算起，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体制竟然大体不变地延续了两千多年。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古代雅典与中国的差别非常大，随意地下结论说谁比谁强是极其不严谨、不科学的。雅典选择了民主制度，中国选择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在当时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其实，越是有名望的学者，在中西对比的问题上就越持慎重的态度，当被问及“古希腊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有无可比性”时，陈乐民先生第一句回答就是“这是一个大问题，并且很难讲清楚”。
那么，战国时期中国形成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有什么必然性和合理性呢?刘泽华教授的观点是较传统同时也较有代表性的。他认为在战国和秦汉期间，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这种政体是结束封建割据、推进统一国家产生的关键因素。……而统一国家的产生，又是任何民族形成真正的民族独立与发达的经济文化的前提。第二，作为君主集权附属物的官僚政治取代传统的贵族政治，是古代中国政治的革命性变化。它使整个封建统治机体从褊狭腐朽的宗法藩篱下解脱出来，走向一个新天地……第三，君主集权制在其形成过程中，打破了许多与传统的宗法分封制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给各阶层民众提供了改善原有社会地位的契机……无论在哪个领域，只要按集权统治的需要去拼搏，就有可能改善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由此造成了一种奋发向上的社会风气。而这种风气正是战国时代人才辈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飞跃发展的巨大动力。”而新的研究成果也是进一步强调其制度创新的一面，并且指出在当时中国的国情下，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秦汉以后中国统一的皇权政体虽然为近世以来无数人所诟病，但是在其建立之初。却是一项伟大的创制，因为它所取代和超越的。是以往那种十分狭蹙的制度模式……既然秦汉时代所要成就的，是‘备天地万物古今’这样空前伟岸的国家制度和文化制度，那么建立‘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权力体制、从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所需要的社会能量。就几乎是当时唯一可能的路径选择和必须付出的制度成本。”
如果分开来进行分析，对于中央集权制度我们一直是以肯定的评价为主的，关键是如何评价君主专制。从人类历史来看，君主专制的出现有过两个鼎盛时期：第一个是古典时代，中国、埃及、印度、阿拉伯、拜占庭等都建立起君主专制的政治模式；第二个是从十五六世纪开始到十七八世纪结束，欧洲的君主政制摆脱了中世纪神权政制的桎梏，完成了从贵族君主制到等级君主制再到专制君主制的演变。可以说，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中，君主专制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都代表着进步的潮流，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
因此，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和中国战国、秦汉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在当时都属于伟大的制度创新，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我们不能够简单地下结论说雅典就比中国强。到了明清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是走向了僵化、没落和反人性，中西方在制度上的优劣开始显现出来，但此时西方所兴起的代议民主制度其源头是中世纪英国的《大宪章》，而并不是古代的雅典，所以同样也不能够证明古雅典的民主就比当时的中国强。
如果一定要拿古雅典与中国作比较，有一点倒是可以比的，那就是早在古典时代，希腊城邦就成为各种政治模式的试验场，僭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等等纷纷登场，从而使亚里士多德能够从容地对比各种政体的成败得失，写下了《政治学》一书；相反，自从秦始皇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后的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人就没能接触到其他更先进的政治制度，也想象不出还能够有什么样式的其他的政治制度。因此，“在士大夫的思想里，国家遭致的战乱、分裂、王朝的衰亡。不是封建制度出了问题，不是极权体制具有不可克服的弊病，而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体制受到破坏，甚至是仅仅因为皇帝大权旁落。所以，改朝换代的结果，反而是封建专制制度进一步得到改善和加强”。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文明要健康地发展，走向良性的循环，一定不能够自我封闭，一定要加强文明间的交流合作。
我们常说，历史教育一定要帮助学生树立起民族的自信心。中国文明并非十全十美的文明，有她的闪光点，也有她的阴暗面。但是，几千年来，中国人自强不息，取得起举世瞩目的文化成就，并使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地发展到今天，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每个中国人的自信力所在。我既反对旧课程的内容，片面夸大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点，学生以背诵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堆“世界第一”为能事，也反对某些教师在处理新课程内容时的做法一机械地进行中外对比，把中国古代的政治描绘得一片漆黑，对国外的政治制度顶礼膜拜。我们要学会运用历史主义的思维方法分析历史问题，走出历史宿命论的怪圈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民族并不注定永远兴盛，要不注定没落衰亡，到底是兴盛还是衰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自身的选择。诚如孙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民族到底是昌还是亡，道理其实很简单，就看这个民族有没有做出正确的抉择而已。
责任编辑 陶亚敏